总期号： 当前期号：2011年第五期 作者：---
编者按：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展现辛亥革命党人在长春的足迹，揭示这场伟大革命对长春社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市政协联合市档案馆挖掘整理长春辛亥革命时期的史料档案，编辑出版《辛亥革命在长春》，真实再现了一百年前长春的风云际会，释读了辛亥革命中的东北元素、长春元素，丰富了长春的历史文化，填补了我市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本刊将陆续摘要刊发《辛亥革命在长春》部分章节内容。
清末民初的长春时局
20世纪初的长春，处在一个特殊的势力旋涡中。这些势力和同时存在的三条不同主权的铁路密切相关，这三条铁路即中东铁路（属俄国）、南满铁路（属日本）和吉长铁路（属中国），它们在长春交汇，同时将长春割裂开。
可以说，长春城市的近代史几乎就是围绕铁路展开和发展的：俄国和日本在长春铁路附属地成为国中之国，将长春分割成三块不同治权的区域；铁路使长春区域地位提高，日俄分别在长春成立领事机构，英美也申请设馆；铁路将近代工业带入长春，中外资本的制粉业名噪一时；铁路还客观拉动了城市建设，使长春出现近代化的电力、通讯、供排水等城市基础设施；铁路使长春成为东北乃至东北亚的交通要冲，外国洋行、银行纷纷进入，多种货币在此流通，欧洲商人也涌入长春。还是因为铁路，长春成了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俄国和日本都有正式军队驻扎。到1907年，鉴于长春的重要战略地位，北洋新军的精锐、陆军近畿第三镇在曹辊的带领下进驻长春。这种“三分天下”的局面，勾勒出100年前的长春各种势力此消彼长，明争暗斗日趋激烈。正是这样的土壤，使革命的火种在长春得以酝酿。
把镜头拉回到100年前，我们可以在匆匆行走的人群中看到熊成基、宋教仁、章太炎、蒋大同、林伯渠、商震、陈干等人的身影。他们或兴学办报，揭露和斥责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抨击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或是奔走呼号，兴办实业，捍卫国权；或是联络绿林，存粮购枪，伺机起义。
10月10日后，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长春，振奋了在长春活动的革命党人。受革命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欣喜若狂，准备迎接民主共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开会商议，响应武昌起义，力主吉林独立。长春市广大市民和工商业者拒绝使用大清银号和地方永衡官贴局发行的清朝纸币、钱票，纷纷到钱庄、银号挤兑现洋，以示对清庭的不信任。与此同时，驻长春的陆军第三镇奉命南下，去镇压南方和革命。10月末，第三镇与南满铁路商定出货车35辆，载走炮队200人、大炮12门、马400匹，两天运走官兵2880人。军队的调动更引起长春物价上涨，官贴大跌。监狱暴动，逃出60多人。长春许多地方官吏惶惶不可终日，在暗中自谋脱身之计。
此时长春的政局和东三省的其他省一样，活跃着旧官僚、革命党人、立宪派、宗社党等各种力量。“防 列强干涉”、“保境安民”及“和平独立”等观念一时成为主流，在各派不断妥协中，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代表的官僚阶层牢牢控制了局势。国民保安会的成立，标志着旧官僚、立宪派占了上风。奉天保安会的成立，使各地纷纷效仿。长春知府何厚琦召集军政警商学各界人士，也宣布成立长人保安会，推举本南路道主官孟宪彝、陆军第三镇统制曹辊为会长。保安会实际上是替朝廷维持地方封建秩序、等待时机镇压革命党人的。1912年2月12日，溥仪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宣布退位。2月15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组织了北洋政府。2月29日，长春接到吉林巡抚陈昭常指令，撤销长春保安会，宣布共和，摘下清朝龙旗，挂上民国五色旗。
熊成基在长春的革命活动
