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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对近现代书家的启示⊙夏长先 内容提要：《石鼓文》为现存最早的文字刻石，自唐初在陕西凤翔被发现后，杜甫、韩愈、韦应物等对其倍加赞颂。真正得益于《石鼓文》的还应该首推近代书画印三绝的吴昌硕。继吴之后，取法石鼓者颇多，但均不能与吴颉颃。 关键词：石鼓文 刻石 康有为 近现代 古文字 韩愈 《石鼓文》为现存最早的文字刻石，自唐初在陕西凤翔被发现后，杜甫、韩愈、韦应物等对其倍加赞颂。张怀瑾《书断》云：“（石鼓文）乃开阖古文，畅其纤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赞曰：“《石鼓文》则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 《石鼓文》原约600余字，唐宋时已残。《石鼓文》用笔浑厚古拙，圆起圆收。其行笔劲健古雅，结构严谨庄重，近似小篆。《石鼓文》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字体已趋于规范化，少有生僻字。因此，后人称之为小篆之祖。唐宋以来，凡学篆书者，无不推崇《石鼓文》，然无所作为。有清一代，由于金石、考据学的大兴，《石鼓文》作为篆书学习的最佳范本之一，受到学书者极大的重视，因为它上承古籀，下启秦篆，因此，得益于《石鼓文》的书家颇多。近现代，吴昌硕、王福厂、罗振玉、陶博吾等可谓学石鼓文的佼佼者。 吴昌硕的书法，楷书从颜真卿入手，又取法钟繇；隶书以《汉祀三公山碑》为主；行书初学王铎，后学欧阳洵及米南宫。晚年作篆隶及狂草，尤以临《石鼓文》的成就最大。吴昌硕的早期石鼓文作品结体较为平正，至晚年，其作品已达炉火纯清的境界。吴氏抓住《石鼓文》左右上下参差的取势特点，使每个字都各有姿态，或正或欹，或伸或缩，或动或静，或疏或密，力求整齐中求不整齐，简化中求变化。同时，他又将邓石如与秦篆中的笔法融于自己笔下——起笔逆锋，中锋铺毫，收笔大多戛然而止。在结字上，吴氏一改《石鼓文》方正的特点，变方为长，增加欹侧之势。而且上紧下松，上密下疏，上实下虚。而个别字由于笔画较少，或构成不同，又一反常态，变得上疏下密，上虚下实。吴昌硕所创作的《石鼓文》作品，既有条幅，也有中堂，但对联却更令人心动。
陶博吾先生是以自己的审美眼光来理解《石鼓文》的，他的金文作品走向了一个极端，而在这个极端中，我们很难找出哪一笔，哪一字是从《石鼓文》中来的，而细细评味，他确实又含有石鼓遗韵。这是他舍“形”取“神”的结果。陶博吾先生的《石鼓文》作品，用笔不甚讲究：藏锋者有之，露锋者有之，中锋者有之，侧锋者有之。其点画有曲有直，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有轻有重。相对于《石鼓文》来说，陶以反其道的用笔、点画而为之，故其用笔具有行草笔意，而点画又具有楷、隶、行的特点。陶氏的石鼓文作品比吴昌硕更加恣肆跌宕，在同一个字中，绝少有相同的点画出现，这就像郑板桥的“六分半”。陶氏所写石鼓文很少有对称笔画，虽大多数字的重心都偏上，但整行字的重心都在一条直线上。陶氏的作品节奏感很强，每行字都呈摇摆状态，显得跳越。陶博吾先生的石鼓文作品中的“折画”颇具个性，非方非圆，很多地方都是提笔另起，似断非断，若隶若楷。陶氏篆书的字法也很有特色，除了《石鼓文》之外，金文中的《散氏盘》、秦诏版文字、汉隶、魏碑等都渗透其中。大疏大密，大开大合；大敧大正，大虚大实。大巧若拙是陶博吾先生石鼓文作品的最大特色。 《石鼓文》的线条简洁圆劲，行笔起伏不大，更少提按，因此，点画粗细不明显，用笔多在腕上变化。刘自椟习篆书从邓石如入手，后又研习《峄山碑》。邓氏篆书虽有个性，但容易使学书者走入死胡同。《峄山碑》是秦“书同文”的产物，就像现在的规范字，虽工整有余，但意趣不足。早年，刘氏篆书受《虢季子白盘》的影响，结字紧凑而活泼，后来，他博取众长，不断吸收历代篆书大家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篆书个性与风格刘自椟先生对篆书的取法是先博后约，故其《石鼓文》只是他所涉猎的一种。