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风格被称作创作者的徽迹或指纹，是创作者在用客观事物本身的言语表达和突出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的同时，通过对象表现自己精神个性的形式和方式。能形成创作风格也就标志创作者独特的艺术创造力趋于稳定。
创作风格既涉及作品的言语形式、作家的创作个性、对象的客观规定和读者的历史接受，也与时代、民族、地域、流派文化有关。本文将以这两大方面来分析余华的小说《活着》与张艺谋的电影《活着》的不同之处。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生活道路。生活实践对于作家的意义不仅表现在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素材积累，而且也使他们具有了与别人不同的独特情感体验。日常个性是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人格结构方面的独特性，而这种建立于生活实践基础的独特情感体验，又对作家的创作个性有着直接影响。而创作个性是创作者气质禀赋、思想水平、审美趣味、艺术才能等主观因素综合而成的习惯性行为方式，是在日常个性的基础上经过审美创造的升华而形成的独特的艺术品格，是文学风格的内在根据，支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的显现。创作者的生活经历影响着其人格结构和日常个性的形成，同时，也影响着其创作风格。
余华生于浙江杭州，长于海盐。父母都是医生。1973年小学毕业，1977年中学毕业，曾在一家镇上的医院任牙医。1983年弃医从文。在成长的过程中，余华曾全家搬到医院住，在这里余华看过太多太多的生老病死，他还睡过冰冷的太平间，并且喜欢太平间。这样的经历让他对于死亡有不同于常人的理解，也对他的创作产生极大影响。
死亡是他小说的一大主题，在《活着》中，死亡与血腥演绎得淋漓尽致。《活着》以第三者聆听的方式讲述故事，叙述了徐福贵一家不幸遭遇：徐老爷在福贵赌光家产后，死在村口的茅坑里；徐老太太则在福贵被抓去当壮丁时，病死了；后来，一家子日子终于过得相对顺当了，儿子有庆却又因为抽血救人而死；女儿凤霞在产后大出血也死了；而妻子家珍在有庆还在世时就得了软骨症，凤霞死后不久，她也跟着归西了；女婿二喜在工作时被水泥板压死；而更可悲的是，唯一的孙子苦根在吃豆子时噎死了。家人一个接一个地因各种离奇的原因死去，最后只剩下福贵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一个接一个的不间断的死亡使小说充满一股浓厚而沉重的悲凉之感，让人感到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可奈何。小说的极致的死亡描述就是余华对于死亡的理解，用冷冷的语气叙说着血腥味极重的故事，更让人感到书中主人公的悲惨，读之无不感到后背发凉。
张艺谋在50年代初生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家庭，原名张诒谋。后自己改名为张艺谋。从小喜欢看的是民间故事和名著。因为父辈几人曾是农民又是地主，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他们家的后代也受到了株连，受到了社会的歧视。1968年，张艺谋初中毕业后到陕西乾县峰阳镇刘家村插队，后在陕西咸阳市棉纺八厂当工人。在工厂的日子里，张艺谋迷上了摄影。“文革”结束后，中国恢复了高校招生，电影学院破格录取了这个学生。198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从此开始了电影生涯。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背景、生活环境和个人喜好对他创作的影响。
张艺谋的《活着》就体现着他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同时，时代气息浓重，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和是以第一人称的叙述直接展开故事的，同时他对小说《活着》的故事情节做了一定的改动。在电影中删去了妓女和长工长根的这两个人物，也删除了凤霞被送给其他人家养的情节，使福贵一家的经历不至于显得心酸凄惨。电影也并没有把死亡演绎到极尽，家珍、苦根和二喜并没有死去。电影的结尾也没有小说展现的那种悲凉无奈，而是给予了未来的生活希望。就像电影里最后的台词“小鸡长大了就变成鹅，鹅长大了就变成羊，羊长大了就变成牛”，让人感到一切事物还是有生机的。同时，电影中加入了皮影戏和凤霞被欺负，有庆为之报仇的情节；也改动了二喜娶凤霞和凤霞生孩子的情节。皮影戏贯穿这部电影，体现了张艺谋对于民间艺术的喜爱，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同时，也通过皮影戏凸显命运无常的无奈。增加凤霞被欺负，有庆为之报仇的情节与改动了二喜娶凤霞、凤霞生孩子的情节，则体现着时代文化，具有很强的政治因素。这是由于张艺谋出生于特殊的家庭，父辈几人曾是农民又是地主，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他们家的后代也受到了株连，受到了社会的歧视。这样特殊的家庭背景让他对于建国初期的社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体会。（请参考下文时代文化对风格的影响）
时代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流派文化都对创作风格有不同的影响。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创作风格必然渗入了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着时代性。其具体表现是：在同一或大致相同的历史时代里，处于相同或相近的社会地位，置身于类似的矛盾斗争，面临相同的社会问题，受到相近的时代精神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必然表现出某些共同的基本特色。
