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蝗灾并非被视为单纯的自然灾害，由于古代科学知识的匮乏与天人感应思想的作梗，蝗灾往往与日食等天文现象等同，导致古代人们治理蝗灾时往往畏手畏脚，从而在人为方面加重蝗灾的损害程度。
而且蝗灾往往紧随旱灾而至，再加上古代缺乏有效的防治蝗虫的技术手段，所以蝗灾一旦爆发就会对古代以农耕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因此，如何有效的治理蝗灾成为中国历朝历代最为头疼的难题之一。
但话又说回来，谁能成功处理好这个难题，不仅能造福于百姓，还有功于社稷，更能名垂千古。这其中的典型，就要数大唐贤相姚崇了。
姚崇被誉为“救时宰相”，与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姚崇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享年七十一岁，在古代可谓高寿。
北宋大家欧阳修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所著的《新唐书》文字精炼又极简，唐朝人物列传的篇幅较之《旧唐书》可谓是少之又少，往往几百字就概而括之。但在《姚崇传》中有关姚崇的生平事迹记载居然有2138字，足见姚崇人生之精彩与丰富，欧阳大家是删无可删啊。
《姚崇传》中有关“姚崇治蝗”的篇幅即占407字，占比高达18.6%，近五分之一。由此可见，“姚崇治蝗”也是大唐贤相姚崇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崇奏：“《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域，以及蟊贼。’ 此除蝗谊也。且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劝。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蝗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
首先姚崇很清楚蝗灾难治的症结所在是“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在前言我们也提到了蝗灾在古代并非被视为单纯的自然灾害。所以姚崇想解决治理蝗灾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向百姓们证除蝗的正确性。
为处理这个首要问题，姚崇运用了“引经据典”的方法，而且还是老百姓熟知的典故来证明除蝗的正确性。先是引用《诗经》之言“秉彼蟊贼，付畀炎火”，后引用光武帝刘秀之言“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最后得出结论“此除蝗谊也”，即向百姓们证明了除蝗是恰当的、应该的、正确的。
既然证明了除蝗的正确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完成除蝗的任务？
紧接着姚崇就给出了人们答案，用“夜火坑埋法”。具体方法是夜间焚火，在旁边在挖一个坑，一边焚烧一边埋，蝗虫就可以灭尽。此外，姚崇对于“夜火坑埋法”的原理做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
1. 蝗虫畏惧人的，容易驱除；
2. 各田都有主的，使他们自己救护自己的庄稼，一定很卖力；
3. 除蝗是正常的，古代有除蝗而没能灭尽的，那只是人们没有卖力罢了。
“姚崇治蝗”的战略准备和战术准备都完成了，剩下的只有两个字——执行。于是派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指挥山东各地除蝗工作。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灾者当以德，昔刘聪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应命。”
唐朝前期（指开元十八年改制以前），州有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当时全国共有327州，其中有上州(包括辅、雄、望、紧州)109个；中州有29个；下州有189个。
《唐六典》记载：“同、华、岐、蒲为四辅州，（蒲新升入）。陕、怀、郑、汴、魏、绛为六雄州，（绛新升入）。”
有上述记载可知，汴州在开元四年时为六雄州之一，而雄州级别的州刺史为从三品。唐朝时一品、二品虚设，三品为唐朝官员实际可任职的最高品级，比如姚崇时任大唐宰相，他的官职全称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也就是说汴州刺史倪若水位居从三品是不折不扣的“地方大员”，只比当朝正三品的宰相姚崇低一级。
倪若水位高权重，所以他的奏章的分量自然是不轻，而且倪若水反驳的理由也是有理有据。倪若水不仅肯定了老百姓对于蝗灾及天人感应思想的敬畏，而且“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学习姚崇“引经据典”的方法，运用前赵皇帝刘聪治理蝗灾失败的例子来质疑除蝗的正确性。
更有甚者，倪若水还“知行合一”，光说不练假把式，倪若水来真的，拒绝御史指挥，不听命令，全面停止了汴州的除蝗工作。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整个治理蝗灾的进程也受到了严重阻碍。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姚崇采用了最省时也最高效但同时也是高风险的“正面对决”的方式，亲自写信加急快马送出，与倪若水进行正面争辩，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
因为姚崇胸有成竹，倪若水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崇移书诮之曰：‘聪伪主，德不胜祆，今祆不胜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谓修德可免，彼将无德致然乎？今坐视食苗，忍而不救，因以无年，刺史其谓何？’若水惧，乃纵捕，得蝗十四万石。”
