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邮驿
1 历史上第一个《邮驿令》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原地区非常混乱，普通百姓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自然更谈不上正常的通信邮驿活动了。史书上记载此时的情况说：“道路壅塞，命不得通。”所谓“命”，就是指皇帝和政府的文书命令，因为战乱，这些文书命令也不能通畅下达了。
《三国志·陈泰传》说，当时由于战乱，“一方有事”，即“虚声扰动天下”。因此，邮递十分困难，地方也很少给中央政府上书，“驿书”传递最多不超过600里。直到政治家曹操统一了北方，这情况才逐渐有了改变。
曹操和他的继承人加强了对邮驿的管理。曹丕建魏后，把长安、洛阳、许昌、邺、谯五个北方大城市建成五个军事重镇，称为“五都”。围绕这五都建立了四通八达的联络通信网。那时，曹魏的通信，绝大多数是军事文书，主要是靠快马投递，步邮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秩序还不是十分稳定，步行邮递很不安妥。即使少量的步行邮递，也不用接力传送，而是找一些善于快跑的人，专程邮递。这些人，被称为“健步”，后来称为“急脚子”或“快行子”。他们往往跑完全程，中途不换人。曹魏有些专门的信使级别很高，他们常常可以与公卿同坐。女诗人蔡文姬有一次为丈夫董祀向曹操求情时，即曾碰到过驿使与公卿共坐的场面。《后汉书·董祀妻传》记载当时的情景说：“董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此时信使的身份较高，其原因可能与社会不安定有关，信使必须由较为亲近的人充当，才为可靠。而这些显贵的亲信，一般身份是大大高于过去充当信差的吏卒的。
曹魏时在邮驿史上最大的建树，是《邮驿令》的制定与实施。这是在魏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时由大臣陈群等人制订的。内容包括军事布阵中的声光通信、“遣使于四方”的传舍规定以及禁止与五侯交通的政治禁令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邮驿法，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可惜的是，这部邮驿法原文已经失传，只是有些内容可以在《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一些后人的辑文中看到。比如《太平御览》有几处引用了这部法令中有关曹操行军用声光通信的内容：“魏武（即曹操）军令：明听鼓音、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闻雷鼓音举白幡绛旗，大小船皆进，不进者斩”（《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四一）。鼓音是声，白幡绛旗是色和光，这是古代声光通信的继续。书里还提到了紧急文“插羽”，即插上羽毛，颇类似后来的鸡毛信。
从上述材料看来，三国时曹魏的通信设施是比较发达的。
魏晋时期，继承两汉的邮驿管理制度，主管邮驿的机构归法曹。两晋时，法曹的官吏还利用邮驿宣布新法律。《晋书·刑法志》记载，西晋时主管法曹的官吏张华，曾表抄新律死罪条目，张贴在各地邮亭以示百姓。
三国时期，中外交通有较大发展，南方的吴和北方的魏，都和西方的罗马有交通往来。那时我国史书将罗马称为“大秦”。据说，孙权统治东吴时，大秦人秦论来到孙吴首都，受到热情接待。曹魏也与大秦有陆路交往。《魏略》记载，大秦的邮驿制度与中国极为相似：“旌旗黎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史书上既如此记载，可以推测，那时曹魏和大秦也定有邮驿往来。
西晋统一南北后，利用了曹魏原来邮驿的基础，并有较大发展。我们从晋时文人间书信往来的频繁，可以看出那时邮驿发展的规模。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平日往来书信十分频繁，今存《全晋文》中陆云写给兄长陆机的信件即达35封。他们在书信中互相切磋学问，相道寒暖，互为勉励。陆云与他的好友杨彦明、戴季甫也经常有书信往来。从他给戴、杨的信中所云“疾病处远，人信稀少”，“去书不悉，得书以为慰，时去荏苒，岁行复半”等语来看，通信人之间住处距离是遥远的，可见那时邮驿达到了很远的地方。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长期战乱，邮驿受到了影响。但从一些史籍记载看，那时军事驿传还在坚持进行。与祖逖齐名的晋朝将领刘琨，北伐时曾给晋太子和丞相各写一封书信，向政府汇报北上战斗的困难。这两封信现留存在《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中。此二信得留存下来，说明当时刘琨的书信已顺利到达了晋都，中途经由刘琨的北伐战场山西上党和河北正定，长达千里之遥。
2 刘备、诸葛亮对四川邮驿的贡献
与曹魏在北方建立政权同时，刘备在四川建立了蜀汉政权。当时四川的交通比较落后，山路居多。刘备和丞相诸葛亮在开辟四川邮驿事业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备建汉后，为了对付北方的曹魏，在汉中地区建立了北伐的军事基地。为打通军输要道，在四川与汉中之间开通了四条主要道路，这就是著名的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和金牛道。蜀国还在汉中设置了重要军事关隘白水关。白水关周围的山上布满了烽火楼。从白水关到国都成都400里间设置了一系列的亭障馆舍，以保障邮驿的正常运行。在与东吴交界的荆州地区，大将关羽也在沿江设立了军用通信的“斥堠”，烽火台从后方一直通达襄樊前线。
蜀国与北方的魏和东边的吴之间，皆有通信往来。史书记载：名士许靖在蜀国任太傅后，和他过去在北方的好友魏国大臣华歆、王朗等都不断有书信往来，“申陈旧好”。《三国志》引《魏略》有一封王朗写给许靖的信，称“前夏有书而未达，今重有书，而并致前问”。魏国其他大臣和蜀国一些大臣也常互有通信。魏国官至尚书仆射的陈群，就曾有书信给诸葛亮，打听蜀国尚书刘巴的消息。蜀国与吴国的友好书信往来更多。史书上说：“东之与西，驿使往来，冠盖相望，申盟初好。”诸葛亮与兄诸葛瑾、大将陆逊都有密切的书信通好。
诸葛亮治蜀时，对边疆地区的邮驿也颇有建树，位于今四川西昌地区的越巂[xī西]，当张嶷［yí疑］出任太守时，说服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共同修复了千里旧道，把荒废多年的古亭古驿都恢复起来，使蜀国与这一地区的邮驿复通。
蜀国邮驿的特点是几乎没有车传，邮递大部用驿马传送，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称为“驿人”。这大概是因为蜀国地处西南，大部为僻远山区，道路不整的缘故。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关于他的军事才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生动故事，在军事通信方面，他也有不少建树和发明。比如，今传《武侯兵法》中，就记录了诸葛亮许多利用声光军事通信的实例。他的“治军七禁”中，有所谓“受命不传，传命不审，以惑军士；金鼓不闻，旌旗不嶷”，称之“慢军”；所谓“金鼓不具，兵刃不利”，称之“欺军”；所谓“闻鼓不行，鸣金不止，案旗不伏，举旗不起，指麾不随，避前在后”，称之“背军”等等七项，皆属严禁之例。这都是行军中声光通信的运用。又说：“十里之内，数里之外，五人为部，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隐蔽之处……”，“凡候见贼百人以下但举幡指，百人以上便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察之。”这是声光通信与邮驿通信的有机结合。
诸葛亮留下的《兵要》中，还记载了他治军临战所用声光通信的五色旗法。这在行军途中特别适用：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应之，立旗鼓以相闻”。意为先行军手持五色旗，以旗色标志后面大军的前进道路情况。若有沟坑则举黄旗，通畅的大道举白旗，遇有水涧举黑旗，有树林挡道举青旗，遭遇野火便举红旗。后面大军若已看清旗色，便以旗鼓相闻。上面的例子，都说明诸葛亮在军事指挥中十分重视这方面通信的效应。
3 南方水驿的兴起
三国时东吴邮驿的最大特点是水驿的出现。吴国的统治中心在江南水乡，境内多有水道，所以当地的邮驿水陆兼行。当时周瑜在柴桑驻扎，孙权要找他共商军国大事，就通过水驿去召见他。那时吴蜀间的往来比较密切，交通也要靠船。北方曹魏方面若有使者来吴，有时也靠水驿乘船。人们都熟悉《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故事，蒋干就是驾一叶小舟来到周瑜大营的。
