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梦澧州·津澧融城大纪实
（长篇报告文学 作者/易宗明）
第二章 千古兴盛
城市基因 镌刻在历史墙上的古澧州
波澜壮阔 从“开国元勋”到贺龙镇守澧州
地缘之谜 叹为观止的北纬30度
城市基因 镌刻在历史墙上的古澧州
记得儿时，随戏迷爷爷第一次到县城，过逆河（因水自东北向西南倒流而得名，今谬称栗河）就见城墙斑驳，情不自禁停驻了小小的脚步，爷爷回头打量观望的我说：“这里是县城的南大门。澧县原先叫澧州府，官是五品，四面都是高大的城墙，城里还住过皇亲国戚的王爷……”
多少个春夏秋冬，多少个寒来暑往，我穿梭于这座古城的东南西北，一晃自己却也成了爷爷。几十年的岁月中，我不断翻捡那些有关澧州的史籍志书，在网上爬罗剔抉一切有关澧州的历史细节，顺着庞多芜杂的文字搭建起来的“路”慢慢走来，发现自己所掌握的是多么渺微，澧州原来是那么的辉煌灿烂，前哲先贤是那样的数不胜数……
置身城中的我，发现自己对这座城市仍缺乏应有的认知和足够的了解。特别对于历史，我与大多数人一样，常常囫囵吞枣，很容易忽视一些举足轻重的细节。
《常德晚报》记者高玲曾就澧县建制变化访问了常德古代史研究专家、湖南文理学院教授陈致远先生，他讲述的一些历史细节让我们得以对澧州远去的背影有了一些清晰深入的了解。
陈致远教授说：“从原始时期进入新石器时代，澧水流域显然比沅水流域要早，当然文明进程也就更早。石门皂市发现的商周青铜遗址，也是我省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文化遗址。春秋战国时期，澧州是楚文化进入湖南的首站，屈原行吟的足迹，也是先澧水后沅水。在战国之前，澧州比常德的文明进程要早一些。”
对于陈教授说澧州比常德的文明进程要早一些，我笃信不疑。当初在湘大的汉语言文学课上，给我们授课的女教授就讲，湘西北的常德方言在湖南是一个特例，它有别于湘方言，是属于北方语系的西南官话。而常德方言的沅水流域与澧水流域又有所区别，澧水流域的澧州话与湖北荆州南部县市方言为一个支脉。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更加留意有关澧州文明进程的一些蛛丝马迹。城头山一系列重大发掘的成果，特别是上海世博会中国展馆第一景“中国最早的城——城头山”，让我对澧州的自豪和爱戴简直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
关于澧州文明进程情况，我不断在各种史籍中一点点地得到了印证。虽说我是囫囵吞枣地粗读澧州历史，但我发现澧州地脉不薄，城市基因格外优秀：不论楚墓秦砖，脚一踢就是远古遗址；不道迁客骚人，手一抓就是帝胄名宦；不说文庙城墙，眼一抬就是唐寺宋塔。
往事并非如烟。按动历史的“返回”键，让时间回流，让车辐逆转，姑且停留在春秋战国。从这里伊始，我们可以梳理到澧州城市基因的完整序列和清晰脉络——
据《嘉靖澧州志》《直隶澧州志》记载及澧县当今文化名士龚道育主编的《澧州史略》介绍，在春秋战国之前，澧州属九州之一的荆州范围。
春秋时，楚左司马申鸣和楚将军白善就是澧州人的杰出代表。
申鸣，春秋末期楚国人，家居澧州。成语“因与之语”说的就是申鸣的故事，意思就是用这个来要挟他。
西汉刘向在《说苑卷四·立节》中记载了申鸣的光辉事迹，以至澧州人仍津津乐道。
申鸣还是一个士人的时候，在家奉养他的父亲，以致楚国的人都知道他的孝行。
楚惠王想请他做宰相，申鸣辞谢了。
父亲对他说：“楚王想请你做宰相，你为什么不接受？”
申鸣答道：“不作父亲的孝子，而要做王的忠臣，为什么？”
父亲说：“造福于国家，在朝廷里有地位，你很愉快，我也没有忧愁，所以我希望你去做宰相。”
申鸣说：“好的。”
于是，申鸣就上朝去，楚王让他做了宰相。
过了三年，白公胜作乱，杀了司马子期。申鸣身为宰相，将去为楚王沙场平乱。
