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已然从一种口号渐变至心理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仅不是一无是处，反而能为当下的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助力。鉴往知来，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对于国家、民族、个人的重要性，“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那么何为“文化”？又怎样才“文明”呢？两者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和文化传统中有不同的解释：有以文化等同于文明者，亦有以文化包容文明者，也有文化与文明相对立者，众说纷纭。如18至19世纪的德国，文化与文明是被作为对立词来用，文化是指知识阶层的艺术、科技成就和道德观念等，而文明是指向贵族式的“追求名誉”、“表面的礼仪规范”、“肤浅”、“不真诚”等。康德言“我们由于艺术和科学而有了高度的文化。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礼貌和仪表方面，我们是文明得甚至于到了过分的地步。……因为道德这一观念也是属于文化的，但是我们使用这一观念却只限于虚荣的外表仪式方面表现的貌似德行的东西，所以它只不过是成其为文明化而已。”这里的文明与文化的用法即体现了康德所处的时代特色。可说，文化与文明这对词汇的现实运用，必然折射出不同时代的相异社会思潮。
考查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文化”一词，我们也会发现其意蕴指向中华传统思想的特质内涵。“文”的甲骨文写法为
是人身的纹身，在胸部刻画种种花纹。以花纹修饰身体，所以有“纹饰”之意。《易传》中有《文言》篇，即取意以文字修美《乾》《坤》两卦。许进雄考证：“此字在甲骨文、金文都作为死者的美称，不见用于以赞美活着的人。如商王文武丁是死后的名号，周文王是周武王于克商后才追谥的名号。其他若前文人、文考、文母、文妣，无不是对死者的称呼。” 所以许先生言道：“想来商人和周人都有于死者胸前刺花纹并染红，或者洒上红色的粉末以代表血，以象征破坏身体而流血的古代传统。”《史记·吴太伯世家》有断发文身的故事，其文如下：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佰、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饹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吴太伯断发文身，可能即是以“文身”明“死志”，因而能表示其让位于人的意愿，从而成全了季历和姬昌。概言之，“文”的本意即意味人以自身之意愿，有意识的择取和修饰，将人为与自然的状态区分开来。
何为“化”呢？“化”的甲骨文字形如，
是直立与倒立的人，可以解读成生死转变。生命最大的改变，无外乎生死。所以“化”字本身，即意味着改变，由生到死，由死到生。《庄子·齐物论》言“方死方生，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正可作为“化”字含义的注解。这种改变，可以是自然而然，亦可能是受力于外，由外而内。
将“文”与“化”合而观之，这两个字皆体现出了某种“改变”。不同的是“文”字指向人为的选择，标示有意而为。而“化”则有多种可能，既可以是源于自身的发展趋势，也可能是外力强为。
“文”与“化”联缀使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文献是《周易》《贲》卦的《彖辞》。《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艮上离下，《周易集解》引王廙言“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为体，层峰峻岭，峭崄参差。直置其形，已如雕饰。复加火照，弥见文章。”重峦叠嶂，似山体自修；火为光明，也似以火光休美山体。《彖辞》的解释是：离卦二阳一阴，是坤卦一阴入于乾卦，阴来休美阳，即“柔来文刚”。艮卦二阴一阳，是乾卦一阳入于坤卦，阳来文饰阴，所以“分刚上而文柔”，因此阴阳互相休美。表现在天上，日月交替，星宿轮值，这些可看作是对天空的修美，可称之为天文。体现在人伦中，人居善立德，行于善道，止于人之所当止，这些可视为是对人的修美，可称之为人文。仰观天文，可以依据斗转星移测度时变，与时偕行。体察人文，可以用人文影响、教化、改变他人，从而变革社会。所以中文中的“文化”，首先是观文，然后是“以文而化”。
“观文”是人理性意识不断发展的过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传说中的伏羲氏，仰观俯察，中探人伦，也就是深研天地万象，从而归纳总结，创立八卦。以八卦作为应对世事变迁的工具。“以文而化”则是改变的过程，人以其所创造的“文”，这些“文”多是效天仿地而来，相互影响，互教互化。概言之，中文中的“文化”，从其字义到联缀使用，皆指向人观天察地，创造出非自然的产品，如语言、文字、符号、制度、观念、行为以及器用等，并以之为工具，对整个世界加以影响，从而将人与自然区分开来，让世界在一定程度和意义能够满足人的需求。所以“文化”，在中文中也就意味着“人化”。因而文化，最广义的涵义，就是对人在历史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抽象概括。
