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宪兵队破坏国民党军统平津站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为了大力强化统治机器以增强其统治机能，除了军事上扩军备战外，对于情报特务机构，也进行了重点发展扩充实力。1938年5月，将原在陈立夫管辖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扩编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8月，原在陈立夫掌握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升格为军统局，维持原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不变，主要任务是：搜集敌军情报，坚持敌后游击，揭露汉奸及“分歧分子”，检举奸商与走私，监督战时交通运输。戴笠实际掌握军统局全权。军统局下辖20区站，约1610人左右。在沦陷区，除了在北平、天津、广州、上海、南京五地设区站外，其余各地组织均为组。因此，日本宪兵队展开了对国民党军统各地站点的反调查破坏行动。其中，比较大的就是破坏军统平津站的行动。由于国民党方面对于这一事件一直讳莫如深，加之日方资料又为国内读者所鲜见，所以，这一事件鲜为人知。笔者有幸查阅到有关日本宪兵队及外务省有关档案资料，走进那段神秘的尘封抗战旧事。

北平站遭受大破坏

   国民党军统北平区下属北平站、奉天组、太原组、张家口组、保定组。北平区长马汉三，军事特派员李希孟，北平站长陈则典。行动组由重庆派来的军事特派员李希孟负责指挥，以法国天主教北堂为据点，活动结束后，立即潜伏于教会内。北平区的主要任务是：暗杀华北伪政府要人、日军高级军官，对日军实施破坏行动，侦探华北伪政府及日军情报，在沦陷地实施扰乱治安的宣传及行动，策反蒙古军叛乱，组织结成破坏山西铁路的特务队。北平区本部拥有大功率电台，北平站拥有小功率电台，他们之间也可互相联络，也可直接联系重庆军统总部。情报组拥有四台电台，设置在北平法国天主堂和保定法国系教会中。

   1939年7月，侵华日军北平宪兵本部特高课探知到以军统北平区区长马汉三为首的秘密活动组织情况，并判明这个组织的性质和目的。于是，日本宪兵队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向发法国领事馆出示充足的证据，法国领事馆无奈同意在法领事官员现场监看的情况下，搜查了军统潜在场所，结果逮捕大批军统人员，一举破坏了国民党军统北平站。马汉三因在张家口策反蒙古军李守信，幸未被捕。

   被捕的军事特派员李希孟供出，他还兼有通过在北平的意大利主教塞宁（音译）与罗马墨索里尼等联系，开展对日媾和活动等任务。于是，日军宪兵本部将其送至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来配合日军的活动（也就是叛变了）。此处行动的影响，不仅限于北平，也波及了天津。

天皇特使被刺案与北平军统再遭重创

   1940年11月29日上午9点左右，日军华北方面军两参谋高月保中佐和乘兼悦郎中佐从中央饭店（今北京饭店，1940年由日本人占据）出发，巡察市内陆理状况，途经东皇城根时，遭两中国人刺杀。事后，两个中国人迅速骑车逃走。高月背部中3弹落马，其中一发子弹留在肠内，当即身亡。乘兼心脏上部中了两弹，以重伤住院治疗，他俩的乘马各中一弹。

   关于此事，近60年来中方资料都认为被刺杀者为天皇特使。但是，据日本宪兵队有关档案资料记载，高月保中佐是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乘兼悦郎中佐是陆军步兵。中方资料该日军军官姓名记载为“高悦”和“森荫”。两人分别于11月13日、8月1日被派遣到日军华北方面军任作战参谋，分别担任作战主任、人事主任。从两人身份、职阶和来华时间来看，并非中方资料所认为的天皇特使。二人同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毕业，平时二人关系甚佳。

刺杀事件后，日伪各界极为震动。11月3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表了事件情况，并要求北平当局和市民协助逮捕犯人。北平日本宪兵队在队长由里龟太郎的指挥下组编成特别搜查班，北平日本宪兵队总部特高课课长阿部起吉中佐在案发现场实行了勘查检证，并在宪兵队司令部特殊班进行了子弹等鉴定。驻北平日军封锁了北平城，严格监视进出城人员，并在城内开始了全城大搜查。北京伪政府当局也悬赏一万元（另有中方资料说“五万元”）捉拿刺杀者，并到处张贴刺杀案犯所使用的自行车、所戴皮帽的形制。驻天津的日本宪兵队、警乘分队、宪兵教习队、茂川机关（特务机关）等也行动起来，企图早日捉拿刺杀者归案。

