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长征传记文学《神韵秋柳：王士禛传》
文 l 奚同发
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李长征先生，才知他是《神韵秋柳：王士禛传》的作者。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系列，旨在对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多位历史名人进行重新书写、立传，其作者的选择，显然也举足轻重。李长征笔下的王士禛，是康熙时代的文坛领袖，曾因创造了中国古典文学史最后一个巅峰，以致民国学者胡怀琛把他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共列中国八大诗人。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大清国立朝200多年体裁年代论，似乎小说更为强势，后人言必《红楼梦》，或《金瓶梅》《聊斋志异》之类。即使大学读中文系，印象中的神韵说，也是翁方纲所言，因为翁著有《神韵论》。所以，拿到《神韵秋柳：王士禛传》翻看目录，也无法预料可能被阅读带入一个怎样的世界。三十万言之笔墨，是否会让我对一个清王朝的文人高看一眼？没想到，一本传记，竟断断续续看了一个多月。除了工作，以此时间心无旁骛、钟情专一地对应一本书，足见阅读的难度和黏度。大至国体政体，细述民间日常，其内容之丰富，信息体系之庞杂，给我的感觉，哪里是写一个人物传记，简直是以人物为线索，要写出一部大清王朝的断代史，甚至附送一段明末断代史。至于诗人王士禛，则更像一个宇宙间自带光芒的天体，以自己创作的上千首诗作及诗论“神韵说”，辉映着康熙年间文坛的繁华，照亮了大清王朝有史以来最璀璨的文学天空。正如作者书中所言，传主王士禛至少有三个重要身份：一是才华横溢、风流飘逸的诗人，一是殚智竭力、责有攸归的王朝重臣，一是感物伤怀、雨愁烟恨的明代遗民。从全书结构来看，作者主要从诗人、官员两个角度进行叙事，遗民身份融入其中，交叉出现。正如诺曼·文森特·皮尔所说“性格决定命运，态度决定一切”，无论是为官而交际敬重遗民遗老，还是以诗人身份与遗老遗少的往来应和，都是王士禛之所以成为王士禛的家族背景及人物性格形成的关键，也为他最终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传记写作，首先在“传”，除了史与事的真实，则要建立在文学叙事上，所以，也称传记文学。因为是新闻人，李长征的写作又呈现出与以往传记写作明显的不同，那就是新闻要素与写作方式的介入，不仅整部传记似一篇新闻特写，有导语及事件、人物主体，甚至每一章节的结构也是如此，标题下都配有一小段导语似的提示文字。而每一章节的内容主体，则力求脉络细致清晰，前因后果相补，以形象生动的文学语言与简洁明了的新闻语言，共同绘织出一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历史人物，从而使读者绕过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穿透迷雾，一览霞光。
作为全书开场前的序幕，“题记”以散文诗般的行文，书写秋柳的姿态及精神内涵，映照出王士禛在文学上的重大贡献，政治生活中的作为及难为。同时，显示了作者李长征的文学才华。而后从王士禛人生最大一次低谷“王五案”开笔，来龙去脉一番此案对王的命运终极走向的影响。作为全书的导语，从一个独立事件概括了传主匆匆的一生。作者采用悬念倒置的方法，把一个人物、事件最有吸引力的十万个为什么似的情节先置于前，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的人物一一亮相。这样的写作，立刻形成花开万朵的锦簇态势，为接下来单表一枝、分头叙事提供了有理有据的可能。以人代史，绘巨帙画卷，几近清史断代的另一种书写。这或许是作者写作的另一个“野心”。借一个大清吏臣的个人成长史及从政史，绘就一个时代的历史。这种写法，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极大的麻烦。清朝距今时近，且因印刷术及造纸业的进步，加之多次编史缉志，文字收集浩如烟海。写史见据，是传记最基本的要求。你可以想象人物的心理和表情，揣测他的姿态与向往，但不能在子虚乌有中构造任何一个细节或情节。