父亲阻止他说：“丢开父亲，自己去牺牲，可以吗？”
申鸣说：“听说作官的人，身体归人主所有，而俸禄送给双亲。现在，既然抛开人子的身份而去侍奉人主，难道不应该为他牺牲吗？”
言毕，申鸣辞别双亲而去，很快用兵去包围了白公胜。
白公胜问手下勇士石乞：“申鸣这个人是天下的勇士，现在用兵包围我，我应该怎样办才好？”
石乞回答道：“申鸣是天下的孝子，用武力来劫持他的父亲，申鸣听到了这消息一定要来。”
白公胜闻言，立刻用兵去劫持了他的父亲，并告戒申鸣说：“你如果拥戴我，我同你分享楚国；你若不答应我，你的父亲就要被杀。”
申鸣流下眼泪，斩钉截铁地回答：“当初我是父亲的孝子，现在是人主的忠臣；我听说，吃哪个人的饭就要为哪个人牺牲，接受了俸禄，我就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事。现在，我不可能做我父亲的孝子了，还能不做国君的忠臣吗？”
申鸣拿起鼓槌，击鼓出兵，一举灭掉了白公胜。可他的父亲，却被白公胜先行杀害。
平乱归来，楚王赏给他一百斤金子，申鸣谢辞了，说：“吃人主的饭，又躲避人主的难，不是忠臣的做法；为安定人主的政权，父亲因而被杀了，我不是孝子。我不可能同时兼备两种名分，也不可能同时保全两种行为。如果这样活着，我还有什么面目立于天下？”
说罢，申鸣就拔剑自杀了。
申鸣为平定白公胜之乱，因“忠君”使父亲遭到杀害而致自己于“不孝”；平乱之后，申鸣因“忠孝难以两全”，自刎而死以谢罪父亲，故而得以经久流传。如今，申鸣城残存临澧县新安镇古城村，方圆约20余万平方米，城址内有申鸣墓。
据申氏族谱记载：“申鸣公墓，按《湖南通志》谓，葬于安福县北五十里之合口寿光寺，即今之五通寺。”
说完申鸣的故事，我们再回顾澧州的楚将军白善的故事。
白善，原本白公胜族人。楚惠王初即位，白公胜密谋叛乱，筑城练兵，联络白善同反。
白善知悉白公胜图谋后，说：“跟随族主扰乱国家是对国君不忠，违背族主揭露他的阴谋是对宗族不仁。”
这其实就是儒家学问体系中宣扬的“人道学”。儿子告发父亲偷羊，被叶公称之为正直的人。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这话的意思是说：正直的道理就在“不应该揭发亲人的罪行”。
于是，白善辞职离去，不参与叛乱，回到家乡澧阳，筑圃灌园，种植药草终老。
至今，当地百姓称他的园圃为“白善将军药圃”。
非凡地域铸造非凡风骨，非凡代价成就非凡历史。澧州城孕育了澧州人脾气秉性，澧州儿男雕塑了“忠孝难两全”的澧州气节和坚守“四维八德”的桑梓情结。
我与当今那些专家学者一样，不相信申鸣城只是楚惠王封其子孙在申鸣当年为“士”的地方筑起的纪念申鸣的城，宁愿相信申鸣城就是楚国的一处王城。申鸣城址毗邻着临澧九里楚墓群，试想，如果不是王城，这些高等级古楚墓群中的王公贵族生前又住在哪里呢？
不仅如此，临澧还有一个名气更大的楚国宋玉城。种种迹象难免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难不成澧州当时就是楚地分封的王城群落？
关于群落，澧州地灵人杰，甚至可以追溯到城头山、彭头山、鸡叫城等澧阳平原古文化遗址群落，那可比申鸣城、宋玉城距我们还要久远至少三千年。
我时常行走在澧水河堤脚下的屈原大道上，情不自禁就会怀念战国时被楚怀王放逐的三闾大夫屈原。我仿佛穿越时空，看见屈原峨冠博带，踽踽而行，并在湘江、沅水、澧水和洞庭湖一带写下《天问》《招魂》《离骚》《九章》《九歌》等《楚辞》篇章。
《九歌·湘君》中的“遗余珏兮澧浦”“望涔阳兮极浦”和《九歌·湘夫人》中的“沅有芷兮澧有兰”等，无不是在行吟澧水流域的人文风物。
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谁说这种百折不挠又不是一种澧州精神？
