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先生所写的“红楼梦研究”，在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论著非常缺少的现在，是颇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一本书。这部书对研究红楼梦的主要贡献，正像文怀沙先生在“跋”中所指出的是“辨伪”与“存真”的工作。作者用较多的篇幅全面的讨论了后四十回的问题，以确切不疑的论据，揭穿了高鹗、程伟元续书的骗局，指出后四十回确系伪作，但同时也肯定了高鹗的续书能在情节上保持红楼梦的悲剧结局。因而帮助了红楼梦流传的功绩。并由此涉及到中国封建文人续书的弊病，从作者思想与作品内容统一的观点上论证了续书的不妥善处。
同时，作者对前八十回红楼梦残缺的情形，也作了精密的考证，对几个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作了比较，如高本与戚本的比较等，从比较中发现各本的所长所短，以及在文字上的优缺点。
总之，这些属于考证学范畴的成绩，都是俞平伯先生三十年来最可珍贵的劳动成果，对于红楼梦的读者是有很大帮助的。
如果对红楼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局部问题的考证上，不能从理论上作出全面的评价，应该说，这还不能算做研究工作的主要部分。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近代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高峰。它不但在创作上坚持了现实主义的道路，而且在理论上阐明了现实主义的真谛，这是曹雪芹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贡献。红楼梦一开始，曹雪芹就借石头和空空道人的谈话，说出了自己的文学见解，“……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清理，反倒新鲜别致。……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过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但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这一段脱之于石头的对话，最明显的表示了曹雪芹精湛的现实主义文学见解。在这里作者反对历来的反现实主义的作品，反对那些概念化公式化缺乏现实生活作基础的才子佳人式的小说，对这些虚伪的主观主义的作品，曹雪芹作出了严格的批评。同时，也就是替自己的作品红楼梦作出了一个有力的辩白。但是，所谓“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所谓“其间离合悲欢，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都应被理解为作者按照他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真实理解去描写，按照实践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描写，而不是主观的歪曲，这才符合“按迹循踪”意思的本质。曹雪芹正是根据这样的创作原则，创造了他那时代的典型世界，突破了古典文学中某些人工伪造的传统，使得自己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有着最深厚的生活感，最活跃的煽动力。
作品的实际成就和作者的见解，就是红楼梦作为现实主义杰作的最充分的论据，这也应该是我们研究红楼梦的根本出发点。
“红楼梦研究”虽然偏重考证，然而它却也涉及到而且也不可能不涉及到对待红楼梦的基本观点。正是在曹雪芹所阐发的现实主义文学见解上俞平伯先生走向了歧路。俞平伯先生以其考证学观点，只取其中局部的字句，如“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是实录其事”，“竟不如我半世亲见的这几个女子”“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从而把红楼梦这样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还原为事实的“真的记录”，认为这部作品只是作者被动的毫无选择的写出自己所经历的某些事实。这样引伸下去，红楼梦就成为曹雪芹的自传，因而处处将书中人物与作者的身世混为一谈，二而一的互相引证，其结果就产生了一些原则性的错误。
关于贾氏衰败的问题，这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它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着的，它表明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而俞平伯先生关于贾氏衰败问题的考证，却仅只把它和曹家的衰败联系起来看。因此他所总结出来的“贾氏抄家后衰败”的三个原因：抄家、自残、枯干。就只能是形式主义的结论。如果仅仅局限于这样一个表面现象，既不能说明贾氏衰败的真正原因，也不能阐明红楼梦伟大的现实意义。
