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引言写得好好的，结果不够500字没能发表，也懒得重写了，直接给正文了！
导言
我国的封建制度的确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地主阶级是地主阶级中的贵族地主阶级。贵族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治阶级，就代表着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贵族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出现总的来说主要有二种方式，一种是齐、晋模式，一种是秦、楚模式。齐、晋模式中的地主阶级是原来的卿大夫通过政变的方式掌握国家政权的，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就是这种模式的结果。由于这种模式是自下而上通过政变的形式形成的，通常情况下是新兴地主阶级与旧的奴隶主阶级妥协的结果，因而往往需要进行二次变革才能真正地确立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而秦、楚模式则相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主要由君主支持或发动而形成的。当君主的权力极其强大的时候，变法就比较彻底，像著名的就是商鞅变法；而当君主的权力不够强大时，新兴地主阶级仍会不得不与旧的贵族奴隶主相互妥协，变法也会不够彻底，像楚国的吴起变法。
到了战国的中期，战国初期形成的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已经完全结束，地主阶级之间开展了对全国统治权的争夺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的主导当时诸侯政策的合纵、连横格局，就是各国地主阶级相互斗争的集中体现。当时中国的矛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秦国最强，齐、楚稍次，燕、赵、韩、魏再次，其余国家更加弱小；另一方面是秦、齐、楚三国具有一统天下的实力，而其余国家则不具有。这就反映了二个主要的矛盾，一个矛盾是关中贵族与山东贵族之间的矛盾，另一个矛盾是三个大国贵族与其它国家贵族之间的矛盾。这二个矛盾交替出现，于是合纵、连横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齐、楚两国展开的。当秦国势大时，关中贵族与山东贵族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于是齐、楚二国倒向其余小国形成合纵；而当秦国攻势不强时，齐、楚二国各自想扩充实力，大国贵族与小国贵族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则连横形成。然而到了秦昭襄王执政前后，战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关中贵族与山东贵族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最主要的矛盾。这一变化主要由三件大事造成的，第一件大事是秦取巴、蜀，实力大增，秦国国力开始远超齐、楚二国。第二件大事是秦使张仪欺骗楚怀王，攻破楚都逼楚迁都，楚国从此一蹶不振。第三件大事，是四小国与秦合纵破齐，齐几乎灭国。至此，秦国一国独大，齐、楚疲弱，但四小国中赵国开始崛起，延缓了秦国一统天下的步伐。
在战国时期士族地主阶级是依附于贵族地主阶级而存在的，当时的士族地主阶级主要由“食客”、商人以及最下层的官员、军官等组成。战国四公子的三千“食客”，充分说明了当时士族阶级的地位低下。
庶族地主阶级在战国时期应该尚未诞生，当时的庶族地主阶级有的还没有与农民阶级分离，有的还没有与士族阶级分离，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比如刘邦的出身问题，我们就难以区分是庶族地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刘邦在夺取天下之后才有了名字，充分说明刘邦出身的低微），此时可以把庶族地方阶级和农民阶级合在一起，称为平民阶级。
题外一 秦为什么能够统一六国
秦为什么能统一六国？有人说是秦国执行了远交近攻的策略，有人说是因为秦国实力极其强大而六国不能同心协力。这些原因当然都对，但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与商鞅变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战国初期当时的七雄陆续进行变法，比较著名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当时各国的变法大同小异，比如限制或废除旧贵族奴隶主的世袭地位，变更土地所有制等等内容。然而商鞅变法与其他的变法相比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励军功”，“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见百度百科：商鞅变法）。这一法令发展到战国的中后期，逐渐成为秦国士族地主阶级通向贵族地主阶级的重要道路。而其它的国家由于变法的不彻底，实际上阻断了士族地主阶级通向贵族地主阶级的道路。
在战国七雄之中，由于只有秦国确立了士族地主阶级通向贵族地主阶级的制度，从而极大地吸引了各国士族阶级，像商鞅本人、吕不伟、张仪、李斯、白起等很多对秦国历史起着重大作用的人物都是来源于当时的士族阶层，这一政策与美国的移民政策是十分类似的。而相应的，由于山东六国的贵族阶级实际上阻断了士族阶级通向贵族阶级的道路，使得士族阶级在山东六国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有限，只能以“食客”的形式依附于贵族阶级。所以，秦国统一六国的根本原因是关中的贵族地主阶级与山东的士族地主阶级联手灭亡了山东的贵族地主阶级，这一点也与三国后期蜀国被灭亡很类似。当侯赢身死、毛遂自荐、鸡鸣狗盗的时候，六国贵族实际上已经将自己推向了死神的怀抱，因为他们抛弃了自己国家的士族阶层。
战国四君子都是贵族出身，与他们同时代的秦国的吕不伟则是商人出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用的廉颇、蔺相如等人都是来源于士族，赵国所以才能崛起。而战国四君子等人，把山东的贵族把士族当成自己的家丁来养，秦国的贵族把士族当成国家的家丁来养，所以秦国才会强大，山东六国才会弱小。
引言二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的阶级变化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当时的六国贵族势力已经极其衰弱。原来的主要矛盾，关中贵族、山东士族与山东贵族之间的矛盾，由于山东贵族的衰弱，转化为关中贵族与山东士族之间争夺胜利果实的矛盾。这个胜利果实，就是山东贵族被灭亡后在山东地区形成的贵族真空，山东的士族阶级想填补这一真空，然而关中贵族却害怕山东贵族死灰复燃，于是这一矛盾的最终结果就爆发了残酷的焚书坑儒事件。秦始皇通过焚书坑儒事件将山东士族与关中贵族的联盟关系彻底打破，将山东士族推向了自己对立的一面。而山东士族地主阶级则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不复具备与关中贵族相抗衡的实力。
