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云金与郭德纲

摘要：说到底，郭德纲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和宠儿。但是，他却有些分裂。当他扮演着个体演员角色的时候，他就是市场经济的拥趸，但他转身回到后台，摇身一变成为老板身份的时候，他就变成了旧日班主。

一切都是因为钱。

曹云金和郭德纲当年闹翻，不过就是因为觉得自己为德云社卖了命，也没落得三瓜俩枣，待遇太寒酸，自己的声名和获得的利润远不相符。既然如此，郭德纲也好，曹云金也罢，还有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围观者，就都甭扯那些虚头巴脑的恩情、江湖与道义了。说到底，这不过就是一场劳资纠纷。只不过，大家处在演艺圈，又是比较特殊的、粘连点传统行当的开口饭，所以，人们总会将这种劳资纠纷戏剧化，那些门徒与恩师，江湖与道义之类的浪漫主义的辞藻，混搭着人们对于戏班的想象，构建起了一种做旧的电影画面般的沧桑感。

曹云金词句背后的委屈、愤懑与怨怒，是装不来的，那一切都是压抑许久后的宣泄。其实，这场事后张扬的劳资纠纷清晰传递出了一种典型的文化冲突：一个想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行事的年轻人和一个想用情感、道义掌控弟子的班主之间的矛盾。年轻人们想要的是公司，自己声誉日隆，身价水涨船高；班主想要的是戏班，他对弟子恩威并施，弟子对他感恩戴德。

客观地讲，郭德纲的很多想法并没有进入现代化。虽然他也一直提及商演和与弟子们的分成，但说着说着总会下意识地流入古旧戏班的恩怨情仇系统。其实，企业里没有什么叛徒和忠臣，都是员工而已。只是很多时候，郭德纲很难用现代化思维去管控一个从形式到生产的内容都很传统的班底。

郭德纲的低微出身、一路走来的环境、这一行当里耳濡目染的东西，都决定了他的管理模式和性格。所以，郭德纲今天和一些弟子闹翻，毫无悬念。

自打出道以来，郭德纲一直努力自我塑造着那种反叛者和拯救者于一身的角色。他把相声界捏合成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堕落共同体，而他自己犹如堂吉诃德，虽然被长久地欺压，但仍坚韧地举起相声原教旨主义的大旗，悲愤地单挑敌营。更重要的是，他成功了——商业上以及口碑上的双重加冕。从文化系统中，他被认作是相声的正途，一种被歌颂相声、宣传相声带偏多年之后的返璞归真；在经济系统中，他是新的励志偶像，从风雪夜徒步走回远郊区的凄惨北漂，变成身价过亿的明星富豪；在权力系统中，当他打翻了一众红光亮的同行，又因为代言假冒伪劣产品被批之后，仍然被央视春晚这样具备象征意义的舞台给出了17分钟的黄金时间，谁都明白，那次登台意味着某种更高权力对他的认可和允诺。

人是无法进行自我客观评判的动物。一旦自己的声誉日隆，再加之巨大的财富，我们谁都可能把自己之前的一切行为合理化，认为是那一切都是通往功成名就必要又正确的阶梯，但问题在于，并非真的如此。之前的种种，一定有诸多不合理的部分，只是在日后，当郭德纲成为庞大帝国的帝王之后，无人再能进谏，也无人敢去怀疑。

不知道有多少人发现过一个有趣的现象，离开郭德纲之后，敢于和他分庭抗礼，表达不满与不屑的，以及他本人在各种场合一次次进行诅咒的，基本上都是早期的元老级人物，即便是年轻如曹云金，也是在郭德纲落魄的时候就伴在左右的资深弟子。这些元老人物，是陪伴郭德纲走过贫穷、晦暗，并见证着他一步步如日中天的人物，他们见证过郭德纲所有不堪的时刻——个人的落魄以及人在原始积累阶段的嘴脸。所以，即便从情感上尊敬他，感激他，但其实从人格上还是平视他，甚至是有些悲悯在的。这与后来郭德纲成功之后再收的那些徒弟，全然不同。那些人见到郭德纲的时候，犹如拜神，比如岳云鹏，他们不了解神明成圣之前，也有过沉重的肉身，所以，他们对郭德纲的依附，崇拜，也都能够理解。但日后这些崇拜者能否与郭德纲长久继续亲密无间，至少好合好散，并不好讲。想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依靠现代化的企业制度，郭德纲必须把自己的身份看做是企业家，而非戏班班主。

我们在讨论富士康那些接连跳楼的员工时，我们在讨论什么？加班制度，反人性的流水线压榨，广受质疑的管理模式。没人会去想什么富士康老板和员工的感情交互。德云社就是个缩小版的富士康，他们的员工都是演员，流水线上生产的是相声而已。既然有员工，有产品，那么就是企业，后来，郭德纲也要和员工签署合同，他是承认这一点的。但是，从经济和法理层面，他运用着合约和法律进行约束，但与此同时，他又巧妙着使用着师徒、传统和恩情这样的感情牌，进行笼络。这一点本身自相矛盾。郭德纲与曹云金以及其他那些闹翻的徒弟们，不过是有人维护旧制度，有人发起了大革命。

在尊重市场规律的模式下，员工和企业老板，双向选择，长久合作、离职或者回归都并没有什么道德意味，这就是个标准的劳资问题，当然，工作久了总会有部分感情因素，但是那不过是点缀。其实，有件吊诡的事，说到底，郭德纲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和宠儿，成就他的可不是什么师徒情谊和旧日传统，反而就是标准意义上的市场化竞争。但是，他却有些分裂。当他扮演着个体演员角色的时候，他就是市场经济的拥趸，但他转身回到后台，摇身一变成为老板身份的时候，他就变成了旧日班主。在台上时，说的都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回到台下，总想按传统规矩办人。

曹云金在郭家学艺的时候，是当半个用人使唤的。成名后，一边是声名鼎盛，一边是一场几百元的演出费，这是怎样的尴尬和诡异呢？但凡换做任何人都不可能隐忍太久。如果曹云金讲的一切都属实，离开的那些人对德云社也算是仁至义尽。毕竟，这些员工也曾为德云社这个公司的原始积累立下过汗马功劳。核心圈的员工走了，老板不祝福，最好也别恶毒。

现代制度性管理几乎是唯一可行的企业管理模式，这是企业史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制度比一切人情和道德都有效。很多人乐于美化那种师徒传承，觉得那一切相较于冰冷的制度条文，充满温度，但那些关系中不为人知，又无法诉说的潮湿与黑暗部分，没人愿意去拆穿。曹云金只不当了一把德云社的斯诺登。

很多人觉得相声必须是师徒口口相传的，但是，传道受业模式和方法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这一切就无法制度化和现代化。相声不过就是和弹琴、唱歌、表演一样的艺术教育，有言传身教的重头部分，也绝对可以规则清晰。任何人都有权离开曾经效力的团体，不要一旦有人离开，就要经受如同叛教一样的下场。

有些事最好拆解清楚，比如，郭德纲的性格的问题并不代表他作品和技术的问题，再比如，一再感恩郭德纲的岳云鹏不是奴才，离开郭德纲的曹云金也并非英雄，大家都是普通员工，有的选择留守，有的选择跳槽，有的选择创业。不过而已。只不过，一群以讲笑话为生，用幽默为别人稀释烦恼的人们，却无法用幽默感为自己解惑。这一点也不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