南方的水驿，到两晋时候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晋时江州一带水陆两驿相兼。陆上的驿路十分齐整，两旁栽种杨柳，号为“官柳”，从九江到南京全部为江行水驿。那时水路速度很快，一天一夜约可行船300里。
到南朝时，江南水驿尤为发达。不少书信公文的运输和官员出使，全由水路。水驿甚至发展到用于和西域各国的通信联系。据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考证，当时有一条从南朝首都金陵出发的“河南路”，即先从水路西溯巴蜀，然后再逆江而行，穿过今青海到达西域各国。
南朝还通过水驿或海上运输，加强了和邻国朝鲜、日本的经济文化联系。南朝刘宋政权，日本与之海上通使八次。南齐时，中原和高丽国也是“乘舶泛海，使驿常通”（《南齐书》卷五八《高丽传》）。当时很可能是高丽国使先从山东东莱登岸，再兼行邮船和驿传南行到南朝。
水驿也逐渐在北方发展起来。史书记载在北魏时，有水路运输，一昼夜可兼行数百里。北朝在渡口处设有“津吏”，专门管理水驿的通行。
水驿到隋唐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4 少数民族地区邮驿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自东晋十六国到北朝止，北方有许多少数民族建立过政权。他们或偏居边陲一方，或几至统一整个北方。这些民族政权对北方的邮驿事业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
十六国前期由匈奴族刘渊建立的汉，就很重视邮驿。他征召贤士，都利用驿书。历史记载，当时北方有个汉人名士叫陈元达，少有志操，为刘渊所看中，在刘称汉王前曾几次请他协助，他都不答应。刘渊当上了汉王，朋友们对陈元达说：这回你该害怕了吧！你曾经那样慢待过刘渊。陈元达却笑着回答说：“吾对刘渊深为了解，他也看透了我的心理。恐怕过不了两三日，必有驿书前来召我。”果然，很快便有刘渊的书信通过邮驿来到，陈元达遂成为刘渊立国的重要参谋人物（《资治通鉴》卷八五）。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西晋末东晋初，北方战事尚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把邮驿作为巩固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利用起来。到后赵羯［jié节］人石勒统治时候，北方邮驿进一步发展。东晋人曾描绘当时后赵境内邮驿的有效实施情况说：“贼（后赵）之邮驿，一日千里”（《晋书》卷七七《蔡谟传》）。石勒经常用迅速的军事驿传来及时通报军事情况，并用军驿来发布命令，调动军将。这说明当时的驿传系统是畅通的。
魏晋南北朝时候，我国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邮驿也兴盛起来。今甘肃一带尤为明显。1972年，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里，曾出土一块有画像的砖。上面画着一个驿使骑在飞驰的红鬃马上，一手持缰，一手举着文书，急行传递。生动地表现了当时驿传的情况。
据历史记载，曹魏时期，派仓慈到敦煌做太守。他到任后，对控制交通孔道的不法豪强，进行了严厉打击，保障了当地国家邮驿和平民交通的正常运行。他还鼓励外国客商经河西走廊到中原地区经商，发给他们去洛阳的“过所”（通行证），派专人护送出境。仓慈治理甘肃河西走廊期间，当地经济、文化大大发展起来。后来仓慈病死敦煌，连外来客商也悲痛万分，他们纷纷聚在仓慈任所举哀，并为仓慈立了纪念祠堂（《三国志·仓慈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新疆地区邮驿也得到发展。20世纪以来，这一地区出土了大量文物，尤其是一批木简，为我们提供了公元3至6世纪该地区具体的邮驿情况。比如，今新疆民丰出土的一件木简，详细记载西晋初年晋朝使者带着西域长史的文书前往敦煌的情况。这些古代文书，记录了当时中原通过河西走廊通往鄯善的驿道情况。在连接中原和新疆的驿道上，有完善的邮驿机构，在木简上刻着“督邮”的官称。驿道沿途各站有专人负责，有些简上还有地方官吏的联合签名。在今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的一件泰始六年的简牍文书上说，一个信使携带着16封文书，都是由西域长史签发的，其中12封应寄敦煌，两封寄往酒泉，另二封寄到其他地区。泰始是晋武帝的年号，泰始六年为公元270年。这一木简说明西晋初年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邮驿畅通的情况。十六国时期，偏居河西的前凉国，也在今罗布泊附近设了西域长史府。从近年在当地考古发现的文书看，当年此地是前凉传递文书的重要驿站。那里的出土文书，格式完全同中原一样，包括发信日期、寄信人等内容。这说明在十六国时期罗布泊地区邮驿业务和中原一样发达。另外，在罗布泊还发现了新疆地区的焉耆王和前凉张氏政权之间频繁的书信往来的物证。这批文书记载了当时在罗布泊地区发生的一次军事政变：一个名叫赵贞的叛将举兵谋反，前凉的西域长史李柏曾上书政府要求弹压。文书中包括了李柏致前凉主张骏的一封上书，和同时发给焉耆国的两封信，意思是向焉耆王转告他已代表前凉政府来西域上任。
西晋十六国时期，新疆地区有两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是南部的鄯善国，该国控制着从罗布泊直到今南疆民丰、于田等地区。鄯善先后臣服西晋、前凉和后来的北魏。但它的独立性很强，国内经济发达，且建有完善的邮驿系统。在古鄯善地区，出土了许多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木简文书，包括汉文和当地少数民族文字文书，有数千件之多，其中已释出的佉[qū驱]卢文文书即达764件。这些佉卢文木简一般都用两板相合，刻槽系绳，填以封泥，和中国古老的简牍制度完全一致。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看到古鄯善国有一类称为“向导”的人员，就是专职驿道服务人员，他负责接待各地使节、客商，运送公文信件。这种“向导”，是按驿站依次接力服务的，他们备有快速骆驼，及时传送公文信件和货物。这些向导不是无偿服务，而是向政府收取一定的工钱和粮食。所用骆驼若在中途死亡，也由地方长官给予赔偿。他们出差从事邮递服务时，其家属则由当地官府给予“照顾”。看来，他们和政府是一种雇佣关系。依靠这种关系，在广大的鄯善国内维持着完善的驿传制度。十六国时，在北疆还有一个称为龟兹［qiū cí丘慈］的强国。该国从两汉时就和中原保持经常联系，驿使来往一直保持到南北朝时期。公元5世纪末叶，龟兹国向东有一条经过焉耆、高昌、伊吾、河西直通长安的大路。龟兹向西、向北也都辟有驿道。
前秦和北魏统治时期，北方驿路更为畅通。《晋书》曾记载苻坚统治时期，在王猛的协理下，邮驿制度十分整齐严密：“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驿道两旁，皆种上槐柳，绿荫成行。苻坚和王猛的政绩受到百姓赞扬。他们歌唱道：“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朱轮指红色的车轮，鸾栖指树上栖息的凤鸟。后两句的意思是，英明的政治家云集，都来教诲我们百姓（《晋书·苻坚载记》）。苻坚常常命令部下用驿车征召贤士。当他知道西域有一位名叫鸠摩罗什的高僧时，命令大将吕光一定要把他请到前秦来：“若获罗什，即驰驿送归”，运送工具，也靠邮驿。北魏的驿道，四通八达，往西可一直通到西域，与波斯的驿路联接起来。近年来在宁夏六盘山东麓的高平镇，考古发现了一批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鎏金银壶、玻璃碗、青金石戒指等，说明当时这里的确有过频繁的邮驿来往。
北魏时候，通信专使的称呼很为特别，常常仿古代鸟官龙官名，比如称各部曹的信使为“凫鸭”，称更下级的候官叫“白鹭”。这些名称，都为取其飞腾之迅速和引颈远望之意。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还用本族语言称呼信使，如叫他们为“比德真”（文书吏）、“拂竹真”（乘驿人）、“咸真”（地方乘驿人）等。这一情况，恰恰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特色。
5 “信幡”·纸诏·“千里牛”·驼驿
魏晋南北朝时侯，邮驿史上出现了许多新鲜事物。
三国时，曹魏统治的地区，除继承春秋战国以来的铜符和秦汉时的竹符外，还创造了一种新的通信符号：信幡。信幡是一种用各种不同图案和颜色制成的旗帜。魏国用青龙、朱鸟、玄武、白虎、黄龙五种幡作为宣诏不同地区的信号。青龙幡用以诏示东方郡国，朱鸟幡用以诏示南方郡国，白虎幡用以诏示西方郡国，玄武幡用以诏示北方郡国。畿内则用黄龙幡。到晋朝时，这种信幡仍然运用，只不过图案和颜色简化，对四方全只用一种白虎幡，在幡上写上鸟书，取其飞腾轻疾意。这是一种表示要出兵的信号。主和的信号则另用一种驺[zōu邹]虞幡，驺虞是一种黑纹白虎。扬起驺虞幡就是向对方宣告谈和。
