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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本宋体字传入朝鲜半岛后
 

图1 前期校书馆印书体字(上)与后期校书馆印书体字(下)

图2 明正德十六年(1520) 刻本《樊川诗集》

图3 1684年前期校书馆印书体字刊行的《乐全堂归田录》

图4 万历年间刻本《忠义水浒传》

图5 1723年后期校书馆印书体字刊行的 《药泉集》

图6 万历七年(1579) 茅一桂刻本《唐宋八大家文钞》

宋体字明刻本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由前往中国的燕行使或到朝鲜的中国使臣带入朝鲜朝鲜在17世纪后期模仿明刻本宋体字制作了校书馆印书体字,在当时主要用于有势力人物的文集的刊行。校书馆印书体字是韩中文化交流体现在书籍刊行的内容和形式上的一个例子。

朝鲜王朝从1403年制作癸未字起,国家多次主导制作活字。根据来源,朝鲜王朝的活字书体可分为来自中国刻本的书体与朝鲜一流书法家的书体。例如,1434年所制作的甲寅字,字本是根据明代内府版本《为善阴骘》与《孝顺事实》等等制作的。1450年的庚午字,是以安平大君的书体来制作的。1455年的乙亥字,则是以文人、书法家姜希颜的书体来制作的。根据形态,假如把朝鲜王朝的活字书体分为笔书体(楷书体或软体)与印书体(即中国所谓的宋体),朝鲜前期活字书体都属于笔书体。印书体活字的书体主要模仿中国刻本的书体,其中首次出现的,是模仿明朝16世纪开始流行的宋体字来制作的校书馆印书体字。

校书馆印书体字与校书馆印书体字本

校书馆印书体字是指担当书籍的印刷、香祝、印篆的校书馆(朝鲜王朝中央官厅长)所制作或使用的印书体活字,是韩国书志学界通用的名称。今日,之所以把此活字命名为校书馆印书体字,是因为用此活字印行的书籍中有相关的记录。例如,1702年以此活字来刊行的金寿恒文集《文谷集》说:“会不肖昌集受命居留江都,粗得拮据,取芸馆活字,印出若干本。”1790年刊行的金时保文集《茅洲集》说:“三年俭俸鸠财,用芸阁活字,印若干本。”“芸馆”、“芸阁”是校书馆的别称。“印书体字”指印刷时使用的书体。这种书体与之前用毛笔之类写的笔书体不同,是新出现的书体。

朴世堂(1629—1703)的文集《西溪先生集》19卷“简牍条”说:“所云唐字活刻,据《息庵集》,殊暗晦不佳。盖唐字,宜于唐纸,而不宜于东纸,人反喜之。”《息庵集》是以校书馆印书体字刊行的金锡胄文集,而朴世堂称此文集所使用的活字为唐字。在首尔大学奎章阁保存下来的此活字字谱的封面与卷首分别题作“芸阁唐字薮”、“唐铁字大小”。通过这些记录,我们能够理解朝鲜王朝把此活字称为唐字的背景。可是,在朝鲜半岛,中国书籍一般称为唐版,唐字通常指的是中国刻本所用的字体,因而不合适指称此朝鲜王朝的活字书体,故现在已经不用“唐字”这个名称了。

在校书馆印书体本中,刊行记录最早的书籍是申翊圣文集《乐全堂归田录》。该书序文说:“岁在甲子(1684)季春上澣,外孙清风后学金锡冑谨书。”被视为1685年之前制作的活字。校书馆印书体有棱角,横细竖粗,但与楷书体笔画相比,粗细显得比较一致。不过,有芸阁活字刊行之记录的印本,其书体并不全都一样。印本有所差异,而大致可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乐全堂归田录》的书体,另一种与《乐全堂归田录》不同,其书体比《乐全堂归田录》的更整然,横竖笔画显得更一致,更具有印书体的感觉。在这种书体印本中,有刊行记录的最早文本是1723年刊行的南九万《药泉集》。韩国书志学界把这两种书体分别称为前期校书馆印书体字与后期校书馆印书体字。在以后期校书馆印书体字来刊行的书籍当中,也有前期活字与后期活字同时使用的例子。因为通常在原有活字的基础上待有需要再铸造活字,所以每个印本存在字体上的相异。

