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增论
苏轼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狠其不早耳。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问无疑之主哉？吾尝论义帝，天下之主贤也。独遣沛公入关，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项弑帝，则帝杀羽，不等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 ，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弑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巳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
苏轼自幼“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见《上韩太尉书》），因而具有开阔的眼界和广博的历史知识。他的史论文章惯于从旧史料中翻新出奇，常能广搜遗文，博采史事，反复剖析，多方论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范增论》这是这样一篇艺术上值得称道的史论佳作。
范增其人其事，在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他助项梁起事，劝项梁立楚怀王以服诸侯，后侍项羽，被尊称为“亚父”，在鸿门宴上力主刺杀刘邦。后来汉王刘邦采用陈平的离间计，项羽削弱了范增的权力。范增愤然离去，中道而死。对于范增，历来的评价是：他不应该离开项羽，因有君臣之分，臣为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苏轼却摆脱了传统的看法，提出了新颖的观点，而且言之成理。他认为范增不仅应该离开项羽，还遗憾他离开得太迟。
文章开头从范增离开项羽这段史实切入。“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一句简明扼要，点出了楚霸王项羽和谋臣范增受到挑拨的处境，至于《史记》中描述的如何通过使者离间的详情则略去不写。“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 ，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 。”这几句话几乎是《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原话，作者随手拈来，何其自如！接着，笔锋一转，提出了结论性的观点，范增不去，“羽必杀增”，对此并不急于加以论说，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假设性问题：“当以何事去？”探究范增离开项羽的时机。鸿门宴上，项羽不听范增之言，让刘邦安然逃命。应当在这时侯离开吗？苏轼自己设问，接着又自我回答，否定了这一假设。这一自问自答，是“破”，为后面的“立”铺平道路，引出以下的正意。在提出关键性的结论之前，先引用《诗经》和《易经》的话语，看似闲笔，实际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结论的理论支柱；二是使文章顺势而下，不显突兀。有了铺垫，直接提出了结论：范增离开项羽的最佳时机应该是“羽杀卿子冠军”时。具体论证逐渐展开。
首先以令人信服的分析。说明楚之 兴哀，系于义帝 之存亡，因为项羽是以立义帝而服诸侯的，义帝之存亡，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因为拥立义帝是范增的主谋。接着推出：“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但原因暂不摆出，为 下段的 议论留下了余地；“其弑义帝，是疑增之本也”一句顺理成章。其 次用尽人皆知的道理作论据，“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进一步论述范增、义帝和卿子冠军的关系，来证明项羽早已怀疑范增。义帝提拔卿子冠军为上将，可见他多么看中他，但项羽娇杀了卿子冠军，项羽和义帝已是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杀了卿子冠军，就必得进一步弑义帝；立义帝是范增的主意，弑义帝不是他的愿意，他必然出言劝阻。但项羽不听其言而杀其所立，可见项羽怀疑范增。这与上边“弑义帝 之兆”和“疑增之本”相呼应，也是进一步的解释说明。最后又提出一条论据，就是项羽杀卿子冠军时，项羽
顿笔就是蓄势。它不是笔力枯竭穷乏的结果，而是游刃有余，故作小小的停顿，以便于后来文势的延伸。本篇抑扬顿挫，一波三折，长短节奏，各尽其妙，其原因就在于能在紧要处稍作停蓄，使许多说不完道不尽之意，包蕴于一顿之中。文中自己设问，自己回答之后，否定了鸿门宴事件是范增离开项羽的最佳时机，作者不急于提出范增离开项羽的最佳时机是“羽杀卿子冠军”时，而是故意停蓄，把笔一荡，先引用《诗经》和《易经》上的话。这一顿笔使后面所有的先兆之说有了着落。当我们读到责怪范增不知几时，不但不会惊讶骇异，反而会心领神会，深悟文势斗折蛇行之妙 。