在体现时代文化这一点上，余华和张艺谋在自己的作品中都表现了中国40到70年代的政治事件。解放战争、建国初期打倒封建地主、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作品的时代背景。但不同的是，张艺谋在电影中对时代特征的展现更加深刻透彻，讽刺意味悠长。如二喜娶凤霞时，小说是“十几双锣同时敲着，两个大鼓擂得咚咚响，把村里人耳朵震得嗡嗡乱响，最显眼的是中间有一辆披红戴绿的板车，车上一把椅子也红红绿绿。一走进村里，二喜就拆了两条大前门香烟，见到男子就往他们手里塞”，接走凤霞时，二喜是说“爹，娘，我把凤霞娶走啦。”而电影里，结婚当天，亲朋好友们送的东西都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牛镇长还出来主持婚礼说：“今天是万二喜同志跟徐凤霞同志，结婚大喜的幸福日子，咱们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记毛主席，来，咱们唱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咱们这是革命的航船，乘风破浪跟毛主席前进！好了，好了，咱们该走啦，给毛主席敬礼，给毛主席敬礼！”二喜在接走凤霞时是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凤霞同志接走了！”这些台词情节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又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历史阶段的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又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电影里，牛镇长对福贵说：“你那箱皮影啊，还是烧了吧！那东西全镇的人都见过－－留不住！你没看你那些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是典型的四旧！你看上面社论都下来了，越旧的东西越反动，你看！烧吧，烧吧，听毛主席的话！烧吧，你们家烧完了，我还要到下一家去。”在凤霞生孩子时，红卫兵护士一直不肯让家属进入产房陪同，为了以防生产出什么问题，二喜从牛棚里带出了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妇产科医生王斌，还被红卫兵斥责。而在凤霞出现产后大出血时，先前张狂的红卫兵小护士们却都慌张失措地喊着：“快来人啊，产妇大出血啦！”还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没处理过，王医生可以，王医生是教授”……这一系列台词无不滑稽可笑，反映了文革时期对对中华宝贵的传统文化的毁灭性的破坏和对知识分子的恐怖扼杀，也凸显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可笑与可悲。可见，张艺谋作品中的政治性很强，这也是这部电影被禁播的主要原因。
（二）民族文化与创作风格
世界上有各个不同的民族，他们生活在各自特定的地域，有彼此不同的经济生活、社会风尚、语言习惯、文化传统，形成了特定的心理素质。各不同民族的作家，他们的创作素材、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社会心理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
余华和张艺谋在作品中都集中反映了中国大地上农民以地为本的生存状态，通过讲述一个中国农民的故事，表现出创作者对历史的理解。
（三）地域文化与创作风格
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之中，其作品的文学风格必然要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地域性。
余华生于南方，小说《活着》里对于乡野的描写充满了南方气息；而张艺谋生于北方，是个陕西的北方汉子，电影《活着》里皮影戏贯穿这部电影。而根据考据资料显示：皮影戏最早诞生在两千年前的西汉，发祥于中国陕西。皮影戏是陕西文化的一大特色，张艺谋通过电影展示皮影戏不仅是在弘扬地域文化，也是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四）流派文化与创作风格
余华是先锋派作家。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活着》以一个去民间收集民歌的年轻人角度述说，遇到老人福贵的故事；又以福贵的为口吻来叙述福贵的故事。小说以两个第一人称穿插讲述，突破传统的叙事方式。
张艺谋是“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多以小城镇或农村为题材，多关注民生，作品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文化气息十足，象征意味浓厚，常在作品中展现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反映时代特征。《活着》就通过叙述一个生活在40至70年代的中国人的命运，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嬉笑怒骂的讽刺和批判，其中又融入了皮影戏这一传统文化，表现出其对传统文化的喜好与弘扬。
总的来说，通过对比余华的小说《活着》与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从作品的言语、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创作个性，以及时代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这几方面发现小说与电影的不同。由此，可知创作风格与创作者日常个人、创作个性以及时代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流派文化是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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