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主持编撰的《大诰三编》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苏州人材姚叔闰、王谔,二生皆儒学,有人以儒者举于朝廷,吏部行下苏州府,取赴京师,朕欲擢用,分理庶务,共造民福。二生交结本府官吏张亨等,暗作主文老先生，因循破调，不行赴京以就官位而食禄，匿于本郡，作害民之源，事觉枭令，籍沒其家。”
这个案例说的是苏州有两个书生姚叔闰、王谔,被举荐去当官，但他们却拒绝了，结果被朝廷斩首抄家。
在中国古代，除了极少数真正的高士外，绝大多数读书人把做官当做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因为当官不仅意味着社会地位的跃升，还能拿到优厚的俸禄和其它各色收入，过上锦衣玉食的体面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书生们悬梁刺股，昼夜苦读，期望一朝得中，从此跃入龙门，许多人直到晚年仍孜孜于此，耄耋之年中进士，百岁老人进考场的事例屡见不鲜。当官既然如此美妙，姚书闰和黄谔二人又为何要拒绝呢？难道他们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还是富春垂钓的严子陵？都不是！
姚叔闰本是个苏州府胥门外白马涧的一个的穷书生，与其他读书人一样，他也矢志于科举，希望有朝一日能鸿运高照，得一个功名，光宗耀祖。他在元朝时就考过两次，都铩羽而归。由于他一心只读圣贤书，却不知从事其他营生，以至家境贫困，到了婚嫁之年还无钱娶妻。因城里没人愿嫁给他，无奈之下，娶了一个乡村女子王氏为妻。成亲后，他一边在蒙馆教书，以微薄的束修维持生计，一边继续在科举之路上苦苦煎熬，却屡试不第。期间王氏已为他生下七个孩子，人口渐多，而所入无几，家中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了。
王氏虽是个村姑，娘家却是个地主，家里虽然没人识字，家境却还殷实。王氏在闺中的日子虽不是锦衣玉食，却也温饱无忧，还有下人照顾起居。王氏家里看姚叔闰虽然清贫，到底是个读书人，与那些憨夫村汉不同，而且一旦高中，她家也能光耀门楣，这才把女儿嫁给了他。
可是王氏过门后，姚叔闰始终未能转运，眼看科举无望，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们却等米下锅，王氏只得靠给人浆洗缝补衣服补贴家用，有时眼看要断炊了，王氏就到田间去捡拾人家落下的稻穗回家给孩子煮食。如此艰难的生活让王氏苦不堪言，她不免抱怨男人，要他不要再读这劳什子的书了，赶紧去找个营生养活一家。可姚叔闰哪里肯听，夫妻俩时常争吵不休。王氏虽不识字，骂人却是伶牙俐齿，姚叔闰哪里骂得过她，而且他心中也确实有愧，每逢这时便躲出去了事。
这一日，王氏又发飙了，姚叔闰不堪河东狮吼，跑到街上去遛弯儿，却遇到了多时未见的昔日同窗王谔。那王谔骤遇故人也很高兴，见姚叔闰气色不好，便请他去酒馆一叙。姚叔闰囊中羞涩，哪里敢去，王谔说他请客，硬是把姚叔闰拉进了一家酒店，要了几个小菜，两壶老酒。酒过三巡，王谔便问姚叔闰如今在哪里高就，又因何事不爽。几杯杜康下肚，姚叔闰也顾不得家丑外扬了，朝着王谔大倒苦水。
王谔知道原委后，才知道这位当初也曾意气风发的同窗竟如此落魄，不禁心中不忍，便有意施以援手。他告诉姚叔闰，自己如今是苏州知府的西席，帮着打理些文牍，一年有五十两报酬，再加其它收入，可得三百两进项。姚叔闰听得眼都直了，要知道三百两白银可是能抵得上当时一个高级官员的薪俸了。王谔又说，他那里每日要处理的公文繁多，他一人已有点忙不过来，知府正要再找个人给他当助手，今天恰好遇到同窗，就问姚叔闰是否有意，姚叔闰当然是一万个愿意啦。王谔又对姚叔闰说，助手的薪水要比他少，一年三十两，也足够一家生活用度了，然后又给了姚叔闰五两定金，让他先买些米面回去。
两人又喝了几杯，方才告辞，姚叔闰少不了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然后去街上买些鱼肉蔬菜回了家。正在为无米下锅发愁的王氏见姚叔闰带了这些东西回来，很是惊讶，问姚叔闰这些是如何得来的，知道原委后，她很高兴，虽然她不懂男人当的是什么差事，但有了生计总是好事，于是连忙生火做饭，一家人难得吃了一顿有鱼有肉的丰盛饭菜。