这一时期，在邮驿史上出现的第二种新鲜事物是纸诏逐渐代替简书。自两汉时期发明纸以来，纸这种既轻便又价廉的书写用具，很快在民间广泛应用开来，代替了曾经风行一时的简。魏晋时期，皇帝开始用一种青纸作诏书，这就是纸诏。这是从曹操时开始的。根据当时的法令，政府每月都要给下属文官发纸和木函，定期让他们把给上级的意见写在纸上，然后用木函把它装上，最后呈送给曹操阅看。这种上书或公文，便称作“信函”。这一词后来沿袭下来，一直运用到现在。信函比过去竹木制的简牍方便多了，可以随意开启。因此，据说在晋朝时候，竟然有一个官吏，由于过分小心，把信写好后，总是担心信中有谬误，他开闭了数十次信函，以致最后寄到该寄的上级处时，竟成了一个空函。这个例子说明当时在社会上用信函作为通信的重要手段，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
“千里牛”也是晋朝时候关于通讯业务的掌故，史载当时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尽快和中央取得通讯联系或向中央敬送鲜物，寻找一种快马速递，号为“千里牛”。据说从衮[yǎn眼]州到洛阳间，“旦发暮还”，一天来回千里。当时还出现了流动信箱一类的设置，句容县令刘超在出巡时，命人制成一个大木箱，称为“大函”，沿途鼓励人们向函中投放书信，回来拆阅，了解下情。
驼驿，就是骆驼送信，这是北朝的事。当时的著名民歌《木兰诗》中有“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之句，实际上北魏时用骆驼作通信工具的事例，在史书里比比皆是。据说，魏孝文帝定大姓时，各地豪族唯恐定不上“高门”，纷纷以急传书信的办法向中央汇报本族的情况，有的大姓派人“星夜乘明驼，倍程至洛”（《朝野佥载》）。陇西李民便是这样做的，当时被人们戏称为“驼李”。
还有一个“悬鼓报警”的故事。《北史》记载，在魏孝文帝时，任李崇做兖州刺史。当时天下混乱，到处盗贼横行，商旅和邮驿都受到阻碍。李崇到兖州后，命令在每村建一鼓楼，都高悬一鼓。遇有盗贼来抢劫，立刻有人用双槌击鼓，以向全村和邻村报警。村村互相配合，所来劫盗，一一被击退。以后，北魏境内“诸州置楼悬鼓”，成为定制。这是利用声音相互通讯的一种形式。
上述这些史实，都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我国邮驿事业有很大发展，各朝各代都创造了一些新鲜事物，使邮驿业务不断进步。
但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毕竟战乱时候较长，各朝大部分统治者又不爱惜民力，常常带头破坏邮驿制度。《晋书》记载，晋武帝司马炎经常动用邮驿的传车，在全国选美女入宫。他的使者乘着公用驿车沿途骚扰百姓，巧取豪夺，以致引起一个郡主簿虞预的痛切陈辞，批评当时的这一“薄俗”：“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唯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唯恨吏卒之常少。”交通设施都用于迎送官员了，哪里还有正常的邮驿？南北朝的北周宣帝，更加为所欲为。他在洛阳招摇过市，亲自乘御驿马，日行300里。后面跟着他的四个皇后和文武百官侍卫，数百人都乘着驿车，浩浩荡荡在驿路上行驰。更加荒唐的是，周宣帝还下令四皇后的驿车必须并驾齐驱，不得有先有后，弄得道路阻塞。这样，正常的邮驿制度自然就败坏了。南朝一些统治者，也常常利用公驿，耀武扬威，惊扰庶民。南齐萧子良有一篇《请停台使书》，揭露当时邮驿的弊政。文章里写道：那些所谓使者，“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即行”，一路上百姓惊骇，鸡飞狗跳。这一情况，直到隋朝统一南北以后，情况才有根本改善。
6 私邮和私营逆旅
魏晋南北朝时候，邮驿有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向，即“传”和“亭”逐渐统一为驿站制度。就是说，中央和地方的一般公文，一概由驿独力承担。主要文书则由发件单位派出专人送递，但途中替换的车马和食宿，也全由驿来供应。这样，“驿”就成为邮驿路上的唯一机构，它同时兼管起交通线上送往官员、专使和宾客的任务（这一任务先前是由传和亭来担负的）。另一方面，安排非官方的客商及私人旅客的食宿，则由一种新兴的私人旅店和寺院旅店来替代。
这时期仍未广泛出现私邮，只有个别的大官僚办过只供他本人使用的邮驿机构。普通百姓的邮件，仍只靠过往商旅捎带，或靠亲朋中有远任官职的人转送。例如，曾著有《后汉书》的南朝史学家范晔和名士陆凯，是至朋好友，他们常有书信来往。有一次，陆凯从江南托人给在长安的范晔捎去一枝梅花，并赋一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一故事成为了文坛千古佳话。但这种凭关系捎带书信的方式是极不保险的。东晋时就出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姓殷名羡字洪乔的人，他做官到豫章太守。有一次他从京城返回本郡就职，京城各界人士求他捎带了100多函书信。但这个人刚刚走出城外，就把这些信件都投入水中，口中还诅咒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晋书·殷浩传》）。这件事引起了公愤，写史的人把这一事件起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洪乔之误”，意思是这个名叫洪乔的人耽误了许多人的事，让后人都来谴责这个言而无信的人。除上述外，南北朝时的确还存在过另一种私邮，那是由各地的富商们筹办的、主要以沟通物价信息为主要邮寄内容的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营客舍大大发展起来，当时人把这种私营客栈称为“逆旅”。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的名称，重法的商鞅就曾经为加强中央君主专制集权而提出“废逆旅令”。商鞅认为逆旅是“奸邪”、不法之徒滋长的场所，所以应当取缔。废了这些民间客栈，则“奸伪、躁心”不生。随着两汉时期工商经济的发展，在“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繁荣情况下，民间的旅店行业很自然地也发展起来。早期的笔记小说《汉武故事》，曾描写一个汉武帝微服私访住逆旅的故事。那个逆旅老板竟把汉武帝当成半夜行劫的江洋大盗。《后汉书》也曾在许多列传里（如第五伦、周防等传）叙述了当时“行宿逆旅”、“亭舍”的情况。曹操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所写的《步出夏门行》一诗，也有“逆旅整设，以通贾商”的句子，说明东汉末年时逆旅是很盛行的。到西晋时，逆旅生意进一步兴隆。由于公营的客舍接待很差，许多官员也奔赴私营客舍。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的邮亭馆舍，都被豪门贵族败坏。许多原设邮亭遭到破坏，使得一般商旅不得不露宿野间。在这种情况下，私营客舍应运而生，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时，又有一些人重弹当年商鞅的老调，提出封闭这些“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的民间旅店。诗人潘岳站出来带头反对此种议论。他写了一篇《上客舍议》，认为这是便利过往客商的有利设施，早成为“历代之旧俗，获行留之欢心”，是不可逆民心的。潘岳列举了自古以来许由、宁戚、曹操都住过逆旅的实例，指出，这是交通商旅客观之必要：“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认为，千里行路，沿途有这些私营逆旅，“客舍洒扫以待，征旅择家而息”，正是众庶之望，焉有“客舍废农”之理？这是一篇我国古代很有名的文章，也是交通邮驿史上珍贵的资料，反映了诗人潘岳正确的商品经济思想。潘岳还指出，当时晋朝境内“近畿辐辏，客舍亦稠”。首都洛阳附近，逆旅分布很密，冬夏各有温凉设备，粮草充足，行止日用方便，条件很好（《晋书·潘岳传》）。
到南北朝时，这情况更有发展，无论南方北方，一些官僚都有自营客店存在。如北魏大臣崔光的弟弟崔敬友，就曾“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魏书·崔光传》）。南朝梁武帝的弟弟萧宏，仅在建康城里就开设了宿客和贮货兼营的“邸店”数十处。当时南北方的官吏，都建议政府给这些逆旅课以重税。这说明当时私营逆旅，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
民间私营逆旅事业的发展，不仅说明了当时商业的繁荣，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时邮驿事业的兴盛。
7 “黄耳传书”与风筝通信