此外,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50万余金属活字当中,前期校书馆印书体字与后期校书馆印书体字还保存着一千多字(图1)。两类活字不仅字体不同,外观也有差异,即后期校书馆印书体字比前期校书馆印书体字活字的外观更一致,更精美,高度也比较高。

用此活字印的书籍之中,1719年刊行的宋时烈文集《尤庵先生集》说:“仍令芸馆刊行, 遂以铁字印刊布。”《药泉集》说:“上之三年癸卯春,以铁字始印役。”都说此活字的材质是铁。根据这些记载,会认为这些活字是以铁来制作的;可是调查韩国中央博物馆所藏校书馆印书体字的金属成分,却发现这些活字是以铜来制作的。上述书籍中所说的铁,估计是指相对于木活字而言的金属材质(李载贞编《校书馆印书体字》,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2007年)。

校书馆印书体字自1684年《乐全堂归田录》刊行后,至19世纪中叶,在差不多200年的时间中有所使用。

其中,以前期校书馆印书体字刊行的书籍一共有20多种,以后期校书馆印书体字刊行的书籍一共有100多种;除了《明史纲目》《东国史略》《东国文献备考》《考事新书》《周易大全》等10多种之外,90%以上都是文集。因此,校书馆印书体字亦被称为“文集字”。

在以校书馆印书体字刊行的文集当中,除了宋时烈的《尤庵先生文集》(1719年刊行)、赵宪的《重峰先生文集》(1748年刊行)、李?(氵+上穴下目)的《松溪集》(1774年初刊,1825年重刊)、李健的《葵窗集》(1712年初刊,1729年重刊)、元景夏的《苍霞集》(1773年刊行)、黄景源的《江汉集》(1790年刊行)与李德懋的《雅亭遗稿》(1795年刊行)等文集是奉王命而刊行的,其他大部分都是由弟子或子孙后代刊行的(《朝鲜后期校书馆印书体字本文集刊行硏究》,《书志学硏究》36,2007年;《朝鲜朝文集刊行的诸样相》,《民族文化》43,2014年)。如所周知,朝鲜王朝制作的金属活字原本是尊奉王命而用于刊行国家与王室所需要的书籍,出版界及政界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文集使用国家出版机构所制作的活字,这在当时是罕见的。而上述情况意味着国家独占金属活字的情形开始瓦解,有权力的士大夫家族开始将金属活字用于书籍刊行。

有关校书馆印书体字本刊行数量,《药泉集》说:“一百四十余日而讫, 凡印三百本。”《昆仑集》(1725年刊行)说:“凡九十余日而讫工, 印得四百余本。”都是刊行数百本。校书馆官方以金属活字刊行的书籍一般发行量都不超过100部,而上述校书馆印书体字本的刊行量达到数百本,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校书馆印书体字所受到的明刻本宋体字的影响

明刻本版式的特点可大致概括为:前期“黑口赵字继元”,中期“白口方字仿宋”,后期“白口长字有讳”。宋体字是明代刻工为加速版刻而发明的书体,字型方正、笔划硬挺是该书体的特点。因为刻书业的发展需要易刻的宋体字,刻字工比写样工有优势,因而这一号称宋代的书体至明代开始流行。更重要的原因是发生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刻书时将宋代刻本版式作为典范(陈正宏《字体、色彩与东亚印刷文化——朝鲜本与明清内府本的比较研究》,2014年8月第7届奎章阁韩国学国际研讨会“东亚细亚出版文化与记录——知识的形成与流通”发表论文)。

朝鲜王朝时代前期的活字书体以楷书体为主,包括赵孟頫体。到了校书馆印书体字,宋体字首次出现。如上所述,校书馆印书体字的字体大致可分为前期与后期。对比前期校书馆印书体字与后期校书馆印书体字,前期校书馆印书体字更方正,有笔书体的风格;后期校书馆印书体字是长方形(竖画比横画更长),横画与竖画粗细一致,印书体的特点更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如以前期校书馆印书体字刊行的《乐全堂归田录》(图3)的书体与明代正德年间刊行的《樊川诗集》(图2)的书体就比较相似,而以后期校书馆印书体字刊行的《药泉集》(图5)则与万历年间刊行的《忠义水浒传》(图4)比较接近。