秦始皇在打击了山东士族地主阶级之后，又做了几件错事，第一件就是严苛峻法、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墓以及筑长城，从而激化了以关中贵族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第二件错事就是没有处理好公子扶苏的继承问题，这一问题的最终结果导致胡亥二世上台使得关中的贵族阶级开始分裂并相互争斗。第三件错事则是秦始皇没有能够继续打击山东贵族和士族阶级，给了山东贵族和士族阶级以喘息之机，得以休养生息，实力复振。秦始皇做的这三件错事对秦末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关中贵族将农民阶级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给自己竖立了更加强大的敌人；而关中贵族又给了山东贵族和士族喘息的时间，山东贵族和士族开始联合，从而形成了山东覆灭秦朝的另外二大主力；另一方面，秦始皇在继承人问题上的处理不当，为关中贵族的分裂并因此衰弱留下了隐患。
第一篇 灭秦
一 关中贵族的第一次内部斗争
秦始皇死后，关中贵族内部开始了分裂和斗争。关中贵族的分裂和斗争开始于扶苏和蒙恬的死亡，以李斯的死亡和章邯的投降为分界点，以子婴杀死赵高和投降刘邦为结束的标志。
秦始皇灭六国、焚书坑儒之后，关中贵族内部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关中贵族地主阶级分为三个小的阶层，称为皇族、王族和普通贵族。皇族主要包括帝族和后族二大派，帝族的主要代表是皇帝及其储君（包括太子和亲王），后族的代表是太后和皇后（太后的储君，包括嫔妃）。王族的主要代表是其他的同姓王、异姓王等诸侯王。普通贵族的主要代表是世家贵族（旧贵）、功勋贵族（新贵）和宠信贵族（简称宠贵，如太监、皇亲、国戚、宠臣、弄臣等）。
由于秦始皇的死亡，皇族中的帝位空缺，于是作为亲王的胡亥向储君扶苏争夺继承权，当时关中贵族对二人的支持是有很大区别的，关中贵族中的旧贵，以蒙恬为代表，基本上是支持扶苏的，而新贵的代表李斯和宠贵的代表赵高则支持胡亥。由于秦始皇在皇位的继承上一直犹豫不定，使得扶苏虽然获得了继承权却没有得到新贵和宠贵的支持，为扶苏的死亡埋下了伏笔。关中旧贵在军中的代表蒙恬的死亡，在政治的代表的扶苏的死亡，虽然对关中旧贵的打击很大，但关中旧贵毕竟是关中贵族的最大一派，旧贵在关中地区的影响力仍然是巨大的，况且以仁义著称的扶苏还获得了当时的士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支持，这就使得胡亥在经过非正常手段获得的皇位的地位不稳，胡亥只有继续实行他老爹留下来的高压政策才能维持自己政权的稳定。为什么关中贵族中的新贵会支持胡亥而不是扶苏呢？这主要是由于关中的士族阶级是以法家为代表，山东的士族阶级则是以儒家为代表，因而法家出身的关中贵族阶级决不能容忍崇尚儒家的扶苏执政，因为这会导致新上来的新贵是来源于山东士族，从而形成山东新贵，这就断绝了，至少是减少了关中新贵的阶级来源。而对于宠贵来说，一个某些作风与秦始皇相似胡亥是秦始皇的宠贵能够继续受宠的重要方面，而素来与秦始皇“对着干”的扶苏则不太可能使这些人继续受宠。那么关中的旧贵为什么又支持扶苏呢？这主要是由于关中的旧贵与关中的新贵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秦国内部旧贵与新贵的矛盾由来已久，主要是由于新贵在上升为新贵的过程中会侵占了旧贵的利益造成的，为此李斯还写过著名的《谏逐客书》。
胡亥对关中贵族的打击，是关中贵族的遭受的第一次大的打击。《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于是二世乃遵赵高，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柰何？’”于是，“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以至于“宗室振恐。”“髃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关中旧贵实力大减，新贵和宠贵遂取得秦朝的统治权。
所以秦始皇死后，关中贵族的分裂和斗争不可避免，并最终使得关中旧贵实力大减。秦始皇时期构成全国地主贵族统治阶级的关中旧贵、新贵、宠贵三架马车少了“旧贵”这最重要的一架！与此同时，秦始皇的死亡对于山东的贵族、士族和农民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
二、山东的平民、士族和贵族起义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又先后激化了与山东士族、农民之间的矛盾，然而储君扶苏的出现又给了山东的士族和农民以希望，算是勉强缓和了当时已经较为激化的阶级矛盾。但是随着公子扶苏的死亡，胡亥继续施行秦始皇的残酷政策，彻底激化了当时的阶级矛盾。陈胜是一个极富眼光的农民领袖，他最先看出了关中贵族内部分裂的危机。他以公子扶苏的名义拉拢山东的士族阶级，以楚王的身份号令山东的贵族（可能是因为楚国经常做六国合纵的纵长，当然他本身也出身于楚地），短时间内就发展了很大的力量。然而陈胜的起义也有自己的缺点，首先他没有用楚国后裔称王，因而不能名正言顺地号令山东旧贵，难以取得山东旧贵的支持，其次由于短时间内起义的力量大增，给了陈胜以空前的信心，使得他妄图以农民阶级单独一个阶级的实力来挑战关中贵族。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当时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贵族与贵族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陈胜的出身决定了山东的地主阶级是不会真正服从农民阶级和陈胜的领导的。从《史记》中《陈涉世家》中可以看到，山东的贵族阶级趁陈胜、吴广起义之机纷纷自立的有赵王、燕王、齐王等等，甚至有立魏王而魏王不能至的怪异局面。然而他们却坐观农民军与秦军相斗而不救援，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不是偶然的。
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各地的贵族、士族和平民阶层相继响应，其中有一个人领导的一支由士族、平民组成的起义力量开始崛起，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刘邦。刘邦出身于平民家庭，从《史记》上看到，他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但是他率领的由低级官员和平民的队伍却在秦末的众多义军中脱颖而出，成为力量较为强大的一支队伍。刘邦起义军的构成变化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研究点，刘邦军起义之时，是由中下级官吏的士族如刘邦自己、萧何、曹参等和平民如樊哙、夏侯婴、周勃等组成的义军。由于刘邦军中没有上层的士族和贵族参与，使得刘邦军一开始就得到了众多的士族、平民的支持，军力很快就发展到几千人。当然，除了陈胜、刘邦两股义军之外，还有吕臣、郦商、陈婴、英布等等比较强大的山东士族、平民领导的义军，其余的平民起义军笔者则在《史记》中未见多有描述。陈婴、英布等投靠项梁军，吕臣军在《史记》中描述不多，但吕臣军的实力应该比较强大，比如项梁死后，吕臣军是楚地三大军队之一，“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刘邦军砀”（《史记•刘邦本纪》）。郦商军也比较强大，但后来投靠刘邦，“将卒四千人属沛公于歧”（《史记•郦商传》）。