如何对固有史料做减法，是作者首先必须面对的难题。孰料李长征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官员王士禛为核心，笔走多端，进入清史、明史的动脉，辐射数百人物，政治、经济，体制、军事，教育、科考，家族、文化，宗教、人伦，官场、市井，民俗、掌故，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犹如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一幅《清明上河图》，浩瀚皇皇，雄浑磅礴，且寸隅之间，细枝末梢，纤毫毕现。而长卷的黄金分割点上，正行走着踌躇满志、衣袂飘飘的王士禛。仅从政治生活出发，作者既写清王朝各种官员设置，机构运行方式，比如刑部、礼部、太医院、国子监、盐税、科考、榷署，等等，又细化官员的满汉同设、相互牵制，“论俸掣差”、“捐纳补任”、“大计”考核与“考满”制、“博学鸿词科”取士等。再比如书中涉及科考作弊案、奏销案、通海案、明史案、哭庙案等，而为了厘清一些具体的案件，又详细解说一些司法依据，比如“存留养亲”，作为法律家族化、伦常化的具体体现，存在思想基础是孝道，从北魏入律至清末修律，一直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一种刑罚制度。其具体条律指，子孙犯了死罪，父母、祖父母在世而无人抚养，便可免除死罪以便安养父母……作者用了不少笔墨，通过事件、人物来诠释相关专业内容，细至官服与民服的分类与差异，发髻头巾样式的不同。再比如宗教方面，作者选择了三个代表性人物，扬州塔庙与曾阻止了顺治出家的通琇禅师谈禅、金陵高座寺拜会方以智法师，南京宝华山与方丈读体见月对答则关注禅与诗，再加上王士禛一生与多座寺院打交道，这就解决了我们阅读王诗的禅意来源。而诗禅、禅诗，又与他的神韵说互为表里，彼此连枝。作为一部人物传记，再缤纷的历史也是为了精彩的人物出场和表演做准备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登堂入室的王士禛政治上的作为，更是作者浓墨重彩的，比如扬州推官时改革弊政，罢除琼花会，以“代输法”清欠地方积欠十七年国税而义释无辜平民，刑部尚书任上第一年怒发冲冠重定徐起龙女儿冤案，清江榷署整饬吏商勾结营私舞弊，不计曾被挤掉解元身份之前嫌为李应轸案主持公道，兵部督捕衙门会审张希仁等多起“逃人”案，主考荐人唯才是举，等等，充分显示其善良忠厚、秉公执法的人物性格，“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的精神，让一个饱学之士、清廉刚正、疾恶如仇的清官形象立现眼前。即使同朝为官、左都御史陈廷敬也感叹王有古大臣之风；时任吏部尚书李天馥则评价其为：“王公不失厚道，但未免过于厚道！”而王士禛的厚道还表现在，急他人之难，比如助友人，甚至把夫人的玉镯都拿给别人当了路资，以至友人诗赞“感激悠悠岐路人，祓佩岂是寻常惠”。当然不寻常了，那是人家的嫁妆。王多年后也为此赋诗表达愧疚：“一官长物无所有，却损闺中缠臂金。”果真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因为这种天性温柔敦厚，他被同仁看好，被朋友、百姓看好，甚至被康熙谕旨山东人爱圈子、为私利而不计大局时，“惟王士禛则无是也”给予赞赏。但，也是因为这种性格，作为大清刑部大司寇，在命案中因“失出法严”而出现瑕疵，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留命”理论下屡屡轻判，这种性格决定了他以为“失出”总比“失入”更稳妥。可是，人命关天，从轻对A，势必造成对B的不公？如此是否为邪者提供可趁之机，令恶者钻了法律漏洞。与其说这是尊重生命，不如说是赏罚不明、是非不清。最终触怒天子，导致削官为民、死而无谥的悲剧人生。显然，李长征在展示传主的政治建树时，也没有避讳其短板。比如王士禛上书恢复已废止的八股科考、提倡妇女裹足等。作为封建王朝的文人，王士禛自然有着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这些不完美的作为，恰恰汇聚成一个真实而鲜活的王士禛。一部三十万字的传记，如何吸引读者不中断阅读？除了重要情节的安排外，李长征对史实细节的选择，文学语言的熟稔驾驭，为整部作品加分不小。书中细节的选择，几乎都十分注重故事性、戏剧性，或传奇性。