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晋商享有“称雄商界五百年，纵横华夏九万里”的美誉，前面一句讲的是晋商在历史上占据首富时间较长，前后跨越明、清两朝；后面一句讲山西占有南北通衢之优，自福建、湖广一带贩运货物北上俄罗斯、外蒙古，路程幅度很远。
平遥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接待游客以百万人次计，城中镖局、票号、钱庄密布，在加上不远处的太谷老城、榆次老城和祁县古城，不少游客便觉得，晋商似乎指的就是晋中的商帮，这是大错特错的看法。
山西人善于做买卖，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猗顿用盆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 与王者垮富”的说法。猗顿贩盐为春秋时的巨富，这被不少典籍记载，而盐的来源就是运城的盐池。
实际上，晋商的历史是可追溯到汉代之前，只是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
明代开基立业后，朱元璋定《开中盐法》，其实质就是用盐引（特种经营许可证）换取边疆将士的军粮，晋商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崛起，在当时与徽商并称南北。
明代王世贞在《歙州史料后集》中讲，严嵩和客人共同探讨天下富豪，资产五十万两者列为第一等，全国入选者仅有17家，山西占三姓，徽州占两姓，系数在此。
据《明史》“食货志”的说法，当时大明朝财税收入一年才仅有200万两，一家富户的个人资产就能达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相当惊人。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也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起码说明：在明代初期开始，晋商以崭露头角，此后逐渐占据商界舞台，流布四海。
清朝统一后，北方的商业机会陡然增多，蒙古、俄罗斯面临大开发，敏锐的晋商子弟无疑迅速嗅到了财富的气息。
康熙二十八年，皇帝巡行江南，观察市井商肆，发现山西人特多，他认为是山西人勤俭持家，累世积累的缘由；雍正五年，俄国与大清签订《恰克图》条约，对外通商之路大开，恰克图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为百货云集、酒肆遍地的漠北繁华之所，山西商人基本垄断了贸易权；乾隆年间，张家口的八大商户均为山西人。
实际上，我们熟悉的“山西票号”，最大的产生来源首先在于山西商人在外地多有经营，积攒下的银钱需要押运会原籍，才有了票号汇兑业的产生。
简单说，票号的产生本意是为商号服务，甚至是企业自用，后来才雷履泰手中发扬广大，日升昌创号，才逐渐引领晋中商帮整体转型，形成了“平遥、祁县、太古”三大商帮，开启汇通天下的全新金融格局。
第一：山西自古为交通要道，东来西往，南通北达，地处天下之中，是古来物流重要节点，商业必兴于货物的聚集。
第二：山西土地贫瘠，地少人多，外出谋生为世代沿袭传统；恰巧山西南有食盐、铁、煤炭、丝绸，北有硼矾，能将江南的茶叶、糖米运输至塞外，也能把塞外的牛马、皮毛运至关内，不等价交换可集聚大量财富。
第三：经商风险虽大，但获利颇丰，商人成为人人羡慕的好职业。
第四：山西与塞外接壤，了解游牧民族生活习惯，通晓语言，沟通有无，了解客户的实际需求。
大盛魁商号特擅长研究蒙古牧民生活习惯：比如，牧民不会算账，他们就把衣料和绸缎裁切城大小不一的蒙古袍料，任意选购；蒙药习惯用包，药分72味，48味，24味等，他们便也据此分包，标明蒙、汉、藏三种文字，注明药效和用法；
商品的制作不厌精细，甚至到了用白面和羊肉加工成饺子，自然冷冻后在冬至运往蒙古包销售，产品服务高标准，产品质量又上乘，才撑起了晋商称雄五百年的商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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