陈胜、吴广起义后，山东贵族集团借助陈胜的力量，迅速起义和壮大，当时楚有项氏、秦嘉两大贵族势力，武臣、陈余等山东贵族借机向陈胜借兵复赵、燕、齐、魏等山东五国。山东六国中韩国最弱，张良说服项梁令韩成为韩王（《史记••留侯世家》）。
项氏集团的发展是山东贵族复兴的代表，项氏集团在起义前已经准备了很久，实力已经很强大。陈胜、吴广起义之时，项梁也在江东响应。陈胜失败后，诸山东贵族中，项梁与秦嘉争夺楚国的领导权，项梁胜利后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楚王。当时的山东诸国之中，以楚、赵和齐国实力最为强大，楚为首义，又经常在战国时为诸侯纵长，实力又强。因此秦国对付的首要对手就是楚国。但是项梁在一连串胜利之后，一方面轻视了秦军的实力，一方面又分兵项羽、刘邦军攻打陈留，最终导致定陶大败。
章邯在大败项梁后，误以为楚国实力大减，转而就近攻打当时的另一强国――赵国。但是章邯也估计错了，一方面，楚地损失的实力实际上是楚国的旧贵的实力，楚国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贵――项羽、刘邦、吕臣等人的实力并未损失。另一方面，秦国国内在关中的旧贵被打击了之后，掌握国家的新贵与宠贵之间的矛盾也即将爆发，并最终使章邯军腹背受敌，并最终迫使章邯投降！
三、关中贵族的第二次内部斗争
陈胜、吴广起义后，二世皇帝胡亥大惊，但此时关中旧贵的实力大减，胡亥只得依靠新贵和宠贵。于是新贵中的章邯挺身而出，先后击破陈胜军和项梁军立下大功！新贵与宠贵的斗争随即展开！
先来分析新贵，新贵是功勋贵族，因而个个都是有能力的人物，那么对于二世皇帝胡亥来说呢，他可没有他老子那样的能力，自然没有能力驾驭这些个新贵。如果关中的旧贵没有遭受损失，胡亥皇帝自然可以依靠关中的旧贵来压制新贵，但是关中旧贵损失殆尽，二世皇帝不得不依靠宠贵来维持自己的皇位！我们看当时秦国的局势，朝中新贵领袖李斯是丞相，朝外的新贵章邯统领了秦国大部分军队，可想而知二世朝中尽是关中新贵的天下，于是“事即有误，示髃臣短也。” 然而“二世皇帝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已” （《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在新贵与宠贵的斗争中，皇帝是站在宠贵的一边的。新贵虽然能力突出，但是却根基不稳、一盘散沙，没有了皇帝的支持，新贵就无法真正影响任何大事，因为没人会真正地听他们的。关中旧贵的实力虽然减弱了很多，但多年来依附他们的士族、平民却不是新贵能支使得动的。这也是秦始皇最终嘱意公子扶苏当皇帝的根本原因，因为公子扶苏获得支持的力量是秦国最根本的力量，是秦国的立国之本。
再来分析宠贵，宠贵是依靠皇族而成为贵族一员的，因而宠贵通常是没有能力计画国家大事的，但是胡亥“与高决诸事”，却可以让赵高狐假虎威借助胡亥的名义来决定军国大事。根据前面对新贵的分析可知，此时朝中的新贵犹如无头的苍蝇，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分化，一些新贵转而投靠了宠贵，另一些新贵则如无根的浮萍，无法作为。于是宠贵的实力越来越大，新贵的实力则越来越小，并最终被宠贵战胜，“竟案李斯杀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章邯想要投靠宠贵但没有不成功，“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赵高弗见，又弗信” （《史记•秦始皇本纪》），章邯进无法战胜项羽，退无法投靠赵高，进退无门，只得投降项羽！
当秦朝的第二架马车，新贵也损失殆尽的时候，秦国的灭亡已经完全无可挽回，这时秦朝的上层建筑，则只剩下唯一的一架马车――宠贵了！二世皇帝，作为名义上的各贵族的共同皇帝，实际上变成了宠贵一族的皇帝！那么，作为宠贵领袖的赵高与作为宠贵一族的皇帝谁更能代表宠贵呢？结果是赵高胜利，二世被废。否则，赵高将死，二世皇帝将代表宠贵。
但是宠贵的力量来源是作为各贵族共主的皇族，胡亥被废之后，旧贵不会承认赵高的宠贵地位，新贵也不会投靠宠贵，于是赵高不得不再找一个皇族以维持其宠贵的地位。由于新贵和宠贵都是来源于皇帝，所以赵高不得不选择受到旧贵支持的子婴。因为只有旧贵作为单独的贵族一派，才能独立支持皇族的存在！新贵没有根基，宠贵更没有根基，所以都不能单独的支持皇族的存在。但是赵高没有想到的是，关中的几乎所有的贵族已经完全要抛弃他了，他就像一个小丑，在台上扭来扭去，当他把所有的演员都赶下去的时候，台下的其他演员只好另起一台，不会再陪他演了。
四、项羽的转变
项梁定陶大战失败之后，楚国震恐，《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然而，章邯没有乘胜追击，转而攻赵，给了楚国以喘息之机，使得楚国有时间进行因为项梁的死亡而导致的权力争夺。
项梁死后的楚国内部的斗争，主要是在怀王与项羽之间展开的。怀王作为名义上的楚国国君，一直没有实权。项梁战死之后，给了楚怀王以机会，于是楚怀王“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一开始，怀王是明显占了上风的。怀王为什么会一开始占上风呢？首先，吕臣军和刘邦军是不会听从实力大减的项家军的指挥的，因而楚国各地实力派达到一定的平衡，使得怀王作为各派共主，可以名义上的号令各实力派。其次，项羽本人当时并没有完全掌握项家军的全部实力。因为项家军当时是分为项氏旧贵和项氏新贵两股实力，项羽、项伯等均为项氏新贵（此在以后会说到），范增等为项氏旧贵。
怀王在取得了一定的实权之后，尚未来得及巩固势力，便遇到赵国求救。怀王不得已，只好派军救赵。而怀王的这一举动正好给了项羽以机会，从而取得楚国实权。首先，怀王派刘邦军西攻秦，使刘邦军远离楚国，怀王少了一个制衡力量，当然也少了一个威胁力量。其次，怀王所派将领宋义在军中并无实权，因为他所率三军并非自己旧部，而且可以确定当时军中应该并无吕臣。第三，项羽整合了项氏在军中的力量，并在击杀宋义后，取得了军权。项羽是怎样整合了项家军呢？笔者认为这与范增有极大的关系。首先，秦军攻赵实际上导致了关中贵族与山东贵族的大决战，山东贵族一损俱损，迫使范增投向项羽。其次，范增作为项羽的亚父是从何时而来的呢？笔者认为这正是项氏旧贵与项氏新贵妥协的结果。以范增为代表的项氏旧贵终于承认项羽的领导地位，使得项羽终于整合了项氏的全部力量，并最终取得了楚国的全部实权。
项羽在击杀宋义并取得项氏旧贵的支持后，一方面取得了楚国的实权，另一方面又使得项羽的军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使得项羽从一个项氏新贵领导人转变成一个项氏新旧贵混合集团的领导人。项羽也从一个新贵人物转变成了一个新旧贵左右摇摆的人物，这也是项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项羽在合并项家军并击杀宋义之后，成为真正的楚国实力派，取得了与怀王斗争的胜利。项羽在掌握军权后连战连胜并收降章邯，取得了灭秦的关键性胜利。与此同时，刘邦则一路高歌猛进，成功地进取咸阳，灭掉秦国。
附1：范增亚父时间考。在救赵之前，《史记·项羽本纪》中写道“范增为末将”，说明范增在此之前尚不是项羽的亚父。而在鸿门宴中，则写道“亚父南向坐”，说明范增应该是在鸿门宴之前就已经是项羽亚父了。但是在这两个事件之间，项羽击杀宋义之后，一直在打仗，而且是一系列的胜利之仗，因此项羽不可能在宋义被杀之后，有时间和心情来做这样的无聊的事。所以，项羽只会在宋义停留的四十六天当中，为整合项家军并为击杀宋义作准备时，才会拜范增为父。
