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二旦六神方的组方理论依据探微

二旦六神方的组方理论依据探微

徐浩 （成都中医药大学2002级硕士研究生 成都 610075）

指导：杨殿兴 翟慕东（成都中医药大学伤寒教研室）

编者按：成都中医药大学2002级硕士研究生徐浩同学“从《辅行诀》的研究探索经方组方法则和配伍规律”之学位论文中“《辅行诀》二旦六神方组方法则与配伍规律”（原文P26-36）一节洵属一家之言。在征得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部、并徐浩同学及其指导教师杨殿兴、翟慕东二位先生的同意后，转引其学位论文中的“3.2.2二旦六神方的组方理论依据探微”一小节（原文P28-36），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以供读者参考。

没有组方理论的方剂只能是验方，《伤寒论》在宋代以前就曾长期被当作《小品方》、《深师方》一类汇集验方的方书。对其病因病机、辨证立法、组方配伍等方面的医学理论的研究明显不足。以孙思邀之贤也感叹：“寻思旨趣，莫测其故。”后来还是在成无己等医家“以经解经”之后，包含于其113方之后的渊深医理才得以渐露庐山真面目。

对于五脏病症方的组方理论依据，《辅行诀》文献本身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是以《素问·脏气法时论》五脏虚实补泻法则，及《汤液经法》“诸药之精”所代表的五味配伍说为其理论核心。“诸药之精”之下，陶弘景有云“此二十五味，为诸药之精，多疗诸五脏六腑内损诸病，学者当深契焉。”理法方药，应当说已经是基本完备了。

然而二旦六神方则缺乏相关的资料，主要是直接的方剂罗列，因而在讨论组方法则与配伍规律之前，首先需明确其17方辨证立法，组方用药的依据何在?对此，虽然陶弘景在其理论依据方面的资料提供得并不充分，但所提供的三方面资料已经足够我们肯定：二旦六神方绝非简单的经验方罗列，而是具有严谨的立法组方理论作为依据：

①所记载的17个方剂，具有十分复杂的内在联系，这些联系不仅存在于同名方的大小方之间（如大小阳旦汤），而且在异名方之间同样是千丝万缕，互为呼应，这些联系毫无疑问是以某种组方理论为主线予以贯通的。

②在录方之前陶弘景己说明其适应病症系“外感天行之病”，且“昔南阳张玑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而《伤寒论》中诸方的组方理论之博大渊深，相信己经毋庸赘言。

③在诸方之后，陶弘景分别对二旦六神方的治则及主药作了精炼的简述：“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以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以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以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以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以附子为主：勾陈者，补寒之方，以人参为主；螣蛇者，泻通之方，以大黄为主，此八方者，八正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升阳、扶阴、宣发、收重、清滋、温渗、补寒、泻通──可谓二旦六神方之八法，是对此17方组方理论高度凝炼的概括。

然而，如此简略的表述不足以揭示二旦六神方中所蕴涵的深厚中医传统组方理论。如前所述，既然五脏病症方是以《内经·脏气法时论》的五脏虚实补泻原则作为组方理论依据，二旦六神方的组方依据应当也在《内经》当中寻求。遵循这一“以经解经”的思路，笔者将二旦六神方与《内经》相关篇章进行比对研究，终于找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及二旦六神方的组方理论依据：

一、六淫之邪是二旦六神方立方的病因基础

笔者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细考二旦六神方17方，基本尽括于《伤寒论》中，且均为其核心方剂，而《伤寒论》是治疗包括“六淫”所伤之广义外感病的著作。

二旦六神方与仲景对应方剂比较表

二旦六神方	张仲景对应方剂
正阳旦汤	小建中汤
小阳旦汤	桂枝汤
大阳旦汤	黄芪建中汤加人参
小阴旦汤	黄芩汤加生姜
大阴旦汤	小柴胡汤加芍药
小青龙汤	麻黄汤
大青龙汤	小青龙汤
小白虎汤	白虎汤
大白虎汤	竹叶石膏汤去人参加生姜
小朱鸟汤	黄连阿胶汤
大朱鸟汤	黄连阿胶汤加人参、干姜
小玄武汤	真武汤
大玄武汤	真武汤加人参、甘草
小勾陈汤	理中汤去白术加大枣
大勾陈汤	半夏泻心汤干姜易生姜
小螣蛇汤	大承气汤去大黄加甘草
大螣蛇汤	三承气汤合大陷胸丸去杏仁加葶苈子、生姜（一说大枣）