“黄耳传书”与风筝通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通信的两件趣闻。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当时普通百姓通信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黄耳通信”，说的是晋初大诗人陆机的故事。陆机养着一只骏犬，名叫黄耳，甚受主人喜爱。陆机久寓京师洛阳，十分想念江南的家乡，便当作笑话对黄耳说：我家久不通信，你能为之传递消息吗？不想这只狗竟然摇尾出声，似乎表示答应。陆机大为惊诧，立即写了书信装在一个竹筒中，绑在黄耳的颈上，放它出门。黄耳自寻道路南行。居然找到了老家。它还把家乡的回信转带给在洛阳的陆机。此后因以为常，黄耳经常为两地传递书信，成了狗信使。
风筝用于通信，是南朝梁时的事。梁朝末年侯景叛乱，围攻京城，内外消息断绝。这时，京城内有一小孩向朝廷建议用风筝向外报信。太子萧纲听从了这个意见，扎了一个很大的纸鸢[yuān冤]风筝，在风筝背面绑上告急书信，用几千丈长的绳子放出，写明谁若获得此书求得援军赏银100两。萧纲放了几次纸鸢，都被侯景派人射下，梁朝终未得救。
魏晋南北朝时民间通信之难，还有一个令人同情的故事：南朝宋统治时期，有一个叫陈饶的建康人，被司空刘诞征为府吏，经常被派往深山老林绘制地图。因为常年被遣，与家中断绝了音信。陈饶的姐姐二女冒死给朝廷上了一封书信，痛陈了这一情况。朝廷恩典免去了陈饶的苦役，但他的上司司空刘诞见到上面发来的命令，十分恼怒，大发雷霆。他把陈饶找来，当面训斥他：你想死吗？怎么敢越级上诉？陈饶立即辩解说：官家不让普通百姓互通家信，因此消息断绝。可能这是我姐姐一人的主张，我实不知情。这才免了一场灾祸。可见，当时对一般百姓和下级官吏，仍是不准通信的。这不仅是经济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以及机构的不完善所致，更重要的原因是封建政府本身对民间通信的种种限制。这是封建制度本身的不合理现象。
四 盛况空前的隋唐邮驿
1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隋唐邮驿盛况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我国历史上历来为史学家称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邮驿，也达到空前繁盛的阶段。
隋唐时期邮驿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隋唐继续发展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的制度，“驿”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邮”、“亭”、“传”。驿的任务包罗万象，既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又传达紧急军事情报，还兼管接送官员、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隋唐时期的驿遍布全国，像一面大网似地密布在全国交通大路上。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那时，专门从事驿务的员工共有20000多人，其中驿夫17000人。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邮政队伍。驿夫又称驿丁。根据不同的驿站等级，驿丁的配备数目不同。《大唐六典》载，唐代最大的驿称为都亭驿，是国都所在的驿站，每驿配驿夫25人。各道陆驿分为六等：第一等驿配驿夫20人，二等驿配驿夫15人，三等以下递减，最后一等第六等驿为驿夫二至三人。水驿则根据驿务繁闲，也分为三等：事繁水驿配驿夫12人，事闲配驿夫九人，更闲水驿配备驿夫六人。有些学者据有关各种资料统计，有唐一代，全国的驿夫数实不止上述17000人，有许多盛唐时期新增之驿，尚未统计在内，其总数合计当在25000人以上。这和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邮政人员总数几乎相当。这说明唐朝邮驿事业确是发达的。
那时，交通线路畅通全国各地。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中记载，唐时以首都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放射状的驿道，通往全国各地。第一条是从长安到西域的西北驿路，自长安经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北）、兰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直达安西（今库车）都护府。第二条是从长安到西南的驿路，自长安经兴元、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剑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成都、彭州（治所在今四川彭县）、邛州（治所在今四川邛崃）直达今川藏地区。第三条是从长安至岭南的驿路，由长安经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洪州、吉州、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直达广州。第四条是从长安至江浙福建的驿路，由长安经洛阳、汴州、泗州、扬州、苏州、杭州、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县）直达福建泉州。第五条是从长安到北方草原地区的驿路，自长安到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再经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直达北方单于都护府。其他两条各自长安至山东、东北地区和荆州、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忠州等四川云贵地区。这些驿道，通过的驿站，在《唐书·地理志》和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中都有具体的记述。可见这是唐朝驿道纵横的实际情况，丝毫没有夸张成分。在宽敞的驿路上，则是：“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那时邮递效率非常之高，据推算，中央的政令一经发出，两个月内便可推行全国。
除国内七条主要邮路外，唐朝对外还有若干国际性的驿道。中唐有一位地理学家贾耽，写过一篇《记四夷入贡道里》，说到唐朝的国际交往线也有七条：一为从营州入安东道，二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为从夏州、云中至蒙古草原道，四为入回鹘道，五为安西西域道，六为安南天竺道，七为广州通海夷道。通过这些水陆通道，可通往朝鲜、日本、中亚、印度和东南亚各国。
因为全国空前的大统一，隋唐时期从中央发至各地和由各地送达中央的官方文书特别多。仅各州送到中央的统计材料，每年即达50万张。《新唐书》记载，中唐著名诗人元结在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任上做刺史才不足50天，收到的各地文书就有200函之多。
隋唐邮驿的发达，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保证了中央各种制度在全国的推行。
2 完善的隋唐邮驿制度
隋唐时期，邮驿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全国驿传的正常进行。
隋朝国祚甚短，史书上关于邮驿系统的记载不多，但零星留下的史料，也足以使我们观察到当时邮传的效率。《隋书》记载，隋炀帝亲征高丽，30万大军就是凭邮驿结集的。当隋军集中于涿郡时，炀帝下诏：“凡此众军，先奉庙略，驰驿引途，总集平壤。”杨玄感叛乱时，隋炀帝两次发兵讨伐，都依靠全国的驿路，终于平息了这次兵变。炀帝时，兄弟汉王谅叛乱，权相杨素授权李子雄出兵进讨，所依赖的军队，也是在幽州“传舍”附近临时召募的《隋书·李子雄传》。
到李唐建国以后，邮驿制度在隋朝的基础上，更加完善。通过《唐会要》和《大唐六典》关于邮驿的律令，可以看出唐王朝存在一个相当完备的邮驿系统。在王朝中央和地方，有专职的邮驿官吏。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唐朝政府规定，六部中的兵部下设的驾部郎中，专管国家的驾舆和驿传之事。驾部郎中同时也管马政，这样可以方便于邮驿中马匹的统一使用。在地方，唐朝有一整套的邮驿管理机构。诸道节度使下，有专管邮驿的馆驿巡官四名；各州，则由州兵曹司兵参军分掌邮驿；到县一层，则县令兼管驿事。至于县以下的乡一层，《通典》记载，唐玄宗以前，主理驿务的称为驿将，本不固定，由当地“富强之家主之”，到唐肃宗以后，改由政府任命驿长主管。这一套十分完备的邮政机构，管理着全国两万多名邮官、驿丁和总计约五万里驿程的邮路。除此而外，唐政府还有定期对全国邮驿的考核制度。《唐会要》载，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曾让各道观察使任命判官，到各州县考核邮驿事务，完成任务者有奖赏，有违法越轨行为者将受到惩罚。考核而外，还有不定期的巡视。唐玄宗、肃宗、代宗时都曾派政府大员到各地视察邮驿执行情况。为保证邮驿的正常运行，不受盗贼和地主豪贵的干扰，唐政府在各驿站还设有防兵。唐代宗时在洛阳至淮河的运河两岸，每两驿置驿防兵300人。唐朝规定30里一驿，即每里有驿兵五人。这是相当有效的一支保障邮驿畅通的队伍。