《直隶澧州志》中记载的澧州兰江驿、澧州内外八景中的“佩浦渔歌”“兰江绣水”“澧浦楼”以及民国时曾设的澧兰镇、今兰江桥、兰江公园、兰江阁、澧浦街道、澧浦大道也无不出自屈原的《楚辞》。
陈致远教授说：“澧州落后于常德的转折点是楚威王设黔中郡，把郡址设在沅水流域，这样，洞庭湖西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向常德转移。澧州在秦朝属黔中郡慈姑县。汉属武陵郡零阳县。西汉时期，管辖澧州的武陵郡，郡址就在今常德市，称为临沅县。这时，常德已经成为沅澧流域名副其实的政治文化中心。而阻碍澧州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隋唐之前，澧州一直没有行政建制。”
我认为陈致远教授的这番话语有着一定的说服力。
澧州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属天门郡、南平郡。东晋时，澧州“囊萤照读”的车胤官至吏部尚书。他出生的地方称“车城”，就是今天的津市市新洲镇，史书上说古属南平郡。
车胤的故事，说起来同样令人泪湿衣襟。
车胤，字武子，东晋南平郡人，今津市市新洲镇人。车胤乃六朝元老，官至吏部尚书。
车胤的曾祖车浚，为三国吴会稽太守，以郡饥求赈，为孙皓以欲树私恩罪所杀。父名育，是南平太守王胡之的主簿。车胤少时聪颖诚实，勤学不倦，乡贤曾称赞：“此子当大兴卿门”，但家里贫穷，常无油点灯照读。夏天夜里，他用织物做成囊袋，内装萤火虫，借萤光读书。这，就是《三字经》上“如囊萤”的故事，也是成语“囊萤映雪”的出处之一。
车胤长大成人后，以博学多才、聪明英俊而称誉乡里。
恒温主荆州，征召车胤为从事，甚为器重，相继提升他为别驾、征西长史。车胤以寒素博学闻名于世，每举行盛大宴会，桓温必邀车胤出席，大家都说无车公不快乐。
宁康(373～375)初年，车胤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关内侯。
太元(376～396)中期，获国子监博士。后提升为骠骑长史、太常，领临湘侯爵位。因病去职，不久又任护军将军。朝廷决策大事也听取他的意见。
隆安元年(397)，王国宝任左仆射，威震朝廷内外，王恭疾恨道子、王国宝扰乱朝政，举兵征讨。王国宝恐慌，其堂弟王绪将军献计：“不如杀掉车胤，除去众人之望，挟持主上和丞相，讨伐诸侯”。车胤到来后，王国宝终不敢杀，反而向他求教计谋。而后，王国宝上书皇上，自解职务，等待降罪。
隆安四年(400)，车胤被提升为吏部尚书。会稽郡世家子弟元显骄矜放荡，车胤建议遏制他。不料事情泄露，元显逼令车胤自杀而死。临死前，车胤大怒道：“吾岂惧死哉？吾求一死以露权奸耳！”
车胤死后，举国悲哀。
“囊萤照读”的故事，曾激励了多少澧州士人学子，而车胤不事权贵的气节又何尝不是一种澧州士人的境界？
南北朝时期的郡县制度比较混乱。南朝梁敬帝绍泰元年（公元555），西魏罢天门郡和南义阳郡，始置澧州。当时，澧州纳今安乡、石门、临澧、津市、澧县、大庸县（今张家界市）及桑植和湖北省鹤峰、公安、松滋三县部分地。可见，澧州从置州之初，所辖地域非常广阔，也与武陵郡没有了瓜葛。
至此，澧州历史上有了真正归属自己的建制！公元555年，对于澧州来说绝对是划时代的！
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后，废陈在武陵郡所置的沅州，改武陵郡为朗州。据龚道育先生主编的《澧州史略》《澧南垸志》记载，隋开皇九年，析置州、县，因隋炀帝杨广南征时见澧地多松，故在今澧南镇广福村太平庄置松州。不过，很快就复名澧州。松州城作为澧州、澧阳郡驻地前后达150多年。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改澧阳郡为澧州。唐天宝(742年～756年)年初将州治所迁往今津市新洲。