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自五胡乱华开始就失去了对北方的控制权，北方大部都被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从东晋开始的汉人王朝大都偏安江南一隅，到隋文帝时期方才统一南北，直至唐朝初年，随着中央政府对外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汉人受制于人的局面才得到改变。也正是由于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唐朝的疆域面积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唐朝能够保持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一方面与其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实力有关，另一方面更是与人民尚武、军队战斗力极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朝的辉煌灿烂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上的，繁荣的经济、文化在长期和平中得到了发展，对外的征服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在另一方面丰富了文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该文从渊源、原因和影响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唐代尚武精神的渊源
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素有尚武的传统。这样的传统我们可以追溯到初民们对于力量和勇武的歌颂与崇拜。盘古开天辟地、炎黄战蚩尤、后羿射日等以此为主题的上古神话比比皆是。在这里，我们不必纠结于上古神话故事本身的历史真实性，而应注意的是不论怎样怪诞不经的神话也都是以当时真实的情况为背景的抽象与组合再造。神话作为人类精神文明中的最古老的一种形态，以其质朴的形式与语言传达着先民最初的信仰与崇拜，而这种崇拜往往就构成了这个民族最深层次的一个内核。我们可知，许多民族都认为神话中的那些充满力量、勇武以及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物就是本民族的英雄、先祖以及保护神。如汉民族认为自己是炎帝与黄帝的子孙，而苗人认为自己是蚩尤的后人。
当初民进入阶级社会，尚武则表现为上层统治者的对内镇压反抗和对外征服异族。人口的增长使得土地、水源日趋紧张，因此各部族之间的争夺变得不可避免。由于战争的胜利与否关乎着部族的存亡，因此，从上层统治者至底层人民都更加重视武功，也就更加强化了尚武精神这一民族内核。比如说夏商周三代都曾大规模的对外用兵。为了彰显其威武，更是有专门的巡狩制度。“帝启十年，帝巡狩，舞《九招》于大穆之野”[1]“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在周，式序在位”[2]等记载都表现出中国早期的尚武精神。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荡不安，群雄并起欲问鼎中原，在这样一个以“王道”和“霸道”为主题的时代，武力更是成为决定一个诸侯国地位的首要条件，尚武精神由此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崇尚，更是加深了这一精神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合纵”、“连横”等理论性的军事思想开始出现，这些理论一方面是对商务精神的总结，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尚武精神的发展。而征兵制的出现也使得尚武从上层人士转到了基层。普通的平民从战争的从属者变成了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加之统治阶级的极力倡导，使得以武功立功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成为普遍的风尚。在这一点上，秦国做的最为典型，经过商鞅的变法使得武功与财富和社会地位相联系，这样就使得整个社会的尚武风气日趋浓厚，也正是由于这样剽悍和浓厚的尚武之风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军事基础。
自秦至汉，匈奴一直是威胁中原的一支主要军事力量。在汉朝初年，高祖刘邦困于白登山，不得已开始了对外和亲之路。至武帝，在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的情况下，重提尚武精神，举全国之力，先后两代军人与匈奴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匈奴西迁，北方百年再无战事，发出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民族强音，使得一个朝代的名称变成了一个民族的称谓。
两汉之后的百年中，是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在这个大分裂的时期内，如同战国时期一致，尚武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倡与发展。由于民族融合加快，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吸收了少数民族优秀成分。在这个时期，诞生了许多以当兵为终身职业的职业兵与军事家族。最终统一全国的隋朝建立者隋文帝杨坚便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到了盛世唐代，高祖李渊与文帝杨坚一样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其祖先来自于北方六镇之一的武川镇，其祖父李虎是西魏八柱国大将之一，被封为唐国公。李唐王朝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与辽阔的国土，而唐朝的风气也由于尚武之风的融入而变得大气与豪迈。
二、唐出现尚武精神的原因
唐代的尚武精神一方面是由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内核即历史渊源的影响与传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唐朝特殊的历史文化氛围。