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贾氏的衰败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原因。作为高度发展了的封建社会的官僚地主阶级，愈来愈趋向奢侈腐化的物质享受。书中第二回冷子兴和贾雨村所说的：“生齿日繁，事物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正是对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经济破败的生活的写照。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的描写的这个发展规律，黑山村的租银、家存的银两、借债和抵押，都不能满足假家的豪华享受。作者一再以生动的生活事件，强调的描写这个发展规律，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抄家，这倒是个别的偶然的原因，并不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覆灭的根本的原因。所谓贾氏内部的自相残杀，应该说这反映了即将崩溃的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真面目，它不是属于一个家庭的，而是属于整个阶级的。封建统治阶级虽然树立过很多的道德标准，作为社会上人们的规范，然而在封建统治者的家庭中，却只是体现着这些道德的形式，实际上却是荒淫无耻、伦理乱常、勾心斗角、残酷无情。贾氏的生活正是这个阶级的典型的生活状况。所以曹雪芹所描写的贾府也正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生活的典型概括，因而它才能真实的反映出这一阶级必然覆灭的预兆，这就是红楼梦现实主义精神的一面。
俞平伯先生把贾氏从当时的社会发展的及它所隶属的阶级孤立开来去考察它的破败是没有意义的，最后只能说明这一家庭灭亡的事实，而不能回答它究竟为什么必然要灭亡，亦即是它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而这却恰恰是红楼梦所反映的“真实”的历史情势。
同样的，俞平伯先生对于红楼梦中人物的考证，也是脱离了它的社会内容和作者的身世孤立起来去考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贾宝玉结局问题的讨论。俞平伯先生在这一问题上虽然批判了高鹗以庸俗的封建功利主义的结局歪曲了贾宝玉的性格，但是他自己也并没有给这个光辉的艺术形象应有的结局以确切的解答。按照俞平伯先生的意见，贾宝玉应是贫穷而后出家，以消极的遁入空门无法应付穷困而出家，这才是贾宝玉应有的结局，原因是“雪芹的晚年，亦是穷得不堪的。”但雪琴却终未因贫穷而出家。实际上，俞平伯先生这样煞费苦心所搜求得的结论，却完全否定了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积极意义，抽掉了它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内容。
贾宝玉的结局和贾氏衰败的结局，在曹雪芹原著八十回中是没有写完的，然而，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它的性格是统一的。我们从它的性格已有的发展推断其未来的结局，只要理解了这个性格的本质，还是可以得出比较适当的结论的。在前八十回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形象，可以说已经展开了，并且达到了一定的完整性。贾宝玉性格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叛徒，在他的性格里体现着丰富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同情周围一切不幸的人，他爱他们，他毫无拘束的摆开了地位的偏见，他反对封建的世俗生活，反对人人羡慕的科举制度，反对封建礼教的道德观念，反对世俗的金玉良缘，要求个性和爱情的自由发展。这一切都超出了封建道德规范所允许的氛围，所以他在当时的“禄蠹”们看来是“痴”、是“狂人”、是“无用的废物”。同时因为他违犯了封建的道德规范，就应当成为被迫害的对象。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就展开了这两种力量的冲突。
贾宝玉不是畸形儿，他是当时将要转换者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在他的性格里反映着人的觉醒，他已经感受到封建社会的一切不合理性，他要求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下去，这种性格愈发展愈明显愈强烈，也就与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所要求他的距离愈大，当时的社会也就会更加迫害他，贾宝玉的性格与社会的冲突也就愈来愈尖锐。但是当时的社会却是没有给这样的人准备下出路，这些“英雄”也只能够一个人的形式去反抗当时的社会，同时也注定了他反抗的无力，因而他的结局就只能是悲剧的。但这不是个人的悲剧，因为正是通过了贾宝玉的悲剧性格，透露了社会新生的曙光。贾宝玉的出走正是象征着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天才的被毁灭，是社会的崩溃的预兆。
从此可见，俞平伯先生所推断的宝玉贫穷而后出家的结局，就失去了这样的社会内容，也抽掉了他的积极意义，是贾宝玉从一个反封建的英雄变成为逃避贫穷而遁入空门的市侩。这对这个光辉的艺术形象，是一个显著的歪曲。
俞平伯先生对于宝钗、黛玉两个形象的考证，也同样的抽掉了她们的社会内容，从钗黛合为一影推断出两者实为一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批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曾有较详细的论述，故这里不再重述。
俞平伯先生从这种追求事实的真实的观念出发去探讨红楼梦的艺术手法，也必然走入同样的迷途。“红楼梦研究“一书在研究到红楼梦的风格时，首先肯定它的“最大手段是写生”，并进一步的解释“虚构和写实都*着经验，不过，中间的那些上下文的排列有些不同罢了”。“写生既较偏近于事实”，因而所完成的作品就是“一面公平的镜子”。