新洲当时称“车城”，因是李泌新筑之城，故又称“新城”。“新洲”当为“新州”讹传。王勃《滕王阁序》里有“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住”之句，“宇文新州”指宇文钧新任澧州牧。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重阳佳节，洪州督都阎公在藤王李元婴所建高阁盛宴江南名士，请人作赋以记其盛。当日所坐之人，皆是当世名儒。与阎公对席者，就是新任澧州牧学士宇文钧。坐于座末的王勃一气呵成，《滕王阁序》流传千古。如此佳话，盛传不衰，历久弥新。可见，澧州新的州城乃谓“新州”，谓“新洲”实为误传。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澧州治澧阳，即今澧县城。也就是说，公元758年，州城从新州又迁到了澧阳，即澧水的北岸、松州城的对面。新州作为澧州治地也不过十多年光景。
澧州当时辖6县，成为了澧水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贵为帝胄的李元则、李泌和岐阳公主的驸马爷杜悰，先后都担任过澧州刺史。可见，澧州当时的地位还是颇为显要的。
李元则是大唐开国皇帝李渊的第十二子，初封彭王，谥号思王。澧州人曾在我出生、生活的澧南镇双荷村建有思王庙，在虎山建思王祠，纪念彭王李元则的德政，虎山也因彭王而改名为彭山。可以想象，当时澧州人对彭王、澧州刺史李元则是非常尊崇的。因人更改山名的当属潮州影响更大，为纪念韩愈，潮州最重要的河流改名韩江，潮州的笔架山改名韩山。澧州的虎山之名虽然远去，但此后“彭峰叠翠”却成为澧州外八景之一。
皇亲李泌，自小就是一个神童，七岁就能吟诗作文，任澧州刺史后，官至宰相，后来被封为邺侯。
国戚杜悰，亦官至宰相。其堂兄弟杜牧来澧州时结识了本土诗人李群玉，并成就了李群玉背起300首诗作进京觐见宣宗皇上李忱，成就了破格擢拔的佳话。
这里不得不赘述杜悰与李群玉及其堂兄弟李宣古之间的一段佳话。
李群玉的堂兄弟李宣古，因“工文，极俊，有诗名”，被时任澧州刺史的杜悰和夫人岐阳公主看中倚重，作为刺史府邸的私塾先生，教授两个儿子。十年后，杜悰的两个儿子于会昌元年（841年）“皆以进士登科”，引起了大唐朝野的轰动，李宣古遂声誉鹊起。会昌三年（843年），李宣古以“寒素布衣”无可奈何的心态，一战高中“卢肇榜进士”，再考又中“宏辞科”。可是，这位无意功名的李宣古，却义无反顾地回到仙眠洲竹丛，继续文山书院的“教授”生涯。
也许这样的原因，杜牧拜托官居相位的姻叔裴休，荐举了自己的“兰交”李群玉。于是，李群玉背负自己的诗，进京晋见了皇上。唐宣宗阅后宣敕：“李群玉放怀丘壑，吟咏性情，孤云无心，浮磐有韵，吐妍词于丽则，动清律于风骚……可授弘文馆校书郎。”李群玉，成了一个没有参加科举而取得功名的澧州士人。
李群玉做了三年校书郎，因“讦直上书”“傲尽公卿”及“世喧喧”之故，被迫乞假辞官。回乡途中，他一路笙歌徙旅。两年后，他追随屈原的步履，溺于江西洪井，走完了人生的悲剧之旅。可见，澧州人不仅有其才，更是有其骨。
世人都知道唐朝是诗歌的天堂，殊不知澧州早成了诗人的寓所。李白、杜甫、白居易、岑参、杜牧、卢照邻、刘禹锡、李商隐、柳宗元等巨星大宿，无不游寓澧州，让澧州一时星汉灿烂。由澧县《古里文丛》编辑委员会高守全主编、杜修岳审校的《九澧诗存》，就接连编了一、二、三卷共3本，每卷都分为“城邑、诸山、诸水、古道、崇贤、儒业、释道、揽胜、人文、吟贤”十篇。
宋代澧州治澧阳，辖澧阳、安乡、石门、慈利4县。澧州文庙就始建于宋乾德年间，在县城南门外0.5公里处。明洪武元年迁建现址，如今仍是湖南省现存的最大的州级文庙。