第二天，姚叔闰早早就去府衙报道，知府对他倒也客气，请他面西而坐，聘请他做一个主文，这让姚叔闰受宠若惊。原来当时明朝刚开国，许多官员都没什么文化，行文理政都依赖这些识文断字的主文先生，因此对他们格外尊重。
所谓主文，其实就是官府雇佣的临时工。明清时期，中国的文官制度已经十分成熟，政府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正如当代某些机关里的文山会海一样，明清衙门里也是永远充斥着大量等待处理的文牍。无论治安管理还是户籍和赋役管理，都需要建立大量文牍档案，上下官僚机构间也是靠文牍往来进行政令传达和信息交流的。在古代，没有今天的传真、复印、打印等办公技术条件，所有文牍全部依靠手抄誊写，文书档案的管理，成了行政管理工作中最为繁重的事务。而衙门里正式在编的官员和书吏人数有限，远不能担负如此繁杂的日常工作，因此政府只能另外雇佣编外人员。
当时衙门里具体办事的“临时工”分为两类，一类是“吏”，另一类是“役”。“役”就是皂隶，从事一些看门、抬轿等卑贱的工作；而“吏”的工作主要是草拟和收发公文，管理文书档案，抄写文书资料等。他们识文断字，能写一手漂亮的馆阁体，有些经年累月沉浸于这一行的吏员，往往锤炼出了专业知识和技能，富有行政实践经验。姚叔闰担任的主文，就是这样一个临时工。
别看主文的身份卑微，里面的门道却很深，这些人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环节勒索百姓，要挟官员，甚至连封疆大吏也要让他们三分。清朝时，李鸿章作为位高权重的朝廷重臣，就遭到过小吏的勒索，可他非但没有发作，居然还乖乖地认了。
据《李鸿章全集》记载，李鸿章担任淮军统帅时，每年的军费报销数额达白银三千万两之巨。可是他去办理报销时，户部的承办书吏竟向他索要“部费”，理由是为了“多添书手，日夜迅办”，这样才能提高效率速办速结，否则，“仅就本有之人，三数年不得了事。”
李鸿章统军作战，军情火急，如果军费不到位，军饷不能发放，军械无法采购，如何能打仗，片刻都不能耽误的事又怎能等上几年?误了军机，吃了败仗，他这位统帅可是要被朝廷处以军法的。情急之下，李鸿章也只能放下身段与书吏们协商。原本书吏要索取回扣一厘三毫，即报销一百两得一两三钱，以三千万两的报销额度计算，回扣是约四十万两，合人民币四千万元。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最后给了八万两。
区区小吏，竟然能使堂堂封疆大臣折腰，这就是这一行的奥意所在，精于此道者，能混得风生水起，大捞不义之财，挣下大笔家产。
不是官员的姚叔闰就这样一步踏入了官场，从事着一项看似毫不起眼，实则奥妙无穷的工作，渐渐地沾染了官场习气，学会了上下其手，弄虚作假，习惯了贪占索要，雁过拔毛，并沉溺其中，乐此不疲。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然而，自以为已经老于此道的他，却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
苏州娄门外有个姓顾的富豪老来得子，生了一对双胞胎，视为掌上明珠，终日溺爱，疏于管教。这两个孩子不仅不爱读书，还以恶搞老师为乐，被老师责打后，他们的富豪父亲便出面指斥先生，长此以往，就没有哪个私塾愿意收他们了。这俩孩子渐渐长大，又无书可读，便游荡于街头，到处惹是生非，成了一对人人避之不及的街痞。十八岁那年，这对活宝终于惹出大祸，他们轮奸了一位姑娘，那姑娘羞愤难当，上吊自尽了。两人被拿进官府，问了死罪。
根据大明律，强奸要叛绞刑，如果是轮奸，罪加一等，如果“因奸盗而威逼人致死者斩”，所以，顾氏兄弟依法应论斩。苏州知府据此定罪，命姚叔闰拟定公文，然后向上级衙门转呈。