我们进一步考察俞平伯先生的所谓“写生”是什么呢？依照俞平伯先生的意思“写生”就是“记实”，而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虚构与自然主义写生的区别，只是记录实施的次序不同。红楼梦是一部记录客观事实的作品，其艺术方法是自然主义的“写生”方法。这样，在红楼梦中所表现出的“写生”的特征，就是写了一些极平凡的人物，“并且有许多极污下不堪的”。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的态度只是一面镜子，到了面前便须眉毕露无可逃避了，妍媸虽必从镜子里看出，但所以妍所以媸的原故，镜子却不能负责。”
但是，红楼梦所以成为现实主义杰作，却并非像这些自然主义歌颂者们所称颂的简单的复写客观事实真象。恰恰相反，曹雪芹是从事实的真相中概括出典型的现象，进而写出了社会发展的真实来。它不仅暴露现实中丑恶的一面，同时也创造出了它必然引导人们同作者一道去追求真正美的现实。它不仅显示了对于真的追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对于美的追求的生活理想。真和美的综合采使红楼梦博得现实主义的高度成就。
其次，俞平伯先生从红楼梦是模写事实的论点出发，又发现了它在艺术方法上第二个独特的风格，即“红楼梦的篇章结构，因拘束于事实,因而能够一洗前人的窠臼，不顾读者的偏见嗜好。”这也就是说，红楼梦的悲剧结构是由于“拘束于事实”，作者为事实所迫，不能不被动的采取悲剧的结局，以摆脱大团圆的结局。
而曹雪芹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他敢于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敢于概括现实生活的典型规律，创造出红楼梦的社会的悲剧性的结局。因而，红楼梦的悲剧结构是由生活、由社会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肯定人物贾宝玉以个人形式向封建社会的反抗，必然是要走向悲剧性的结局。这正是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见解互相照应，绝不能因为红楼梦有自传的性质，就武断的认为“他的材料全是事实，不能任意颠倒改造的，愈是不得以要打破窠臼得罪读者了”。俞平伯先生这种见解实际上是自然主义观点的继续。
最后，俞平伯先生从红楼梦是“一部忏悔孽的书”的片面理解上，推论出红楼梦艺术方法的根本特色是“怨而不怒的风格”。这可以说是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总评价。
“怨而不怒的风格”是俞平伯先生将红楼梦与其他古典小说比较的结果。在比较的过程中，对其他现实主义杰作也大肆歪曲。认为“水浒”、“金瓶梅”、“儒林外史”等书作者的态度太不温厚，对现实的激愤有些“过火”，缺少含蓄，不如红楼梦的“平心静气”。而实际上，这些特点却正是这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们对生活矛盾更深刻的揭露，并且明显的流露着作者的反抗情绪。因之这并不是缺点，而是中国文学最光辉的富有斗争性的现实主义传统。
俞平伯先生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的实质，是他对红楼梦创作的自然主义见解的另一表现。这就是说曹雪芹只是客观的记录自己的“情孽”经过，并没有通过人物形象情节，体现出作者的爱憎来，对于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对于现实生活既不歌颂也不批评，知识复制和模写，这样的“怨而不怒”的艺术方法所创造出来的作品自然会成为“好一面公平的镜子啊！”
但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却否定了俞平伯先生的观点。现实主义的创作总是通过自己的作品积极的反映现实，这种反映现实的态度本身就渗透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美学评价。正因为是这样，他们的作品才能积极的影响显示，唤起人们对现实的爱憎干，并为美好的理想去斗争。文学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缺乏明确社会见解的作品。所以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自然主义评价是和现实主义相违背的。实际上，红楼梦在人民中所发生的积极影响，也说明了俞平伯先生评价红楼梦观点的错误。
俞平伯先生这些见解的形成，自然不能不涉及到文学批评的原则问题。为此，我们也就必须进一步去探讨俞平伯先生是从哪些原则去研究红楼梦，他对文学批评的见解如何？
“红楼梦研究”中有一段话很可以说明俞平伯先生对文学批评的见解。他说：“怨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之马拌韭菜，各人心里爱。”这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是没有什么客观标准的，凭主观好恶。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批评却和俞平伯先生这种主观主义的文学批评论完全相反。毛主席说：“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更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文艺批评在文学领域中是战斗得思想武器。在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对待文学的态度首先看它是否对本阶级有利，是否为本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文学批评就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直接阐明这些问题。因此，文学批评不可能没有标准。说文学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而“各个阶级社会与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与不同的艺术标准。没有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没有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所谓各自的偏爱，实际上都是代表着阶级的不同态度，绝对没有抽象的无原则的一般的偏爱。
