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澧州古城墙小南门段
信息来源：谭远辉
澧州建制自隋代始，直至清末。延续达1300多年。澧州古城南面城墙至今尚保存较好（图一）。2013年，国务院将澧州古城墙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国以前，澧水流域诸县分属于武陵郡（今常德）和南郡（今荆州）所辖，未单独设郡。《三国志·三嗣主传》：景帝孙休永安六年（263），“分武陵为天门郡。”杨守敬《三国郡县表·吴荆州部》：天门郡，领充（今张家界）、零阳（今慈利及石门、临澧局部）、溇中（今慈利与桑植局部，后废）三县。而南安、作唐、孱陵三县（含湖北公安及澧水下游的澧县、津市、安乡与石门、临澧、华容局部）属南郡。如此，三国吴所置天门郡只辖澧水中上游地区，而下游仍属南郡所辖。〔1〕《晋书·地理下》：“天门郡，吴置。统县五，户三千一百。零阳、溇中、充、临澧（从零阳析出，治今慈利县内，含今慈利、临澧及石门县局部，不等同于今临澧县）、澧阳（今澧阳平原）。”〔2〕临澧、澧阳为析置的新县，则晋代天门郡辖域扩展到澧水下游，南朝晚期又增置石门县。隋代废天门郡，置松州，旋易名澧州，又改澧阳郡。领六县，辖域又向下扩展到安乡，领澧水全域。唐武德四年（621）复名澧州，直到民国初年才废州为县。
澧州始名“松州”。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古松州城在澧阳县东南大和南村。”〔3〕宋代的澧阳县即今之澧县所在。澧水南岸的澧南镇广福村现有古城一座，其位置适在宋代的“县东南”。那么，继后的澧阳郡治何在？“澧阳”，顾名思义应在澧水北岸，在今天澧县附近已经找不到时代相当的城址。但明万历《澧纪》卷十二中有：“古城：逶迤城外，起东北抵西北，延袤十数里。相传草创时旧城，堤因名。又曰筑以捍水，名护城堤。内有土台七，累累相属，俗称七星台，传为马援垒。”“延袤十数里”在卷十另一处则作“围十数里”，即城的周长十数里。〔4〕可见是环形封闭的城垣，当然不排除兼有捍水之功能。这座城从明代州城外的东北至西北，因而是在州城的北面。“相传草创时旧城”无疑是指澧州草创。这样我们可以认为，隋代的澧州（澧阳郡）应治于此。这座城现在已经扩展为澧县城区，与原州城合二为一。
唐代早期的澧州城应当还是隋代的澧阳郡城。彭王李元则贞观十七年（643）至永徽三年（652）贬刺澧州，薨于任，谥曰“思”，是为“彭思王”。李元则在澧州刺史任上，“折节励行，颇著声誉”，深得澧州民心。乃在澧水南岸今滟洲水库山上建祠奉祀，名其山曰“彭山”，庙为“彭思王庙”。由此可见当时的州城应当就在这一带，“古城”适当其地。
到了唐代中期，州治迁至今津市的新洲镇。时在代宗大历十四年（779）至建中二年（781），李泌任澧州刺史期间在此筑城，戎昱为其作《澧州新城颂》。〔5〕所谓“新城”是相对旧城而言，其实新州城原先就存在。“因旧址而板筑云集，创新规而雉堞霞映。”李泌不过是在旧址上加以增葺而已。《颂》曰：“溪蛮好乱，相寇仍梗。”“乾元中盗不盈百，即州将失守，间岁微泸军溃，即郡人涂炭。”〔6〕意为因原州城多次遭受寇乱和水患，城毁坏严重，因此迁治。但是迁治并非自李泌始，而是崔瓘第二次任澧州刺史时所为。崔瓘第一次刺澧在乾元元、二年（758、759），正是戎昱所述“盗不盈百，即州将失守”之时。之后又有卢昂、裴冕两任。〔7〕这期间还在原址。