1910年2月27日，在吉林市巴尔虎门外刑场，一个器宇轩昂的年轻人身负手铐脚镣，大义凛然，英勇赴死。临刑前，他对送行的民众说：“我非盗犯，乃欲为民倡议不遂而死之首领也，今生已矣。我死，愿继我而起者大有徒也。”他，就是年仅23岁的革命党人、同盟会员熊成基。
熊成基（1887?1910），字味根，江苏甘泉（今扬州）人。1902年，熊成基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后入南洋炮兵学堂，毕业后分配在新军第九镇炮兵排长，后调任安徽新军混成协马营和炮兵队官，曾参加安徽岳王会和浙江光复会等革命团体。1908年，他借清政府令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集结安徽太湖举行秋操之机，领导了震惊全国的反清武装起义??安庆起义。起义失败后遭到清政府通缉，逃往日本。在日本，熊成基加入了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等一起，总结革命经验，研究革命方略。不久，受黄兴委派，回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09年2、3月间，熊成基第一次来到长春一带活动，想联络清军第三镇官兵反正，准备武装起义。在长春，熊成基对外自称河南人张建勋，与当时在长春的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蒋大同、商震等人秘密商定行动计划，准备在吉林省蜂密山建立起义根据地，储备粮食，筹集弹药。但由于经费困窘，这一计划暂时搁置。一个月后，熊成基返回日本
1909年9月，熊成基乔装打扮再次来到长春，意欲通过售书“藉此联络俄人”，一来筹得革命经费，二来“酿成战局”，以便“从中举事”，策划反清起义。熊成基到长春后，住在商人臧贯三家里。臧贯三的儿子臧克明在日本留学，与熊成基相识，所以熊成基先暂时住在臧贯三家里，并“嘱其代为租房栖身，并将售书来意告知”，请他留意代找买主。臧贯三随后通过一俄文翻译找到驻长春二道沟的俄国守备队翻译邰善征，托他向俄国军官卖书。由于当时只给俄国人看了书的目录，俄国人不相信书的价值，所以买卖没有做成。
为了将书尽快卖出，早日筹得革命经费，10月中旬以后，熊成基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以跟俄国人学习俄文为名，“暗谋交结俄人，销售秘密书册”，并“纠合同志，以图大举”。当时有一“俄部大臣”来哈尔滨，经由在哈尔滨经商的俄国人介绍，熊成基与该大臣见面商谈售书一事，准备“先交样本两册，议价银一百万”。
此时的长春对革命党人来说已处于白色恐怖状态。这一时期，许多同盟会成员抵达吉林、长春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清政府如临大敌，严防革命党人“潜谋起事”，并对告密者悬以重赏。见利忘义的臧贯三向吉林巡抚陈昭常告发了熊成基，并成了警察的“线人”。1909年11月，熊成基再次来到哈尔滨时，臧贯三跟踪而至查看动静。跟踪了十多天，确定熊成基住在哈尔滨宾如客栈，立即向吉林巡抚陈昭常告密。陈昭常获此密报，吉出望外，立即调集人马直奔哈尔滨进行抓捕。1910年1月30日，熊成基在哈尔滨宾如客栈被捕，次日晚被押解到驻长春的吉林西路道审讯。
审讯中，熊成基慷慨直言，畅述革命情怀，毫不隐瞒自己的革命行为，并写下洋洋洒洒的“自供词”：“吾生平磊磊落落，言无不吐，既承明问，直书胸臆以答”。直言他的革命宗旨就是要“推翻野蛮专制政府，重新组织新政府，俾我同胞共享之幸福，以涤我祖国历史上莫大耻辱”。痛斥清政府的野蛮专制，表现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气概。
熊成基被捕入狱的消息传出后，活动在东北一带的革命党人和有识之士，曾多方营救。吉林巡抚衙门的日本翻译、同盟会员廖仲恺，在东北活动的革命党人林伯渠以及著名的“关东三杰”蒋大同、商震、陈干等人都在想方设法进行营救。但熊成基是朝廷悬赏捉拿的“安庆首逆”，对他看押十分严密，营救最终没有成功。为防夜长梦多，1910年2月5日，吉林巡抚陈昭常急急电奏北京军机处，请求朝廷将熊成基验明正身，就地惩办。1910年2月27日，熊成基英勇就义，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实践了他生前所说的“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终”，“牺牲一身，以利社会”的壮志。
中学生大闹清赋局 林伯渠暗中保护