好看可读，又相互关联，由细节叠加成曲折变化，或有趣好玩，或悬念迭出，或结果难料的情节，以史料为支持，以文学语言的形象生动推动情节的演变，还原现场，跌宕故事，丰满人物。比如，在梳理了王家形成大明要臣“王半朝”家族鼎盛背景后，选了一个细节，即一只王家的鸡在明清王朝更替中引发兵变。并由此前后延展，为我们展示了明末清初动荡的社会背景，以及王家在这种变革中出现的三种处世态度，或归隐、或殉国、或入仕。这个细节，既交待了王士禛天然个性形成的根本原因，又洞幽烛微，引发读者走进历史，反省大事件与小细节的关系。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于南斯拉夫一条小街上那个刺杀事件，最终导致6500万人参战，1000多万人丧生，2000多万人受伤,引发空前的全球战争。人类历史常常因为这种被忽视的细节而发生惊变。试想大秦帝国曾铁骑横扫六雄，气吞万里如虎，却因陈胜吴广这支900余民夫义军而动荡至亡国。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正是在这种戏剧般的细节中被铭记或遗忘。显然，李长征对史料的发现与运用，极下功夫，且有一套自己的手段。可以说，许多史料于他如囊中探物信手拈来，视若己出，灵活且恰如其分地出现在必须之处。例如书中写王士禛与外甥赵执信的关系时，做了如下梳理“新城王氏与博山赵氏世代姻亲，赵执信妻母是王士禛从妹，赵执信叔叔赵作肃妻是王士禛的妹妹，赵作肃的儿子赵执端妻是王士禛侄女，赵作肃的孙子赵宪也娶王士祺的侄孙女，其族弟赵执恒娶王士镇的侄女。”别看这不长的文字，其中的信息量及案头储备，不知要翻录多少史料才足以做到化繁为简，一目了然。作者之所以如此，也体现了一个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他是以学术治史的手法，创作这部传记，书中的史实、事实，均有据可考，锱铢必较。为了找到写作的气息，他亲自脚量，走访王士禛曾到过的诸多地方，以求真实可靠与史料相对应。为了写作，不仅购买了一书橱图书，还在网上查阅不少付费论文。本书涉及有故事有交待的人物超过七十人，提到姓名的更是数以百计。白天主政一家地方晚报全面工作，晚间或业余时间全砸在一部书上，历五年心血，完成著述，精卫填海，苦心孤诣，可见一斑。
与官员王士禛相比，文人王士禛写得更为从容飘逸、心游八极、浪漫风流、壮志凌云。作者以王士禛为中心，结构众星捧月之势，书写王朝文坛盛世，诗词歌赋，杂剧小说，包罗万象，满目繁华。可谓“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针对王士禛一代的文坛，作者并没有像有些史传追求完整从头到尾流水一通，而是独具匠心，截取几个特别片段，济南秋柳结社、京城互访、扬州红桥诗会、如皋水绘园修禊、金陵苏浙江南周游、西蜀行吟、祝氏园亭会聚、南海祭告、西城辩诗……这些情节不仅是王士禛文学走向高位的一个个台阶，每个节点均有佳作推出，也是他成为一代文坛领神，魅力逐渐显影的最佳舞台，既给了他表演机会，也还原了历史现场，直到紫禁城懋勤殿谕旨，由户部郎中改任翰林院侍讲，成为一代诗臣，开创清朝取仕先例，轰动朝野。这些情节也带领读者跟着传主一步一步走进康熙年间以王士禛为盟主的文学王国，一睹其内部构成与外部样貌。既有他的文学观念及理论形成的解读，又不乏他的代表诗作。在浩如烟海的清史中，钩沉稽古、发微抉隐，剔除旁枝，清晰脉络，这个减法难度何其之大。远望花团锦簇，香飘万里，近观朵朵秀美、娇艳若滴。大处笔指整个文坛，名家辈出，佳作连绵；个案则让思想家顾炎武、书法家邢侗、古文家汪琬、方文以及明末四公子、江左三大家、关中四君子、明后七子、江南三凤凰等百位人物走出故纸堆，一句话，凡有助于展示王士禛的创作才华或人格魅力者，均一一录其生平、成就以及与王之间的往来掌故。为了让读者明白神韵说，作者专门开列一章《秋色向人犹旖旎》。从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所购《柳洲诗话》图卷的人物开始，对应王诗创作的背景、现场、影响。王士禛24岁生日当天于大明湖结“秋柳社”，并创作《秋柳四章》。其用典二十多个，且多是普及率不高的典故，成为他早期“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神韵说的实践。此说精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说白了就是全篇写柳，却不见一个柳字；全篇送别，却不见一个“别”字。