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先生著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年出版），许宏先生著有《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2016年出版），他们的本意都想把“中国”，特别是这个“中”的本义说个明白，但笔者觉得，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当然，致力于研究“何以中国”的历史学家还有很多，遗憾的是，一概都不涉及华夏文明起源的“内在机理”，具体地说，就是对甲骨文金文“中”表达出来的文化习俗和社会形态说不清楚，不知其从何而来。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没有读懂这个奇怪的“中”字。
西周和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四字
甲骨文金文“中”是一个象形会意字，中间是一“口”，代表发号施令者，里面竖立一旗杆，最为奇特的是，上下都有飘扬的旗帜。现实中是不会有这种悬挂方式的。金文有的没有口，是上、中、下三条旗帜。这些旗帜到底代表什么？
没有“口”的金文“中”字
这些旗帜是当时社会形态的真实反映。一条旗帜代表一个部族国家。甲骨文“族”也是这样由一“矢”一“旗”组成的。此“口”所以能串联起众多的旗帜，因为这些部族国家皆以一人马首是瞻了，而此人也有自己的部族国家，他的“国”于是就是“中国”。换言之，最初的“中国”是指那个能号令众多部族国家的“国中之国、王中之王”。
最初的“中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更不是特指，而是一个尊卑等级概念。因此最初的“中国”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在古代，任何部族国家军事联盟里面，不管大小，都有一个“中国”。
这种“部族国家军事联盟”是游牧民族所固有的，这种社会结构在中国南方的农耕定居民族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农耕定居这种生存方式，注定了他们是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内部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如此严密的社会结构。
而古代游牧民族则皆以“部族国家军事联盟”的形式存在，否则就生存不下去，因为在游牧民族以征战为生的生存方式中，不这样的话他们马上会被其他部族肢解毁灭，人口被掳走，宗庙被捣毁，这个国家也就消失了。
并且“中”的读音也来自古羌藏语。藏语把中心、中央、居中的、最尊贵的叫作“zhong”（དྲུང་ zhung）。冈底斯神山所在的象雄之地，藏语叫“章中”，就是“中央之国、天下之中”的意思（定语后缀），就是说，这是原始苯教固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
藏语以“中”为大，还因为野牦牛叫“zhong”（འབྲོང་ nchong），写法虽异，读音相同，乃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动物，它在原始苯教中有“本源”之义。
在青铜铭文中，既有“中羌”“中妇”之类，也有“羌中”“蜀中”之类，它们的本义都是“中国”，就因为这个部族国家在军事联盟中居于发号施令者的地位。
满洲语把“国”叫作“国伦”（guolun），最是符合“中”的原始本义和游牧民族的存在方式。后缀“伦”（-lun）是尊称读法，同时也表示等级关系。在古代满洲人的观念中，部族国家都按照一定的等级关系而存在的，内部亦然。越是大国，内部的隶属层次就越多，小国就少些，可能只两三个层次就到底了。
直到努尔哈赤时代，满洲人的部族国家仍以“旗”为标识，且有层层隶属的关系。努尔哈赤自己的本部叫“建州卫”，一开始只是东北地区众多“卫”中的其中一个，在长达28年的征服扩张中，周边大大小小的部族国家皆被降服，成了他的附庸，他就成了“养育列国英明汗”。至此，原本冤冤相报，日夜厮杀中的“列国”，都以建州卫为盟主了，努尔哈赤的口谕成了他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幅员辽阔的后金汗国就这样产生出来。可以肯定，这种故事和场景，在白山黑水间已经无数次发生过了。
往上追溯，辽代《道宗哀册》开篇即言“大中央哈喇契丹国……”就是说，黑契丹是北方游牧民族公认的“中国”。《魏书·序纪》说魏人的先祖，“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镇北方，莫不率服。”意思是说，魏帝本部在北方草原上一直居于“中国”的地位。
在蒙古族史诗《江格尔》里，主人公江格尔率领他的34个“宝东”（野猪），还有7000个、名勇猛的游牧骑士，东征西荡，建立起“快马走半年也走不出疆界”，拥有500万奴隶，受四方朝贡的大帝国。史诗中这样赞颂这个草原帝国：
“荣耀的江格尔之国，它是上七国的梦想，下七国的希望！”
这是游牧民族关于“中”观念的另一种、也是更为形象的表达，江格尔的帝国就是部族国家军事联盟。这个“上七国”是指位于大河上游的部族国家，“下七国”指位于大河下游的部族国家，高原民族皆习惯用上、下来标识地理位置，不习惯用东西南北的方位概念。藏语“东方”（ཤར་ xar “下尔”），本义是“下方”。《诗经》中常见用“下方土”称呼自己的封国或采邑，反映出来的正是他们祖先来自青藏高原的历史真相。
“中国”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个正式的国名，古代王朝都有自己的正式名号，因为“中国”原本是等级概念，很迟以后才演变成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最后才变成具有特指性的国号。
把历史上的中国古都串联起来的话，将是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弧线，有一个共同的地理特征，就是都处在高原之下的某片平地上。主要是：成都，咸阳，洛阳，安阳，邯郸，北京。这些古老文明中心一概都位于“800毫米降水线”附近，因为这就是“农耕”与“游牧”的天然分界线。中国文明起源的特殊性和最高“机密”在于：远古王朝的创建者几乎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出身，都来自内陆高原深处，他们是一步步从高原上迁徙下来的。
当他们入主中原，进入原始分布的农耕定居民族区域的时候，还完整地保持着祖先的游牧习惯，因此选择建造都城的地方，不能远离传统游牧区域，那里有他们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但要有效地统治人口众多的农耕定居民族，又不能离开传统农耕区，最后他们就不约而同地把统治中心设在了游牧区域与农耕区域的交界地带上，在偏于传统农耕区域的地方，即高原之下某个水源丰富，足以居住大量人口的平地上。
远古王朝的社会形态也是惊人地一致：所有天子都有自己的京畿，面积通常要数倍大于诸侯国，诸侯国则分散各地，拱卫着京畿，他们唯命是从，定时朝贡，尊卑有别，离京畿越近者越尊贵。并且，诸侯国内部也是这样大夫、士、庶民，层层隶属的关系。
夏商周以来，从“中”的观念幻化出来的“天下”形态一直是这样的：“天子”必居于“中国”，外面是五个同心圆，即“五服”，每“服”各有尊长，但尊贵程度向外依次递减。五服之外是无有文明的“蛮夷”之居所。这就是“华夷之辨”观念，大禹时代就出现了，延续到近代也没有什么改变。
从本质上看，这不过是把游牧民族固有的社会形态，投射到传统农耕区域里，在那里进行一次又一次“蓝图放大”或曰“基因移植”的结果。笔者所称“华夏文明的内核是游牧文化”，由此可见一斑。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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