顾姓富豪此时已急得六神无主，为了保住顾家香火，不惜代价，四处奔走，想救这两兄弟一命，最后找到了王谔，表示如能救得他们性命，愿以万贯家资相赠。王谔在巨大利益诱惑下，答应了下来。由于呈文在姚叔闰手中，他便找到姚叔闰，告知顾姓富豪开出的条件，还带来了预付的一千两银票，然后两人闭门密谈如何作弊。姚叔闰眼看好处如此丰厚，也不禁心动，但他也深知此事风险巨大，一旦败露有性命之忧，所以很是犹豫。但王谔是自己的恩人，也不好拂他之意，终于决定铤而走险。
由于姚叔闰在府衙多年，一向办事认真仔细，从未出过任何差错，所以几任知府都十分信赖他，交由他拟定的公文，知府一般不再验看，就让他直接发出。最后，两人决定利用这个漏洞，想出了一个损招，把原来拟定的“轮奸”改为“合奸”，把“羞愤而死”改成“羞愧而死”。按大明律，合奸是男女共同犯罪，应各杖八十，此案因多人参与，性质比两人之间的合奸严重，所以要罪加一等，各杖一百；“羞愤而死”是遭威逼加害的结果，“羞愧而死”则是自身行为不端，自觉无脸见人而自杀的，两者性质完全不同。结果呈文递上去后，经上级衙门复审，顾氏兄弟被各杖一百，并各出丧葬银二十两给女方家人，此案就此了结。
姚王二人拿到顾姓富豪给的巨额好处费后，买房置地，当上了财主。尝到了甜头的姚叔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隐私舞弊，大肆攫取不义之财。然而，他们的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等待他们的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颁诏，要求全国各地向朝廷举荐人才，朝廷要择优录用。朱元璋之所以有此举，一来是天下初定，人才奇缺，朝廷急需延揽各类人才，帮助治理国家，他刚一称帝时就声称：“天下甫定，联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联济民者，有司礼遣。”二来是当时许多读书人隐居乡间，宁愿终老林泉，也不愿出仕，朱元璋很焦虑，他希望通过这次大规模举荐行动，让这些人出来为朝廷效力，做到“野无遗贤”，他自己也能像唐太宗那样以“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名垂青史，成为一代圣君。
当时读书人不愿当官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明朝刚建立时，许多文人都是前朝旧臣，他们以元朝遗民自居，秉持忠臣不事二主之志，不肯在新朝为官，这类文人，在朝代鼎革之际，都会出现一大批。这类人中，有些其实是想继续做官的，只是又想保全名节，因而首鼠两端，扭捏作态，如果帝王如三顾茅庐般屡次敦请，他们也即半推半就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朱元璋以猛治国，尤其严惩贪污腐败，“官吏贪污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以致官场环境十分严苛。对于读书人来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终身的梦想，甚至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期盼，可是洪武朝的天子堂既是富贵乡，也是修罗场，稍有不慎，就会身首分离，落个横死的下场。在著名的郭桓案和空印案中，大批官员被杀，以至于人人自危，早上去上班，晚上不知能不能回来。据清人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记载：“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女诀，及暮无事，则以为相庆又活一日。”
对于许多读书人来说，追求功名的目的就是升官发财，所谓“当官不为财，请我也不来”，明朝的官俸禄不高，又不能捞好处，还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这官当它何来？历代士人以当官为荣，洪武朝却以不当官为福，《明史》：“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
