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从头来”指的是“国”的读音来源，来自古藏语“头”的读音。从中还可解答，为什么古代的国号就是王号，国名等于王名。
许宏先生《大都无城：中国古都动态解读》指出，考古显示，华夏文明起源之初，曾有过漫长的“大都无城”时代。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人们的观念里，国之大都必有高耸的城墙，还要有护城河，如此才能保护王者安全，并彰显帝王权威，一旦城门失守、城墙被毁，这个帝国的末日也就到来了。但近五十年来的考古实践，特别是二里头“夏都”遗址的发掘说明，早期中原王朝的首都一概没有城墙。不只夏朝如此，商王朝的后期都城殷墟也如此，西周、东周的都城也没发现城墙遗迹，无有城墙应是上古三代通例。直到秦，秦都咸阳还是没有城墙。都城围以高大城墙，要到春秋战国时代才出现。
因此许宏幽默地说，如能你穿越时空返回上古，当你来到没有城墙的王都时，千万别把帝王的大都不当首都看啊！
可惜许宏先生止步于此，没能跳出传统文明起源观，他解释是，上古三代所以不建城墙，这是华夏古人“文化自信”的结果，他们有那种后来人皆没有了的心胸、情怀和豪气：“天子守在四夷，国焉用城！”
这个“大都无城”是文明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考古事实，就这样被解释成了文化自信。他还说，现在提倡文化复兴，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我们需要复兴的精神风貌，就此而言华夏古人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但笔者以为，许宏先生的这种解读有功利和应景之嫌，不仅是牵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今天说的“文化自信”是相比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言的，不应该按到古人头上去，与“文明起源研究”根本就是两回事。上古中原都城无有城墙，正是华夏文明起源真实场景的一种反映，特殊性之所在。就因为上古帝国的创建者他们不是农耕定居民族，而是来自内陆高原深处的游牧人，他们汹涌前来，击败原有强权，创建新王朝的时候，还保持着祖先的游牧习惯，直到再次被外力推翻，仍没有完全改变祖先的生存方式，当然就没有必要去建高大城墙。
大都无城的事实在告诉我们，上古三代始终是一个游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其时，用城墙和壕沟围起来的是墓葬群，目的是不让人畜随便闯入，那里除了少量的看守人员，没有人居住。大江南北，考古发现的所有史前“古城”遗址，里面都是墓葬，说明最初并不是让活人居住的。秦人兼并六国的时，也没有完成从游牧向定居的转化，故秦都咸阳也就没有城墙遗迹。
即使到了中古时期，在游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游牧帝国中，例如铁勒汗国、突厥汗国、回鹘汗国、吐蕃王朝、蒙古汗国、金帐汗国等，虽幅员辽阔，声名远播，他们的首都也没有高大城墙包围着。《旧唐书》说，吐蕃赞普虽有都城，但“不常厥居”，用不着建高大坚固城墙。
“大都无城”也反映在了“国”的甲骨文金文写法中，写作“或”：
甲骨文“国”和金文“国”字
甲骨文由一个表示武力统治的“戈”，一个表述部族首领的“○”组成，这代表“头”（有的是一“口”）。直到战国后期的金文里，才被加上了表示城墙或领地范围的“□”，成了有围墙的“國”字。
远古时代，“国”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或曰标志，就是内部出现了一个唯我独尊的“头”，以即首领，此“国”就是他的私有财产，他的名号就是国号，“国”就是这样起源的，这也是整个先秦时代，大大小小诸侯国的一个共同情况。
就是说“国”的起源并不神秘，并非像儒家理论所说那样是“天人感应”的结果。古代的“国”从来是一种权力的存在形式。“国”是大范围内，人群中等级地位极大分化的结果。这种等级关系越复杂，文明发育程度就越高。
由于在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游牧民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国”一开始就不是土地概念，更不是城市概念，主要是一个人口隶属的概念，反映在“或”（国）的造字方式中，就是没有“围墙”。
这个“guo”的读音就来自藏语“头”的读音，藏文写作 མགོ་（mgo）。马头：
རྟ་མགོ་（rta mgo 读作“答馘”）；虎头：སྟག་མགོ་（stag mgo“鞑馘”）；部族头人：སྡེ་མགོ་（rde mgo“岱聝”）。
藏语“王统”：གཡུ་མགོ་མ་（yu mgo ma“域馘玛”），藏文字面含义就是“头人的历史”，而这就是华夏文明和中国历史的一大显著特征。
藏语的 མགོ་（mgo）还有“源头、源出”之义，例如把“河源”叫作“曲国”（ཆུ་མགོ་ qu mgo）。这也是华夏古文化的特点：君王被认为是国之本源，君王的祖先被认为是整个国中所有人口的共同源出，其实王族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
必须出现一个“头”，是社会性动物生存方式的必然结果，就像狼群中必有头狼，羊群中必有头羊，猴群中必有猴王一样。在游牧氏族内部，很自然地就会产生一个唯我独尊的首领，并且一定是男性的，所有人都要随他的迁徙而迁徙，一切皆以其马首是瞻，没有“头人”的存在，这个族群就无法开展有效的狩猎、放牧、出战等活动，当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
与游牧民族相比，整个华夏文明起源时期，中国南方原始分布着的农耕土著民族，他们的社会结构就松散得多了，他们也没有“首领为部族本源”的意识，因为在农耕这种生存方式中，有无“头人”并不那么重要，当然也就不会自发出现由一人占有一“国”的社会形态，即使有这种萌芽，他也不是强有力的，不会有那种层层隶属的关系。
考古显示，早遥远的史前时代，就已经出现用动物和人牲头颅来献祭的习俗，这种用“头”来享祭“头”的情形，即是类比思维的结果，也是价值取向的结果。也只有在古代游牧民族中，这种“尚头”的习俗是始终延续着的，例如羊头要给最尊贵的客人吃。古代蒙古人分配猎物的习俗是，兽头必须给第一个射中他的人，虽然头上面的肉很少，也不是最好吃的，但他们都以拥有兽头为荣耀，猎手会将兽头驮于马前，招摇过市，以此夸耀于众，因这是第一等功劳的象征。蒙古人还认为，属于自己的兽头被别人拿走，以后就打不着野兽了。
正因为上古三代统治者长期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朝代延续时间才特别长，夏朝共历18代王约470年，商朝历31代约554年，周朝历38代约789年，后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长久的朝代。
归根结底是因为上古时代，中原地区的农耕人口规模还不十分庞大，使得游牧民族融入农耕人口的速度比较缓慢，后世随着人口的增加，融入速度在不断加快，朝代的更替就加速了。
这种“大都无城”的现象，不是一概不用隔离阻挡之物，只是不建高大坚固的城墙而已，当时有可能是用木栅栏围起来的，木头容易朽坏，考古就难发现。直到400年前，努尔哈赤的都城“佛阿拉”和“赫图阿拉”，还是用木栅栏围成的。
一言以蔽之，上古三代“大都无城”现象，不是“文化自信”导致的，而是当时统治者始终没有完全定居化的结果，归根结底是华夏文明起源的特殊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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