附2：项羽身世考。《史记·项羽本纪》中写道：“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然而《史记·项羽本纪》中又写道：“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项羽怎么可能会有两个“季父”呢？难道是司马迁的笔误？笔者认为项羽是项氏旁支而非嫡支。只有项羽是项氏旁支，才可以说明项羽为什么会有两个季父。如果项羽真是项燕嫡孙，则在《史记》中不可能只写项梁是项燕之子而不写项羽是项燕之孙。所以，笔者认为项伯是项羽嫡叔，而项梁则是项羽族叔。
以上均为个人意见，考证内容太少，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项羽是一个新旧派左右摇摆的人物，项羽手中的项氏集团也是新旧贵族混合的势力。这一点会在后面继续说到。
五、刘邦的崛起
刘邦在沛县起义后，组织了一个由平民、士族构成的起义军。起义之后，刘邦的队伍迅速壮大。然而刘邦的军事实力虽然迅速强大，但刘邦军的政治实力却依然弱小。这里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人的变化对比来看刘邦此时的政治地位。这个人就是英布，英布军的军事实力是比较强大的，但是英布先是听命于项梁的指挥，后来又听从项羽的指挥，最后又听从刘邦的命令，可见英布始终摆脱不了被人指挥、命令的命运。如果刘邦当年没有遇见一个人，那么刘邦在历史中的表现将不会比英布强多少，刘邦的手下将可能会被项氏集团瓜分完毕，刘邦的军队将可能会被项梁支解得四分五裂，到处都是。但是刘邦集团却发展得与英布不一样，刘邦在薛地见到项梁之后，非但没有实际上听命于项梁的指挥，反而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为何二人相同的政治地位，都是由平民、士族组成的队伍，却待遇、地位相差这么大呢？
这与刘邦在见项梁之前遇见的一个人物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个人物就是张良。张良是一个贵族，张良家“五世相韩”（《史记·留侯世家》）比之项氏“世世为楚将”（《史记·项羽本纪》）也丝毫不惶多让！张良的名气也十分大，张良“锥秦博浪沙”（李白诗句），张良收留项伯，张良下坯遇黄石公得授《太公兵法》，这一切都让张良成为山东贵族中的有名人物。张良的出身，张良的名气，使得张良的政治地位在山东贵族之中是比较高的，高到张良一句话，可以让项梁立韩成为韩王（《史记·留侯世家》）的地步。但是，这样一个政治地位如此之高的人物，却投靠了刘邦，这样一个此时尚未成名的“竖子”！一个贵族投靠了一个士族！一个稍微有点儿军事实力的士族！不异怪哉！
张良投靠刘邦之后，刘邦的政治地位大涨。此时的刘邦集团不再像开始的时候，是军事实力高于政治实力的集团，而是反过来政治实力高于军事实力的集团，于是才会出现项梁 “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的情况。这就是张良的威力！张良使刘邦获得了与项梁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虽然在军事上由于实力的弱小，刘邦还是会听从项梁的指挥的。
项梁在定陶大败之后，刘邦集团在军事上已经成长为一个成为楚地三大军事力量之一的程度，刘邦从而真正取得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能与项羽平起平坐的地位。刘邦集团也真正崛起成为山东贵族中的最重要的几个大势力之一。
怀王在派遣宋义、项羽前去救赵之时，刘邦集团作为当时楚国除救赵军队之外最强大的军事势力，被怀王派遣去从西线攻打秦国，一方面应该是为了分担北线救赵的压力，一方面也是由战略防守转为战略进攻。刘邦集团经过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再加上项羽大败秦军主力，再加上关中的内乱，刘邦终于先项羽而进关中，纳降子婴，消灭了关中贵族的政治势力，成为灭秦的最大功臣，也成为山东新贵的领军人物！刘邦集团也成为了仅次于项氏集团的第二大势力。
六、秦灭
.在李斯被杀、章邯投降项羽之后，秦国的宠贵在关中独舞，秦国的军事、政治均已到了无法挽留的地步，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此时的关键问题是山东贵族怎样对待关中贵族的问题。这时对于关中贵族的态度可以分为二种，一种是山东的旧贵，以项羽为代表，一种是山东的新贵，以刘邦为代表。关中贵族对于山东旧贵的毁灭性打击，使得山东的旧贵对于关中贵族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而山东新贵则与关中的旧贵并无仇怨，又急于扩充势力，对于关中的贵族则以宽容为主。但是鸿门宴之后，山东的旧贵掌握了最大发言权，子婴被杀，阿房宫被烧，秦因此灭。
综合秦朝灭亡的原因，关中贵族之间的内部争斗是内因，关中贵族与山东贵族之间的争斗是外因。当胡亥得知陈胜、吴广起义时，没有想到安顿内部贵族斗争，放权给新贵平息外乱，反而支持赵高等宠贵与新贵的斗争，失败就再所难免。秦王朝的灭亡，主要是关中贵族内部之间的斗争造成的。秦国的百万雄兵，在关中贵族的内斗面前不过就是一张纸，秦国竟然三年内斗而亡，不得不让人感慨。如果秦始皇在世，秦始皇夺权之后的第一件事肯定是安抚关中的世家贵族，弥合关中旧贵与关中新贵之间的矛盾。如果秦始皇在世，就算章邯再三败于项羽之手，仍会对章邯信任有加，章邯也不会因为害怕责难而投降项羽。如果秦始皇在世，面对如此严峻的外部局势，绝不会放权给一个太监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如果项羽没有完全控制楚国的兵权，就不可能破釜沉舟与章邯决一死战。如果项羽没有利用决战之机压服山东诸侯，就不可能在鸿门宴上压服刘邦。如果项羽没有压服刘邦，就不可能顺利地分封诸侯。如此而已。
六、秦灭
.在李斯被杀、章邯投降项羽之后，秦国的宠贵在关中独舞，秦国的军事、政治均已到了无法挽留的地步，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此时的关键问题是山东贵族怎样对待关中贵族的问题。这时对于关中贵族的态度可以分为二种，一种是山东的旧贵，以项羽为代表，一种是山东的新贵，以刘邦为代表。关中贵族对于山东旧贵的毁灭性打击，使得山东的旧贵对于关中贵族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而山东新贵则与关中的旧贵并无仇怨，又急于扩充势力，对于关中的贵族则以宽容为主。但是鸿门宴之后，山东的旧贵掌握了最大发言权，子婴被杀，阿房宫被烧，秦因此灭。
综合秦朝灭亡的原因，关中贵族之间的内部争斗是内因，关中贵族与山东贵族之间的争斗是外因。当胡亥得知陈胜、吴广起义时，没有想到安顿内部贵族斗争，放权给新贵平息外乱，反而支持赵高等宠贵与新贵的斗争，失败就再所难免。秦王朝的灭亡，主要是关中贵族内部之间的斗争造成的。秦国的百万雄兵，在关中贵族的内斗面前不过就是一张纸，秦国竟然三年内斗而亡，不得不让人感慨。如果秦始皇在世，秦始皇夺权之后的第一件事肯定是安抚关中的世家贵族，弥合关中旧贵与关中新贵之间的矛盾。如果秦始皇在世，就算章邯再三败于项羽之手，仍会对章邯信任有加，章邯也不会因为害怕责难而投降项羽。如果秦始皇在世，面对如此严峻的外部局势，绝不会放权给一个太监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如果项羽没有完全控制楚国的兵权，就不可能破釜沉舟与章邯决一死战。如果项羽没有利用决战之机压服山东诸侯，就不可能在鸿门宴上压服刘邦。如果项羽没有压服刘邦，就不可能顺利地分封诸侯。如此而已。
第二篇 楚汉之争
一、约法三章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史记·高祖本纪》）以降。此时山东的其他诸侯尚未到达，刘邦依怀王之约，打定主意要“王关中”了。
