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奇最新力作——《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

——发表于《文史哲》2012年第五期

（一）从时代背景看，楚汉之际是新旧阶级制度交替的时代，项羽的命运是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命运的的反映。项羽的失败是一个没落阶级不可避免的历史命定，随着项羽的逝去，宣告了中国贵族时代的最后完结。

项羽出身于一个楚国旧贵族的家庭。《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籍，下相人也，字羽……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但项羽生不逢时，其家族随楚国的灭亡而败落。他所处的秦代，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初建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主体形式。反映在社会阶级的层面，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是摆脱了宗法制度束缚的士人阶层，这个阶层凭借着自身在知识上的优势，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官僚阶层的主体部分，社会的重要角色。与之相比，贵族阶级已走向末路。贵族阶级的没落与以下社会条件有关：一是分封制的废除。分封制度通行于夏商西周三代，在春秋时期开始解体。贵族阶级是分封制度的产物，世袭权利的家族传承是贵族的基本特征之一。随着分封制的消亡，特别是六国的消亡，贵族阶级走入末路。二是社会的竞争淘汰。特权是贵族的依赖，旧社会的游戏规则是贵族安身立命的保证。对特权的依恃，导致了贵族自身素质的退化；社会游戏规则的变动，使得贵族面对变化的社会手足无措。在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政治竞争中，贵族表现得茫然而低能，他们在传统道德文化方面的优势反而成为一种负累。在道德败退、世风日下的社会背景下，贵族及其文化成为一种不合时宜。项羽的形象和命运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生动的注脚。

与贵族阶级的没落相反，以士阶层为代表的平民阶级开始崛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王室衰微，大国争霸，颠覆了传统的政治秩序。崇尚耕战，急功近利，成为时代的主流社会价值。在当时社会的竞争中，许多平民精英脱颖而出，打破了贵族对政治的垄断。如齐国士人鲁仲连就是一个典型。司马迁评价他说：“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詘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①]而出身低微的李斯在入秦前对其老师荀子所说的一番话，足以反映当时的是态势：“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②]战国的兼并为平民精英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社会背景。陈涉、吴广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相号召，发动起义，说明了这种观念已为当时社会所认同。

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消灭了六国的贵族势力。继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从政治和制度两方面给予贵族势力以毁灭性打击。贵族阶级作为一支现实的政治力量不复存在。但他们的社会文化影响依然存在，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特别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没有很好地解决地域文化的矛盾冲突问题[③]，六国民众的被征服感深切，这就为日后的六国反秦斗争埋下伏笔。至秦朝末年，爆发了反秦大起义，其基本的战争形势是“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④]。可知当时反秦斗争的特点：一是反抗局限于关东地区，带有明显的地域性。二是农民起义很快转化为六国贵族的复国运动，以贵族为主体的“诸侯”成为陈涉死后反秦斗争的领导者。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历史原因有二：一是秦朝征服六国统一天下后，没有采取有力的政策弥合原秦国民众与其他六国民众间的文化隔阂和冲突，遂导致了“关中”与“关东”地区间的地域对立。二是六国旧贵族势力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代表符号仍然具有影响力，在复国斗争的旗帜下，通过拥戴旧贵族，六国民众在精神上满足了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回归。旧贵族在当时成为地域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们的社会号召力是显而易见的。如秦朝末年的反秦斗争中，范增劝项梁“求楚怀王孙心民间……立以为楚王，从民望也”。东阳陈婴被推举为一支反秦武装的领袖。“陈婴母谓陈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也。’”[⑤]所谓“我倚名族”的心理，正是当时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意识。当时的六国民众，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六国贵族之后作为自己的反秦斗争的领袖，正是这种社会文化意识的反映。六国贵族作为文化旗帜起到了凝结人心的作用，顺应了六国民众反抗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异己文化的需要。而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武装不负众望，带领民众推翻了秦朝的残暴统治，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中，项羽指挥的“巨鹿之战”，是击败秦朝军事镇压的决定性战役。项羽很好地完成了历史交付的任务，在当时反秦斗争中的作用是居功至伟的。但项羽现象，毕竟是中国旧贵族阶级的回光返照。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历史的矫枉过正，出现了项羽主持的大分封。对此史家多归咎于项羽个人的作用，指责其为“倒行逆施”。殊不知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这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是历史情势所致。项羽不过是历史必然性的执行人。项羽旧贵族的身份，使他担当这项历史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命定，历史的选择。分封制度的复辟引发了“楚汉之争”，项羽自食其果，身败名裂。随着项羽的身败名裂，历史再次验证了分封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项羽以自己的牺牲换得了历史方向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羽是一个“代历史受过的悲剧性人物”。一个时代随着一个代表人物的离去结束了。新兴的汉皇朝以崭新的面目面世，形成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从此开启了“平民”时代。司马迁认为：“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⑥]陈亮说：“匹夫不阶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变而古今之所无也。”[⑦]赵翼也评价其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⑧]，单就阶级的变迁而言，是为确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羽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贵族”。