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二旦六神方基本被仲景一网打尽，在将某些方剂“博采”入论时，仲景作了一定调整的（尤其是方名），但从主症及治则等角度看其核心实质仍然一致。

和《伤寒论》原书进一步比较可以看出，这17方在《伤寒论》中分布极广，三阳三阴诸篇概莫能外。而且每一方都是相应六经病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核心类方剂。无论仲景时代，后世，乃至于今日都是伤寒医家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方剂。

《素问·热论篇》云“今乎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一部《伤寒论》是广义的经典外感病学，其方剂适用于多种外邪所致之外感病，这已为识者所公认。既然二旦六神方尽括于《伤寒论》，散布于六经，且是其核心方剂，则其方当通适于六淫之病。

观二旦六神汤主治，多于方后云“治天行热病”，隐居亦称其治“外感天行”、“外感诸疾”、并未限定为伤寒、温病、热病或湿温等。亦可证其为六淫通治之方。当然，这是二旦六神方可用于六淫外感病之客观可行性，而古人立方的主观意图是否是以六淫为治疗目标的呢？请看笔者的第二个依据。

2、以六神名方并非简单的艺术或象征意义，而是包含着其应对六淫以立法组方的理论依据

二旦六神方之方名极具特色，除《伤寒论》部分保留外，罕见于他书。陶弘景称张仲景撰写《伤寒论》时“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可见此六神乃道家术语。然而，只要细考六神之源流，则可知其绝非简单的道教护法神尊之谓，其更大的意义乃在于古代天文学领域。并由源及流，在天人相应观的巨大影响下，渗透到了古代医学领域。

考青龙、白虎、朱鸟（后世多称朱雀，其实《礼记·曲礼上》即称：“前朱鸟”）、玄武、勾陈、螣蛇六神的历史可谓极其久远，几与我中华文明之源头共生，考古发现证明其时间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以前。1987-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新石器遗址，距今约6500年的45号墓，该墓主人的东西方位分别以白色蚌壳精心摆塑为龙虎形状，北方则有以三角形蚌壳及两根人胫骨摆塑而成的图案，学者研究认为其象征北斗星，蚌壳为斗魁，胫骨为斗柄。此墓的形状及陪葬品明确地反映出天圆地方、立杆测影、分至四神、四象二十八宿等古代天文学知识，墓主人极有可能是当时的一位部族巫师。成书于春秋前半期的《尚书·尧典》记载三皇时代的天文历法，指出“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古人将星空中对确定历法最重要的二十八宿按照方向划分四个区域，并分别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分指东、西、南、北四方。每一象包括有七宿，鸟（星）、火、虚、昂均为二十八宿之名，且正好就是每一象的中间一宿，他们在一年当中的特定位置，被古人作为确定二分二至的依据，也就是说，四象和四季是密切相关的。青龙象征春季，白虎象征秋季，朱雀象征夏季，玄武象征冬季。另外，据《管子·幼官篇》及《史记·天官书》等典籍记载，秦汉之前对于二十八宿另有一种划分法──五方星系统，将天空分为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别以东方苍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代之。并依此将一年划分为春、夏、长夏、秋、冬五季。

四象的天文学概念后来逐步演变成四神，四神在中国先秦时期的文化中影响极深《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以表示行军的战阵排列方位。湖北随县出土的“二十八宿箱盖”，经鉴定为战国初期文物。《内经》、《汤液经法》等医学经典产生的两汉时期，四神的影响更是遍及“普天之下”，今天出土的汉代墓葬壁画、铜镜、玉佩、棺饰等文物中，四神的形象极为普遍。汉代的象数之学主张“天人相应”，四神代表天之四季，因而四神观念很自然地被引入医学领域。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后，其内涵大为丰富，不仅与四季相应，也与六气相通。青龙属木主春而生风，白虎属金主秋而生燥，朱鸟属火主夏而生热（暑），玄武属水主冬而生寒。

