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五一期间”，作家吴树先生和记者蒋铮女士来苏州对我进行专访。记得那是一个烟雨蒙蒙的上午，我们就中国教育的变革与挑战、“新教育实验”的缘起与发展等话题，聊得甚为广泛与深入。
碰巧的是两个月之后，在盛夏的一天，我去北戴河看望一位老领导，无意之中又将与吴树先生他们讨论的话题继续聊了起来。老领导求学时有着教育专业的背景，工作后又带来超越教育的视野，对当下教育问题的点评鞭辟入里。他幽默地说，现在有两个“子”成为人们痛苦的重要来源——房子和孩子。从某种意义说，买房子也是为了孩子。“当年我们最直接的痛苦是饿肚子，现在人们最直接的痛苦就是孩子，特别是孩子的教育。”
教育为什么让人痛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以人为本”。教育最基本的功能是帮助人的成长，让人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人，应该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我们的教育方向错了。我们的教育是从社会出发的，我们的教育理念没有全面地以人为本，而是“以教为本”、“以分为本”。扪心自问，有多少教育局长、学校校长是把学生的健康、学生的幸福放在第一位？他强调，每个人的健康幸福是全社会美好进步的基础。离开了个人的健康幸福，就谈不上社会的和谐发展。
从教育的内容体系来看，主要是解决三个基本问题：如何认识自然，如何认识社会，如何认识自我。他指出，我们的教育对认识自我是不重视的，这也是没有“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三字经》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就是讲人，讲认识自我。正确的做法，是应该以人为中心来组织教材。但现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材，都不是从人开始。如我们的音乐课，一开始就是讲乐谱，讲技法，为什么不讲讲我们为什么要唱歌？为什么不讲讲音乐与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甚至我们的思想品德课程，这是一门离开人就不可能存在的课程，却也照样转来转去转不出社会的圈子，对于许多人生的问题避而不谈，如怎样谈恋爱？什么叫快乐？有了烦恼怎么办？这些问题很少登上我们学校的大雅之堂。我是谁？我要走向哪里？这些根本的人生哲学在学校里没有位置，导致学生们“讲社会头头是道，说自己全都不知道”。
一位作家、一位记者、一位老领导，他们对于教育问题所共同倾注的忧虑与反思，引起我极强的共鸣。
人，因教育而成为人，教育，因人而存在，双方彼此依存。因此，教育毫无疑问首先应该教会学生如何认识自己，如何珍惜生命，如何热爱生活。所以，关于生命的教育，应该成为教育最重要最基础的课程。这也正是我发起的“新教育实验”正全力投入新生命教育板块研究的出发点。
人活着，为了幸福。教育的使命，就是帮助人们创造幸福。在“以教为本”、“以分为本”的教育中，胜利者似乎能够赢取所谓的幸福，但这种幸福与心灵相距甚远，是功利的，也是脆弱的。我们“新教育实验”始终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愿景，我们一直认为：教育应该为人生幸福奠基，如果不能让人们未来幸福，教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此同时，教育也应该是幸福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能让孩子当下幸福，教育也就失去了通往未来的可能性。
为此，“新教育实验”研发了自己的卓越课程体系，其中基础性的生命课程，就是把人的生命分为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将教育的目标定位于努力拓展自然生命的长度、社会生命的宽度和精神生命的高度，为人们赢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完整的人生。
吴树先生的老朋友徐锋先生在2012年邂逅“新教育”之后，对“新教育”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评价。他深有感触地说：“新教育是在给一个病人——中国教育，作一次准确的基因修复。大家从事的，是一项注定要走进历史的、伟大的、关系中国教育成败的基因修复工程。”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向吴树先生竭力推荐了我们的“新教育实验”。
“新教育实验”对于教育的思考与探索，我在和吴树先生交流时也反复提及，他颇为赞同。所以，在出版这两本书时，我不仅作为受访者出场，还应邀与著名作家理由先生分别为书作序写跋。
坦率地说，我喜欢这两本书，更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因为对于中国教育改革来说，的确需要有这样的忧患意识，需要有担当的全方位反思与审视。吴树先生告诉我，他们以文学的方式（而非评述）记载近三十年中国教育走过的路、发生的事，以及事件中的人物命运，是为了从那些真实的故事、鲜活的个体命运中，折射出中华民族在融入世界大家庭之际所经历的彳亍、彷徨与艰难奋进。其实，无论是文学还是评述，都是观察者自己眼中的中国教育，见仁见智，全是作家自己的眼光。
此外，我感觉书中的批评多了一些，忧虑重了一些，对于正在民间悄悄进行的教育改革关注少了一些。吴树先生说，希望今后有机会深入我们的“新教育实验”现场，全面了解中国民间的教育变革，届时争取能够完成一篇更加“正能量”的报告文学。为此，我们期待着。（朱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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