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美国总统选举都遵循着一个明确的模式。首先，许多完全没有机会赢得总统大选的人宣布参选。越迟被淘汰出局的人，就越有机会撞大运，这符合他们的初衷。其次，连有机会赢得本党提名的候选人，也会走向本党意识形态的边缘地带。对今年的民主党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吸引党内最进步主义的派别。最后，当剩下两名候选人展开角逐时，他们各自向中间靠拢，避开自家政党的意识形态成员。以上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每一个政治感觉敏锐的美国人，都充分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这一根深蒂固的过程，掩盖了每一次总统竞选中最有害的因素，即候选人和他们希望吸引的选民回回都在无视宪法。让这两拨人都应该脸红的是，他们连自己在做些什么似乎都不清楚。总统候选人列出了各自议程，从伯尼·桑德斯通往单一付款人医保的计划，到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计划，再到伊丽莎白·沃伦几乎涵盖其他一切的计划。但几乎所有这些计划，都双重地违宪：不仅总统没被授权做这些事情，联邦政府本身也没被授权做这些事情。宪法建立了一个枚举权力的政府，这意味着联邦政府只被授予那些在宪法中明确列出的权力。这份清单相对比较简短，载于第1条第8款中，枚举了国会立法的适当对象。国会可以：想想美国对于禁酒的轻率之举吧——这在近100年前实施。在第1条第8款，没有一处可以看到枚举了“禁止在美国制造、运输或销售酒精”的权力。当美国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禁酒时，他们费劲地修改了宪法，把这项权力赋予了联邦政府。禁酒的14年时光过去了，美国人终于幡然醒悟。他们再次修改了宪法，撤销掉这一权力。《第21条修正案》是为了撤销先前的修正案而批准的唯一修正案。但请注意诚实者在试图实现一个普遍政治目标时所面临的困难。自1933年以来，当《第21条修正案》获得批准时，美国人仍然有一个受宪法限制的联邦政府以及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所形象称呼的各州“民主实验室”。如此严格地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目的是要让州政府掌握大部分的治理权。每个州的治理方式都会有所不同，这样的话，整个美国就将是一个巨大的民主实验场。治理良好的州会增加商业和人口。治理不善的州将失去商业和人口。通过观察其他州做得好的地方，每个州都可以学习如何更好地治理。由于有失去商业和人口的风险，每个州都将有动力学以致用。各家“民主实验室”给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带来的影响，就像市场竞争给他们的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一样。但最终决定第1条第8款到底做何解释的任务，落到了谁的身上呢？这就是导致美国宪法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症结所在。最终决定联邦政府被授权做什么的机构本身就是联邦政府的一个分支。毫不奇怪，一到紧要关头，最高法院通常会支持把权力授予联邦政府。这一类危害在《第21条修正案》批准后的10年里达到了全盛期。1942年，最高法院对“威卡德诉菲尔本”一案㊟做出了裁决。在该案中，农场主罗斯科·菲尔本违反了限制他能够种植多少小麦的联邦法令。
㊟Wickard v. Filburn, 317 U.S. 111 (1942)，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极大地增强了联邦政府的监管权力。它迄今仍然是有关新政的最重要的和影响最深远的案例之一，为之后数十年对美国宪法“商业条款”的广泛解读树了一个先例。
俄亥俄州的农民罗斯科·菲尔本（Roscoe Filburn）在自家农场里种植小麦来喂养牲口。为了稳定小麦的价格和供应，美国政府对小麦产量进行了限制。菲尔本的种植超过了允许的范围，因此被责令支付罚款。菲尔本回应道，他的小麦没有出售，所以不能作为商业来管理，更不用说“州际”商业了（宪法将其描述为“在几个州之间的…商业”）。