人作为类的存在物，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加以概括，可以有五个向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身与心、社会与社会。人创造的所有文化，可以说皆是针对这五个向度的创造。自人类从类人猿进化到人，我们的远祖，原始人就开始创造文化，并且这种创造将伴随人类的始终。时易事变，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不断改变，文化的具体内容也变动不居。大浪淘沙，那些能够解决问题的创造就被保留下来，成为传统，影响当下。那些只适宜于过去，而不能适应当下的观念及物质创造，就成为了过去时的历史。所以并非所有历史观念及器用创造皆能称之为“传统”，更非所有传统皆有鲜活的生命力，为多数人所接受。事实上，面对时代的变迁，传统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不是复古，而是如何开新。
相较而言，拉丁语系中的culture或cultura一词，本意为耕田或者一种耕作农业，作为动词用时为“cultivate”,即耕种。耕种也就意味着对土地、农作物的照顾和保护，引伸为对人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培养，指向精神的表现，也就有了“文化”这一含义，再进一步发展出行为方式、民族风气等意义。如果逻辑展开这些意向，耕种必然意味着对耕作对象的自然属性的重视，所以精神陶冶也就有了侧重于培育人之为人的本然状态的意味。反观中文的“文化”，其特点是“观文”后的“以文教化”，指向以“文”化“人”、以“文”化“物”。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文化”的在中西文字学上折射出的不同意蕴倾向。
可以说，文化如果是指人化，那么这种“人化”必然因于相异的地域环境、谋生手段、社会关系、心理诉求，而表现为不同的民族样态、地域特色、时代风貌。因而文化，自其产生之初便指向了多样性或多元性。我们于距今约250万年到1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的不同文化遗迹中，可以看到早期先民对于如何选择、加工石块、骨头及木材，就已表现出差异。如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人、山顶洞人，他们对火的使用、骨器的制造、石器的打造，已体现出不同的人为择取。至新石器时代，这种类的差异就更加明显，例如同处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对陶器色彩的选择相异甚明，仰韶文化以彩陶为主，而龙山文化突出的代表色彩则是黑色、灰色。可以说，“文化”所表征的是“人”作为“类”的主观活动创造，是对人为的客观描述，本身并无褒贬之分。如果说，“人化”即是“文化”，那些未被人的意向所观照，进而未被改变的原始朴素状态，我们称之为“天然”或“自然”。这就说人为与天然（自然）相对，“文化”与“自然”可以被看作为两个不相容的概念。
如前所言，文化与文明并不能等同。何谓“文明”呢？“文明以止，人文也”，明是光明、光辉，“文明”的中文意蕴是以“文”而光明有光辉，这里的“文明”就带有了一种价值向度。如果说“观文”是人对“文”的主观创造，“文明”则是对“文”内容的又一次辨别择取。并非所有的文化皆能被称之为文明，只有符合某些尺度的文化，才可以 “文明”称之。
那么文明的尺度是什么呢？标准是一元还是多元的呢？从人类建构人与自然、人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看，文明应是经由历史沉淀下来，对于人与自然，及人际关系能够起到有益作用，也即是符合人性的基本追求，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的人文精神、物质创造、公序良俗等的总和。如果说文化标指人的一切创造，与“自然”状态相对立，文明则是人所创造中的那些使之与野蛮状态相对立的所有自然行为与社会行为的集合，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如汉文字、家族观念、天人相合的理念、四大发明等等。
综上而言，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从内容上讲，文化重在对人存在方式的描述，文明重在价值、品质的判断。文化的主体是人，自从有了人即有了文化。而文明是文化中反映人类前进方向的内容，所以在时间上文化先于文明，或至少在文化与文明的内容相对匮乏的人类早期两者有重合的可能性。以发展历程看，文化作为人的类存在方式，在一定的民族、地域中具有相对稳定性，即使历经沧桑，其核心观念也会内化于民族心理，从而展现为传统，体现出延续性。文明因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知识不断的累积，而出现跨越式的发展，如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器时代、计算机时代、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等等。就人的发展而言，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理想的社会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只能具现为具体的阶段性发展，因而文明表现出非常明显的阶段性。从性质上讲，文化即人化，是一中性词，是对人作为类的客观实存的表述，而文明则有褒义性质，是以公序良俗等为价值标尺，经人为辨别判断后而标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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