对于澧州文庙，我每次进去拜谒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庄重、肃穆之感，因为我笃定它就是澧州文运光昌的根，是澧州文化厚重的脉。这点在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据《直隶澧州志》所载，范仲淹的父亲范墉病逝在徐州武宁军节度掌书记任上，母亲无依改嫁，养父朱文翰在至道、咸平年间(995年-1003年)赴任安乡知县，范仲淹也随来安乡，度过了7到15岁这段美好的求学时光，与澧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适来武子之乡，尝慕文山之学”。在澧州今址称洗墨池的地方，范仲淹“断齑划粥”“工书耽诵”，终成大器。因“效囊萤于早岁，诵读弥勤”，常洗笔砚于池，使“池中水石草虫尽为墨、赤之色”，故后人名为“洗墨池”。
“洗墨池”后被列为“澧州内八景”之一。元代为纪念范仲淹在洗墨池边修建了溪东书院；明正德年间又在原址重修溪东书院，为范仲淹修建祠堂，绘制画像，以供世人瞻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谁又能说这与澧州没有深厚的渊源呢？
宋代是诗词的王国，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被誉为文学史上“三苏”。不过，澧州城也曾出了“皆享盛名”的苏坚及其子苏庠、苏序“澧州三苏”。多年来，从我拜读并在《城头山视窗》编发的高守泉先生的一系列文章中，我还了解到此“三苏”与彼“三苏”还颇有渊源。苏轼知杭州，苏坚迁钱塘寺丞，寺丞是宋代官署中的佐官,帮助主官处理公务之类的助理。杭州知府苏轼聘苏坚“督开西湖”，也就是现在的工程总指挥。苏坚不负重托，铸造了“六桥烟柳”的千年胜景苏堤。
苏轼、苏坚经常诗酒唱和，《澧州志》记载苏轼远谪海南在北归时寄伯固诗四首，苏坚字伯固。苏轼盛赞苏坚文才“继灵均、比梦得”。屈原字灵均，刘禹锡字梦得，这评价是何等之高啊。苏东坡还曾夸苏庠之诗“可比青莲”“诗乱青莲”。这也是赞扬苏庠与号“青莲居士”的李白有得一比啊。苏庠与苏轼的祖父同名。他不追求科举功名，不攀高结贵，只以悠游林泉和诗词自娱为乐。最后寓隐马迹山，自号“后湖居士”，数量颇丰的《后湖集》是凝聚他一生心血的诗词集。《全宋词》中有其晚年回澧州澧阳庄寻故的3首纪行词，从而使今天的澧县人仍能感受到宋代澧阳城边“白沙烟树有无中”“照溪梅雪和烟堕”的美景。当今名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常德诗墙”上，也刊录了他的另3首诗词。可见“澧州三苏”不是浪得虚名，也并非只是澧州人为攀龙附凤而随便忝列的。
元代在澧水流域置澧州路，隶属湖广行省江南北道，澧州路治澧阳。元至元十二年（1275）置澧州安抚司，十四年改为澧州总管府，辖澧阳县、石门县、安乡县、慈利州(宋慈利县升，今慈利县、永定区、临澧县地)、柿溪州(析宋慈利县置，今桑植县地)。
元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澧州一次就出了两个状元，即蒙古色目榜首为忽都达尔，汉人南人榜首为郝希贤。忽都达尔，字通叟，他是随父亲迁居澧阳的，而郝希贤就是忽都达尔的私塾老师。师生同中状元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故而澧州城纪念地有状元街，即今珍珠街；状元井，在原三关祠前；状元桥，在今澧州文庙内。或许因“郝”姓在澧县一直被读成“霍”，故导致有了“霍希贤”一说。记得思王庙所在地的金家岗边上栗木村十队住着几户“郝”姓人家，我打小就和邻里乡亲称他们家边的一座桥叫“霍”家桥。我在澧南中学读初中时，数学老师叫郝祖抗，但我们就是称他为“霍”老师；有同学姓郝名卫华、卫红的，但老师和同学们都喊他们“霍”卫华、“霍”卫红。