（二）

从项羽的品格看，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社会贵族阶级的一些典型性格特征。我们从项羽与刘邦的言行比较中，也可以窥见贵族与平民阶级在群体性格上的差异。

首先，项羽的“斗力”与刘邦的“斗智”。项羽以“力拔山兮气盖世”自诩，“力”与“气”是贵族的基本特征。《史记·项羽本纪》载：“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决斗”是贵族一决胜负的游戏规则，堂堂正正地挑战，是贵族的本色。所以项羽为了复仇，与秦军破釜沉舟，决一死战，成就了他巨鹿之战的历史伟绩，其动机中从来没有投机取巧的算计。这是项羽的性格，也是贵族的价值观念。“斗力”是贵族出身的项羽的本色。而刘邦则不然。在项羽于巨鹿苦苦拼杀的时候，他避实就虚，用了极少的代价捷足先登夺取了关中。“斗智”是他的权衡。但时代变了，价值观念变了，游戏的规则也变了，“功利”成为时代的选择，项羽的行为则成为一种“迂腐”。历史的进步是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的。他的失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悲哀。此外，从项羽和刘邦见到秦始皇出行仪仗的反映，也可看出彼此的差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其间所表现出的胸襟气魄，还是有所区别的。后者是仰视的歆慕，而前者则是俯视的轻蔑。

其次，项羽的“有礼”与刘邦的“无礼”。文化的教养是贵族的标志之一。而“有礼”是项羽的主要性格。《史记·高祖本纪》载：汉将高起、王陵评价刘、项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刘邦的平民经历，使他对儒学和儒生厌恶，“便溺儒冠”，动辄辱骂儒生，显示了平民本色。了解他的萧何也说刘邦“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而项羽，韩信对他的评价是“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⑨]项羽的“妇人之仁”还表现在鸿门宴上的优柔寡断，在他看来，暗算前来赔礼道歉的人算不得英雄手段。但刘邦却在“划鸿沟为界，中分天下”的协议后背信弃义，突然袭击，两人之间的道德高下可以立判。项羽虽为武将，但其举手投足之间，还是看出他的文化教养。尤其是项羽临死，尚不忘将自己的头颅交给故人领赏，反映了他对感情的注重。对比刘邦在逃生时甚至多次将自己的儿女从车上推下，以保证自己的生命，两人的情感意识的差别可见。对传统道德的恪守以及唯利是图的权宜处置，是当时旧贵族与平民的行为方式的差异之一。但平民依然有他们的优势。史称：“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⑩]作为平民的代表，刘邦的平易以及对民情的体察，与贵族的刚愎自用的专断和不谙民情的迂腐形成鲜明对照。

再次，项羽的“刚性”与刘邦“韧性”的较量。崇尚人身尊严，讲求道德气节，是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教育，养成了贵族的“刚性”性格，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项羽是这方面的典型。他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言中透着无奈与不平。当乌江亭长劝他渡江以图东山再起时，他却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11]道德自责溢于形色。刘邦则不然。民间的坎坷，养成了游走江湖的历练；命运的浮沉，练就了与时推移的沉着。平民本来一无所有，所以输得起，亦无所谓“面子”。所以刘邦屡战屡败，但却屡败屡战，凭借平民的坚韧，最终取得了胜利。

综观项羽的性格，可以说是集传统社会贵族阶级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于一身，是从旧的观念和立场去反抗秦的暴政的英雄。他凭借贵族的特殊身份和性格优势成功了，又因为其贵族身份的历史局限失败了。正所谓成亦“贵族”，败亦“贵族”。“贵族”群体性格的内在矛盾性，造就了项羽个人形象的复杂性，铸成了他悲剧性的命运。从这一视角去观察评价项羽，结论应该是：他是一个“末路英雄”。所谓“末路”，是指他的行为的不合时宜；所谓“英雄”，是指他做出了令人仰慕的历史壮举。“英雄”的标准不应该是“功利性”的，而应该是“价值性”的，即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句话反映了我们民族的达观。准确地讲，“英雄”是一个道德范畴，它应该是超越“功利”的。我们应该抛却庸俗的历史英雄观，尊敬自己的英雄，否则，我们的民族将永远不会拥有自己公认的“英雄”。