唐朝规定，全国各地的邮驿机构，各有不等的驿产，以保证邮驿活动的正常开支。这些驿产，包括驿舍、驿田、驿马、驿船和有关邮驿工具、日常办公用品和馆舍的食宿所需等等。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富盛的帝国，一切都甚讲排场，清朝学者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评论说，唐朝“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府舍必皆宏敞”。唐朝的驿舍也“丰屋美食”，比较“雄大”。唐朝的驿田，按国家规定，数量也较多，据《册府元龟》记载，唐朝上等的驿，拥田达2400亩，下等驿也有720亩的田地。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其他收获，也用作驿站的日常开支。唐朝陆驿备有驿马，水驿备驿船。按《唐六典》规定，陆驿上等者每驿配备马75至60匹不等，中等驿配45至18匹，下等驿配12匹至8匹。唐朝时驴也成为通常的运载工具，所以有些驿站也配有驿驴。水驿则配备驿船，从四艘至一艘不等。除上述外，唐政府每年还固定给各驿站经费补助，每年从全国各地收上驿税约150万贯左右，分到每个驿站经费约1100贯。
完备的邮驿管理制度和充足的驿传经费，保证了唐朝邮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正常运行。沿途从事传送政府文书的官员待遇是优厚的，连基层邮驿一站之长的驿长，也能过上悠闲的生活。在太平时期，有些小站驿长，因客稀事简，有时竟能以诗酒消磨时光。唐诗人赵嘏[jiǎ甲]有一首《赠馆驿刘巡官诗》说：“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道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晚唐诗人李商隐也有诗曰：“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当然这是个别的例子。一般情况下，驿长的邮务还是够繁忙的，就像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文中所说的一样：“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于日。”
3 种类繁多的邮驿服务和通信方式
唐朝对邮驿服务范围，有详细的规定。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动用邮驿呢？唐朝法律规定了明细规则13条，内容包括：军务紧急报告；在京诸司须用；诸州急速大事须汇报；国事活动时各州的奉表祝贺；诸道租庸调附送驿务；在外科举人员进京应考；政府要员过往迎送；政府官员因公去世家口还乡照顾等等。上述乘驿给传人员，概称“驿使”。这是一种不同于平日递送邮驿文书的驿丁的高级使者，他们因级别的不同，各享受不同的驿送待遇。根据《新唐书·百官志》的规定，一品官可给驿马八匹，二品官六匹，三品以下五至二匹不等。高级驿使和普通驿使（驿丁）在驿路上行使驿权，都需要特殊凭证。在唐朝通常有四种凭证：一曰银牌，由门下省统一发给，是一种宽二寸半长五寸的银制牌，上有隶书“敕走马银牌”五字；二曰角符；三曰券；四曰传符。后两种都是纸质证明。角符何种形状，史无明载，估计形状似角。有了上述证明，在全国驿道和关口才能通行无阻。
隋唐时期，一般公文传递，分水驿和陆驿两种。水驿负责传递文书的有驿夫、水夫。他们的生活相当艰苦。唐代诗人王建曾有一首《水夫谣》的诗，描述他们的生活说：“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衣寒衣湿披短縠，臆穿足裂忍痛何！”水驿送信，唐政府有一定的期限规定。一般规定在逆水行重舟时，河行每日30里，江行每日40里，其他45里；空舟行驶，则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他60里；在顺水中，则不管轻重舟，一律规定江河行一日100至150里。陆驿一般有马递和步递两种，后来又添驿驴传递。马递按唐政府官方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走六驿，即行180里左右，再快些则要求日行300里。最快的要求则为日驰500里——这是用于送赦书等紧急公文的速度。赦书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自然要求更快一些。步递人员在唐朝称为“步奏官”、“健步”、“脚力”、“送铺卒”等，这些名词表示不同的等级，其速度要求步递人员一天行走50里。
唐时建立了“明驼使”的组织。什么叫“明驼使”呢？据明人杨慎的考证，就是用一种能快行的骆驼来负担传递公文书信的任务。这种骆驼，“腹不帖地，屈足漏明”，能日行千里（《丹铅总录》卷十三）。又一说此驼“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驰500里”，所以叫做“明驼”（《杨太真外传》卷下）。据说唐玄宗时著名番将哥舒翰就使用过这种“明驼使”，经常派使者乘这种骆驼进京奏事，往往日行500里。杨贵妃也曾私自用明驼使将交趾上贡的龙脑香寄给安禄山。此外，武则天还曾创办一种叫做“匦［guǐ轨］”的木箱，收受民间各种来信。内容无所不包，可以毛遂自荐，可以请求伸冤，也可以给政府提意见，还可以把自己的好作品，尤其是为武则天歌功颂德的文章，投在这种信箱里。这也可以算作当时的一种特殊的了解下情的通信方式吧。
4 “进奏院”与《开元杂报》
“进奏院”的情报机构是从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为类似现在在首都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一机构定期把中央或首都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军事快报、皇帝行踪等，向本地区的首脑人员汇报，这些首脑人物在当时具体来说主要是节度使。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从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由有关部门给他们建造专门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由于藩镇逐渐强大，都需要在京师安排自己的耳目，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因此正式改名为“进奏院”。这名称表面上好像是地方及时向中央“进奏”本地情况，但实际上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央和其他各地的情报。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至50多个。
进奏院的官员级别较高。最高时，他们的职位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的级别。他们自有一套通信系统，但主要还是利用官驿的设备。
进奏院的出现，促进了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报纸。《开元杂报》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是由进奏院人员编辑的。内容包括从各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政治情报。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不多，大体上每行15字，每页13行，一律楷书大字，有界栏而无中缝。从其印刷的份数和读者面来说，这份报纸还比较原始。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印得很少，读者又仅限于进奏院的少数上层官员和各地节度使，所以遗留于世极稀。盛唐时的《杂报》保留到中唐时期的已寥寥可数了。中唐人孙樵曾见过数十百条，其内容有：“某日皇帝亲耕藉田”，“某日百僚行大射礼”，“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跟从皇帝）封禅”，“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在朝廷上争论）”等等。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日报的每日要闻。可惜的是，自孙樵后，人们就很难见到了。如今我们只是从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时有这样一份报纸。