1364年，朱元璋改澧州路为澧州府。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澧州府降为澧州，并裁澧阳县入州治，属常德府。三十年后，澧州改属岳州府，辖安乡、石门、慈利。常德府、岳州府隶属湖广布政使司上荆南道，而上荆南道驻澧州。据《直隶澧州志》记载，“直隶澧州署，元为澧阳县署，毁于兵。明初迁建西门。洪熙间，华阳王徙封于澧，以州署为王邸，乃迁建籽粒仓址，即今署地。”
华阳王是明代分封的第一代郡王。第一代华阳王朱悦燿是朱元璋之孙、蜀献王朱椿的次子，洪熙元年被贬谪澧州。华阳王在澧州共传衍9代，历223年，华阳王府座落在原澧州州署（今澧县一中）上，经过历代华阳王的不断修建，府邸成为豪门大院，并有“三皇山”“洗墨池”“后花园”“地藏阁”等景点，到明代晚期竟占据“澧之半城”。
华阳王在澧南镇建有武当行宫——上观宫，据明吏部尚书李如圭（澧州人）所撰《武当行宫记》载：“余郡华阳王默庵殿下，乐善亲贤，清心向道。闻武当之胜概与神之灵感，欲谒而不可得。正德五年（1510年），命所司请于当道，乃择地捐禄，令官督工，甃石为台，建正殿于上，而塑神之像以奉之，后又建前殿、山门。嘉靖三载春，增建钟鼓二楼于殿之左右，仍由道士守之，以奉香火。匾曰武当行宫”。1981年至1983年，我就在上观宫所在的澧南中学读了三年初中，当时华阳王栽植的两棵古柏已死去一棵，另一棵学校虽进行了围砌保护，可在1998年澧南溃垸、移民建镇后也遭雷击而死。
华阳王还辟津市关山为御果园，置望江轩、思蜀亭，在关山之上的彰观山中武当道观旧址上建殿修宇，供道士奉执香火。唐代人杜光庭《福地记》列中武当为道家第四十八福地。至于“关山烟树”之景，《直隶澧州志》列为澧州外八景之一。
清心向道的华阳王与常德荣定王于明万历二十八年至四十年间，又共建慈利县的五雷山，号南武当。中武当、南武当与湖北武当山的“北武当”自成一体。
大明王朝，“澧浦才俊福天下”。明万历年间，朝廷开始施行巡按御史和学臣的南北分设，参加科举的学子们因苦于洞庭阻碍，纷纷要求在湖南设立考场，从此“南北分闱”。据澧县文史学者高守泉先生研究考证：在整个大明王朝的82场科举考试中，湖南进士题名者总共411人，而澧州籍的多达42人。在明弘治末至嘉靖初（1502～1530年）大约三十年间，先后有五位澧州士子，以其正直、勋功和聪敏才智，晋升为六部尚书，执掌中枢朝政。
五位澧州士子，就是历任“三部尚书”而终晋“首辅”的杨一清，“崇俭尚廉”的工部、户部尚书李如圭，兼领苏淞水利和拱卫京畿的工部、兵部尚书李充嗣，直言敢谏的礼部尚书刘瑞，激流勇退的工部尚书周叙。
这里需要对杨一清澧州士子身份说明的是，据高守泉先生考证，杨一清籍贯为云南安宁州杨阁村人，其父杨景任澧州通判，继娶澧州盐井张氏女，生一清于澧州州署。杨一清自谓“三南居士”，就是说：祖籍为云南安宁州人，出生于湖南澧州，老于江南古镇——谪居的江苏镇江。这“三南”的含义明确而肯定，这澧州士子的身份毋容置疑。
在澧州学者于乾松先生的著述中，我还了解到明朝另一位内阁首辅杨溥曾贬至澧州，居今澧南镇毛坪村。据说，当初离开京城时，皇帝念其多年辅朝有功，着赐半副銮驾，外加48树龙凤旗。从此，一直到1951年，毛坪村人逢年过节舞玩龙灯时，总会打出这些旗子，招摇本县及临澧、安乡、慈利、石门甚至湖北公安、石首，煞是气派。
明代澧州除出了五位六部尚书外，我还引以为豪的是家门先贤——礼部左侍郎易英，“丰神秀丽，为政宽平，持大体，宏讲清流。工兵法，善诗词”。易英，祖籍江西南昌府，洪武年间由永定县(大庸，今张家界)迁石门县五都白洋湖。后随父设馆授徒由石门迁居澧州。考中举人后，历任河南参议、浙江布政司参议，1478年（成化十四年）入朝为礼部左侍郎。1479年卒于杭州，逝世后同张淑人同葬于澧州北门外新河桥南，即今澧阳街道新河社区境内。
澧州士子——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戴君恩，太清山保留着传说他的巡抚洞，澧州人大多耳熟能详。他官至山西巡抚，由于他曾任过两浙督学使一职，澧州人都称他为戴督爷。