显然,比较校书馆印书体字与明刻本宋体字各自书体的变化面貌,我们可以看到校书馆印书体字对明刻本宋体字书体的模仿。

还有,在朝鲜王朝活字本版式中,书体之外的鱼尾并不借鉴中国版本的版式原样。尤其是,尽管至朝鲜前期15世纪有些版本使用明代前期版式的特点“黑口”,但是朝鲜时期的版本版式以白口为主。这估计是因为,与以雕版为主刊书的中国不同,以活字为主刊书的朝鲜,在版心上加黑口是比较麻烦的事。因此,区分朝鲜王朝版本时期特点的标准不是取决于黑口或白口,而是取决于鱼尾的形态。朝鲜前期主要使用黑鱼尾,从16世纪开始使用花纹鱼尾。花纹鱼尾的形态、位置和数量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这些特点都能起到判断版本制作时期的作用。

前期校书馆印书体字本以花纹鱼尾为主,但黑鱼尾与白鱼尾也都有使用。后期校书馆印书体字则基本上没有花纹鱼尾,而以白鱼尾为主,其次是黑鱼尾,也存在没有鱼尾的版本。前期没有出现过的白鱼尾也有所使用,估计是校书馆印书体字在模仿明刻本宋体字书体的同时,对其版本所用的鱼尾形态也有所模仿。

校书馆印书体字本模仿宋体字明刻本书体版式的背景或途径无明确的记载,无法确认具体的途径,到过中国的使臣所购买的书籍中可能会有一些宋体字明刻本。

明末清初文人姜绍书(?—1679?)《韵石斋笔谈》卷上说:“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直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转引自《朝鲜后期中国使行与书册文化》,载《19世纪朝鲜知识人的文化地形图》,汉阳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编,汉阳大学校出版部,2006年)由此可见,使臣们从中国购买了很多书籍带到朝鲜。1558年,俞绛任谢恩使去中国时得到很多书籍,他留下的藏书目录《肃敏书目》有4册,其中1册所记录的书籍一共有2847卷。1614年与1615年,许筠去中国购买了4000余册书籍;1678年,李夏镇也购买了数千卷的书籍。李宜显所列在1720年与1723年燕行时购买的书籍目录,其中1720年购买的书籍一共有53种1416卷(以上有关朝鲜时期购买中国书籍的具体情况参考《朝鲜后期中国使行与书册文化》)。

1631年,任冬至正使的高用厚到中国去,在差不多同一时期购买了《新镌海内奇观》(万历三十八年序, 武林杨衙夷白堂刊本)宋体字明刻本。万历七年(1579)刊行的宋体字明刻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也在17世纪初传到朝鲜(唐润熙《唐宋八大家文钞与唐宋八大家读本在东亚细亚的流通与受容》,载《东亚细亚的文献交流:16—18世纪韩中日书籍的传播与受容》,奎章阁学术丛书06,2014年)。

明代流行的《世说新语补》各种版本流传至韩国,其中还包括宋体字明刻本。虽然没有这些书籍什么时候、怎么进来的相关记录,1580年刊行的王世贞《世说新语补》被视为1606年明使臣朱之藩访问朝鲜时首次带进来的。接待朱之蕃的许筠的记载也说他自己拿到了《世说新语补》(卢京姬《世说新语补的朝鲜与江户出版及享有层比较》,《韩国文化》72,2015年)。

目前韩国国内所藏盖有藏书印的《世说新语补》,有高丽大学华山文库所藏本《世说新语补》,上面盖着申翊圣(1588—1644)的藏书印。申翊圣的《乐全堂归田录》就是以模仿宋体字明刻本的校书馆印书体字刊行的。还有盖着金昌业(1658—1722)藏书印的《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金昌业是刊行《文谷集》的金寿恒的儿子。由此可见,与校书馆印书体字本刊行相关的人,自己也会收藏宋体字明刻本(有关韩国现存《世说新语补》,参考卢京姬《朝鲜后期世说新语刊行与流传的文化史的意味》,载《东亚细亚的文献交流:16—18世纪韩中日书籍的传播与受容》)。