《内经》对于季节既有四季划分，也有上述依五方星系统而来的五季分法：

四季分法──《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春三月，此谓发陈……夏三月，此谓蕃秀……秋三月，此谓容平……冬三月，此谓闭藏……”

五方星系统──《素问·天元纪大论》曰：“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氏、昂、壁；玄天之气经于张、冀、娄、胃。”

五季分法──《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曰：“肝为牡藏，其色青，其时春……心为牡藏，其色赤，其时夏……脾为牡藏，其色黄，其时长夏……肺为牡藏，其色白，其时秋……肾为牡藏，其色黑，其时冬……”

汉代京房易学兴起，以五季应六神（中央黄天之气以勾陈、螣蛇应之），并结合天干五行，分别为东方苍龙主春属甲乙木、南方朱鸟主夏属丙丁火、中方勾陈及螣蛇主长夏分属戊己土、西方白虎主秋属庚辛金、北方玄武主冬属壬癸水。

结合《内经》的相关论述，我们知道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分属五季，其中暑与火君相同气皆属于夏，其他四气则春生风、长夏生湿、秋生燥、冬生寒。由于六神与五季的密切关系，故而六神与六气也产生了一定的对应关系，青龙对应风气，朱鸟对应暑、火之气，勾陈及螣蛇对应湿气，白虎对应燥气，玄武对应寒气。天人相应的治疗观念，加上当时对六神的高度推崇态度，古代医学家针对六淫为病而分别制方以应之的时候，将与六气相对应的六神分别命名治疗相应六淫为病的方剂，应该说完全是顺理成章的，在古代中医治疗领域充分体现了天人相应的基本思想。

同时，笔者在联系青龙、白虎、朱鸟、玄武与所对应季节、六气之间关系时，非常惊奇地发现，这四神与二旦六神方的大青龙、大白虎、大朱鸟、大玄武四方在基本组成单位的数目也存在着“巧合”。四神的基本组成单位是星宿，每一神包括七个星宿，共计二十八宿；大四神汤的基本组成单位是药物，每一方药物为七味，共计也是二十八味（大青龙汤虽本题为八味，但原书注云：一方无干姜，作七味当从）。这表明至少青龙、白虎、朱鸟、玄武四神汤与代表四季的四神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非常紧密和具体的。从而提示与四季密切对应的六气极可能也与六神方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3、从二旦六神方的功效及所对应的证候特征分析

对于二旦六神方各方的功效，陶弘景有如下高度精炼的论述：

阳旦汤──“升阳” 阴旦汤──“扶阴”

青龙汤──“宣发” 白虎汤──“收重”

朱鸟汤──“清滋” 玄武汤──“温渗”

勾陈汤──“补寒” 螣蛇汤──“泻通”

以上16字作为陶弘景对二旦六神方的功效描述，笔者认为从今天的角度看，虽个别不尽准确，但基本上客观描述了这17方的功效。

笔者分析后认为，这些功效与特定的六淫之邪存在着对应关系。

小阳旦汤之“升阳”即升卫阳以祛风解表，从症状上看是风寒外感，风重于寒，风的疏泄之性较寒的收引之性表现充分，因而汗出恶风。小阳旦汤即仲景桂枝汤，正是祛风散寒、调和营卫之代表方，仲景以之作为《伤寒论》第一方，以治“太阳中风”，可见该方是为百邪之长的风邪而设。

小阴旦汤之“扶阴”即扶营阴以祛风泄热，从症状上看是风热外感，热重于风，所以既有“头目眩晕”的风象，同时又有各种热象。正是当时应对风热之邪的正方（朱肱于桂枝汤加黄芩──即《千金》阳旦汤──即称辛凉解表之先河，陆九芝径以黄芩汤以治温病初期，颇收应手之效，叶天士亦以黄芩汤为治春温之正方，曰“春温一证……发于少阳，以春木内应肝胆也……昔贤以黄芩汤为主方……乃正治也”）其实大阴旦汤亦喻有辛凉清解之义，北宋韩祗和自创辛凉清解诸方，即多以柴胡、黄芩入方。