但是，从进奏院的机构和《开元杂报》的问世，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时期通信事业的发展，了解到《杂报》和各地邮驿的密切关系，了解到那时消息的畅通，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邮驿事业的发达。
5 历史上第一次驿夫起义
隋唐时期，在各种驿里服役的人，一般叫做“驿丁”、“驿夫”，或称“驿卒”、“驿隶”。从名称来看，他们的身份比较低下。前面已提到其中的一种水驿中的“水夫”生活相当艰苦，“辛苦日多乐日少”。陆路上的驿丁，也同样受到煎熬。他们在烈日之下，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在倾盆大雨之中，都毫无例外地要身背文书袋，匆匆奔驰在驿路上。敦煌有一幅晚唐时期题为《宋国夫人出行图》的壁画，就描绘了当时驿使身背布袋的形象。他们日常的任务很繁重，除途中奔跑着传递文书外，还要兼管扫洒驿庭等事。
更难以忍受的是当时邮驿通信制度很严。在唐朝法律中把邮递过程中的种种失误的处罚，都规定得很细。稍有差错，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置。唐朝规定，驿长应负有若干责任，首先必须每年呈报驿马死损肥瘠，呈报经费支出情况。若有驿马死损，驿长负责赔偿；若私自减去驿站人员和马匹，则“杖一百”。对驿丁的处罚更严。唐朝规定，驿丁抵驿，必须换马更行，若不换马则杖八十。唐律还规定，凡在驿途中耽误行期，应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处徒罪二年。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唐律对文书丢失或误投，也有很重的处罚。《唐国史补》曾记载一个负责签发公文的员外郎的官，他处理一个从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的文书，本应向河北、岭南两处发文，因夜间疏忽，只发了岭南一地，河北未发。事发之后，这个员外郎遭到了免官的处分。泄密应受到更严厉的处分，唐律规定，泄露重大机密者处以绞刑，私拆书信杖六十至八十。
驿丁中，大部分是被迫服劳役的百姓，也有一部分是各种犯法的囚徒。这些人本来就倍受封建制度的压迫，罚配到边远地区充当驿户。唐朝中期以后，邮驿制度开始混乱，一些贪官污吏利用驿传任意克扣驿丁的口粮，使他们的生活更为艰苦。唐武宗时候，终于爆发了肃州（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地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驿丁的起义。这次起义为首者汜（［sì巳]国忠、张忠都是亡命的囚犯。他们从肃州一直打到沙州，一路上得到各驿户的支持。政府得不到情报或得到的是假情报，仓皇不知所措，起义军却“张皇兵威”。因为平时他们都是快马快步，“千里奔腾，三宿而至”。唐政府损兵折将，给统治者很大震动。
6 隋唐的“水电报”和空中通信
隋唐时期，出现了“邮筒”这样一个名词。这并不是今天我们所常见的街道或邮局门前的那种邮筒，而实际上是那时的一种水上邮件运输工具。
隋唐时期的“邮筒”记载，最早见于《隋书》。书中谈到隋军平陈时，因“水陆阻绝，信使不通”，大将史万岁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妙法，把告急信放在竹筒中，浮江而下，漂到了主帅杨素那里，战况很快一清二楚了（《隋书·史万岁传》）。这种方法到唐朝时一再被沿用。诗人李白和文学家元稹，在和朋友的通信中，便几次用过这种邮筒传书的方式。李太白的诗中有“挑竹书筒”的提法，元稹曾用竹筒盛放书信寄给白居易。元稹和白居易、钱徽、李穰［ráng瓤]四位诗人交往密切。他们分别在杭州、吴兴、吴郡（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四地做官，互相之间经常诗书往来，就是用上述这种水上邮筒。这一事实，被文坛誉为雅事。唐朝诗人贯休，在自己诗里也曾称道这种邮筒送信方便而又风雅，“尺书裁罢寄邮筒”，可见当时颇为文人所欣赏。
隋朝末年，还有一次类似欧洲史上“瓶邮”的通信。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到北边巡狩，不料被突厥围困在雁门。当时也是信息不通。炀帝十分着急，便想了个办法，命人用木系诏书，放入水中，令其顺汾水而下。沼书被援军接到，一个月后援军来到，突厥不得不解围而去。这是一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特殊通报军情的方法。后来，清末的四川革命党也曾用过此法，把清政府屠杀民众的消息传播出去，在当时号为“水电报”。
隋唐时期的“空中通信”，是指使用风筝、信鸽等的通信方式，当然不是现在的飞机航空。唐朝的风筝通信，史书记载的最有名的一次是公元781年张伾［pī披］的风筝报警。这年，河北节度使田悦反叛朝廷，出兵围困了临洺（今河北永年），临洺唐军守将张伾坚守待援。他为了向周围友军求援，把告急书附在风筝上，高高飘起百余丈。叛军纷纷向风筝射箭，都没有射中。最后告急信终于到达援军处，内外夹攻，政府军取得了胜利。除此而外，“空中通信”的方式就数张九龄的信鸽送书最为有名了。张九龄是唐玄宗开元时候的著名宰相，史载他少年时代家中养着一大群鸽子，每与亲朋好友书信往来，都把书信系在鸽子腿上，指令它飞往固定的地点，以此和亲友互通信息。张九龄把这些信鸽号为“飞奴”。此外，唐朝的野史和传说中，还有燕子和海东青送书的记载。这些都应该算做唐朝时的“空中通信”形式。
上述一些通信方式的出现，说明隋唐时期通信已为人们日常需要。人们的交往多了，自然要求有各种各样的通信方式。一般的通信工具不足，便想出一些特别的通信方式来。
唐朝还有一个关于“绿衣使者”的故事。这个名称后来落在了从事邮务的工作者身上，成为邮差的别名。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规定邮政人员衣服全用绿色。其实，唐朝“绿衣使者”的故事，与邮驿完全无关。这个故事发生在唐玄宗时候，长安城里住着一个富户，他的妻子刘氏与邻居李弇［yǎn眼]私通，合谋把这富人害死，丢在后院井中。刘氏假意向官府报案，说是丈夫失踪。县官日夜派人查访，抓了许多嫌疑犯，但始终找不到真正凶手。一天，忽然富户堂上养的一只鹦鹉张口说出话来：杀家主者，刘氏和李弇也。这样，官府才破了案，把凶犯正法。这件事由官府上报给唐玄宗，玄宗大为感叹，封这只鹦鹉为“绿衣使者”。从此，这个名称就传了下来。
7 唐代馆驿诗话
前面说过，唐朝时候，驿与传合并为一，驿兼有通信机构和官方招待所的双重职能。作为招待所，唐朝的驿舍，原先大多设在州、县城内，以方便来往官员休息和驿夫传递书信公文的业务。著名文人韩愈《记宣城驿》文说：“此驿置在古宣城内。”与他同时的诗人刘禹锡在文中提到管城驿原先也建在城内。后来由于城门都有定时禁闭制度，造成一些急行公文不能按时到达州县政府。为了不妨碍驿递的及时运行，有些驿舍便设在州、县城外附近的地方。其中有的成为高级宾馆，十分豪华，形式很壮观。有些高级宾馆华屋连片，连大厅都有好几个，有“上厅”、“下厅”、“正厅”、“别厅”、“东厅”、“西厅”等等（《御史书使节》）。所以盛唐著名诗人高适以“丰屋美食”来形容他曾住过的陈留上源驿。唐朝文人诗家经常在驿中居住，因此这时便出现了许多关于馆驿的诗篇，对馆驿生活有生动的描绘。
对于唐时馆驿的豪华壮观，中唐诗人刘梦得一首题为《管城新驿》的诗文中，有生动的描写：“门街周道，墙荫竹桑，境胜于外也。远购名材，旁延世工。既涂宣皙，领甓［Pì僻］刚滑，求精于内也。”意思是门外有宽敞整齐的道路，周围栽着桑竹，像个小花园。门内则是名贵木材的建筑物，墙壁砖瓦全是高级的，装饰精美华丽。此外，驿馆内还有专门的厨房，备有牲口的厩，堆物的大仓库，别墅式的高级房间，高高的台阶和院墙，宽大宏伟的门楼，应有尽有。
当时天下最有名的驿馆数褒城驿。这是在今陕西境内的一座馆驿。唐代文人孙樵描写道：“褒城驿号天下第一”，“崇侈其驿，以示雄大”，一岁来此作客者“不下数百辈”（《孙樵集》卷三《书褒城驿壁》）。这座驿，厅堂庭廊极其宏丽，厅外有池沼，可以泛舟，也可垂钓，闲来还可凭栏赏月，景色迷人。褒城驿如此，其他的驿也不逊色。差不多都成了一座建筑华丽、风景幽美的园林。盛唐诗人杜甫曾咏赞过四川梓州通泉县的一个驿：“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杜甫还有另一首赞颂秦州（今甘肃秦安）驿舍美景的诗：“临池好驿亭，丛篁[huáng皇]低竹碧，高柳半边天。”这个驿舍面临一汪清沏的池塘，一片低低的碧绿的竹林子，池边高高的柳树遮了半边天。唐朝的其他诗人也有很多关于驿舍、驿馆的诗篇，如元稹诗：“嘉陵江岸驿楼中，江在楼前月在空”，张籍的诗“采玉峰连佛寺幽，高高斜对驿门楼，无端来去骑官马，寸步教身不得游”。说明了中唐以后的驿舍，既有楼房，还建了高高的大门楼。诗人李远也有诗描写四川某地的驿说：“碧藏云外树，红露驿边楼。”这些诗，都说明了唐时驿的华丽。
在唐人李肇写的野史《唐国史补》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江南有一个驿吏，主动请新到的刺史去参观一处驿馆。他先带刺史去参观酒库，看到那里备有各色美酒，又带刺史到茶库，则各地名茶应有尽有，最后又到个酱菜库，则腌制好的各种蔬菜，香味扑鼻。看完后，这位刺史赞口不绝，十分满意。