据《卢昂墓志》，卢昂任刺史期间，又遭受了谷口叛卒之乱。“府君除恶务尽，尸谷口叛卒二百余人。”〔8〕这应该就是戎昱《颂》中所谓“肇自二纪，凶渠再惊。”乾元以后两次改元即为卢昂任刺史的宝应年。崔瓘再刺澧州在永泰元年（765），其间相隔6年，这时州城已经破败不堪，不得已崔瓘谋迁州治。据常衮《授崔瓘自澧州刺史除湖南观察使制》：“及澧阳移镇，一其教理，故郡黎庶，靡然随之。”〔9〕“澧阳”即包括澧州及附郭澧阳县。“故郡黎庶，靡然随之”，其举城播迁，扶老携幼、母呼儿哭的悲凉场景跃然眼前。崔瓘始迁之时，并无余力修葺新城，又经历了两任刺史，至李泌莅任才修葺城垣。
李泌筑新城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不三四旬，功乃就矣。”一个多月时间就完事了。有史料表明唐代中后期州城又迁回了原址。具体何时回迁不甚明确，至少在李群玉青年时代即已迁回。李群玉是唐代澧州籍的著名诗人，主要活跃在文、武、宣时期。李群玉故居即在今澧县城附近，有诗《仙明洲口号》：“长爱沙洲水竹居，暮江春树绿阴初。”〔10〕仙明洲为原州城外东南澹水河中沙洲，现已淤塞为陆地。又有《秋登涔阳城二首》。所谓“涔阳”即澧州雅称，源自屈原《九歌·湘君》“望涔阳兮极浦”。说明这时的澧州应在仙明洲附近。文宗大和初年，唐代杰出诗人杜牧因其堂兄、驸马、宰相杜悰出任澧州刺史，于此时游历澧州，并对澧州情有独钟。有诗《登澧州驿楼寄京兆韦尹》：“一话涔阳旧使君，郡人回首望青云。”还请求朝廷将其堂兄派往澧州作官，作《为堂兄慥求澧州启》，曰“伏蒙仁恩，授以涔阳，活於阖门，无不感涕。”。而且杜牧与李群玉交厚，曾作《送李群玉赴举》一诗以勉。〔11〕据说杜牧曾劝李群玉考功名，由此诗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又张次宗《荐前澧州刺史崔芸状》谓：“自理澧阳，课绩尤异。得赋敛变通之法，置邮馆供待之资。创立堤防，修缮城洫。”“澧阳”亦指澧州。崔芸刺澧在大和四年（830）前后。〔12〕但州治回迁肯定在崔芸刺澧之前。崔芸刺澧在杜悰之后，群玉年尚弱冠，也未考取功名，但已然诗名孔彰，因而其与崔芸也有一些交往。李群玉有《送崔使君萧山祷雨甘泽遽降》诗一首，据考证，“崔使君”就是澧州刺史崔芸。所谓“萧山”应是“关山”之误。是因繁体“關”、“蕭”形近所致。在《舆地纪胜·澧州》中也有相同谬误：“州宅有彭阜耸其西，萧（关）山列其东。”〔13〕李群玉家居仙明洲，临近州城，关山在津市澧水南岸，距州城不远。关山上原有龙神庙，俗传“祷雨辄应”。故每遇亢旱，官民偕往祷禳。崔芸亲往关山祷雨，冠盖云集，群玉作诗以送。举诸此旨在说明，唐代中后期的澧州城在今澧县城一带。至于是在“古城”还是在后之州城，不可考。
唐以后历五代至北宋时期，澧州似乎未再迁治。而且可以明确宋代的州城已为后代的州城奠定了基础。《太平寰宇记》是北宋早期的地理书，卷一一八“澧州”下明确记载：“州在澧水之北，故取为名。”〔14〕然而澧水之北具体位置不确。最早记载澧州确却位置的是南宋前期楼钥所作《澧阳楼记》一文。其曰：“绍熙四年（1193）三月戊寅，澧州澧阳楼成。”“于是治事之厅始得轩豁宽敞，而前无蔽障，得以挹兰江之秀，俯仙明之洲。”〔15〕“兰江”即澧水之雅称。“仙明洲”即澧州东南城外澹水中沙洲，已如前述。