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911年5月25日），长春府中学堂的学生刘宪孔等四人到清赋局交纳房租，因不满苛征租税，与蒙租柜差役发生口角，并遭欧打。清赋局平日收纳租赋，时常欺压百姓，该校学生早已不满。
闻讯后，该校三十多人赶至蒙租柜，飞石剧击，将该局玻璃门窗及屋内洋灯、磁器全部毁坏，并欧伤局员一人。随后，中学堂文实两科及师范班全体学生上书本城议事会，历数清赋局征收苛捐杂税、欺压百姓、收受贿赂等七条罪状，要求还给学生清白。
在“中学生大闹清赋局”之前，中学堂的青年学生曾几次因不满教学、加收膳费等原因发生罢课和退学风潮。为此，吉林提学使屡次电令该校监督，“将显系在场滋事之生一律开除，交府看管，听候惩办”。长春知府何厚琦为防事态扩大，亲自赶往中学堂，宣称开除刘宪孔等十名学生，送交府署看管。学生闻听此事后，义愤填膺，引发了一场八十名学生罢课示威抗议活动。一时间，其他学堂学生也纷纷表示支持中学堂罢课行为。
对此，吉林提学使做出决定，委派省视学詹钰、普通科一等科员林祖涵前往查办。
林祖涵到长春后，极力保全学生，说服詹钰共同复电提学使，“力求转环，必求一完善之策以处之”，联络长春绅士出面求情。这次青年学生抗租的正义斗争在长春影响很大，迫使当局一再让步除学生刘宪孔被责令赔偿租柜损失费四千吊、“照章斥退”外，其余80多名学生得以保全学籍。
这位名叫林祖涵的吉林提学司科员就是若干年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林伯渠。林伯渠青年时代目睹清廷腐败，处国列强不断欺凌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富国强兵”思想，赞成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林伯渠东渡日本，结识了黄兴、宋教仁、蔡锷、廖仲恺等革命家。1905年8月，在日本听了孙中山先生讲演后，经黄兴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林伯渠在吉林教育界任职4年多，1911年8月，被同盟会召回上海工作。
“革”辫布新废旧俗
“你这人真辫子！”在民国初期，这是实实在在的一句骂人话，“辫子”泛指一切有害无利之物。
辛亥革命过后，剪辫风潮从地下走到地上。盘在头上近三百年“烦恼丝”究竟剪与不剪，成了辛亥易帜的重要标志，也成了普通百姓从身体到内心的一场革命。
中国成年男子留辫的习俗是清代开始的。留辫是清入主中原过程中为了强迫人口占大多数的汉族臣服于满族专制统制的一种极端政治举动。当时的口号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清军所到之处，不管是前明官员，还是普通百姓，必须剃发，只留下一个小辫子在脑后。这是对汉人情感的严重伤害，很多汉人因此而死。清代留辫是强加给成年男人的规定，而一些反清人士为了强调反靖志向，则把不留辫子作为一种标志。所以留不留辫，兹事体大。
对剪辫的颁布，当时的长春人或欣喜，或惶恐。欣喜也好，惶恐也罢，男人脑后的那条辫子毫无疑问地成了革命的对象。
1911年，在武汉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新军暴动之前，清政府不得不发布自由剪发之令，西南路道孟秉初观察使首先将辫子剪去，紧随之后的是审判厅刑事科推事等人剪去发辫。于是上行下效，百姓中也有剪辫达到数十人。
当时长春各界均以剪发为荣，自治研究所学员因接到“自由剪发之谕”，后见西南路道孟观察使已将辫发剪去，仅两日剪发辫数十人。
当时在长春有名望的绅士们也纷纷支持剪发，自治研究所长何晓川、劝学所视学滕竟波、总董事毕维垣均将发辫剪去。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颁布剪辫通令，致电全国：“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剪辫是革命者与清王朝决裂的第一步，所以南京临时政府一定要在这方面开刀。不过在长春，初期要求军警学政各界必须执行剪辫外，商民可自便。巡防统领诚德堂为此如今榈下说：“共和成立，断不容留发辫以贻国耻。”并带头剪辫，兵丁看后相互剪去发辫。
1912年10月10日，为庆祝国庆，长春府还设立了义务剪发会，组织剪发宣讲员演讲。农工商各界剪发人数猛增，报名剪发的竟有400多人。剪发铺的生意也比以前红火了，前来剪发的人很多。一些剪发铺还趁机涨价，弄得老百姓有点不知所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