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时代，魏蜀吴鼎峙而立，持续了近六十余年的三家割据之势，当中魏有司马懿父子，蜀有诸葛亮、姜维师徒，吴有大帝孙权及陆逊等一干名将，起初各自麾下能人确实不少，一时间彼此兼并不易，又加上相互掣肘，实在难分高下。
直到蜀汉诸葛亮坚持与东吴和好，又在平定南蛮孟获之后，一心要北伐中原，与占据中原的曹魏拼个你死我亡，才将三国鼎立的局面渐渐打破。那时候的战争主要发生在魏蜀之间，魏国地大物博，人才济济，再加上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官人法将北方人才统统收拢于自己的旗帜之下，士子与豪族们对四百年汉朝天下的留恋也彻彻底底被清洗殆尽。
这也就导致了聪明无比，且又责任重大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危机感倍增，如果不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北伐中原，待到更新换代之后，蜀汉就要真正成为一个偏安苟且的小割据了，时间再一拉长，早晚必会被曹魏所吞并。鉴于这种长远的战略考虑，诸葛亮凝聚了整个蜀汉的兵力、民力和向心力，决定以不懈的努力与魏国打一场攻坚持久之战。这一仗打下来就是六年的光阴，前后凡六次从祁山出兵，北临渭水，兵锋直逼长安，魏国上下无不难安。
可惜蜀地山高路远，国弱兵少，特别是粮草供应不足，难以接济一支八万到十万人的远征军深入敌境腹地，因此诸葛亮在军事上频频获胜的情况下，还不得不屡屡因后勤补给的大空缺而含恨退兵，最终因劳心劳力病死在最后一次北伐的军中。
而纵观诸葛亮六次北伐的细节，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上述客观原因之外，在人的主观因素上，蜀汉北伐的失利还有一个大大的原因，那就是敌手魏国掌兵统帅司马懿的存在。司马懿与诸葛亮其实都是当时名门士族、精英阶层的代表，只不过一个代表中原精英，一个代表荆襄士族。
当时士族精英左右天下时局的传统由来已久，中原士族向来以入仕做官，交结权贵，指点江山为荣，而荆襄士族则多达人狂士，大多保存着先秦之风，或寄食于诸侯，或隐寓于江湖，不甚喜好被官爵所束缚。司马与诸葛就是出自这样两个不同的圈子。
等到诸葛亮做了蜀汉丞相，而司马懿也成为了曹魏的征西大都督的时候，双方正式成为面对面的敌人。诸葛亮，字孔明，自从在隆中与蜀汉开国皇帝刘备相约占据荆州、益州、汉中之地，全力北伐，兴复汉室时起，他就不曾对自己的战略有丝毫怀疑与改变。
司马懿，字仲达，曾多次拒绝曹魏奠基人曹操的聘请委任状，后来又做过魏国开国皇帝曹丕的高级行政顾问，多次在替大魏对抗蜀汉与东吴方面屡献奇计，被当时之人称之为魏国智囊。等到他再次做了魏明帝曹叡的资政顾问与边关大帅时，也成了普天之下能与孔明一较高下的不二人选。
也许很多人受小说《三国演义》影响，认为司马懿完全不是诸葛亮的对手，演义毕竟是演义，为了突出蜀汉的正统性和正义性，罗老师不得不做出这样有失偏颇的神化与润色，来夸大诸葛亮的才干，然而真实的司马仲达到底有多厉害呢？
我们只看一点，司马懿受魏主之命东征公孙渊。这个公孙渊是从汉末到三国既成之后，又历经曹魏三代君王，一直都占据着辽东之地的天下霸主之一，如果不是陈寿与罗贯中将这段历史定义为三国的话，当时若加上公孙渊的辽东燕国，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四国志”与“四国演义”了。
到魏明帝派司马懿出兵辽东的时候，魏国满朝文武都认为公孙渊只能像以前一样安抚，不能用兵去征讨，因为这个公孙渊不但多次打退魏国大军，还隔海攻击和耍弄过远在江南的东吴，使吴大帝孙权多次冒火而无可奈何，就这样一个狠角色，司马懿很不以为然，居然拿出了他对孔明慎之又慎完全相反的态度，对魏主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说：“臣率本部官军步骑四万，足可破贼！”
魏国文武群臣惊了，魏主曹叡也惊了，赶忙问道：“此去往复几时？”（你去讨伐公孙渊的话来回需要多少时间？）司马懿答道：“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约一年足矣。”曹叡还想在他口中获取更多自信与安心，司马懿却打断他的问话，说道：“臣已定下守御之策，陛下勿忧，必擒公孙渊以献陛下！”
曹叡只好放他东征，司马懿就是按照他在魏主面前设定好的时限，只带着四万人马单刀直入，一举攻下辽东襄平城，活捉了受曹魏与东吴同时册封的燕王公孙渊，往返仅用了一年时间，这次用兵使得魏国朝野为之震惊。连平日对他猜忌甚多的曹叡都忍不住在朝堂上，当着群臣之面对他称贺道：“太尉真神机也！”
而反观诸葛亮当年同样是为了巩固后方，前去平定南中的叛乱蛮王孟获，却前后七擒七纵，虽说是为了攻心，彻底征服异域人心，但其用兵手段实在太过繁琐和注重细节，这与他后来北伐中原也是一样，事事躬亲，务必慎而完美，完全没有用兵大家的杀伐果断与大开大阖之作，这也是他为何一直深陷祁山困局的深层原因吧！
所以后世也就有许多人挑明孔明六出祁山，名为北伐进攻，实则是以攻为守，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固守汉中一线，保全蜀中的安定而已，数次兵临渭水，远眺长安，最终也不过是强弩之末，南柯一梦，不可实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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