国内所藏的《世说新语补》当中,有赵骏命(1677—1732)与黄尚老(1683—1739)所藏印版本,尤其是黄尚老所藏本不是当时通行的《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而是被视为明万历版本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的《李于鳞(李攀龙)批点世说新语补》。黄尚老所藏本中还有嘉靖至天启年间刊行的《艳异编》(有关黄尚老所藏本,参考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昌原黄氏古文书》,国立民俗博物馆资料丛书1,1998年)。

总之,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包括《世说新语补》在内,很多宋体字明刻本进入朝鲜。可以猜测,以这些书籍作为模本,制作了校书馆印书体字。

从16世纪开始在中国流行的宋体字,至17世纪后期才得以在朝鲜校书馆印书体字中反映出来,其中有相当的时间差距。中国刻本进入朝鲜,其形式反映在朝鲜版本中自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长达100多年的时间差距却是罕见的。发生百年以上时间差的原因便是明代后期有了很多禁书、严格管理流往外国的书籍;到了清代,就能比较容易购买到明代后期木版本与翻刻后印本了。从朝鲜现存《世说新语补》的情况可以知道,明版在明代就已直接进入朝鲜,猜测清代翻刻后印本的进口量更多一些。

还有,陈正宏教授认为明朝灭亡四十余年以后,朝鲜出现明朝体活字的原因,反映了朝鲜士大夫排斥清朝、怀念明朝的政治态度(陈正宏《朝鲜本与明清内府本》,《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中西书局,2014年)。这种看法当然也有可能性,但首先要考虑当时朝鲜的国家情况。

经过1592年壬辰倭乱与1636年丙子胡乱,朝鲜王室保管的书籍与活字大部分散失,国家财政情况不好,至17世纪中期,王室都无法铸造金属活字。在此期间,只制作模仿朝鲜前期书体的木活字。换言之,到17世纪后期才制作模仿宋体字明刻本书体的校书馆印书体字,未必反映朝鲜士大夫怀念明朝的态度,而是因为到这个时期才有财力制作金属活字。

两乱以后,制作金属活字的不是朝鲜王室,而是有权力的士大夫家族。最早制作的金属活字是1668年金佐明制作的甲寅字书体,他去世后放置校书馆。1673年,汉城东部地区的士大夫集资制作金属活字洛东契字(此后与《显宗实录》字一起使用),刊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后来此活字放置在宫廷,用于刊行《显宗实录》等朝鲜王朝实录。1679年,金佐明的儿子金锡胄制作韩构字,刊行家人的文集,此后王室购买

此活字。当时制作的校书馆印书体字主要用于有势力的家族文集刊行,即使是为国家机构制作的,也很可能是由有势力的士大夫管理活字制作。

从书体上看,17世纪后期制作的这四种活字:金佐明制作的活字作为最早的甲寅字体,校书馆印书体字模仿明刻本宋体字,洛东契字无法知道书体的渊源,韩构字由金锡胄制作。总而言之,17世纪所制作的书体字比较多样,宋体字明刻本书体未必反映士大夫怀念明朝的政治态度,而很可能仅仅是作为一种新的书体。以宋体字明刻本为底本而在朝鲜刊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与《世说新语补》,不是以校书馆印书体字、而是以《显宗实录》字来刊行的。由此可见,士大夫不是根据喜好,而是根据所要刊行的书籍性质来选择书体。校书馆印书体字适合文集刊行,因此主要也用于文集刊行。

宋体字明刻本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由前往中国的燕行使或到朝鲜的中国使臣带入朝鲜朝鲜在17世纪后期模仿明刻本宋体字制作了校书馆印书体字,这种校书馆印书体字在当时主要用于有势力人物的文集的刊行。校书馆印书体字是韩中文化交流体现在书籍刊行的内容和形式上的一个例子。如果将来能够掌握宋体字明刻本进入朝鲜的具体途径,仔细比较有关明刻本与校书馆印书体字本在版式与书体等方面的异同,对可能给校书馆印书体字带来影响的书籍提出进一步证明,则将会为韩中书籍交流的研究带来更为具体的贡献。(作者:李载贞,单位: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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