然后从众人应和诗，解说“典、远、谐、则”纲领。最终总结，“神，当是来自天外的一种感觉。而韵，则是一种节奏和逻辑。”神无迹可寻，乘韵而至，离韵而驻。“有神无韵，杂草一地；有韵无神，死气沉沉；有神有韵，才能神采飞扬！神会意会，则顿悟、灵性闪烁，这也许正是神韵的玄妙之门！”作者不惜笔墨娓娓道来，像一位教师课堂上谆谆教诲，不厌其烦，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这是人物书写的关键，也是理解传主的必须。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加入大量诗作。王士禛一生诗作愈千，内容关乎“范山模水、吊古怀今、记事抒怀、羁旅思情、祖饯伤别、友朋赠答、咏物题画”。原作之外，还有不少文人墨客的往来唱和，李长征以独特的视角，从纷繁的史料中厘清精选，欣赏也好，资料也罢，通过本书，王士禛的作品精华尽收眼底。既有柔丽秀婉、悠闲淡远之作，也有追求“雄浑与神韵兼得”而“用刚笔见魄力，用柔笔见神韵”的雄健、奔放之作。李长征甚至从考据学角度，“无证不信”，对许多诗作注释用典，交待背景，分析作品内涵、艺术特色。难怪吴国对评价他写作境界同时兼有：“杜少陵所言'一洗万古凡马空’，苏东坡说'笔所未到气已吞’。”如果把全书王诗单独组成一个小辑，冠名王士禛代表作注解选本，也未尝不可。因为传主的文坛身份，与此相关的内容涉及人物更多，但作者的选择与史料钩沉十分谨慎。哪些人需要细节交待或详细介绍，哪些人只是如影随形、漂过勿念，哪些是别人出场的中介，哪些仅以姓名留存……显然，李长征在大量的史料备案后，做了相应的分类和谋划。比如，书中穷困潦倒的文人邵潜，住无窗之黑屋，席仅半截、残被破褥。王士禛能找到这肮脏小巷，老人自然舍得从床下取出仅有的布满灰尘的陶罐，两个破碗温酒而歌。君子之交，坦荡相惜。虽然此处志在书写王的美德，也透露出王以这些遗老为镜，寻找自己内心的文化认同和人生来路。比如被免官回乡的汪琬与王聚后，王非送他两只青田鹤，以致对方哭笑不得，一是没法带，另是娇贵养不起……而次年汪复官进京时，王又送他四罂惠山泉水，令汪连连摇头拒绝……果然是别出心裁、出手不凡的文人性情。在王士禛日誉声隆之际，反对者有之，不买账者有之，甚至下狠手置他于死地的也有之。即使外甥赵执信也把他心爱的诗作当面掷于地，何况他人？这些情节的进入，不但对传主的形象没有损害，反而更贴近历史与真实。除了诗人之外，还写到许多文人骚客，毕竟作者意在把王推到文坛领袖之位。那么其他体裁的文人，也不能少。比如创作《长生殿》的洪昇、《桃花扇》的孔尚任，创作名篇散文《报刘一丈书》的宗臣、《续金瓶梅》及著名戏曲《西湖扇》《化人游》《赤松游》作者丁耀亢、诗书画印兼备的周亮工、文学兼书法大家冒襄、说书艺人柳敬亭……而为了让蒲松龄出场，更是煞费心机。至少以三个以上人物为前提，然后借一个特别场域，让王蒲之见成为必然。首先交待山东同乡贤达中，王士禛敬重三个人，高珩、唐梦赉、毕际有。然后是一个关系链，“高珩有个侄女，侄女有个舅舅是蒲松龄”，显然高蒲是姻亲。而高王也是亲戚：高是王的姑父，王父的哥哥王象乾的女儿嫁给了高。有点绕！接下来第二个关系链，高珩推荐蒲松龄到毕家教书四十二载。然后，毕与王的关系呢？前者是王士禛的从姑父。怎么样？三位中的两位除了彼此关联外，都与蒲、与王建立起联系。第三位唐梦赉该出场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巡视黄河，王迎驾后返回途中，住章丘进士焦玉栋家。当晚，焦氏兄弟设宴,唐来了，带着蒲……此时，作者为蒲松龄开出清单：生辰字号，人物简介。而后是创作传奇，屡不中第，对鬼怪故事着迷，摆茶摊集素材，创作《聊斋志异》。对此，作者使用了志史与口头传说，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康熙十八年（1679），《聊斋志异》已结集，高珩将部分章节带到北京官场，不少人读过，高珩和唐梦赉还作了序。王也知此书，至此，与蒲见面万事俱备。所以，即使初见，两人不仅不陌生，反而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并从开始笔墨往来……为每一个人物出场，做充分的准备和选择,必要的交待和梳理，是作者全书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每个人物的出现都力求有出处，不人云亦云，不文云亦文。