从唐朝的统治阶层来看，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样一个集团是西魏、北周以来以六镇鲜卑贵族为主体，联合关陇汉族地主（关中郡姓），凭借武力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统治集团。尽管从隋朝开始，这个集团的主体就转变为汉族官僚，但是这个集团的核心特质并没有随之改变。这个集团的家族并不是很多，但他们大多数是通过武功进入到这个集团中的，其政治权势是依靠武力得来的，因此其成员普遍崇尚武艺。刘芳论氏族就曾经谈到：“关中之人雄”，“伐北之人武”。[3]太宗李世民就是凭借其在起义及建立唐朝过程中的赫赫战功来建立起自己强大的个人威望与政治集团并最终取得政权的。
从唐代前期士大夫的组成来看，在士大夫中以宰相为最贵。而在这一时期作为文职宰相也会常常兼知兵事，或直接是由大将而来。如贞观二年（628）正月辛亥（初三）杜如晦以兵部尚书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
如果说唐朝建立初年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士人多出身于山东豪杰，而山东豪杰“乃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4]是在隋末动乱中兴起的农民武装集团，人多尚武而造成的话，那么武后时期的狄仁杰和玄宗时的李林甫为固相位避免出现边将入相这样情况而建议边将多用蕃将的这两个事例则可以说明，在唐朝前期，出将入相是很多士人的追求，在这样一个现实利益的驱动下，很多普通百姓及小土地所有者们为了博得功名也愿意出将，已达到入相的目的。因此才会在太宗伐高丽时出现“有不予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计” [5]的情况。这个情况既说明了在当时，一般地主和某些农民是支持唐朝政府对外征伐的，在另一个方面也更加印证了在整个唐朝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着崇尚武力，以武功博富贵的社会风气。这一点在唐代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在敦煌出土的曲子词中就有：
【浣溪沙】忽见山头水道烟，鸳鸯换甲
披金鞍。马上弯弓搭箭射，塞门看。为报乞
寒天子大，胭脂山下战场宽。丈夫儿出来
须努力，觅取策三边。[6]
薛仁贵由白衣变将相得封侯便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而这种可能性或者说统治者的提倡又反过来更加促进了尚武风气的蔓延与发展。并且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尚武之风在唐代并不仅仅存在于男性之间，有些女性也不甘心只做在家守侯丈夫归来的“征妇”，而是希望可以和丈夫一起并肩上战场：
【失调名】离却沙场别却妻，交我儿婿
远征行。乃可鞍鞯抵汉齐。大王不容许女
人齐。女人束妆有何妨，妆束出来似神王。
乃可刀头剑下死，夜夜不愿守空房。
从这首曲子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勇气与气势并不是任何一个朝代的闺阁女子会有的气度。
三、尚武精神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尚武精神与穷兵黩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尚武精神是一个民族应有的血性，是一个民族开拓进取、不畏强暴的精神。中国的尚武精神与西方流行于贵族和上层阶级的骑士精神是不同的，自征兵制开始以后尚武精神就从上层阶级普及到了平民阶层，并且主要流行于平民阶层之中。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开始出现以尚武为宗旨的武士阶层，在唐代，这种尚武精神已经成为了文人的一种时尚。因此尚武精神在唐代的歌舞如公孙大娘舞剑器、诗歌和小说中均有大量的体现。中国的尚武精神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包含了“德”这一根本宗旨，中国的尚武精神一直追求的不是战争的延续和野蛮的厮杀，而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境界，而这种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日本古典的武士精神。
尚武之道的本质是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和传播威严。正因为尚武之道的本质，尚武之风的强弱也就往往成为了一个国家民族国风民风强弱的标志。中华民族的尚武之风也同样是国家威严的标志。崇尚武力究其实质是对于人的力量的崇拜，对于一个团队、族群合力的崇拜。在一个民族受到威胁与压迫时就往往会激发起尚武精神的广泛复苏，而伴随着尚武精神广泛复苏的是巨大的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期内，但是尚武精神中的许多内核还是值得我们学习与继承的，比如说德、比如说群体意识、比如说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等等方面。从有人类开始，人类就不断地和自然、和人类自身做着艰苦的斗争，在今天这样一个发达的时代依然如此。也正是由于自先秦以来中华民族就把尚武融入到自己的民族内核中来，因此每当面临民族存亡的关头，中华民族自强不屈的尚武精神总是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这也正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2]何新.风与雅：《诗经》新考[M].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08.
[3]欧阳修等.新唐书[M].中华书局,1975.
[4]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C].金明馆丛稿初编[A].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6]任半塘.敦煌歌词总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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