2014年，澧县文物局曾对澧州南城墙西端遗址断面进行过试掘。城墙由外到内、从上至下分三期，时代由晚到早。其中早期城墙的构筑方法是内侧筑土，外侧甃砖。在早期城墙的面上清理了两个灰坑，应是城墙隳颓以后所为。灰坑内出土有青瓷碗、盘、杯等残片，属南宋时期遗物。〔16〕则表明，早期城墙应是南宋以前所筑，推测应是北宋时期，这与楼钥《澧阳楼记》中州城的位置表述吻合。第二、三期城墙分别为明、清时期，均为中间筑土，内外甃砖。
北宋时期尚且承平，时届两宋，国祚动摇。先是北狄犯境，徽钦二帝为虏，北宋倾覆，南宋偏安；继有钟杨举义，湖湘诸城失守，奸臣蠹政，忠良饮恨。建炎三年（1129），金人陷澧，知州王淑弃城去；建炎四年（1130），钟相破城，守臣黄琮被执死。《宋史·地理四》：“澧州，上，澧阳郡，军事。建炎四年（1130），寓治陶家市山砦，随复旧。”〔17〕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则曰：“绍兴三年（1133）十一月戊午（初七），右朝奉郎孙世显知澧州。澧州自钟相作乱，久阙守臣。至是，命知鼎州程昌㝢迁置。世显因即陶家市建山寨寓治，未能入城也。”〔18〕澧州寓治陶家市山寨到底在建炎四年（1130）还是绍兴三年（1133）？《要录》为南宋中晚期李心传所撰，而《宋史》为元末所修，按理说《要录》更可信，然否？南宋早期的楼钥在《澧阳楼记》中为我们做了解答：“建炎之末，妖民弄兵倡乱，加以剧寇一再攻陷，民居官府荡为埃煤，因以饥馑，几无噍类。盖六年而后定，剪除榛棘，招集流散，仅复城郭之旧。”〔19〕楼钥是说，澧州城在建炎末年（1130），因战乱致州城倾颓，民居官署陵夷，加上饥荒，死的死，逃的逃。之后几年一直没有消停过，官军与山匪湖叛展开拉锯战，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者数。过了6年（约绍兴六年，1136）时局稍安才回来重新打理。《要录》中还有一句话很关键：“久阙守臣”。就是说，黄琮殉职以后，澧州知州就一直空缺，绍兴元年（1131）虽也任命吴革为知州，但吴可能并未实际到任。《要录》卷四十六：“绍兴元年（1131）七月庚子（初六），朝议大夫、新知澧州吴革为潼川府路转运副使。”〔20〕刚任命即改任。所以绍兴三年(1133)孙世显莅任后，根本不敢进城，于是就在陶家市建山寨蜗居。据《读史方舆纪要·湖广三》：“又有陶家市山寨，在州西北。”〔21〕具体位置今已不确。直到吕延嗣继任知州后才进驻州城，招兵募役，葺城垦田，休养生息。《宋会要辑稿·食货二》：“绍兴六年（1136）十月七日，知澧州吕延嗣言：'本州先因贼马残破，附郭良田往往废弃。本州旧管厢军一十三指挥，今止有三百余人，节次分遣营田外，委是人数稀少。乞于湖南邻路全、道州、桂阳监无事空闲处量拨军兵三五百人戍本州，因令营田。’诏以五百人为额，令本州招填。”〔22〕在南宋早期，还发生过这么一次湘南填湘北的史事。
《舆地纪胜·澧州》中又有：“竹城，建炎、绍兴之扰，州尝寄治于仙眠洲之南岸，以竹为城。至今人犹以'竹城’目之。”〔23〕后代方志多袭此说。此说与陶家市山寨的年代相抵牾。再说，“以竹为城”也不经，与其说城，毋宁说篱笆。挡什么？既不能御贼，一把火顿成齑粉；更不能防洪，山洪下泻荡然无存。木骨泥墙或竹骨泥墙可以有，但竹篱笆作城断然无。《宋史》、《要录》都应属正史，而《纪胜》只能算杂史。当然，不论正史，还是杂史，抑或野史，正与误都是相对的。“竹城”可能纯属一种传说，一如“太守遇仙”。