也就是说，刘氏篆书中的石鼓味不浓，但我们还是隐隐约约看到或多或少的《石鼓》影子。他的作品的“石鼓”味既有对原帖的摄取，也有对原帖的舍弃。摄取的是《石鼓文》的用笔、结字，舍弃的是字法。刘自椟先生金文作品中的装饰味较浓，夸张手法的大量运用有时候会引起关于字法的争议。 刘先生的篆书作品用笔圆融，点画劲健，而这两点是《石鼓文》的最基本特点。刘氏金文作品的结字偏长，疏密有致，这是受吴昌硕的影响所致。而夸张点画、改变字法则是刘氏篆书作品的最大特色。他对点画的夸张不像吴昌硕一味拉长笔画，也不像陶博吾随心所欲地夸大或缩小，他的夸张一般是化长为短，化直为曲，化横为点。在结字上，除偏长之外，他讲究对称、均衡、简省、挪位等变化，最具特色的是笔画中的“S”型线条，犹如一道美丽的彩虹。这种笔画虽然只是偶然出现，但他却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富于作品许多浪漫色彩。 综上所述，概括起来说，吴氏石鼓“朴”，罗氏石鼓“秀”，王氏石鼓“正”，陶氏石鼓“拙”，刘氏石鼓“厚”。同样是取法《石鼓文》，由于各自取舍的“度”不同、阅历不同、审美不同，所形成的个性与风格也就不同。但愿书法爱好者能从上述诸家身上得到启发，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继承、创新之路。吴氏石鼓文集联大气磅礴，充满阳刚之气。在墨法上，吴昌硕化《石鼓文》的“刻”为“写”。起笔浓重，收笔呈干枯之势，做到了“将浓遂枯，带燥方润”。在吴昌硕的石鼓文作品中，还渗透着封泥、砖瓦等书体的特点。此外，篆刻的刀法，绘画的用笔等也自然地流露其中。他写石鼓文的款式也非常讲究，既有篆书款，也有行草款，尤以行草款为佳。笔势流畅洒脱，字的大小一任自然，活跃了气氛，强化了其独特的艺术生个性。 罗振玉是古文字学家，他早年书学颜真卿，后致力于古文字研究，对甲骨文的考订具有创造性的贡献。作为学者，其创造意识相对来说不够强烈，因为学者注重的是治学的严谨，体现在书法创作上则是忠实于原作，强调用笔的精到，字法的准确性。相对于《石鼓文》来说，以小篆笔法而为之：点画藏头护尾，令笔心常在画中行；行笔流畅婉转，线条粗细均匀，少了几分“金石气”，多了一些“书卷气”。罗氏《石鼓文》的结字趋于长方，符合“黄金分割”，但他的结字又不同于小篆的绝对平衡、对称。他的每个字的重心不像吴昌硕偏上，而是偏中，因此，罗氏的《石鼓文》作品是平正中求错落，对称中求参差。如果说吴氏石鼓是动中寓静的话，罗氏石鼓则是静中含动。罗振玉一生学贯古今，著述等生，令当代无数书人汗颜。 王福厂的篆书创作似乎稍逊于他的篆刻，他18岁辑成《福厂藏印》，27岁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述《说文部首拾异》，37岁完成了《糜研斋作篆通假》……足见其精通篆籀、训诂之学。更值得称道的是，1904年，他与叶铭、丁仁、吴隐在杭州西湖孤山创设西泠印社，至今还影响海内外印坛。 王福厂的篆书上溯三代，下承清代，尤致力于“二李”及《石鼓文》的研究。李斯乃秦相，是“书同文”的创造者与实践者。李阳冰是唐代篆书大家。“二李”篆书劲健圆润，端庄典雅，是典型的铁线篆，也是后人取法的楷模。《石鼓文》虽为大篆，因其诞生年代较晚，已具备小篆的诸多特点。王福厂把小篆与《石鼓文》相结合，增加了自己篆书线条的厚度与结字的安稳。王福厂对清代以降的篆书大家也悉心研究。他学邓百如，以隶入篆；学杨沂孙，大小篆融合；也学吴昌硕，得猎碣三昧。 从他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他对钟鼎、权量、镜铭，乃至缪篆的涉猎。王氏篆书大小篆融会贯通，颇具恬谈、典雅之韵味。就用笔来说，以圆为主，以方为铺。所谓圆笔，一谓用笔的圆，即起笔逆人平出，收笔回锋护尾；二谓点画的圆，即笔画圆润，提按起伏不大，转折处多转少折呈圆转之势，且长弧笔较多。在一幅作品中，如果没有过硬驾驭毛笔的能力，是很难将点画表现得如此优美、劲健的。