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
很多初学写小说的朋友都在选材上犯愁。怕小说不精彩，担心情节不动人，顾虑没有刺中时代痛点，读者感到莫名其妙。最起码，怕编辑说“你写这样的小说，有啥意义？”
郝老师认为，硬让自己的小说有意义的想法，本身就没有意义。上述这些关于题材选择的焦虑其实都进入了一个误区——写小说必须呼应时代召唤。
现在我们跟随汪曾祺先生的写作思路，看他是怎样选材的。重点以《受戒》为例。
小说《受戒》插画
一、选材不跟风：不合时宜的题材，往往更出彩。
《受戒》写于1980年。当时文坛时兴“伤痕文学”，小说都在控诉“文革”带给人们的心灵创伤。而汪曾祺的这篇小说题材上就不合时宜，写的是解放前一个庙里的小和尚的故事。许多人担心这样的题材有问题。
况且小说的写法也不“入流”，没有情节，没有冲突，没有斗争，那时候人们喜欢看“带劲”的故事，起码要有那么一点点悬念，一点点曲折，引人入胜最好。
小说的情绪和色彩也不合时宜。都出都是含泪和控诉的文学，小说家纷纷展开伤痕给人看，悲悲戚戚，感伤情调很浓，而《受戒》的基调始终是欢乐的，明快的，令人欣喜的。
电影《伤痕》根据卢新华同名小说改编
写完《受戒》之后，汪曾祺自知小说的题材与当时的文学主流相左，风格太恬淡，松散，并不奢望在刊物上发表，他只是给比较谈得来的朋友和同事看过初稿。
1980年夏，北京市文化局召开系统内党员干部座谈会。在闲谈中，有位老编辑偶尔谈起汪曾祺的《受戒》，那意思是说，这篇小说很特别，很有味道，意境优美但恐与时代潮流不符，文学期刊不太愿意发这样的稿子。
汪曾祺的《受戒》写得很美
在座的《北京文艺》主编李清泉听到后，对汪曾祺的这篇小说颇感兴趣，想要来稿子看一看。不久，汪曾祺在原稿基础上又修改了一遍，转给李清泉，在附信中提到自己的顾虑：这种小说能否发表，恐怕需要一点勇气。
《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
果然，在编前会上，有些人确实提出了异议，担心发这样的稿子会不会引起争议。李清泉力排众议，《受戒》便在《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上发表。之后引起轰动。（参阅汪朗、汪朝、汪明：《老头儿汪曾祺》P64）
从这里可以看到，写小说并不一定非要与时代“合拍”，选择题材不妨与时代拉开一点距离，只要你的题材有意思，耐寻味，能感动人，不管什么都可以尝试。
发表《受戒》的《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
二、避开道德戒律专讲世俗人情：丑事往美妙处写，坏人寻到他的好。
写小说不能用常人的眼光看取你的笔下的人物和事件，一定要避开道德戒律的判断，从世俗人性着眼，如此一来，那些常人眼中的丑事便有了美妙之处，寻常的坏人便发现好的一面。
《受戒》为什么受到欢迎？汪曾祺避开“热门话题”，专门挑选自己熟悉的江北水乡故事，写一个村庄，一座小庙，庙里的和尚，以及周边的农人、商贩，重点写了小和尚明海和少女小英子的朦胧感情。在当时文坛的一片控诉哭闹声中超脱出来，令人耳目一新。
其实，汪曾祺的高明处并非只是写和尚恋爱，而是翻转一面写故事。
从正统的眼光来看，出家的和尚理应遵守清规戒律，戒贪戒淫，修心养性，一心为佛。但是在《受戒》里，我们看到僧人们的另一个世界。
首先，出家不是为了逃避世俗，而是寻找另一种生活出路。《受戒》叙述道：
“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
僧人放焰口的仪式
其次，出家为僧也不容易，也有门槛，起码要求做到“三好”：长得好、声音好、记性好：
“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格当嘚——’，说是‘明子准能当个好和尚，我包了！’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当和尚也不容易，需要“三好学生”
第三，和尚们经常违规犯戒，甚至坑蒙拐骗，为非作歹，但是在汪曾祺的笔下都是可以理解，周围的俗众也原谅他们，不以为然。比如二师父仁海：
“他是有老婆的。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庵里有六个人，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和尚的家眷。仁山、仁渡叫她嫂子，明海叫她师娘。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整天的洗涮。傍晚的时候，坐在天井里乘凉。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