伏笔，就是伏脉。猝然观之，不见形迹，仔细考究 ，方知一脉贯之，欲写彼处，先在此处落笔，以备后来接应；未写到彼，先到此间埋伏。文中借《诗经》、《易经》论知几的重要，此伏笔一；借陈涉得民引出项羽之兴，此伏笔二；借义帝遣沛公入关引出识卿子冠军，此伏笔三；“岂得陈平哉”是“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的伏笔；“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是“非羽弑帝，则帝杀羽”的伏笔；“其弑义帝，则疑范增之本也”是“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的伏笔。如此短小的文章，有如此多的伏笔相互照应，到兴会淋漓之际，就可以顾盼神飞，从而使伏脉毕现。
这篇史论文章在构思上是曲径通幽，在表达上却是柳暗花明，碧空皎月，把苦心孤诣的工心匠意融化进明白晓畅的外在形式之中，本篇语言平易，说理透辟，论辩滔滔，前半多从实处发议，后半多从虚处设想，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先疑而后谗入“为立论根据，经过深入分析，得出了范增脱离项羽的最佳时机是“羽杀卿子冠军”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苏轼的散文不仅力求新颖，而且十分注重创作规律和写作技巧，正象他自己所说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见《书吴道子画后》）。这篇史论文章观点新颖，但就“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要求，与文应有益于治国安邦的作用来说，内容上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取之处，充其量不过是一篇就事论事的翻案文章。但写作上的随机生发，前后照应，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诸种技巧已经臻于妙境，是令人十分赞叹和倾慕的，特别被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所推崇。北宋中叶以来，秀才们中国流传着这样的四句口头禅：“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见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可见苏轼这类史论散文的巨大影响。（化长河）
（选自《唐宋八大家答赏辞典》）
留侯论
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获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 ，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死，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代郑 ，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 度量之 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 ，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巳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毙。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这是一篇教授人们“忍小忿而就大谋”的文章。
留侯张良（？—前186年），字子房 ，城父（今河南郏县东）人。先辈事韩国为相。韩被秦灭后，子房倾家财而求刺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东南）以百二十斤铁椎狙击秦始皇，未中，遂更名改姓逃至下邳（今江苏徐州市），汉立国后因功封侯依封地名称留侯。传说他在下邳桥上遇上黄石公，后者故意将鞋子掉到桥下，让张良拾起来给他穿上，张只得照办，如是者反复三次，黄石公说：“孺子可教矣，”就将《太公兵法》一书授与张良，并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此后地事情当然是证明此说不谬。
东坡的思想有一个从儒学一尊到儒、道、释“三教合一”的过程，这大约与他那坎坷的政治经历不无关系。本篇的“忍”，则明显不同于佛家的“物我相忘，身心皆定”；也不同于道家的“清静无为”、“与世无争 ”，还是与孟子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相类，总结的是地道的儒家政治斗争的经验。文中所举数例，如子房、郑伯、勾践、刘邦等，均是因“忍”而成就了大事业，甚至得了天下的，这与佛老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属认辨体散文，以分析事理、辨明是非为主，又有很强的文学性。东坡师承先秦诸子及汉初贾谊、晁错、唐代散文大师韩愈等人，写出了《贾谊论》、《留侯论》等论文，他长于议论，语言明快犀利，说理透辟，所以南宋的叶适称他是“古今议论之杰”。
《留侯论》是作者青年时代应制科考试时的文章，但却写得新意叠出，雄辨滔滔，有着论辨文必不可少的磅礴气势。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道出了气势的重要性。本文发轫，即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一方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 之 而不怒”的“天下有大勇者”；一方是“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见辱”“匹夫”，以揭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的“过人之节”就在于能够“忍小忿而就大谋”。依此主旨，在以后的论述中，作者展开了对张良性格的生动描述，并采撷史实，一例接一例，形成一股先声夺人的气势。