南宋磕磕绊绊维系了170年，最终被金元帝国所吞并。覆巢之下无完卵，州城早已破败不堪。元代无暇修缮，且连年遭受峒蛮侵扰。于是元代州城经历了两次迁治，都迁往唐代所筑新城，即今津市新洲镇。《澧纪·述制纪三》：“新城，在州东三十里。……至元甲申，徙澧州路于此，大德中还旧治。……至正丙申，倪文俊陷城，复徙于此，洪武初迁还。”〔24〕又据嘉靖《澧州志》：“壬子（洪武五年，1372），命卫国公邓愈为征南将军，讨抚峒蛮之负固不服者，悉平之。夏四月，复迁府治，还立旧址。”〔25〕这以后直至清末，州治未再迁徙。民国初年，撤州为县。至此，澧州走完了1300多年的风雨里程，经历了无数次劫难。
澧州城由隋迄清，城垣由土筑而砖甃，其间迭毁迭修，陵谷沧桑，数番播迁，兴替无常。宋以前应为土筑城墙，宋以后以砖甃砌，但不清楚具体何时甃砖，也不清楚只是城阙甃砖还是周垣甃砖。南宋至元内外交困，官民整日惶恐不安，城防已成摆设，守不住就跑。到了明代，时局稳定之后，才有余力加固城防。据《弘治岳州府志》卷十载：“元末徙治于新城。国朝洪武初复迁于此，总制萧杰修筑土城。永乐二年（1404）用砖甃之。周围一千丈，计九里三十四步，高一丈七尺。……东、西、南、北、游川，凡五门，各有楼。”〔26〕谓明朝初年从新城迁回后先修土城，永乐二年（1404）才甃砖。而嘉靖《澧州志》则曰：“元末兵燹，徙治新镇。国朝洪武初，总制萧杰镇守，创筑土城。后以庳隘不足居守，壬子（洪武五年，1372），复迁故处，即今州城。壬申（洪武二十五年，1392），千户施礼修葺未固。永乐甲申（二年，1404），奏调荆、常、永定三卫并本所军夫，掘濠取土，垒土增卑，庀工陶甓，甃砌址厚一丈五尺，高如之，上加女墙，周围记度凡一千丈，记地凡九里三十步……上覆以楼。其下为门，东、西、南、北如其方名之，余一曰'游川’，凡五。”〔27〕是说萧杰在寓治新城时筑土城。而迁回“故处”后烧窑造砖，大兴土木，高筑城墙，使其坚固宏伟。此说应是。明清两朝，由于洪水、战乱以及峒匪侵扰、风雨侵蚀等因素，城垣屡遭毁坏，修修补补，时有进行，在明清两代的方志中有详致记载。城的格局大小鲜有改变。明代五门，嘉靖三十八年（1559），分守参政刘廷诰更东门曰“澧阳”，南曰“兰江”。西曰“石慈”，北曰“松滋”，“游川”曰“金川”。乾隆二十六年重修后又更东门曰潆绣，南曰晏澧，西曰澹江，西北曰金牛，北曰清风，又于城东南新辟小南门，增至六门。清代晚期又名东门、大南门、小南门、西门、金牛门和北门（图二）。〔28〕
图二 清代晚期澧州城
澧州城最后一次修葺应在宣统元年。2018年5月为配合澧州古城墙二期保护方案的编制，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澧县文物局对东门瓮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本次发掘在城墙上见有“宣统元年”城墙砖，故而现存澧州古城东门瓮城在清末曾有维修则是确凿无疑的。〔29〕进入民国以后未再修葺。天长日久，东、西、北三面城墙逐渐隳颓，而南城墙至今依然不屈地屹立在澧阳平原，一砖一石写满了沧桑。虽然今天的城市已不再需要垣墉壕堑，但对祖先的惠赠容不得半点亵渎，只能倍感敬畏，更加珍惜。澧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对南城墙的东段进行了维修，使其焕发出新的光彩（图三）。
图三 南城墙东段修缮工程
来源：湖南考古 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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