刘邦在项羽入关中之前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做了二件大事，为刘邦集团在楚汉之争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一件大事，刘邦不杀子婴，不爱珍宝，不住宫殿，而是还军霸上，缓和了山东贵族，特别是山东新贵与关中贵族之间的矛盾，此时关中贵族的实力尚存。刘邦做的第二件大事是约法三章。约法三章具有极重大的意义，首先约法三章缓和当时十分严重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都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其次，约法三章为刘邦集团打下了坚实的道义基础，使刘邦仁义之名传遍天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刘邦集团获得了关中的士族和平民的支持，为将来在楚汉之争中建立了牢固了战略根据地。在秦末的战争和关中贵族之间的两个争斗中，受到损害最少的就是关中的士族和平民，因而关中的士族和平民在当时具有最强大的战争潜力和经济实力，“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史记·项羽本纪》）。刘邦获得了关中士族和平民的支持，“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高祖本纪》），也就获得了争夺天下的最大资本。
刘邦在消灭了关中贵族的政治势力之后，又缓和了山东贵族和关中贵族之间的矛盾，并且获得了关中士族、平民的支持，那么刘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关中贵族的政治代表。此时刘邦也同项羽一样具有了双重身份，一个是山东新贵的领军人物，一个是关中旧贵的代表。刘邦一方面必须保护自己集团内部的新贵的既得利益，一方面又必须维护关中旧贵的利益。所以刘邦才会“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可惜的是，项羽集团和山东诸侯的实力太过强大，鸿门宴上刘邦不得不弃车保帅，放弃了关中贵族代表的身份，而只能以山东新贵的身份参与分割天下。刘邦“王关中”的美梦被现实的军事力量的巨大差距打破了。
二、鸿门宴
在刘邦占领关中一个月左右之后，项羽率众诸侯也到达了关中。由于刘邦已经灭了秦国，众诸侯随即展开了对灭秦之后利益分配问题的争夺，而鸿门宴就成为了这场争夺的关键点。
鸿门宴之争，既是山东的新贵与旧贵的利益之争，也是项羽与刘邦争夺诸侯领导权的起点。首先说山东的新贵与旧贵之争，在鸿门宴中，山东新贵的代表是刘邦，山东旧贵的代表是范增。因此，对于范增来说，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刘邦。因为刘邦是最大的新贵，刘邦集团从头到脚指头都是新贵，张良和郦食其二人除外。范增以其极高明的战略眼光看出刘邦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新贵，会是山东旧贵的最大敌人。再说刘邦与项羽之争，刘邦是灭秦的最大功臣，项羽是灭秦的最大实力派，在来之前的巨鹿之战中，项羽成功慑服众诸侯，唯独刘邦除外，因此项羽的目的就是威逼刘邦臣服。最后再说张良，在鸿门宴中，张良的地位尤为特殊，张良是山东旧贵，又是刘邦军中人，因此在项羽、范增和刘邦的关系上起到了很好的润滑作用。所以鸿门宴之中，刘邦不告而别，却安排张良回辞。
在鸿门宴中，张良和范增的机智令人赞叹不已，两位智士紧紧抓住项羽的心理，展开种种游说、策划以及实际行动，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各施手段，但最后却还是张良技高一筹，使刘邦安然回军。首先看范增说项羽说刘邦“此其志不在小”，望其“天子气也” （《史记·项羽本纪》），而张良对刘邦则这样安排：“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双方在第一次交锋中，均是针对项羽想要领导天下的想法而展开游说和策划。范增是从长期的利益出发，对项羽说的是刘邦将来会是项羽的最大敌手，现在应该趁其没有发展壮大而消灭于萌芽之中；而张良的策划则是针对天下诸侯均已臣服项羽而只有刘邦没有臣服的现状，从短期的利益出发，只要刘邦臣服项羽就会无事。结果项羽过于自信自己的能力，认为将来刘邦不会成为大患，中了张良的计算。范增与张良的第二次交锋是在鸿门宴中，范增先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已经听从了项伯和刘邦的解释，没有下决心杀刘邦。范增知道项羽并没有下定决心，只得出第二招，招项庄出手席间刺杀刘邦。张良也是针对项羽的犹豫，招樊哙入内，一方面是拆穿项庄之局，更重要的是展示刘邦军力，使项羽看到一旦杀死刘邦，将会引起刘邦集团的强力反弹，势必重新引起诸侯大战，“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 （《史记·项羽本纪》），这对于已经成功臣服各诸侯的项羽来说是不愿看到的。自此，项羽灭了杀刘邦之心。范增两番设谋，均被张良成功化解，刘邦得以脱此大难。
鸿门宴之中刘邦成功化解了自身的危机，放弃了关中王的身份，以山东新贵的身份参与灭秦的利益分配，而项羽则成功地使刘邦臣服，终于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了，只有范增的目的完全落空，最为失望。
鸿门宴之后，刘邦承认了项羽的领导地位，自此，天下诸侯尽听项羽号令。
三、西楚霸王
项羽在鸿门宴上成功让刘邦臣服之后，进驻关中。这时摆在众诸侯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待战败的一方秦国贵族的处置问题。这时项羽作为山东旧贵的一员，“杀子婴、烧秦宫室” （《史记·项羽本纪》），使关中的贵族遭受了第二次重大打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注：以汉初李广为例，《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载：“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而李广只能“以良家子，从军击胡” ，说明关中有名的世家贵族李信家族，在李广时期已经衰落到了何种地步，而这离楚汉之争不过三四十年左右。]
项羽在报复了关中的贵族之后，举行了有名的关中“雅尔塔”会议。这次会议有三大巨头，刘邦是新贵的领袖；义帝既是山东所有贵族的名义领袖，也是王族旧贵的领袖；项羽是旧贵中世家旧贵的领袖。这次会议中，新贵和王族旧贵两派都没有占到利益，占到利益的是世家旧贵。项羽一方面是山东的旧贵人物，另一方面却想从世家贵族上升的诸侯王族，因此此时的主要矛盾是山东的世家旧贵或者说新王族与旧王族之间的矛盾。分封完成之后，山东的新贵、旧贵都全部上升为王族，而义帝作为名义上的山东所有贵族的领袖也上升了一级变成了皇族，所以称“帝”。
《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项羽新立的王有：刘邦、章邯、长史欣、董翳、韩王成、魏王豹、申阳、司马卬、赵王歇、张耳、黥布、吴芮、共敖、燕王韩广、臧荼、齐王田市、田安、田都等18人为王。其中代表着山东旧贵的只有韩、赵、魏、燕、齐以及义帝、田安等七王均代表山东的王族旧贵，称为旧王族。而章邯、张耳、共敖、臧荼、田都等皆为由世家旧贵上升王族的，称为世家王族。二者合称为旧贵王族。其余如刘邦、长史欣、董翳、申阳、司马卬、英布等六人皆为从士族或平民而至新王族。