《史记·留侯世家》最先记载“圮上受书”之说，此后历代沿用不疑，这位“下邳亡命者”身上也包裹了一层近于荒诞的神秘外表。苏轼如果沿用《史记》观点，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不利的：一是张良在战争中刻苦磨砺，终于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 军事家的真实风貌会受到损害；二是本文借助张良的成熟过程来证明“忍”会成人之事，将无法立论。这样一篇大文章，只是去吃冷炒饭，对于善写翻案文章的苏子来说，显然是不可想象的。针对已成定论的司马迁言，他指出：“然亦安知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而出试之？……而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这可以说是点石成金之言，张良能在楚汉相争这样艰巨、复杂的战争中，清醒地审时度势，铺佐刘邦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百战不殆，表现了作为“帝者之师”的足智多谋，并非得力于什么神仙点化，而是因为隐者对他的启发及授书所致。当然——依本文所说——也与“忍”字密不可分。
作者还有一个新的见解，强调圮上老人的堕履和三次相约，是因他“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而并不仅象《史记》中所说是授书过程中的试探手段。换个角度讲，司马迁强调的是“书”，这书有神气，老人经考验后授与张良，从而成就了他的功业。而苏轼强调的是“忍”，老人堕履是为磨炼张良的忍耐力，使他做到“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它只有掌握在能“忍小忿而就大谋”的“豪杰之士”手中，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作者在深度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掘。
苏子为使他的观点更臻完备，还使用了反证法。秦灭韩后，张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想借一个普通刺客的力量，逞强于一次单纯的狙击之中，几乎丢了性命。“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 谋，而出荆柯、聂政之计”，“此圮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清代李扶九在评论此事件时说：“子房博浪之击，倘使其时真中，子房必与始皇俱死。而其时。斯、高之谋未荫，扶苏尚在，恬、毅诸将无恙，秦未可亡也，虽其忠肝义胆，震动天地，而自达者视之 ，其行事不犹孺子之为乎？”一句话，子房差点帮了秦国大忙，延长了秦朝的寿命。
论辨文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叫做“事类”，即征引同类事例阐明作者本义，反过来又证明这个本义具有普通意义。东坡引用了“郑伯逆楚”、“勾践困吴”等故事，表明郑伯“肉袒牵羊”，向楚庄王表示服顺；越王勾践“归臣妾于吴”，向吴王夫差表示卑贱；刘邦面对百战百胜的项羽，“养其全锋，以待其弊”，他们决不是软弱地任人宰割，而是豪杰之士的负重忍辱、深谋远虑。他们的举动与少年张良在博浪沙的“匹夫之刚”形成了显明对比，前者似弱而实强，后者似强而实弱。这是照应前文“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的一段议论，举事类义，文势铺陈回荡，扣接得贴切、巧妙。
作者在论辨时，不仅靠立论、推理，而且也较多地借助了张良的形象，这是本文的又一特点。张的形象大约分为几部分来刻划，先是写他少不谙事，“逞于一击之间”；再是老人磨练他的性情，授书与他；然后是写韩信请立假齐王一事。刘邦算是能“忍”的高手，项羽百战百胜，他可“养全其锋”，但“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并且“见于词色”了。说明老谋深算如刘邦，“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这又是一个对比。此时的张良已从低层次的匹夫之 勇中解脱出来，而代之 以“帝者师”的伟岸形象了。这个变化过程全在于从“忍”字中悟到了“警戒之义”。
从文中史实看，所记的几个事件，特别是楚汉战争的胜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更深远的历史条件，仅仅归结为“忍”与“不能忍”的个人修养和气质，显然是片面的。苏子善作翻案文章，翻案常常伴随着矫枉过正，本 文又是他年轻时的应制之作，有一些偏颇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这是作者在《韩干马十四匹》中的两句诗，“牝牡骊黄”无法区别千里马和凡马，这一点在本文结尾处再次出现，“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过去有人评论此文以“浓墨开题，淡语作收”，苏轼举重若轻，寓至理于浅显，宕出远神，使读者在此神来之笔处产生丰富的联想。
（选自《唐宋八大家答赏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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