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还有小佬佬家，在老屋里住了二十二年。
老屋的正房是三间瓦房，老式的，开型砖，鱼鳞瓦。东边一间是小佬佬家卧室，西边一间是我家卧室，两家的鸡笼、粮仓、农具等放在中间那一间。紧挨正房前面的是三间草房，东边是小佬佬家的厨房，西边是我家的厨房，中间一间放着两家饭桌。
小佬佬比我父亲小四岁，姓鲍，瘦高个，背微驼，整日里低着头，好像有很多的心事。小奶奶比我母亲小五岁，姓李，个儿高高的，和人聊天时，总是压低声音，还不时贴近对方的耳朵，生怕别人听到。我父亲本不姓鲍，他是做了鲍家插门女婿，才改姓鲍的，我母亲姓束，外公被日本鬼子杀害后，外婆领着母亲改嫁到鲍家。两个家庭四个姓，相亲相敬似家人。
早上第一个打开大门的，不是我母亲，就是小奶奶。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打扫中间公用的那一间，如果是母亲打扫前面的饭桌间，小奶奶就打扫后面的贮藏间，然后打扫各自的厨房、卧室。接下来是喂牲口，做饭，去塘里洗衣服。早上的时间短，要做的事情多，但再多，也不影响两个女人边忙活，边大着嗓门聊天。
早上喂鸡是件有趣的事。小奶奶用葫芦瓢兜着稻子，把鸡笼门打开，然后“啾啾啾”地把鸡领到后院的东边，将稻子一撒，鸡们就围在一起争食；我母亲也像小奶奶那样，把鸡领到后院的西边去喂。鸡们很聪明，也很懂规矩，谁是谁家的，都很清楚，当然也有调皮的，像个孩子，吃着吃着，觉得对方那边粮食丰富，就跑过去了，那边的呢，也有跑过来的。常见的是，一边先吃完了，就全部跑到另一边去了。去就去了，本来就是一个屋子里的，不分彼此，主人也不计较。
鸡下蛋的时候，都会跳到自家的鸡窝里。有时鸡窝里趴着三、四只老母鸡，抢不到窝的，就围着鸡窝转来转去，实在受不了，就边转边抗议。抗议也没用，蛋没生出来，谁也不让窝。没办法，抗议的老母鸡在等不及的情况下，只好跳到对方的鸡窝里解决。晚上的时候，小奶奶数数鸡窝里的蛋，发现比昨晚摸鸡屁股时的数量多了，就送到我家的鸡窝里。小奶奶心细，我母亲就不烦这神了。
大集体年代，上工下工都听队长的口哨，所以两家人吃饭的时间几乎是差不多。那年月日子过得苦，端到饭桌上的多是菜园里的蔬菜，尽管如此，每天吃饭时，我都要偷偷看一眼小奶奶家的饭桌，确认差不多时，才安分地趴在桌子上吃完饭。假如那饭桌上多了一碟煎鸡蛋，或是红烧鱼，我会把饭碗端过去，死死地盯着想吃的菜，小奶奶眼明手快，想吃的菜就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到我碗里。如果小奶奶家来了亲戚，我更是格外地开心，厨房里散发出的阵阵菜香，让我像个贪嘴的猫，非等到与客人一道进餐不可，这般馋相，不止一次遭到母亲数落，可我顾不了那么多，谁让我那么馋呢？不过，我家来了客人，我也会欢天喜地邀请小奶奶家的冬冬上我家的饭桌。
日子苦归苦，父亲和小佬佬的酒还是要喝，烟还是要抽。每天晚上，两个男人先是在各自的饭桌上边喝边聊，聊季节农活，聊庄稼长势，聊世间万象，聊着聊着就聊到一张饭桌上，然后是你给我敬烟，我为你点火，把一顿饭吃得心热身暖。两个女人呢，也是边吃边聊，有时坐在两条小矮凳上，头对着头；有时坐在同一张饭桌上，面对着面，往往是一个说得神神秘秘，一个听得如痴如醉。往往两个男人喝完酒，吃完饭，说一声“收筷子碗”时，两个女人才捧着个空饭碗，站起身，意犹未尽地结束话题。
端午节、中秋节、大年三十，两家的饭桌往中间一并，母亲和小奶奶将各自做的菜端上桌子，两个家庭12口人围在一起，喝酒，吃饭，聊天，那饭桌上的热闹景象，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围观。
两家的孩子渐渐长大了，一家人睡在一个房间多有不便，不便就让大孩子睡在上面的阁楼上，谁也不提分家的事，直到我大哥订婚了，大嫂的娘家提出做房子的事，父亲才与小佬佬商量分家的事。分家前，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分家饭，那一顿饭，先是开开心心，热热闹闹，后来大人们聊着聊着，情到深处，眼圈都红红的，说不下去了。
分家饭以后的一个星期，住了22年的老屋拆了。小佬佬是长辈，父亲把老宅基地主动让了，然后跟队长说情，花了两条“东海”香烟在村西要了一块新宅基地，就这样两家人各自新盖了大瓦房。虽然两家人不住在一起了，但一直还像亲戚一样走动，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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