项羽是世家王族的代表。因而项羽将燕、赵、魏、齐几个旧王族迁至他处，而立张耳、臧荼、田都等与项羽类似身世的为新燕、赵、齐王。当然，这也与项羽的地位有关，项羽为楚旧将之后，又想为天下主，自然必须处理谁为天下诸侯王、贵族的共主的问题。是项羽为天下共主，还是义帝为天下共主？这时由于天下的旧王族拥护义帝，天下的世家王族拥护项羽，项羽又是义帝之臣，所以项羽和范增只能采取妥协的办法，保留义帝，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以项羽为王，为实际上的天下共主。当然，这估计是范增的主意，项羽估计没有这样的政治头脑。西楚霸王就是这样诞生了。
诸侯分封完毕之后，项羽之志得意满，一如秦始皇之灭六国，傲气十足。霸王又连续做了几件失误之事。项羽的第一个失误在于项羽没有王关中而王楚地。当然由于项羽杀子婴烧阿房宫，灭了关中的贵族阶层，也失了关中的士族和平民之心。项羽在关中没有了自己的群众基础，是无法在关中为王的。当然如果项羽能够在关中立足个三五年，或许能够稳定关中。
项羽的第二失误之处在于项羽杀义帝。义帝是山东旧贵的共主，又是名义上的所有贵族的共主。项羽杀了义帝，山东的旧王族没有了共主自然就会造反，山东的新王族没有了义帝更可以造反。但是项羽此时并没完全臣服山东的旧王族和新王族，所以项羽杀义帝是必行之路，但却时机不对。项羽应该先借义帝的名义把天下的旧王族、新王族都给灭了，再杀义帝不迟。然而项羽提前杀了义帝，又不使韩王成“之国”，又杀了韩成，在天下的王族实力尚存时，率先向山东的旧王族发难了。紧接着，臧荼杀了韩广，并了辽东王的地。致使山东旧贵王族中两派进行了火并，削弱了山东旧贵王族的整体力量，最终被山东新王族所灭。
天下再次大乱不是别人不服项羽的领导，反叛项羽，而是世家王族的项羽首先动手向山东的旧王族发难造成的。
四、重返关中
刘邦在当上了汉王之后，率领部下进入汉中。没过多久，项羽就迁徒义帝，进而杀了义帝。于是山东的王族旧贵与新封的山东世家旧贵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在战争的一开始，以刘邦等为代表的新贵的态度决定了两派的成败。新贵一开始明显是站在旧贵王族的一方的，因为双方都受到项羽的压制而得到了较少的利益。刘邦自不必说，彭越也反叛项羽，英布不听项羽指挥，新贵中最大的三股势力都远离项羽（《史记·项羽本纪》）。
刘邦能够重返关中与其对韩信的发掘和使用是密不可分的。韩信是被谁发现的呢？是夏侯婴！韩信为什么不会被项羽发现，为什么不会被其他贵族发现？这与各贵族集团的成员构成有重要的关系，可以说一个集团的成员构成决定一个集团的人才战略，而一个集团的人才战略又决定一个集团的人才构成。夏侯婴出身低微，所以夏侯婴才会不以出身而轻贱韩信，夏侯婴有眼光，所以夏侯婴才会发现韩信有才能，夏侯婴与刘邦一条心，所以夏侯婴才会不计较韩信是犯过错的，要杀头的，是要为韩信承担责任的！同样的对于萧何来说也是如此，对于刘邦来说也是如此。刘邦和韩信经过一系列的战争，终于暗渡陈仓还定三秦。
重返关中之后，刘邦由于以前的“约法三章”建立的基础，得以迅速立足关中，安抚父老，最重要的是“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取代已经消失的关中旧贵和被打败的章邯等贵族，成为新的关中贵族。随着刘邦成功地重返关中，并占住了一块这么大的根据地，山东的新贵和想成为新贵的士族、平民朋友们有了盼头，阶级矛盾迅速从关中旧贵之间世家王族和王族旧贵之间的斗争转变为山东旧贵与山东新贵之间的斗争。
重返关中之后，张良也重新归来，刘邦的行动终于有了总指挥，不过刘邦在关中一开始的错误政策绝对不是张良提出来的。刘邦的错误政策是什么呢？
五、刘项之失
刘邦在还定三秦之后，楚汉之争正式展开，但是在一开始，刘邦与项羽都犯一些错误，致使二人均差点儿亡国。
先说项羽之失，项羽之失是战略上的失误，项羽之失有三，一是项羽的根据地彭城附近不适合作根据地。彭城附近是什么地方？是平原。彭城附近虽然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但是却易攻难守，并非一个好的根据地。项羽之第二失，是人才之失，项羽军中可以说是能人众多，但是项羽有人才而不能用，比如陈平是一个出谋划策之才，却当都尉这样一个武职。韩信在向刘邦讲述项羽的弱点时，首先就讲到项羽用人，一是“不能任属贤将”，无识人用人之明，二是项羽赏罚不明，“妇人之仁”，杜绝了贤人进用的通道（《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羽的第三失，也是最重要的一失，是没有认清当时的主要矛盾，即山东的旧贵与山东的新贵之间的矛盾，没有及时与山东的旧王族联合，反而继续打击山东的旧王族，使得刘邦有了可趁之机，立稳关中。
刘邦也有失误，刘邦之失的前期也是战略上的失误，但后来经过张良的指点又重新走向了正确的道路。刘邦之失在于刘邦也没有认清当时的时势，妄图联合山东的旧王族灭亡项羽，却不知山东的旧王族与山东的世家王族是山东旧贵的内部矛盾，而山东的新贵与山东的旧贵之间的矛盾才是真正的阶级矛盾。
所以，一开始刘邦和项羽都错了，项羽继续打击山东的旧王族，刘邦反而联合山东的旧王族。于是项羽“皆坑田荣降卒”，“齐人相聚而叛之”（《史记·项羽本纪》），拖住了项羽，使刘邦有机可乘，联合诸侯兵发五十六万占领彭城。刘邦呢，一方面为义帝发丧，忠臣孝悌的模样，一方面却领着一盘散沙的诸侯联军，兵败彭城，几为项羽所虏！更有甚者，山东的旧王族中受损最少的魏王豹反叛刘邦投降项羽，占住要道，掐断了刘邦军与关中根据地的联系！幸有韩信攻破魏王豹，灭了魏国，才使刘邦没被项羽一举而歼！
这个时候，刘邦在张良的指点下调整了战略，重新走到正确的战略上面来，而项羽却没有醒悟，直至灭亡，还道什么“天亡我”（《史记·项羽本纪》），可笑又可叹。
六、战略转变
彭城大败之后，刘邦喘息未定，就向张良检讨得失，从而使得刘邦集团进行了战略转变。张良告诉刘邦，只有三人能够真正地帮助刘邦。哪三个人呢？是英布、彭越、韩信！那么，这三个人与其他人有何不同呢？这三人都是新贵！而且是有才能的新贵，反对项羽最坚决的三个新贵。我们先来看看，其它贵族在彭城大败后的表现。《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魏王豹“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史记·高祖本纪》也记载：“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再看看三个新贵的表现，就在项羽要乘胜追击刘邦之时，英布在随何的说降下，反楚为汉，扯项羽的后腿，这才止住刘邦的颓势。至于彭越，彭越在刘邦大败之后常常游击于项羽的后方，时常断掉项羽的粮草，不曾背叛过刘邦。再说韩信，韩信下齐之后，还是忠心于刘邦，不肯反汉归楚，也不肯自立为第三方势力。可见张良举荐的这三人是既能干又忠心。张良为什么会举荐这三个人呢？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新贵，而刘邦是当时天下新贵的共同代言人，所以三人才不会背叛刘邦。
从此，刘邦集团开始了战略转变，刘邦在得到了英布和彭越的支持之后，统合了全部的新贵力量，新贵与旧贵的斗争全面展开。刘邦集团一方面派韩信剪除项羽之外的山东旧贵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刘邦自己和英布、彭越则全力与项羽周旋。
然而正当刘邦进行了战略转变的时候，项羽却没有吸取彭城被破的教训，项羽没有拉拢其他的旧贵，也没有在韩信攻打其他旧贵时分出力量支持其他旧贵。当刘邦终于剪除了全部的旧贵力量，只剩下他一方的势力时，项羽的失败也就难以避免了。
七、战略转折
