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或英雄造时势的说法都未免失之偏颇，历史本来就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人的活动也必然受制于历史条件，二者互动，浑然一体．时势与人格的高下没有必然关系，实际上时势往往可以造就关系之伟大．据此，任公以李鸿章四十年来与清末之巨大关系窥曰：鸿章必为中国数千年一人物也，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之人物也，不管李鸿章身后身名如何，仅就其在清末的影响力而言，这番议论大致中肯．
鸿章少时克长毛于南京,慨然曰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白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伊藤博文当年正是读到如此直冲霄汉的诗句,才积极投身政界,直至日本首相.七十年代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正直普法战争之际,法国疲于应战,草草了事,使鸿章名声更超过乃师曾文正公,达到极至,上天对此人如此眷顾,可后来又何其残忍啊.
甲午一役后,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更携老躯去日本签定散权辱国的条约.最讽刺的是要其子李经费方与倭寇割台,以后鸿章又再签定种种条约,无一平等.
光绪与群丞商量条约内容时,翁同龢等一般士大夫慨而曰:地万万不能割.日本蕞尔小国,胆敢犯我中华天威.应严饬李鸿章..可到了条约最终签定时.翁在日记中悄然记下:令李经方割台,那般政治斗争的诡秘意味令人不寒而栗.可以说,这般人是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的,听起来正义凛然,慷慨激昂,,实则是为了自己的顶带花翎,在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仍然热衷窝里斗,玩政治游戏,没有一点现代政治家的视野.
任公说李鸿章不学无术,那是先对于俾斯麦,格兰斯顿而言,他总算后知后觉,比翁这些守旧大丞还是进步很多.有了这些人的窝里斗,清朝何以不摇摇欲坠.,李鸿章岁末对任公说:别看我办洋务,建北洋,如何风光,那都是纸老虎,做做样子给人看罢了,就像一个破屋子,重新裱糊,外面看不出什么,小风小雨还可以修修补补,大风雨来了就不行了.作为大清朝的肱股大丞,权倾朝野,说出这样的话,如何不令人辛酸啊.鸿章何其难也.
其后,清朝更加岌岌可危,不得不顺应世界潮流,实行预备立宪,派五大丞出外考察,到了日本拜见伊藤博文.伊问起当年其在英国的比他学业更厉害的同学严复.当得知严复还是个翻译的时候,伊叹到:他还不过是个翻译么?当年严复是那批学生中最优秀的,中国与日本也算是同时起步,归国后一个从政做到了首相,一个却一直是个翻译,对严复来说也许不算悲哀,对于偌大的中国来说,悲则大也.伊本人并无杰出才华,但是懂得现代政治,改革整体,使日本迅速成为世界强国.
日本贤于伊者何止千万,但大清的李鸿章却只有一个,贤士在野其实是一个国家的不幸,中国有大志的知识分子哪个不想治国平天下?一个不能吸纳人才的国家,亡了似乎也不可惜!
所以伊评价李鸿章的时候说了异地而处四个字,就这四个字,决定了鸿章巨大争议的命运,但仅从个人才能角度而言,李鸿章的后知后觉乃至对现代政治的不知不觉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当孙中山上书要求改革整体的时候,鸿章以后生少不更事打发了孙(当然李鸿章的进步在于并不是一味的否认现代政治以至于认为孙是大逆不道一般大丞可能下令将孙拿下了).二十世纪末,任公曾要求李鸿章独立于两广算了,此时李鸿章大概已经知道大清撑不住了,可是三千年的忠君思想毕竟是剔除不掉的,况且老人家估计身体也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了,只好跟张之洞,刘坤一等搞东南互保了.
不过这回还是没保住自己,临死之前签这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结果暴出了一句:我大清四万万人民活着都不怕,难道还怕死吗?可见所谓民生疾苦,鸿章是完全清楚的,但是没办法,整个国家烂了,也只能徒叹罢了.
将军白发征夫泪,鸿章的经历比这可辛酸,悲壮,无奈得多,虽然是李文忠公,可是卖国贼这一顶大大的帽子还是无情的压了下来.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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