和尚也会娶亲，找相好的的
三师傅仁渡是个“花和尚”。人聪明，打牌老赢；放焰口的时候耍飞铙很好看，大姑娘小媳妇爱来瞧他。仁渡还会唱夜戏，尤其在有钱人家连夜放焰口的时候，他能唱一夜小调山歌不重复。小说这样描述仁渡：
耍飞铙
“据说他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他平常可是很规矩，看到姑娘媳妇总是老老实实的，连一句玩笑话都不说，一句小调山歌都不唱。有一回，在打谷场上乘凉的时候，一伙人把他围起来，非叫他唱两个不可。他却情不过，说：‘好，唱一个。不唱家乡的。家乡的你们都熟，唱个安徽的。’
姐和小郎打大麦，
一转子讲得听不得。
听不得就听不得，
打完了大麦打小麦。
唱完了，大家还嫌不够，他就又唱了一个：
姐儿生得漂漂的，
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里有点跳跳的。
……”
三、写小说应该贴着人物走：从人间的、世俗的、人性的、肉身的、生命的眼光看取你笔下的人和事。
如果用理性视角来看取上述和尚娶亲、吃花酒、唱淫词艳曲等事情，肯定会用谴责和批判的眼光对待他们，一定会把他们视为丑角和恶人。《受戒》的视角则不同，它是完全世俗化的，看待僧人突破清规戒律的异常生活也就见怪不怪。汪曾祺在小说中写道：
“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这就为明海与小英子的自由交往和萌生爱情制造了氛围，写足了环境。
汪曾祺的小说选材和视角告诉我们，你要想写好小说，不能用正统的、家国的、宗教的、理性的、甚至是道学的眼光看取你笔下的人和事，应该用人间的、世俗的、人性的、肉身的、生命的眼光看取你笔下的人和事。用汪曾祺的话说就是“贴着人物走”。他解释说：
“在写作过程中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大概人物也就会‘走’了，飘了，不具体了。”（《〈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写同一种题材，为什么汪曾祺写的就感人，有的小说写的就令人生厌？原因就在于汪曾祺先生始终用“人”的标准看待他的人物和事件。他不管什么权威律令、王道家法，一切高高在上束缚“人”的东西都不在他的笔下发挥作用，他只关心“人心”和“人情”。
所以，写小说不能“代圣贤立言”，不能假道学，不能死守条规，应该贴着人物走，贴着世道人心走，贴着感情和感觉走。写小说要善于从丑事中看的妙处，从恶人那里发现他的好，反之亦然，你应该警惕那些完美的人，高尚的人，伟大的事和崇高的行为，你应该从这些好的东西里发现假丑恶，这是作家的价值，也是小说家立足的根本。
最近，“学诚法师事件”搞得舆论沸沸扬扬，大和尚不守清规戒律性侵女弟子，被免职受谴责理所应当。必须维护法律和佛教社会的尊严，保卫我们的公序良俗。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你如果采取这样的视角对待你笔下的人物和事件，那你就完了，永远也写不出好小说。这样写，没有人读你的作品。
学诚法师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视角是世俗的视角，而非贵族的视角，否则这将是个出轨的故事，毫无意义；《包法利夫人》的视角是世俗的视角，而不是法律的视角，否则这将是个破产的故事，也没有太大价值。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人性的视角，而不是色情狂的视角，不然人们就会指责小说描述猥亵少女；莫言的《蛙》是人情的视角，而非国家的视角，不然人们就会指责莫言为违反计划生育国策者开脱和代言。
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改编电影海报
有网友动辄指责某某作品“三观不正”，不利于世道人心，其实就是用宗教和理性视角来观察文学。那不是文学的视角，无疑是一种“错位批评”。
关于“三观不正”的表情包
因此，从汪曾祺那里我们在选择小说素材方面，学会了两点。一是不必赶时髦，写过分热点的题材，热点何其多，追赶总落伍。二是你的题材要用世俗的眼光分析，不能用崇高的眼光看取。当年，王蒙先生写《躲避崇高》一文备受批判。那些批评者真的是不懂小说家，不知道小说家的职业特点和思维模式，实在是冤哉枉也。
王蒙《躲避崇高》发表在《读书》199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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