青龙汤之“宣发”即解表发汗，祛风散寒，从症状上看是风寒外感，寒甚于风，寒的收引之性突出，故而无汗身痛。

以上三方皆对应风淫，盖风为百邪之长，外感病最多风邪兼夹他邪为崇，故制三方御之以早绝外患。以夹寒夹热之不同而设二旦，以风甚寒甚之相异而立青龙。观此二方，当知汉代以前，寒温之方并无偏执。

白虎汤之“收重”即清暑生津之意，喻其秋令刑杀之气，肃降暑邪余炎。同时有生津润燥之功。此一方而御暑燥二邪，盖暑本与热同气，《内经》多暑热互文，清热即所以祛暑。燥从乎火，夏末秋初，犹有暑热余炎与燥合而伤人，燥热兼夹为患，治之自当彻热以治暑，生津以润燥，故小白虎汤为清热生津之重剂。既治其燥，复清其暑，故后世温病学家叶天士以“夏暑发自阳明，古人以白虎汤为主方”为论，以小白虎汤为暑热伤津之正方。至若壮火食气、津气两伤之清暑益气汤，实又自大白虎汤所变之竹叶石膏汤化出，故此白虎治暑与治燥两相宜之。

朱鸟汤之“清滋”即清火滋阴之意，热邪伤津颇多，而火邪伤阴最速。心君受之即“内生烦热”，热邪入血，则“耗血动血”而“下利纯血”。朱鸟汤清火滋阴，实乃火邪为病之正方。

玄武汤之“温渗”即温寒渗湿之意，乃对应寒邪之正方，以寒易伤阳，阳不运则津停为湿，其病机之本仍在寒邪为患。

勾陈螣蛇属土，应长夏，本均应主湿邪，但勾陈应脾为阴土，易与湿合，故小勾陈汤治“脾气不足，饮食不化，腹痛下利”，脾虚湿侵之象明显，大勾陈汤证“脾气虚，邪热入里，腹中雷鸣切痛，呕吐下利不止者”，具湿热痞结之象（大勾陈之芩、连、姜、夏辛开苦降法实为后世湿热病治法之滥觞）。螣蛇应胃为阳土，易于化燥，小螣蛇汤治“胃气素实，邪气不除，腹满而喘，汗出不止者”，实乃燥热互结，腑气不通，伤津耗气，故螣蛇亦针对燥热合化之邪以“泻通之”。

又白虎与承气，《伤寒论》阳明经症与腑症之正方。由《辅行诀》以白虎及螣蛇二方针对燥热二邪观之，实乃手太阴、手阳明、足阳明互为表里贯通之故。

二、二旦六神汤与六淫的对应关系表

笔者经过以上比对分析，试将每方所对应之六淫胪列如下。

二旦六神汤与六淫对应关系表

二旦六神方名	主治六淫
二旦汤，大小青龙汤	风（寒、热）
大小白虎汤	暑、燥、热
大小朱鸟汤	火
大小玄武汤	寒
大小勾陈汤	湿
大小螣蛇汤	燥、热

按：①图中青龙、白虎、朱鸟、玄武四神分属春、秋、夏、冬四季，较为人所周知。但勾陈螣蛇则目前知者甚少。它们在星空中位于中央位置（勾陈即是指北极星，螣蛇的具体星座待考，但《荀子》即有“螣蛇无足而飞”的记载说明其历史久远）：按照古老的五方星天文系统，指中央黄帝星域；按照与之相对应的五季，则对应的是长夏；十天干当中分属的是戊己土。其实在中国传统的周易象数之学中此二神也比较著名，六爻预测法中，它们的位置就是位于朱雀之后，白虎之前。