首先，俞金平伯先生以主观主义变形的可客观主义态度批评了红楼梦，把红楼梦看成一部自然主义写生的作品。因而否定了它的现实价值，歪曲了作者的创作方法。
其次，正因为俞平伯先生不能从正确的阶级观点出发全面的去接触红楼梦的内容问题，也就必然的使“红楼梦研究”的某些见解局限于形式主义的一部分偏概全面的琐细考证上，结果是歪曲的解释了红楼梦的内容。
再次，由于与平伯先生离开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因而在批评作者的态度时，就只能从形式上把它总结成：“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十二钗作本传”。这三点都是根据作者在书中的一些表白而作出的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完全抹杀了作者积极的思想、红楼梦的真正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这三个结论只是作者部分的动机，而书中表现的内容却远远超过了这动机，有着更深厚的社会内容。俞平伯先生之从动机去分析作者的态度是片面的，因为作家是通过作品来体现他的思想，他是生活的表现者，而不是抽象议论的理论家。曹雪芹的某些政治见解和著书动机与作品的实际社会效果是并不相称的，因而只分析他的著述冻结如不分析其作品的内容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杜勃罗留波夫在“黑暗的王国”一文中曾说过，了解一个作家底才能的特征的关键——他对于世界的看法，只有“在他所创造的生动的形象中去寻找”。这是“艺术家的才能和思想家的才能之间的根本区别”。因此，评论一个作家的态度，只有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考察才是全面的。而与平伯先生研究曹雪芹的态度却完全是孤立的从动机着眼。
“红楼梦研究”的主观的形式主义的批评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脱离开内容和人物性格孤立的去分析轻结构文字等。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再讲了。
义上所指出的与平伯先生的这些错误观点，不能简单的归之于“这些抑扬的话头，就是由于我们的偏好也未可知”。因为这是文学批评的原则问题。在俞平伯先生的所谓“偏好”的后面，隐藏着研究者的社会立场。从文学批评观点上说，俞平伯先生的见解就是反现实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
在“红楼梦研究”中，与主观的文学批评见解相随而行的是考证学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问题。“红楼梦研究”的主要贡献是辨伪存真的考证。考证在一定意义上对于文学批评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以考证代替文学批评，那就不适合了。考证与批评是素材与观点的问题。并且这种素材也只能提供出分析批评作品的某些事实的依据，而决不能从中引出对于作品批评的必要结论。“红楼梦研究”关于红楼梦某些问题的考证是超出了考证范围的。例如在“秦可卿之死”以为那种对于贾宝玉与秦可卿关系的考证，“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中关于宝钗黛玉位置问题的考证，从“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回目中关于张道士与贾母隐事的考证，“好了歌注”及“飞鸟各投林”二词的考证等。俞平伯先生采用了这些琐细的考证方法，把作品中综合的统一的生活形象分裂为一个个孤立的生活现象。如“好了歌注”“飞鸟各投林”二词，本来是作者所描写的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灭亡的抒情诗，综合的反映这一阶级的变化。而俞平伯先生却以为每一句代表书中一人的结局，在不能确定某一句代表谁时，就用“谁”“什么”“我以为是”等来代替，实际上这是主观主义的臆测。
总结起来，造成“红楼梦研究”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俞平伯先生对于红楼梦所持的自然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见解。但是，这种把红楼梦作为一部自然主义来评价、因而抽调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的见解无非是重复了胡适的滥调。胡适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说：“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了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么功能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拿班猜谜的科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迷，所以他们偏要用尽心思去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
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否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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