驿是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官方招待所。除此之外，唐时还有一种称做“馆”的设施，是属于地方政府设置的宾馆。馆的规模也不小，有的豪华程度不亚于驿。当时有人撰文描述唐兴县的客馆说：“崇高广大，逾越传舍，……回廊南注，又为复廊”（《唐兴县客馆记》）。
从唐代的驿馆制度，可以反映出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可看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随着唐王朝的衰败，唐朝驿馆也日渐残破。孙椎描写晚唐时褒城驿的颓圮［pǐ匹]情况说：“视其沼则浅混而污，视其舟则离败而胶，庭除甚芜，堂庑甚残。”清丽的池塘污浑了，池中的轻舟破烂了，庭中一片荒草，堂上残破不堪。孙樵指出，这都是往来的大小官吏“糜毁”的结果。
8 邮驿路上的闹剧
唐朝邮驿史是整个唐朝史的缩影。邮驿的繁荣反映了唐朝的繁盛景象，而唐朝统治者的奢侈腐朽和后期政局的混乱，在邮驿部门也有折射。下面发生在唐朝邮驿路上和驿馆中的事件便是明证。
中唐时候，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大，有的宦官甚至把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对朝廷大臣更是极不尊重。唐宪宗时，诗人元稹任御史职。当他从外地返京时，途中居在敷水驿。正巧宦官刘士元也赶到这里。双方在驿中争起客厅来。刘士元生了气，推门便闯进了元稹的卧室，元稹急得鞋子也没来得及穿上跑到外面。刘士元紧追不舍，用棒槌打伤了元稹的脸。这件事闹到了皇帝那里，皇帝还是偏袒宦官一边。
唐朝统治者利用驿传，恣行享乐、作威作福的事更是不胜枚举。安史之乱的头目之一史思明曾利用洛阳的邮驿快马把鲜樱桃送给河北他的儿子史朝义。唐宪宗时皇室喜欢吃南方的蚶子，每年用“邮子”万人从明州（今浙江宁波）把鲜蚶及时运到长安，百姓不胜其疲。历史上最有名的邮驿运物要数“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故事。“红尘”指闹市上的尘土，形容驿骑一路快马经过许多大城市，“妃子”就是杨贵妃。讲的是唐玄宗时宫廷奢侈成风的事。据说杨贵妃爱吃鲜荔枝，每年结实时唐玄宗总要派专人给她从产地四川涪州运送这种果品。从涪州到长安不啻数千里之遥，经驿道快马的长途传送，到达京师时要求荔枝鲜味不变，的确不容易做到，途中驿使要累死许多人。这一事实曾经引起当时正直人士的无限愤怒，不少诗人以此作为写诗的主题，借古讽今。杜甫的一首诗说道：“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晚唐诗人杜牧的一首诗写的是：“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第一首诗杜甫借汉朝的史实讽谕今人，感叹为了吃上荔枝，人马困乏，惨死山谷，至今父老们还闻虎色变，愁苦万分。第二首诗杜牧说的是：一路上风尘滚滚，驿马奔驰，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有紧急的军情，却无人知晓这只不过是为了宠妃要吃鲜荔枝，君王以此博美人一笑。这都是抨击时政的佳篇，狠狠批评了封建帝王奢侈浪费不顾人民死活的行为。
唐朝的驿传，到后期由于政局的混乱，越来越不景气，有些原来豪华的驿馆荒芜了。有些偏僻地区的驿站甚至停办。唐宪宗时，李勃充当泽潞节度的吊祭使。回朝后他把沿途所见驿途残毁的情况向皇帝作了汇报：“道途不修，驿马多死”。泽潞在今山西东南部，离京都长安并不远，唐宪宗览表后十分震惊。前面说到的褒城驿的例子，当然更为触目惊心。此外，自安史之乱后，四川一些地区的驿路驿站就已很荒凉，诗人杜甫和贾岛的诗中皆有反映。杜甫行至梓州（今四川三台）时，看到驿舍成了泉水旁的荒屋。贾岛策杖踽［jǔ举］行在山中，找不到梓州驿究竟在哪里：“策杖驰山驿，逢人问梓州”。这些诗，是唐朝残败政局的写照。
9 发达的唐朝私人逆旅
前面所说的“驿”“传”，也有学者认为其职能是分开的。“驿”多为在驿路上来回奔行的下级驿吏、驿丁所用；而“传”则为“由政府发遣、逐站传递”的高级官吏所用。但它们的共同点则都是官营馆舍，由国家统一经营。
隋唐时期，更为普遍存在的则为私营旅舍，当时仍沿袭前代称为“逆旅”。逆，是迎接的意思，逆旅指迎接行旅中的来往人员。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由于交通畅通，商品经济大大发展，随之私营逆旅发展很快。这些私人旅舍比较自由，一般开在驿路沿线的村镇之中，有的还同时开设酒店，使旅途劳累的客人有吃有喝，美美休息一宿。唐张籍诗“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就典型地描写出四川成都附近一些私人逆旅兼酒家的状况。张籍另一首诗则说：“野店临江浦，门前有桔花。停灯待贾客，卖酒与渔家。”这些诗都说民间客店大多临靠江岸道边。有些私人客店也开在城内商业区，如首都长安西市的“窦家店”和崇仁坊的“王家店”等等。
隋朝时候，大约因为私营客店太多，妨碍了官营的驿馆，所以曾在隋初引起了朝廷上一次大争论。宰相苏威认为：“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崇尚农业）之义”，建议关闭所有私人逆旅，命其归农。这番议论，遭到其他朝臣的反对。大臣李谔［è厄]指出，私营逆旅自古皆有，与官营邮驿旗亭同时存在，各有所司，一旦取消，与民不便。这一意见得到隋文帝杨坚的赞同，认为他是体谅民情的好大臣（《隋书·李谔传》）。从这一事例，可看出隋唐逆旅的大大发展，是顺应历史要求的。
到唐朝时候，逆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设施。在唐诗和唐人小说中有许多关于逆旅的描述，也流传着许多逆旅的传奇故事。著名的“定婚店”的故事，就是在逆旅中发生的：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有一名叫韦固的书生，在宋城旅店，一位算命老人告诉他，一切婚姻皆由前世既定，冥冥之间有一赤绳早把男女双方系好，谁也逃脱不了上天的安排。后来韦固的婚姻果如老人所说，几经周折，仍娶了他原先认为是贫贱家的女儿（《太平广记》）。其他唐人小说中也不乏有关的内容。唐太宗时著名大臣马周，在落魄时也曾住在新丰逆旅。客店主人见他贫穷，开始怠慢他，后来见他气度不凡，常常“命酒悠然独酌”，慢慢敬重他，厚待他。最后马周为唐太宗所赏识，成了朝廷重臣（《谈宾录》）。中唐诗人李贺还专为之作了一首诗，云：“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唐代的私人逆旅老板，有时就是政府驿站的头目，他同时兼营国家驿舍和私家旅馆。如唐朝拥有绫机500架、资财百万的著名纺织企业家何明远，本人既主持着官府的三个驿，管理着驿站、驿舍，同时也在驿边“起店停商”。这样身兼官营馆舍和私营逆旅的店主，在当时恐非少数。
私人逆旅的兴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经济的繁荣、邮驿交通的发达和社会生活的丰富。
10 “二娘子家书”
唐朝和前代一样，私邮是很少的。一般平民百姓通信极为困难，也只有通过人捎带，才能给亲人写上几句。
晚唐诗人杜牧在一首题为《旅宿》的诗中，有这样几句：“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湘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意思是：独自一人在旅店里，左思右想，想起了以往旧事，大雁行过的叫声使人烦躁难眠。写封家信吧，要隔年才能带到。多么苦闷的游子之情啊！杜甫的诗里也常有战时“寄书长不达”的感叹。晚唐另一诗人韦庄诗里说的情况更为可悲：“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这些诗，都生动地说明了，即使是繁盛的唐朝，民间通信也如此之不易。
在这种情况下，能得到一封家书，无疑是很大的喜事。《二娘子家书》便是这样难得的留传至今的一封信。这封信，发现于敦煌石室，写在一份唐朝写经的背面。据考证这是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1年）的一封信，寄信人为二娘子，从内容看这是女儿寄给母亲的一封家书。
《二娘子家书》的开头部分已经遗失了。从残文看，二娘子首先表达了浓厚的思乡念亲之情。当年二娘子随官员一起到东京洛阳，至今一切平安。信里向家中报了平安，并给姊姊和母亲一些礼物，还给小外甥一件礼物。从信的内容看，这个二娘子是个年轻女性，可能在家行二。她的姐姐已经嫁人，生有一子。二娘子本人或嫁给官家为小妻，或充当体面丫环，看来在官员家的身份不会过低，因此还可以有自己的一些体己物件充作礼品送给家人。