②由于六淫之邪每多兼夹为患，乃或互相转化，因而这种对应不是绝对的一一对应，有时会一方以应二气，有时会二方以治一邪，但主次仍然是非常清晰的。并且这种总体对应之中的个别“移位”现象，恰恰说明外感病治疗的灵活性特点。同时，由于学术的不断发展，对某些外邪致病特征的认识己经与《内经》时代有所不同（尤其暑与燥），此处笔者仍依从当时的认识与概念表述。

三、以五味治六气是二旦六神方选药组方的依据

古人以阴阳五行学说将天地万物包罗在一个大系统中进行认识，从天地气候到草木滋味概莫能外。天之六气与草木五味之间通过五行学说建立起直接相关的联系，六淫为病，自当以不同的五味，根据性味与主治之所宜，配伍成方以治之，17首二旦六神方就是典型的代表。

如前所述，既然二旦六神方是以六淫之邪作为病因基础，众所周知，中医外感病的审证求因早己将证因合为一体（五版教材《中医诊断学》将“六淫”归类为辨证方法，笔者认为颇具卓识），求因即是辨证，病因明则证候立，剩下的就是立法组方了。

既然病因是《内经》的外感六淫，立法组方的治则，是否也会是来自于《内经》呢?《素问》的七篇大论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为方便同类六淫治则的对比，笔者《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相关内容重新按六淫种类分类录如下：

总则：

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

风：

司天之气，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甘苦，以甘缓之，以酸泻之。

诸气在泉，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辛散之。

厥阴之胜，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泻之。

厥阴之复，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泄之。

厥阴之客，以辛补之，以酸泻之，以甘缓之。

木位之主，其泻以酸，其补以辛。

热：

司天之气，热淫所胜，平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

诸气在泉，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

少阴之胜，治以辛寒，佐以苦咸，以甘泻之。

少阴之复，治以咸寒，佐以苦辛，以甘泻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以咸软之。

少阴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酸收之。

火位之主，其泻以甘，其补以咸。

湿：

司天之气，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

诸气在泉，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

太阴之胜，治以咸热，佐以辛甘，以苦泻之。

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而止。

太阴之复，治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泻之，以燥之，泄之。

太阴之客，以甘补之，以苦泻之，以甘缓之。

土位之主，其泻以苦，其补以甘。

火：

司天之气，火淫所胜，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发之，以酸复之，热淫同。

诸气在泉，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苦下之。

少阳之胜，治以辛寒，佐以甘咸，以甘泻之。

少阳之复，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咸软之，以酸收之，以苦发之。

少阳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咸炊之。

火位之主，其泻以甘，其补以咸。

金：

司天之气，燥淫所胜，平以苦温，佐以酸辛，以苦下之。

诸气在泉，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

阳明之胜，治以酸温，佐以辛甘，以苦泻之。

阳明之复，治以辛温，佐以苦甘，以苦泄之，苦下酸补。

阳明之客，以酸补之，以辛泻之。

金位之主，其泻以辛，其补以酸。

水：

司天之气，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佐以苦甘，以咸下之。

诸气在泉，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泻之。

太阳之胜，治以甘热，佐以辛酸，以咸泻之。

太阳之复，治以咸热，佐以甘辛，以苦坚之。

太阳之客，以苦补之，以咸泻之，以苦坚之。

水位之主，其泻以咸，其补以苦。

以上是《至真要大论》中有关六淫为病的治疗法则，必须注意的是，这些法则主要根据运气推算结果，按照岁运、司天在泉、客主加临、六气胜复、失位……等等不同情况，六淫为病的不同条件而确立。针对的是较大空间范围，较多人群，在较长时间内的六淫发病情况预测、判断与相应治疗法则，与面对具体个人时的立法组方思路尚有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应该不是根本性的，因为毕竟人与天地相应，只要兼顾共性与个性，灵活运用，这些治则同样在个体的身上可以付诸实用。

一叶可以知秋，一斑足以窥豹，虽然《素问》七篇大论只论述了病因、病机、运气加临、对应治则，并未给出方剂例证，但我们从这些晦涩艰深的五运六气治疗术语中，仍然可以找到其在秦汉以前的经方（二旦六神方、仲景经方）中的充分体现。