最高法院解释了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中的'商业条款'，该条款允许美国国会“管理与外国、各州之间以及与印第安部落之间的贸易”。法院裁定，菲尔伯恩的小麦种植活动，减少了他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用于牲口饲料的小麦数量，而小麦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易的，因此属于州际商业，从而处于“商业条款”管理范围内。尽管菲尔本比配额多生产的小麦数量相对较少，不会影响州际商业本身，然而，像菲尔本这样成千上万农场主的行动累积起来，影响将会变得颇为可观。因此，法院裁定联邦政府可以管制菲尔本的小麦生产。
一位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他也有理由这么问），联邦政府对小麦市场立法的权力要到哪里去找，因为“小麦”这个词在遍寻宪法都是找不到的。即便如此，联邦政府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为了维持足够高的小麦价格，让农业生产者保持盈利。1938年《农业调整法案》对允许农户种植多少小麦设定了数量上限。通过限制供应，将有助于保持小麦价格处于高位。菲尔本种植的小麦比法律允许的多出了12英亩。他非但没把多余小麦卖到家乡以外的地方，而且也根本没拿出去卖。他用那12英亩地里种出的小麦，喂养他自家的牛。菲尔本显然没有涉及商业，更不用说什么州际商业了，但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因为国会有权管制州际商业，也就有权禁止菲尔本种植那12英亩小麦供自己使用。最高法院的“推理”是怎样的呢？如果菲尔本没给他的牛喂那些多出来的小麦，他本会被迫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小麦。即使他购买的小麦，是在他家乡的州种植的，这样做也会使该州州内可以供应其他小麦买家的小麦减少。因此，州内的一些小麦购买者，将不得不从州外购买小麦。因此，最高法院认为，菲尔本的非商业活动属于州际商业。这项裁决所采纳的“烧脑论证”使得几乎任何活动按定义都属于州际商业。自威卡德一案以来，每当国会想要行使宪法未授予的权力时，议员只需要提出一项论证，将他们想要达成的任何事情与州际商业联系起来即可。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做坏事而不受惩罚。因此，今天我们有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农业部（USDA）、国家环境保护局（EPA）、联邦资助学生贷款、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联邦法定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数百个联邦机构、计划和动议。其中一些确实涉及州际商业。多数根本没有。一个世纪以前，当我们希望联邦政府行使新的权力——禁酒时，我们还费劲地修改了宪法。今天，我们允许国会行使它所喜欢的几乎任何权力。此外，我们允许国会将其权力交给非选举产生的官僚。因此，管制酒精需要修宪，管制大麻只需要立法，管制处方药只需要官僚行动。事到如今，我们将宪法重新解释得如此面目全非，让它成了赋给政府权力而非限制政府的文献，以至于非选举产生的官僚，今天也在行使宪法甚至连国会都加以禁止行使的权力。即使这些官僚是仁慈无私的，是耳聪目明的，也令人惶恐不安；如果他们不是这样，那就是极度危险的。 似乎这一切还不够糟似的，我们现在还有总统候选人来添乱。他们向选民详细介绍他们的议程。如果说国会在最高法院赋权下超越了宪法规定的界限，那么总统一职也逾越了这一职务的定义。总统领导着政府的行政分支。根据定义，其职责是执行国会通过的法律。但总统候选人从立法的角度展示他的意见。几乎每一回，为不管什么事情提供“计划”时，他们都在越权。 国会负责立法职能，他们打算在故意使这一工作极其困难的宪法框架内行使这一职能。为什么事情原本被设计成这样呢？限制联邦政府在没有极其广泛支持情况下胡乱作为的能力。这就是用来保护个人权利的屏障。当菲尔本在本人土地上种植小麦来喂养自家牲畜的权利遭到侵犯时，剩下的事情基本上就成了定局。可悲的结果是，政府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更可悲的是，这对我们的选举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每隔四年，美国人民就会向候选人要求更多的东西，而宪法既没有授权总统、也没有授权国会去提供这些东西。这无疑就鼓励了一帮无视宪法，以不择手段来换取选举胜利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停止这一进程的第一步，就是去阅读、理解和运用美国宪法。这首先意味着立法职责仅由国会掌握，并认真地对待宪法第1条第8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