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黄河万里沙，“十试不第”的晚唐诗人罗隐，正面朝大河慨叹：这首《黄河》，一说是写于天祐二年（905），白马之祸发生后。在白马之祸中，30多名朝中大臣，被权臣朱温处死于黄河边的白马驿，之后投尸于河。此举意在使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士大夫沉入河中，永为浊流，是权奸对朝臣的亵渎。天祐二年三月，主管礼仪的太常卿之位空缺。独揽大权的朱温，向宰相裴枢提出由自己的心腹出任这一职位。裴枢很不给面子，拒绝了朱温的提议。朱温对文人恨之入骨，还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黄巢起义中，作为黄巢大将的朱温先是背叛起义军，转身投靠朝廷，被赐名“朱全忠”，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之后，他野心勃勃，西进关中，与另一个藩镇李茂贞对皇帝展开争夺。到了白马之祸的前一年，朱温已控扼朝廷。他杀尽宦官，处死宰相崔胤，挟天子以令诸侯，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迁都当年，朱温就派人刺杀昭宗，改立年少的太子李柷为傀儡皇帝，是为唐朝末代皇帝昭宣帝。白马之祸前夕，朱温已在宫中大开杀戒，他假借春社日置办酒宴，命已故唐昭宗的9个年龄稍大的皇子前来赴宴，将他们灌得酩酊大醉后，一个个缢杀，抛尸于九曲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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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宗室进行大清洗后，以裴枢为首的清流士大夫成为朱温篡位的另一大阻碍。白马之祸被一些史学家认为是投靠藩镇的幕僚针对“清流”朝臣的一次报复行为。晚唐时，科举考试已被朝中权贵所把持，违背了初衷。落榜士子怨恨这些权贵，埋怨大环境不好。越来越多的寒门学子屡试不第，不得不另谋出路。随着中央日衰、藩镇日盛，科场失意的文人转投各镇幕府，成为藩镇的谋士，如朱温的亲信敬翔、李振等，都是放弃向体制内发展，通过向幕府投简历，才走上人生巅峰。白马之祸中遇害的大臣中，以崔、裴、卢三姓最多，这三大族常年干涉科场选举，为李振等朱温幕僚所记恨。朱温本人对士大夫也极为鄙视，充满了反智主义。当时，有一个叫崔禹昌的读书人考中进士，前去拜见朱温。崔禹昌百般巴结，马屁拍得极好，朱温听着高兴，每次设宴都会召见他。有一次，两人闲聊，朱温听说小崔家在汴州有庄园，就问他庄里有没有牛。崔禹昌不假思索地答道：“不识得牛。”“不识得”在当时有“无”的意思，崔禹昌的意思是“没牛”。朱温书读得不多，脾气却不小，会错了意，以为崔禹昌是存心拿自己开涮。哪有人没见过牛的，分明是嘲笑我朱温是村夫，才识得牛，他崔禹昌是文人，就不识得。朱温怒斥崔禹昌为人轻薄，差点儿就要将他处死。吊诡的是，在关于白马之祸的早先记载，如《旧唐书》中，朱温不是主谋，而是被描写为主持正义的一方，并且否认诛杀朝臣的做法，似乎全然未参与白马之祸（“全忠闻之，不善也”）。主张杀害清流士大夫的倒是成了柳璨、蒋玄晖等朝中大臣。《旧唐书》载，宰相柳璨出身河东柳氏，与裴枢等同朝为官，却不为清流所容，于是为虎作伥，向朱温出了个主意，说他夜观天象，将有灾祸，必须以刑杀应对此劫，因此酿成了杀害朝臣的白马之祸。白马之祸后，柳璨又成了朱温篡唐的绊脚石，最终被处死。他临刑前大喊：“负国贼柳璨，死宜矣！”柳璨主谋论，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后梁建立后，史官为朱温推脱责任的春秋之笔。吕思勉先生就说，此乃“蒙谤于天下后世矣”。五代编撰唐史时采用了这一记载，直到宋代，才指出白马之祸的主谋是朱温。天祐二年五月，愁云笼罩洛阳，李振等人为朱温制订的屠杀计划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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