由于这些治则都是先确定具体致病的六淫，及其致病的具体形态（司天、在泉、胜复等等），再以药味对应六气补泻来确定。我们试将六神汤与六淫关系对应表与上述治则相对照，发现如下规律。

治风（风寒）之剂大小青龙汤药味以辛温、甘温为主，佐以酸味药，而《至真要大论》中对应风寒之邪的药味以苦、咸味使用频率最低（咸味为0次）。

治热之剂大小朱鸟汤药味以酸、苦、为主，佐以甘味，《至真要大论》中对应热邪的药味以辛味药使用频率最低。

治湿之剂大小勾陈汤药味以辛、甘、苦为主，《至真要大论》中对应湿邪的药味以酸、咸味药使用频率最低。

治燥之剂大小白虎汤（大小螣蛇汤）以苦甘为主，《至真要大论》中对应燥邪的药物以咸味药使用频率最低。

治寒之剂玄武汤以辛、苦、甘为主，《至真要大论》中对应寒邪的药物以酸味药使用频率最低。

热与火同气，主要是一君一相的差别，在主治药味上看两者亦基本相同，均以辛味药使用频次最低，在具体六神方剂上，当以治暑主方白虎汤对应，而白虎汤的药味主要以辛（石膏辛寒）、苦、甘为主，辛味药的使用表面矛盾，其实符合其“治以辛寒”的经训，盖辛味多温，但亦有辛寒者，寒可撤热，辛可发扬郁热，可窥见先秦医学对药味及药性并重的组方思路。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二旦六神方的药味与《内经》治疗六淫为病的药味组合存在密切联系，证明在重视主治功效及药性的前提下，以不同药物的五味组合治疗不同的六淫之病，极有可能是二旦六神方的组方配伍核心法则，其源头与五脏病症方相同，来自于《内经》中的相关篇章（主要是运气七篇）。同时由于二旦六神方来自《汤液经法》，张仲景系博采包括其在内的众方撰成《伤寒论》。至此，仲景方、《汤液经法》方、《内经》组方理论之间的学术“血脉”可谓呼之欲出。也证明医经家与经方家并非某些医家认为的相互隔膜，各搞一套，他们之间临床实践与医学理论的互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二者根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学术统一体。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的这种对比方法是在将六淫为病各种情况（司天、在泉、胜、复、客、主）汇总的情况下，与某一淫的单一代表方进行对比，实质上此种方法只能反映某方针对某淫的部分治则。同时，由于此二且六神方还考虑了六淫兼夹为患的情况（如青龙之风与寒合，阴旦之风与热合），以及一些体质因素(朱鸟汤“心气不足”，玄武汤“肾气不足”，勾陈汤“脾气不足”，螣蛇汤“胃气不足”)，因此我们亦不可机械地对待，而要以临床实际为准绳，充分考虑药性之寒热温凉及药效之补泻燥润，合理地学习与应用。

另外，上述暑、燥二邪的概念在两千年历史过程中己经发生了变化。当时之暑邪乃热邪的互词，清热即是祛暑，今日之暑邪则多夹湿，以湿热多寡而判阴暑、阳暑，化湿在所多施；当时之燥邪指阳明金燥腑实，故而《至真要大论》多处提及“以苦下之”、“治以苦温”、“以苦泄之”，今日之燥邪则以肺之津液耗伤为辨，以寒热微甚而论凉燥、温燥，润燥生津是为正治。对病邪性质的认识不同，反映到病机与治疗的认识上，古今自然也就有所差异。这是我们在讨论二旦六神方时不可不辨之处。

四、二旦汤在二旦六神方中的阴阳纲领地位

同样是针对着相应的六淫外邪，二旦汤更加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尚不能以“六淫辨证”拘束其概念范围。而是整个二旦六神方的纲领，应当是二旦为纲，六神为目，二旦示阴阳消长之机，六神喻寒暑燥湿之治。

旦指日出之意，于辰为寅时，《灵枢·营卫生会论》曰：“平旦为阴尽，而阳受气也。”此应该指的是阳旦，阳受气渐长之象；与之相对的应该也有阴受气渐长之时，即阴旦，《灵枢》称为“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也。”于辰而言当为申时。阴阳二旦都是阴阳气机消长的交点，是阴阳二气运动平衡的支点。只不过阴旦是阴升阳降，而阳旦反之。落实到大小二旦汤，则正如陶弘景所说：“阳旦者，升阳之方……阴旦者，扶阴之方。”