王氏篆书的结字比较平正，重心居中偏上，较之吴昌硕来说平稳安详。从墨色来看，王氏篆书点画如漆，无枯笔及飞白等特殊墨法；就章法来说，作者喜采用界格的方式，使正文与落款各行其道，大者不显大，小者不显小，长者不显长，短者不显短；就字法来说，联文中有大篆，有小篆，也有缪篆；在款字中，以篆入楷，别具一格，没有矫揉造作之感。王氏篆书具有美术化、装饰化倾向，其《石鼓文》味不浓。而王氏平时所写的《石鼓文》大多忠实于原作，纵有行，横有列，更显得玲珑剔透，晶莹可爱，不断吸收历代篆书大家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篆书个性与风格。 |
陶博吾先生是以自己的审美眼光来理解《石鼓文》的，他的金文作品走向了一个极端，而在这个极端中，我们很难找出哪一笔，哪一字是从《石鼓文》中来的，而细细评味，他确实又含有石鼓遗韵。这是他舍“形”取“神”的结果。陶博吾先生的《石鼓文》作品，用笔不甚讲究：藏锋者有之，露锋者有之，中锋者有之，侧锋者有之。其点画有曲有直，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有轻有重。相对于《石鼓文》来说，陶以反其道的用笔、点画而为之，故其用笔具有行草笔意，而点画又具有楷、隶、行的特点。陶氏的石鼓文作品比吴昌硕更加恣肆跌宕，在同一个字中，绝少有相同的点画出现，这就像郑板桥的“六分半”。陶氏所写石鼓文很少有对称笔画，虽大多数字的重心都偏上，但整行字的重心都在一条直线上。陶氏的作品节奏感很强，每行字都呈摇摆状态，显得跳越。陶博吾先生的石鼓文作品中的“折画”颇具个性，非方非圆，很多地方都是提笔另起，似断非断，若隶若楷。陶氏篆书的字法也很有特色，除了《石鼓文》之外，金文中的《散氏盘》、秦诏版文字、汉隶、魏碑等都渗透其中。大疏大密，大开大合；大敧大正，大虚大实。大巧若拙是陶博吾先生石鼓文作品的最大特色。
《石鼓文》的线条简洁圆劲，行笔起伏不大，更少提按，因此，点画粗细不明显，用笔多在腕上变化。刘自椟习篆书从邓石如入手，后又研习《峄山碑》。邓氏篆书虽有个性，但容易使学书者走入死胡同。《峄山碑》是秦“书同文”的产物，就像现在的规范字，虽工整有余，但意趣不足。早年，刘氏篆书受《虢季子白盘》的影响，结字紧凑而活泼，后来，他博取众长，不断吸收历代篆书大家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篆书个性与风格刘自椟先生对篆书的取法是先博后约，故其《石鼓文》只是他所涉猎的一种。也就是说，刘氏篆书中的石鼓味不浓，但我们还是隐隐约约看到或多或少的《石鼓》影子。他的作品的“石鼓”味既有对原帖的摄取，也有对原帖的舍弃。摄取的是《石鼓文》的用笔、结字，舍弃的是字法。刘自椟先生金文作品中的装饰味较浓，夸张手法的大量运用有时候会引起关于字法的争议。
刘先生的篆书作品用笔圆融，点画劲健，而这两点是《石鼓文》的最基本特点。刘氏金文作品的结字偏长，疏密有致，这是受吴昌硕的影响所致。而夸张点画、改变字法则是刘氏篆书作品的最大特色。他对点画的夸张不像吴昌硕一味拉长笔画，也不像陶博吾随心所欲地夸大或缩小，他的夸张一般是化长为短，化直为曲，化横为点。在结字上，除偏长之外，他讲究对称、均衡、简省、挪位等变化，最具特色的是笔画中的“S”型线条，犹如一道美丽的彩虹。这种笔画虽然只是偶然出现，但他却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富于作品许多浪漫色彩。
综上所述，概括起来说，吴氏石鼓“朴”，罗氏石鼓“秀”，王氏石鼓“正”，陶氏石鼓“拙”，刘氏石鼓“厚”。同样是取法《石鼓文》，由于各自取舍的“度”不同、阅历不同、审美不同，所形成的个性与风格也就不同。但愿书法爱好者能从上述诸家身上得到启发，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继承、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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