在中国的历史上，如果说军事指挥家的排名，韩信排进前十名恐怕是没有多少人会怀疑的。韩信的一生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战例。比如灭赵之战，暗渡陈仓等等。刘邦集团在进行了战略转变之后，韩信成为刘邦集团最得力的战略执行者。
刘邦集团当时兵分二路，一路由刘邦亲自指挥，以英布、彭越为羽翼，全力抵抗项羽的大军，另一路由韩信指挥，攻打山东的其他旧贵，同时也扩大新贵的力量。韩信首先要打的是魏王豹，解决刘邦军的后顾之忧。《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刘邦集团汉二年四月兵败彭城，六月魏王豹就反汉为楚，掐断了刘邦军与关中根据地的联系。刘邦集团的战略实施首先就必须打掉魏王豹。打掉魏王豹之后，韩信又先后灭掉赵、燕等大国，在这个时候，新旧贵力量开始转向平衡。这一时期的军事战略与解放战争是很类似，46、47年国民党全面进攻失败后，国民党开始重点进攻，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一方面在陕甘宁和山东二个重点进攻战场与蒋介石周旋，一方面派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齐国战场是楚汉之争的转折点。当韩信打下赵、燕之后，以刘邦集团为代表的新贵力量与以项羽集团为代表的旧贵力量大致平衡，因此此时齐国就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刘邦集团在这方面主攻，一方面派郦食其说降齐王，一方面又命令韩信攻打齐国。而项羽这方面，可惜是后知后觉，待韩信打下齐国之后才知道派龙且去攻打韩信，派武涉去说降韩信。
齐国被韩信灭国之后，新贵的力量占据了上风，天下旧贵只剩项羽一家，虽然霸王勇猛无匹，却只能无能为力了。
八、项羽之死
韩信下齐之后，项羽先后派遣龙且、武涉或攻打或说降韩信，韩信不听。之后，刘邦采用张良、陈平的计谋，稳定韩信、彭越，麻痹项羽，集中全部的新贵力量与项羽决战垓下，一战而定乾坤。项羽自刎乌江而死。
纵观楚汉相争的五年，一开始鸿门宴之时，项羽军四十万，刘邦军十万（《史记.项羽本纪》），天下诸侯尽听项羽号令，英布是项羽手下，彭越是游兵散勇，韩信是小兵。而到了垓下之战时，刘邦军三十万，项羽军十万（《史记.高祖本纪》），英布转投刘邦，彭越封梁地，韩信封齐地。项羽封十八王，仅存刘邦、英布和投降刘邦的燕王臧荼三人，天下诸侯尽被刘邦和项羽所灭。楚汉相争五年，刘邦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汉中地，出陈仓，返关中，灭魏、赵、齐等国，降燕、韩等国，策反英布，离间范增，瓦解项羽势力，剪灭项羽羽翼。项羽日以为削而不自知，岂能不灭。
如果彭城之战后，项羽能够吸取彭城之战的教训，采取一定的措施联合众诸侯旧贵，那么在汉二年末或者三年初，即可联合燕、赵、齐等国与刘邦一决胜负。然而项羽却妄图以一己之力消灭山东新贵的所有力量，迁延时日，给了刘邦机会。项羽既不肯联合诸侯，又不肯派兵增援诸侯，致使山东的旧贵一一被韩信所灭，在垓下之战时，项羽又哪儿来的援军能够解围呢？
项羽灭亡之后，天下的所有的世家贵族力量基本上全部灭亡。世家贵族的灭亡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秦灭六国时期，秦灭六国使得山东的世家贵族损失大半；第二个时期是秦朝的灭亡，致使关中的贵族全部被灭；第三个时期是楚汉之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山东的贵族彻底被灭亡。
天下的世家贵族灭亡之后，以刘邦为代表的功勋贵族成长起来，替代已经灭亡的世家贵族，成为新的世家贵族。中国的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请看第三篇：汉初政治。
第三篇：汉初政治
引子
刘邦在打败项羽之前，发生了两件事直接影响了汉朝立国之后的政治格局。一件是韩信攻打下齐国之后，立即向刘邦邀功请赏，请求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当时天下的势力三分，项羽和刘邦的实力最强，韩信狭持齐地拥兵自重。刘邦当时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无力控制韩信，不得以封韩信为齐王。一件是刘邦违背楚汉之约，要求韩信、彭越共同围攻项羽。结果二人没有听从刘邦的命令，直到刘邦答应二人确切的封地，二人才与刘邦一起进兵消灭项羽。
这二件事是新贵之间内部矛盾的第一次爆发，由此拉开了汉初政治新兴贵族内部斗争的开端。
汉初的政治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调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实行休养生息的国策。第二个方面是调和了贵族地主阶级与士族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制定了士族地主阶级向贵族地主阶级上升的政治制度，即有名的“刑白马之盟”。第三个方面是贵族地方阶级之间内部的激烈斗争，其中以皇族与王族之间的斗争及皇族内部帝族与后族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
本篇所讲的汉初政治，主要是从汉朝立国开始，到文帝即位为止。
一、刘邦称帝
项羽灭亡之后，天下的旧贵只剩下投降刘邦的燕王臧荼和韩王信二家。刘邦又进入韩信的大营，夺了韩信的兵权，消除了唯一一个可能影响刘
邦帝位的人（《史记.高祖本纪》）。于是刘邦作为天下贵族的共主，成为当时中国地主阶级的唯一代言人而称帝。中国历史上贵族地主阶级的
第四位皇族诞生，前面三位分别是始皇、二世、义帝。刘邦称帝之后，分封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韩王韩信为韩王，“淮南王布、燕王臧
荼、赵王敖皆如故”（《史记.高祖本纪》）。汉朝贵族地主阶级中的王族形成。刘邦又封萧何、曹参等大小功臣一百多位，形成了汉朝初期的
普通贵族。贵族地主阶级中的三个小阶层成立，占据了大汉王朝的统治地位，他与士族地主阶级及平民阶级合在一起形成了大汉王朝的国体。
刘邦定都关中，设立郡县，形成了汉（中央）－郡县、汉（宗主国）－诸侯国的双重政治体制结构，形成了汉朝初期的政体。汉朝的国体和政
体都已经形成，汉朝才真正地确立起来。
汉朝的政体与秦朝的不一样，秦朝是单一的秦（中央）－郡县的政治结构，基本消灭了贵族地主阶级中的诸侯王族，类似于唐朝和宋朝的政治
结构，是一个相当先进的政治制度。可惜由于当时的生产力不发达，贵族地主阶级在远离中央的地方上的统治力弱小，先进的政治制度并没有
符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于是汉朝又重新启用了贵族地主阶级中的“王族”这一统治阶层，以汉（宗主国）统治诸侯王国，诸侯王国统治远离
中央的郡县的模式，加强了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汉朝初期的分封制度和郡县制度的双重政治体制，比起秦朝的单一政治体制来说更加有效和
符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
汉朝初期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就是围绕着皇族、王族、普通贵族之间的斗争展开的。在汉高祖刘邦执政时期，当时的主要斗争是中央的皇族与诸侯异姓王族的斗争，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中央对诸侯王族的统治，以间接加强中央对全国的统治，避免了国家分裂的可能性。