既为人物找到彼此见面的可能，又条分缕析相互的关联，达到简洁明了。由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独立的王士禛，而是以他为核心织就的一张天网，打尽康熙文坛所有要害人物。文学之繁华鼎盛，犹如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树，枝头低垂，硕果累累。此时，才恍然而悟，“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清朝文学并非小说一家独大，而是由一代诗人王士禛领军，继前代文学之大旗，以古诗的集大成之势，再次把中国古典文学推向又一巅峰，也是最后一座巅峰。作为一代诗坛盟主，王士禛的传记必然涉及严肃的学术层面，不仅其神韵说，还包括各种诗词学派、文艺学说，唐诗、宋诗优劣之争论，“妙语”说，谈龙录等理论话题。在学术表达的艰涩中，李长征以文学的湿润回到人性本身，提升叙事的形象性及可读性，再回过头完成对学术的表达。历史注重真实，文学关注的是叙事的可能性与审美，更关注历史背后的人的本身。作者在处理人物心理活动、自然环境的摹写等方面虚构，甚至采用小说方法，但细节与情节、事件等见史之功，则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毫不马虎，精准可靠。例如状写传主人生落下低谷，作者如电影配乐一般，开始一段描绘：“京城中萧瑟秋风今又起……一片黄叶吹进房中，似一只眼睛怔怔地看着这位老人。”继而引发“往事像风中的黄叶，撒满他的心头。他不得不一片又一片捡起，检索着往事，检索着岁月。”显然，回到现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物和情节，当时是否如此的环境和心境，不得而知。但我相信这样的文学叙事，语言生动鲜活，形象触手可感，有时读来耳旁似呼呼生风，眼前人物栩栩如生，画面感、代入感极强，如身临其境。这样的文学表达，也常常化艰涩为柔软，让我们从冰冷的历史中读出一丝温度，往往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有意思的是，在诗人与官员身份之间，作者还关注到两者追求价值上的不同，甚至官员身份本身也存在效忠朝廷与百姓福祉之间不能完全对等所带来的焦虑……于是，堪称妙笔生华，一石双鸟的结尾来了，实在令人拍案初刻惊奇、二刻惊奇。王士禛等待官复原职的正式部文时，却因疾而逝。离世前，昏迷多日的他突然坐起，说：“吾初官维扬时，为居烈妇雪冤一事，久欲为立一传，因循未果。”特意叫儿子执笔，倚枕口述绝笔《居烈妇向氏传》。这显然是一个做官的文人式所为。内容是为民伸冤，铁面无私，不徇情枉法，王士禛最辉煌的扬州政绩，也是一个官员最看重的后事。同时，作为一个文人，他最看重的是文字，文章千古事。至此，以充满文学意义的悲剧结尾，回到当初的导语，又似一个哲学上的命运轮回，由一个历史赐予的巧合细节，举重若轻，成全了官员与文人身份的互相关照，实现人物两种身份合而为一。这或许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王士禛斑斓多彩、跌宕曲折一生收官时无法避免的宿命。纵观《神韵秋柳：王士禛传》，是一部需要挑战阅读难度的人物传记，丰富的信息，厚实而充分的史料，结实又轻灵的叙事，巧妙而具创造性的文本，琳琅满目，目不遐接，不断刷新阅读的期待与体验。如果你想快速浏览，或跳过几行，那注定要把自己彻底搞乱。不过，说难读，也不用被吓住！过于易如反掌，往往对应的是过目即忘。一部人物传记，你若被传主本身吸引，肯定会饶有兴致与传主共命运。否则，传记的书写就成为能否完成阅读的关键。李长征恰恰在这一点上下足功夫，完成了许多传记文学所不能的文本及叙事革命，以新闻的结构及文学叙事，巧妙而主次、轻重分明的情节选择，注重可读性、艺术性的同时，又以重新组合素材带来了史料的珍贵性。我们读他笔下的王士禛，或为之荡气回肠，或与之焦急忧愁，或击节拍案，或在某一隅悄然走神，双眼泛潮，瞬间泪目……王士禛，这位得到《诗经》嫡传的诗人、诗论家，积一生努力，支撑起康熙盛世文坛，同时又书写了自己的人生华章，在群芳斗妍的文学史长河中，在众星灿烂的诗歌朋友圈中，形成独领风骚的卓绝气象。扬州三贤祠，王士禛与欧阳修、苏轼，为后代万世敬仰。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