小阳旦汤与小阴旦汤的对应关系非常明显，仅桂枝与黄芩一味之差。小阳旦汤乃祛风解表，调和营卫之剂，所对应的是风邪，但属于太阳风寒之邪，故为辛温法；小阴旦汤却是祛风清热之剂，亦有调和营卫之功（生姜与草枣辛甘化卫阳，芍药与草枣酸甘化营阳），所对应的也是风邪，但属于少阳风热之邪，故为辛凉法。

此二方一阴一阳，一温一凉，开启六神方阴阳气机消长之门户，实乃辛温、辛凉两大法门之滥觞。同时，与小阳旦汤对应的桂枝汤及与大阴旦汤对应的小柴胡汤，后世都有所谓“和法”代表方的观点，这决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后人在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此二方实具有从不同角度调和阴阳之功。

自阳旦汤以下，青龙汤乃阳受阴抑，阴阳交争；勾陈汤乃阴邪入里，阳气渐衰；玄武汤乃阴寒里盛，阳气衰微。

自阴旦汤以下，白虎汤乃阳热亢烈，阴液初伤；螣蛇汤乃阳热燥结，阴液大耗；朱鸟汤乃热邪入血，阴血大伤。

可见二旦汤实乃《辅行诀》外感病方之阴阳二纲，故六神方之病机变化以此分为寒热二脉。复因二旦皆感风邪，风为百邪之长，青龙为一岁之始，亦感风邪，故以二旦及青龙汤示六淫致病自风而始。

五、二旦六神方与六经辨证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二旦六神方基本均被仲景采入《伤寒杂病论》中，且分别成为其六经病诸篇的主方：

太阳病──阳旦汤，青龙汤

阳明病──白虎汤，螣蛇汤

少阳病──阴旦汤

太阴病──勾陈汤

少阴病──朱鸟汤，玄武汤

厥阴病──阙如（厥阴病这一千古之谜，似乎在二旦六神方中也难以找到答案。

笔者大胆设想，仲景当时在形成六经辨证框架时，似乎也并未完善厥阴病的内容，但黄连阿胶汤这一少阴热化证的主方，开辟了后世治疗热病“肝肾阴虚、虚风内动”的阿胶鸡子黄汤、大小定风珠、三甲复脉汤诸方之思路，而厥阴病其实是少阴热化发展至“热闭阴劫”阶段，心肝肾──涉及到心肾之少阴、心包及肝之厥阴──阴液大伤，虚阳化风，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的表现。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温病学家们的继承与开拓下，厥阴病在明清之后才得以真正完善?当然，这只是笔者的大胆假设，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三阴三阳（其实是二阴三阳，厥阴病阙如）与二旦六神方的对应，二旦六神方又与六淫对应，这就将三阴三阳与六淫联系了起来，而六淫又与《内经》运气学说中的三阴三阳关系极为密切，从而提示我们在分析六经实质时，又应当将仲景六经与《内经》运气学说联系起来。这种观点虽然己经被历代某些医家（如黄元御、陈修园、邓绍先、冉雪峰等）所倡导，但目前的中医界基本仅将其作为“聊备一说”偶而提及，早已不是六经辨证实质讨论的主流论点之一。但《辅行诀》二旦六神方却提醒我们，至少在理论来源上，张仲景极有可能借鉴了《内经》运气七篇的三阴三阳学说，并根据当时的临床需要，发展出自己的三阴三阳病辨证体系。

（说明：本文系节引自成都中医药大学徐浩同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从《辅行诀》的研究探索经方组方法则和配伍规律”中的相关章节，特此声明。由于徐浩同学研究所据底本的原因，其中羼入了张大昌先生拟补的大小勾陈、螣蛇四方，此四方并非《辅行诀》所固有，但为了尊重徐浩同学之原作原貌不予删改，请读者同志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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