澧州古城墙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州城自唐代新城（新洲）迁于今治时垒土筑城。明永乐二年（1404年）更为砖城，高一丈五尺，上加女墙，周九里十三步，置东、南、西、北、金牛五门。《湖南通志》载，建于南宋景元年间的零陵城（今永州）不过9里，是当时仅次于长沙城的州郡所在地，而明洪武年间的常德城、澧州城都是九里十三步。然而，岳州府仅7里，衡州府到明成化年间才7里30步。可见，当时澧州的规模和地位，许多州郡都是无与伦比的。
清康熙九年(1670年)，澧州隶岳常道（上荆南道改为岳常道，驻澧州）。雍正七年(1729年)升澧州为直隶州，与常德府同级，隶属岳常澧道（岳常道更名为岳常澧道，驻澧州），辖安乡、石门、慈利、安福4县。雍正十三年(1735年)增辖永定县(今张家界永定区)。
清代顺治年间（1644～1661年），澧州人开始在家门口参加科举考试。据湖南省政府组织专业人士所编写的《澧县调查笔录》介绍：是年，澧州进士于登俊因为澧州儒生参加童试要到岳州（今岳阳）参考，当时交通工具主要是小木船，八百里洞庭水深浪高，翻船事故经常发生，使得许多国家栋梁之材未进考场，却葬身鱼腹，便奏请岳、澧分棚，得到皇上恩准。于是，澧州开始设立考棚，举办童试。三年两考，含县试、府试、院试。院试合格者为“秀才”，可赴省会参加乡试考“举人”。每逢考期，州辖各县文、武童生云集澧城，考棚林立，考棚最大时可容纳2592人。
在清代，书院文化堪称澧州书院之甚。据《直隶澧州志》记载：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在城西隅溪东书院、文正书院遗址建修了澧阳书院。澧阳书院在其113个春秋中，上承“文山书院”“溪东书院”“文正书院”之精华，“多士云集，数年来，采芹藻、登贤书者，济济相绎，几于希风岳麓矣”。陶澍、张九越、黄碧川、左宗植等湖湘学派的名臣、学者前来执掌教席。“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故老说宋玉屈原，自六经以来，骚坛嗣响；大江历岷山沱水，挟九澧同去，学海朝宗。”陶澍、黄碧川为澧阳书院题联，更让书院名声昭著。
后书院改为澧州高等小学堂，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正好就读这里，他被孙中山誉为“开国元勋”。蒋翊武慷慨就义后，澧州对他以志纪念，澧县有翊武路、翊武公园、翊武剧院，津市有翊武中学。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二年（1913年），废州置县，澧州退出历史舞台，澧县以其新生的面孔重新披挂上阵，从此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断图腾。
澧州多少荣光兴衰，如今都已为过眼云烟、渔樵闲话，惟历史人文尽付予了似水流年、秋月春风，成为这座城市孤独的灵魂。我们守护这座城池，每日与之相处而不自知自重，仿佛不曾正视到它积淀的厚重底蕴与澎湃力量。
流年偷换，世易时移，澧州早已刻在了历史的墙上。那些尘封的经年往事，浸润着城市的脉动，正等待有人去翻阅，并催化为城市发展与进步的润滑剂。
“新澧州，新跨越”现又写上了时代的扉页，需要人们去开拓创新；“洞庭第五极，澧水中心城”也期待着人们去努力实现，成为催生津澧新城的澎湃动力。
（待续）
主编/易宗明| 编辑/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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