（三）

项羽的命运具有历史的典型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如果把项羽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那么自汉代之后，中国就没有了“贵族”。“贵族”文化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走上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道路。西方的中世纪，社会形成了一种固化的贵族制度。建立在诸多政治经济特权制度的基础上，生成了世代相承连绵不绝的贵族文化。这种贵族文化强调教养、荣誉、尊严、责任，以及道德意识，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和道德自尊。它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抑制抵消了专制王权在政治上的漫延泛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就是例证。所以西方的中世纪始终没有形成典型的专制王权政体，这其中既有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此外，贵族文化对自由人格和独立人格的养成也有积极的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则不然。自秦朝统一中国，就实行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制度文化。出于权力制衡的需要，作为一种制度补救，西汉之后，统治者为了保护“士人的节操”，在制度文化中形成了所谓“将相不辱”的规定。秦朝，尚存在所谓“将相不辱”的制度[12]。汉朝建立，这一制度废除而不用。究其原因，平民出身的皇帝刘邦就是一个不拘礼节的人。史载：“上慢娒士”[13]。加之当时将相多为“布衣”出身，自身没有自尊意识。遂常有轻慢侮辱将相大臣的事情发生。如丞相萧何为民请田于上林苑，冲犯刘邦政治忌讳，“乃下（萧）何廷尉，械系之”，应大臣谏才得以赦免[14]。至汉文帝依然。“是时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无事，复爵邑”。针对这些现象，贾谊上书汉文帝。他说：“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然则堂之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15]主张在制度上优礼将相大臣。自此之后，“将相不辱”才开始制度化。《汉仪注》说：“天地有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16]具体的事例，如西汉绥和二年，“荧惑守心”，有人上书言“大臣宜当之”。成帝下诏书与丞相翟方进：“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册赠以丞相高陵侯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它相故事”[17]。优礼将相大臣的制度，养成了士大夫名节不辱的人格范式。这种人格范式包涵了尊严、责任，和强烈的道德意识，形成了一种与君主专断、唯我独尊的帝王人格范式相制衡的消解力量。至明代君主专制恶性发展，“廷杖”制度兴，此制度方告结束。贵族文化的缺失，士节的不砺，是造成我们传统社会专制政治和民族国民性格某些缺陷的重要原因。

其次，楚汉之际的历史结局，昭示了一个道理，即一部中国社会的发展史，既是一部由“贵族”与“平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又是一部政治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依存的历史。其中“贵族”及其文化的作用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就社会政治的发展而言，历史是一部“平民”不断战胜“贵族”的历史。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发展，是一种“改朝换代”的模式。“贵族”的“特权”既是他们的生存依恃，又是其品质的腐蚀剂。正如赵翼所说：“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18]当他们走向腐朽时，就不可避免地被“平民”所取代。从政治角度看，是新生力量取代腐朽力量。但从另一方面讲，就社会文化发展而言，历史又是“平民”不断复制“贵族”的历史。一般地说，当“平民”变成“贵族”，“贵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在成为“贵族”的“平民”身上得到复制。中国的历史，是政治与文化错综交织的历史。“贵族”是一种“传统”，而“平民”则是一种“现实”。在政治的较量中，“现实”永远是胜利者。但“贵族”作为一种文化，却具有历史超越性，因为“贵族”文化中蕴含着我们民族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一以贯之的。《史记·季布列传》说：“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戹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司马光评曰：“高祖起丰沛以来，网罗豪杰，招亡纳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岂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己，犹以义不与也。戮一人儿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余年，宜矣。”[19]进取时可徼一时之利，守成中须定千年之计。“贵族”文化虑及的是千秋万代的事业。由此看来，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革命”，而且还包括“传承”，是“传承”与“革命”的统一。“平民”存在的意义是“革命”，“贵族”存在的意义是“传承”，二者不可偏废。我们对“贵族”文化应该有正确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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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②] 《史记·李斯列传》。

[③] 《史记·项羽本纪》：“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

[④]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 《史记·项羽本纪》。

[⑥] 《史记·高祖本纪》。

[⑦] 《陈亮集》卷三《问答》。

[⑧] 《廿二史劄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⑨] 《史记·淮阴侯列传》。

[⑩] 《汉书·高帝纪》。

[11] 《史记·项羽本纪》。

[12]《史记·秦始皇本纪》：“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下去疾、斯、劫吏，

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

[13] 《汉书·张良传》。

[14] 《汉书·萧何传》。

[15] 《汉书·贾谊传》。

[16] 《汉书·翟方进传》注引如淳曰。

[17] 《汉书·翟方进传》。

[18] 《廿二史劄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19] 《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