《全唐文·第五册》：“姚崇《报倪若水捕蝗牒》：刘聪伪主也，德不胜妖；今之圣朝也，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勉，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自安？”
咱们看看倪若水收到姚崇的书信后的表现先是“若水惧”，然后“乃纵捕，得蝗十四万石”以身作则完成了除蝗工作。
那么问题来了，姚崇的书信中到底提到了什么让倪若水这么害怕？
（因为欧阳修大家修撰史书常常删减，所以羚羊解析姚崇的书信内容便以《全唐文》为主）其实姚崇这封短信虽然有55字，真正的关键句只有开头的18字，那就是“刘聪伪主也，德不胜妖；今之圣朝也，妖不胜德”，是真正让倪若水害怕的原因。姚崇点出来倪若水不该拿前赵皇帝刘聪的例子来比喻今天的时局，因为当今的皇帝是唐玄宗李隆基。
唐玄宗李隆基虽然是名正言顺以太子身份登基帝位的，但李隆基的太子之位是因为唐睿宗长子宋王李成器辞让而得。再加上李隆基即位之初恰逢与太平公主争权，当时太平公主常常在坊间散播李隆基胁兄迫父登基的传言，以致于朝野上下至今还有不少人信以为真。
而前赵皇帝刘聪正是弑兄登基帝位的，所以姚崇说他是“伪主”，他在位治理蝗虫失败是必然的，刘聪他是“德不胜妖”，而当今皇帝的是唐玄宗李隆基，是为“妖不胜德”。姚崇“开门见山”在这封信的开始就点出了这个“古今相异”，他的潜台词其实是：倪若水如果你不尽心办好除蝗工作，我姚崇就坐实你一个“借古讽今”的罪名。
倪若水非出身于“五姓七宗”的世家子弟，而是凭自己真本事进士及第的庶族官员，一步步爬到如今从三品大员的位置，非等闲之辈。姚崇在《报倪若水捕蝗牒》的弦外之音，倪若水是听得真真切切，所以才会有“若水惧，乃纵捕，得蝗十四万石”。
这次给姚崇出难题的正是他刚刚夸奖过的唐玄宗李隆基，史载“时议者喧哗，帝疑，复以问崇”，唐玄宗扛不住治理蝗灾带来的舆论压力，所以请教姚崇该怎么办。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昔魏世山东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后奏有蝗，草木皆尽，牛马至相啖毛。今飞蝗所在充满，加复蕃息，且河南、河北家无宿藏，一不获则流离，安危系之。且讨蝗纵不能尽，不愈 于养以遗患乎？”帝然之。
姚崇对唐玄宗这番有关于治理蝗灾精彩回答，再度采用了《报倪若水捕蝗牒》的方法，“开门见山”第一句就直接给出了唐玄宗答案——“庸儒泥文不知变”。书呆子死扣书文不知变通，他们根本不懂治理之道。
紧接着姚崇提出了自己治理之道的核心思想“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这世间常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的逆舆论成功的事件发生，怎么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呢。
然后姚崇使出了最得心应手的“引经据典”来说服唐玄宗：过去魏时山东发生蝗灾，小忍而不灭蝗，以致后来发生饥荒而人相食；后秦时蝗灾，草木被啮尽，以致牛马无食相互啃毛。曹魏王朝和后秦王朝就是活生生听信“庸儒泥文不知变”而导致大灾荒使国家陷入安危的例子。
最后姚崇切实的分析了当今蝗灾危急的形势对唐玄宗苦口婆心的说道：现在飞蝗遍地都是，还会反复繁殖，而且河南河北都家无隔日储粮，一无收获百姓就要流离失所，国家安危也系于此。况且灭蝗即或不能尽灭，也比留下来成灾患为好！
最终姚崇成功说服了唐玄宗“帝然之”，重新获得了皇帝的大力支持，治理蝗灾的进程得以继续进行，姚崇总算松了一口气。
卢怀慎出身于“五姓七宗”之一的范阳卢氏北祖第三房，进士及第，以廉洁谨慎闻名朝野。卢怀慎任职兵部侍郎时，姚崇任职兵部尚书，姚崇是他的老上司。唐玄宗李隆基一即位，就同时任命姚崇、魏知古、卢怀慎三人为相。
卢怀慎时任黄门监（侍中）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就本官来说卢怀慎的职权比姚崇还要大，但卢怀慎自知自己的才能比不上老上司姚崇，于是处处以姚崇马首是瞻，遇到事情都是让姚崇处理，从不主动发表意见也很少与姚崇意见相左，因此被时人都称为“伴食宰相”，这是讥讽他只吃饭不办事。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六·卢怀慎传》：“怀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专，时讥为‘伴食宰相’。”
可在治理蝗灾的这件事情上，“伴食宰相”卢怀慎居然罕见地对姚崇提出了异议，不仅令姚崇感到惊讶，更是“闻者皆惊”。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黄门监卢怀慎曰：‘凡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杀虫多，必戾和气。愿公思之’。”
姚崇想不到在这节骨眼上，居然是这个“伴食宰相”卢怀慎给自己添堵，姚崇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断虵福乃降。今蝗幸可驱，若纵之，谷且尽，如百姓何？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诿公也！’蝗害讫息。”
姚崇一开口还是那熟悉的配方，姚氏“引经据典”：过去楚王吞蛭终于使痼疾好了，孙叔敖斩蛇而福降。
其次质问卢怀慎道：当今蝗虫还可以驱除，如果任它成灾，谷将被食尽，那时百姓将怎么办？
不等卢怀慎回答，姚崇直接斩钉截铁的断言道：灭蝗救人，如有祸殃归我姚崇独自承担，不会推委给您！
“不以诿公也！”这一句话足见姚崇当时的怒气以及他要治理蝗灾的决心，好在最终“蝗害讫息”蝗灾息止“姚崇治蝗”圆满成功，传为佳话，名留青史。
但我们从“事皆推而不专”的“伴食宰相”卢怀慎反对“姚崇治蝗”的事件可以看出，姚崇在当时处境之孤危，老百姓、地方官员、文人墨客甚至皇帝都先后对自己发难，最后连自己的得力助手都与自己唱反调了，可想而知“姚崇治蝗”所遇到的阻力之大，难度之高，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逆时而动”、“不成功便成仁”。也正因为如此，后世的人们才如此尊敬与赞美这位力排众议、不惜名节、不顾个人安危挽救人民于蝗灾之中的大唐贤相——姚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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