汉朝的贵族地主阶级与秦朝的略有不同。秦朝的贵族地主阶级是皇族和普通贵族势力庞大而王族的势力弱小，而汉朝是皇族、王族和普通贵族的三强鼎立。汉朝的皇族同样分为帝族和后族，帝族的主要人物是皇帝刘邦、太上皇刘太公，以及皇太子刘盈，及其他亲王（赵王如意、代王刘恒等），后族的主要人物是皇后吕雉、贵妃戚姬、薄太后等。汉朝的王族，分为功勋王族（韩信、彭越等）、世家王族（燕王臧荼、赵王张敖等）和宠信王族（刘邦后期的诸刘以及荆王刘泽、后期的燕王，刘邦的发小－－卢绾等）。汉朝的普通贵族，分为功勋贵族和宠信贵族二类，由于在八年的灭秦、灭楚战争中山东和关中几百年延续下来的世家贵族的灭亡，使得汉朝的初期只有功勋贵族和宠信贵族二种。在文帝即位之后，汉初的这些功勋贵族才逐渐转变为世家贵族。
一、刘邦称帝
项羽灭亡之后，天下的旧贵只剩下投降刘邦的燕王臧荼和韩王信二家。刘邦又进入韩信的大营，夺了韩信的兵权，消除了唯一一个可能影响刘邦帝位的人（《史记.高祖本纪》）。于是刘邦作为天下贵族的共主，成为当时中国地主阶级的唯一代言人而称帝。中国历史上贵族地主阶级的第四位皇族诞生，前面三位分别是始皇、二世、义帝。刘邦称帝之后，分封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韩王韩信为韩王，“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皆如故”（《史记.高祖本纪》）。汉朝贵族地主阶级中的王族形成。刘邦又封萧何、曹参等大小功臣一百多位，形成了汉朝初期的普通贵族。贵族地主阶级中的三个小阶层成立，占据了大汉王朝的统治地位，他与士族地主阶级及平民阶级合在一起形成了大汉王朝的国体。刘邦定都关中，设立郡县，形成了汉（中央）－郡县、汉（宗主国）－诸侯国的双重政治体制结构，形成了汉朝初期的政体。汉朝的国体和政体都已经形成，汉朝才真正地确立起来。
汉朝的政体与秦朝的不一样，秦朝是单一的秦（中央）－郡县的政治结构，基本消灭了贵族地主阶级中的诸侯王族，类似于唐朝和宋朝的政治结构，是一个相当先进的政治制度。可惜由于当时的生产力不发达，贵族地主阶级在远离中央的地方上的统治力弱小，先进的政治制度并没有符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于是汉朝又重新启用了贵族地主阶级中的“王族”这一统治阶层，以汉（宗主国）统治诸侯王国，诸侯王国统治远离中央的郡县的模式，加强了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汉朝初期的分封制度和郡县制度的双重政治体制，比起秦朝的单一政治体制来说更加有效和符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
汉朝初期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就是围绕着皇族、王族、普通贵族之间的斗争展开的。在汉高祖刘邦执政时期，当时的主要斗争是中央的皇族和诸侯异姓王族的斗争，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中央对诸侯王族的统治，以间接加强中央对全国的统治，避免了国家分裂的可能性。
汉朝的贵族地主阶级与秦朝的略有不同。秦朝的贵族地主阶级是皇族和普通贵族势力庞大而王族的势力弱小，而汉朝是皇族、王族和普通贵族的三强鼎立。汉朝的皇族同样分为帝族和后族，帝族的主要人物是皇帝刘邦、太上皇刘太公，以及皇太子刘盈，及其他亲王（赵王如意、代王刘恒等），后族的主要人物是皇后吕雉、贵妃戚姬、薄太后等。汉朝的王族，分为功勋王族（韩信、彭越等）、世家王族（燕王臧荼、赵王张敖等）和宠信王族（刘邦后期的诸刘以及荆王刘泽、后期的燕王，刘邦的发小－－卢绾等）。汉朝的普通贵族，分为功勋贵族和宠信贵族二类，由于在八年的灭秦、灭楚战争中山东和关中几百年延续下来的世家贵族的灭亡，使得汉朝的初期只有功勋贵族和宠信贵族二种。在文帝即位之后，汉初的这些功勋贵族才逐渐转变为世家贵族。
秦为什么要灭掉东方六国，而后称皇帝，历史渊源很深，秦的祖上是纣王的近臣，武王灭殷时赢氏祖恶来不在朝歌，后归周王室世代为三室家奴,具体工作是管马的，也是马夫，后周穆王时救驾有功始受封，后周室败落平王时被犬狨攻击，又有救主之功封为诸侯，秦称诸候后大受东方诸国冷落，这是秦发奋的最初动力。秦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制度，这是他迅速崛起，很快灭亡的主要原因。
二、诸侯异姓王族的灭亡
汉朝的立国之后，最突出的阶级矛盾是皇族与异姓王族之间的矛盾，因为刘邦作为最大的贵族，与其他的功勋贵族和世家贵族之间是大与小的问题，是因为刘邦的实力最强大，所以其他的诸侯王族才会臣服刘邦，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别的因素。所以刘邦这个皇族与其他的诸侯王族之间的矛盾是汉朝初期最大的矛盾，其他的异姓诸侯王族随时会因为实力的壮大而背叛刘邦，使中国重新陷入分裂的可能。刘邦要想维持汉朝的统治，就必须将异姓王族铲除，否则汉朝在刘邦死了之后就会立即走上东周的道路。这让我想到的文革之后的我国政治，若非小平同志的政治智慧，如果小平同志上台后没有化解与华国锋为代表的农业派和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工业派的矛盾，中国早在80年前后就有分裂的危险。但是汉朝在远离中央的地区的统治力量又薄弱，所以刘邦在消灭了异姓王族之后又不得不大封诸刘等宠信王族，甚至到了“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镇天下”（《史记.荆燕世家》）的地步。
刘邦第一个铲除的目标是前朝余贵中的势力较大者，即硕果仅存的几个世家王族和世家贵族中势力较大的几家。高祖六年正月，刘邦即汉朝皇帝位，不久，“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十月，燕王臧荼反”，“其秋，利几反”，利几是普通贵族，项羽时为陈公，被刘邦封在颖川，是少数的几个世家贵族之一。当然他们的势力已经很弱小，不成气候。很轻易地被刘邦铲除了。他们被首先除掉的原因有以下二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实力弱小，二是他们与实力强大的功勋贵族之间是有矛盾的，至少是没有紧密关联的，不会引起其他的功勋贵族的警惕。在除掉楚王韩信的王族地位之后，刘邦就紧接着除掉了韩王信及赵王张敖，灭了所有有实力的世家王族。
刘邦在铲除这些目标之后，紧接着就开始着手铲除功勋王族，而最大的功勋王族正是韩信，于是汉高祖六年“十二月，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拉开了铲除功勋王族的序幕。刘邦在杀掉韩信之后，紧接着就是彭越、英布，灭掉了诸侯王族的所有隐患。彭越最可惜，彭越是刘邦的三个大功勋王族当中最忠心刘邦的，刘邦原本打算放彭越一马，迁彭越入蜀地，但后来吕后还是将彭越杀了。刘邦与韩信、彭越、英布在革命时期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刘邦活着的时候，他们不会反叛，但刘邦死后，无论是吕后还是惠帝刘盈都不可能震得住三人，所以吕后对灭亡三人最热心。这可以以英布的叛乱为例，英布曾说道：“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馀不足畏也”，“故遂反”（《史记.黥布列传》）。刘邦老的时候尚且如此，如果死了，三个王族八成是要造反的。
刘邦在铲除世家贵族和功勋贵族之后，大封亲族子弟和宠信之人，以镇抚各地。而这些宠信王族，在文帝时期逐渐转变成为世家王族，又开始危害中央的统治，于是景帝、武帝二朝大力致力于消灭这些世家王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