文人们拒绝当官让朱元璋十分恼怒，在他看来，这是书生们以不合作来对抗他廉政为官的要求，也是对他这个要饭出身皇帝的藐视，所以他以严厉手段打击这些敢于抗拒他的人，上演了一幕幕血腥惨剧。
《皇明开国臣传》记载：文士陶凯，隐居不出，朝廷难觅其踪迹。朱元璋大怒，下喻：“陶凯不至，可取一族人首级来”。陶凯的族亲们吓坏了，“四出寻凯”，很快把陶凯找到送往京师。
前元翰林李征臣，抵死不肯做官。结果全家被杀，自己被发配宁夏充军。
贵溪士人夏伯启叔侄，自断左手拇指，誓言绝不做官，因此获罪被杀，家产被籍没。
为了震慑和惩罚拒绝入仕的现象，朱元璋颁布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他诏喻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就是说，天下士大夫如果不受君王的征召，就是自绝于朝廷，杀头抄家也不为过。
王谔和姚叔闰得知自己被举荐后，心下十分抵触，他们身在官场十年，目睹了八任知府不是被杀就是流放，这让他们心惊胆战，而他们如今做个主文，躲在官府中，不用承担责任，却也有大把好处可拿，为何要去做一个清汤寡水，还凶险莫测的官？他俩利令智昏，居然无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之罪，勾结苏州府的官吏张亨，对上级谎称他们两人已经在苏州就职，正在为朝廷效力，就不再去南京了。
朱元璋在颁布举荐诏书时，就要求各地，如有不受征召的，要把名字报给他，当他获悉居然真的还有人敢拒绝来京师报到时，大为恼火，下旨调查姚王二人，结果查出此二人干了包括顾家兄弟轮奸案在内的诸多不法之事。朱元璋闻奏勃然大怒，下旨将二人斩首抄家，并将此事列入《大诰》，以儆效尤。
人们对朱元璋，往往会有一个残酷迫害杀戮文人的印象，朱元璋确实刚猛酷烈，杀了不少文人士大夫，但要说他特别仇视文人，则有后世对前朝的诋毁成分，朱元璋其实是很重视文人的。
据《明太祖实录》，他是这样教诲武将的：“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知识。”可见朱元璋特别强调要听取儒生的意见。
《元史》则认为元朝不重用文人是败亡的原因之一，“八十余年，一旦祸起，皆由小吏用事。” “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
如果说《明太祖实录》和《元史》是明人所编，有美化朱元璋的成分，那么清人的话就应该是客观的。
清代谈迁在《国榷》中说：“高皇以武功创业，顾慕耆儒，见儒辄喜，以耆儒无诞谲，可厚俗也。”
吴弥光也在《胜朝遗事初编》中说：“帝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可见清朝人也认为朱元璋是重视礼遇文人的。但朱元璋在礼敬重用文人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当官后，必须清正廉洁，奉公守法，否则必遭严惩。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明祖之起，其敬礼而罗致之者固多儒，且亦以儒道而罗致之……方其未仕，敬礼之，优渥之，皆所以崇儒也。及其既仕，束缚之，驰骤之，皆所以驭史也。”
朱元璋出身于元朝的底层贫民之家，深知百姓对贪官污吏的痛恨，更明白官员贪腐对朝政的危害，所以他决心用重典整治这种风气，而这正是士人不愿为官的原因。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
明人吕毖在《明朝小史》也说：“帝新定天下，以重法绳臣下，士不乐仕。”
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的文人拒绝当官，是不愿意受管束，不想当个两袖清风的廉吏，而王谔和姚叔闰两人的行为，正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所以，朱元璋杀他们确实是“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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