还有另一封尘封千年以上的唐末五代书信，也值得介绍。这是一封西方汉学家斯坦因从敦煌石室发现的书信，估计为五代时曹氏家族统治敦煌时期所写，寄信人署名“君者者公主”。据专家考证她是一位新疆少数民族于阗或回鹘的贵族女子，嫁给了曹氏家族。这封信是君者者从娘家写给敦煌曹家北宅夫人的，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保留在了敦煌石室中。值得注意的是，唐末五代时书信的格式已和秦汉魏晋有所不同。信的开头已直接书写收信人的姓名大号，最后署“十月十九日公主君者者状上”，与今已渐接近。还有一点内容，值得史学家注意：信中提到写信人在从敦煌至于阗途中“沿路作福，祆寺燃灯”。祆寺是指发源于波斯的拜火教的寺庙，南北朝隋唐时传到中国。这封信说明唐时拜火教在新疆和甘肃地区很盛行，所以沿途皆可见到祆寺。这封信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另一篇从吐鲁番遗址中发现的唐代军事文书。这是一封唐高宗时所任命的波斯军的将军怀岌寄发给波斯军使（波斯军的最高长官）杜怀宝的文书。怀岌向长官汇报了军情，同时提出要求在军中配备向导（“傔[qiàn欠]人”）和翻译（“译语”）。这封信给历史研究者提供一个重要证据，即唐高宗年间中国和波斯曾存在过较长期的军事争夺，有过直接军事交锋，这才有当时唐朝“波斯军”的编制。而这封信的出土，也说明唐朝时候边疆邮驿十分发达，邮递军事文书的效率是相当高的。
此外，在唐人的若干文集中，常常都可看到文人学者的往来书信。连隋唐之际隐居深山的诗人王绩，也有人给他不断寄送书信（《王绩集·杜之松答王绩书》），因病高卧洛阳东郊龙门山的初唐卢照邻也曾数次写信向洛阳、长安的亲友们“乞药”（《卢照邻集》）。
上面史料，说明唐朝时候，人与人之间通信较前增多。人们之间有时让人捎带书信，还互送一些小礼物。这种通信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贵族和军将书信往来可以由官府和边防提供方便，如那位君者者公主和波斯军将怀岌便是如此。属于中下层官员的可以通过州县邮驿捎带，一般百姓仍是靠同乡和商旅带信，就如王绩、卢照邻和中唐以后大文学家白居易和刘禹锡之间的平日书信往还一样。但这毕竟在法律上是得到允许的了。
11 唐朝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随着唐朝国力的不断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也有很大进展。当时，最明显的是今新疆地区驿路的建设。
那时，今吐鲁番一带为唐朝的西州。它北达庭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西州内部建有驿路11条，据今存《西州志》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海道、银山道等。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20个驿站，名称有州城驿、横涧驿、阶亭驿、双泉驿、第五驿、悬泉驿、无穷驿、空谷驿等。可以看出，这些驿，有些近城，有些近涧泉，有些在惊险的山路上。值得注意的是，这20个驿集中在今敦煌县一个县境内。一县就有这么多驿，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是相当发达的，管理也十分严格。著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从敦煌西行到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时，描写沿途的驿站设施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西安，路上无停留”。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其中列出唐时驿名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区还设有许多驿馆。如在焉耆设有吕光馆、新城馆，在交河设有龙泉馆，在碎叶、疏勒沿途设有谒者馆、羯[jié捷]饭馆等等。有些驿馆很明显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客商的。从敦煌到新疆驿路沿途，行进着大批马、牛车队，还有沙漠运输的特种畜力——驼群。这些运输工具，使当时西部边陲地区，呈现一片忙碌景象。现在敦煌莫高窟三○二窟所保留的隋朝《驼车过桥》壁画，就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驿路的繁荣。这些珍贵材料，说明了唐时新疆地区确有发达的邮驿系统。
唐朝时候，周围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比如那时的西藏在吐蕃赞普管理之下。唐朝西北部还曾有过一个回纥，西南有一个南诏。从史料看，这些民族政权所在地区，邮驿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唐末有一本笔记小说叫《因话录》，记载当时吐蕃法规定，每有急事，则派人驰马急报赞普，日行达数百里，使者“上马如飞”，号曰“马使”。唐蕃通婚后，从长安到逻些（拉萨）有直通的驿道。中途的莫离驿、那禄驿、众龙驿、野马驿、农歌驿都是有名的驿。唐朝从四川通达吐蕃的驿路有好几条：一条称为西山路，由成都经灌县、蚕崖关、当风戍、汶川、西山八国，再沿梭磨河北上，进抵柘[zhè这]县，越过柏岭，至白崖驿，进入吐蕃界（《元和郡县图志》）。另外，还有两条通道，一曰“和川路”，一曰“灵关路”。由于青藏高原自古难行，这几条驿道自古险要。唐人形容：“连山接野，鸟路沿空，不知里数。”（《太平寰宇记》）近年来，外国史学家还发现了唐朝时候从吐蕃北行越过葱岭进入西域的两条通路，西方人称之为“食盐之路”和“五俟斤路”。具体情况虽很难说清，但提醒人们在7至9世纪我国西藏地区的吐蕃王国，也有成功的邮驿建设（波斯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
西北的回纥，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在唐朝前期时候，就由吐迷度可汗建立了邮递。唐太宗又在其南特置邮驿68所，以便双方使节来往。唐朝将这条漫长的驿路称为“回纥道”，走出边境的“归唐栅”后，有一条宽广的大车道，途经[pì tī僻踢]泉、鹿耳山、错甲山、燕子井、野马泊、可汗泉、镜泊直抵回纥可汗衙帐。在驿路沿途，唐朝政府颁发了邮驿行路的符信，在符信上画有金鱼，写上金字。后来这条驿路被北方民族尊称为“参天可汗道”，利用这条通道，北方各族向唐太宗等进贡貂皮、骏马等物（《唐会要》）。
唐时居今云南一带的南诏，也在唐朝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邮驿通信系统。那时南诏到四川有多条驿路相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从四川至南诏都城羊苴咩[jū miē拘乜]（即今云南大理）城。这条路从成都出发，向西南行，途经双流的二江驿、新津三江驿，再到邛州的临邛驿、雅州（今四川雅安）百丈驿，经黎州（今四川汉源）潘仓驿，通望县木簋驿，渡过大渡河到巂[xī吸]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再经会川驿渡泸水，乘皮筏过末栅馆、藏傍馆等，直抵羊苴咩城（《蛮书》）。在南诏境内还有许多支道和南诏南通印度、缅甸和安南的国际通道。这使得南诏国内国外商旅和文书通信畅通无阻。
唐朝通四川少数民族地区，通青海和宁夏地区，以及通东北靺鞨[mòhé茉何]、渤海等民族地区，也各有多条相通的驿道。史载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曾在夏州（今陕西靖边）一带恢复驿馆所，发骑士500人，保护至党项民族地区的驿路（《旧唐书·李吉甫传》）。隋朝和唐朝都注意开发贵州地区的驿路交通。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和贞观年间都开辟了四川至贵州的水陆驿路通道。据《资治通鉴》记载，在今陕甘宁边区的靖远县，唐宪宗时唐兵和吐蕃“并力成桥”，建成一座横架黄河的乌兰桥，沟通了两岸的驿道。在东北辽宁地区，唐朝和当地的靺鞨、渤海、高句丽诸族有水陆两路相通。
唐朝先进的邮驿制度，对周围邻国也有影响。唐朝时候在长安各地隆重接待外国驿使和政府官员。除长安有专门接待外宾的“四夷馆”外，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有专门接待新罗客的“新罗馆”，在扬州有专门接待日本使者的“扶桑馆”。各地接待外宾的仪式隆重，招待周到。所到之处，先在郊外的驿馆迎候，由宫廷内史亲自摆酒设宴。《新唐书》里曾记载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其中七条国际驿道中，有一条是从山东登州从海上通达朝鲜的水驿。唐朝和日本也联系密切，日本曾15次派遣使者来中国，同时中国使者10次前往日本。唐朝的邮驿组织被引进到日本，建立了富有日本特点的邮驿制度，从任务、设备、工具、方式等多方面，都可看出唐驿的影响。到宋朝初年，日本已建起414驿，有效地推动着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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