   驻北平日本宪兵队经过调查得知，国民党军统北平区组织在1939年遭到破坏后，由山西方面派来了新任领导薄有陵。12月25日，北平宪兵队总部特高课隐秘搜索了军统北平联络处，逮捕了相关人员十余人及军统张家口组十余人。同时，日本宪兵教习队指挥教习兵在北平城内大举搜查，并在北平伪政府、警察局的协助下，按户口彻底搜查。在茂川机关（特务机关）机关长茂川秀和中佐紧密协力下，12月30日逮捕了潜伏北平市内的薄有陵。

   1941年1月初，刺杀者之一的麻景贺（中方资料记载为“麻景贤”）被捕。接着，北平日本宪兵队特别搜查班又开始追查事件的另一重要人物邱裕民，最终通过诱捕方式抓到了邱裕民。经过残酷的审讯，麻景贺和邱裕民最终供认了刺杀经过。此时距案件发生时间已经过去了近50天。

   据审讯，刺杀事件是国民政府军事调查局（即军统）所属北京区行动小组麻景贺和邱裕民所为。这两人是国民党中央军第80师大尉和少尉军人。当时依据重庆国民政府的指示，已经接受了暗杀亲日派要人的指令。为防止刺客被逮捕，暴露暗杀组织的全貌，以二人为一组，组织互不横向联络。刺客只知道组内的人，这样即使有人逮捕叛变也不至于全组织被逮捕。

   麻、邱二人9月下旬伪装成普通市民，携家带口来到北平。但是，北平市伪政府要人身边警戒森严，俩人一直未能得手。因此，重庆方面来令斥责两人进展缓慢，后又对二人下达了暗杀日军高级军官的指令。二人事先选择了人迹稀少的东皇城根，以自行车为等待目标。当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乘马进入两人视野，两人确认了袭击现场周围状况，毅然行动，然后两人顺利逃脱。高月保和乘兼悦郎被袭击，只是因为他们是日军军官，而不是什么中方资料所陈述的“天皇特使”的特殊的身份，事先预谋以此二人为目标而采取行动。

   不久，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内的军法会议上，判处两人死刑。此次刺杀事件是国民党军统地下人员针对汉奸和日军军官的暗杀行为之一，振奋了沦陷区市民的抗日士气，使日伪当局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和打击。但是，也迫使日军在北平城内加强戒备，北平军统再遭重创，此后再无机会制造大的对日伪的破坏事件。

“九二八大逮捕”与天津军统站被破坏

   沦陷后，平津一些青年救亡联合会中的学生自动组织了一个敌后武装团体“抗日杀奸团”，专门进行刺杀日伪头目和准备与日合作的动摇分子，并进行抗战宣传。1938年年底，国民党军统派曾澈到天津，加入“抗日杀奸团”，并利用其经验和社会关系，在团内占据主导地位，欲把“抗日杀奸团”逐步发展成为军统外围组织和实施暗杀、破坏的重要工具。1939年3月，曾澈升为军统天津站站长。“抗日杀奸团”因组织炸毁伪天津市府军用库以及刺杀“中日经济提携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准备银行总经理兼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等一系列暗杀破坏活动，引起日伪的极大仇恨，日本宪兵队四处搜捕国民党军统以及“抗日杀奸团”成员。

   1939年7月22日，日英双方就租界治安等原则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日军在其占领区治安上，英国承认：“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日军敌人之行动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自此，日伪特务机构更加肆无忌惮地搜查搜捕抗日人士。9月28日，日本宪兵队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察同时行动，将大批潜伏于英租界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人员抓获，关押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方。华北区国民党地下组织遭受了1937年抗战以来最大的损失。这就是在历史上有名的“九二八大搜捕”事件。

   到底是何原因导致“九二八大逮捕”？究竟是谁出卖了天津国民党地下组织？国内普遍说法是天津站行动组成员裴级三，向日伪投降，把华北区的特工人事组织等一并出卖给日本人，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天津展开大搜捕。但是，具体过程和细节却相去甚远、真假莫辨。因此，日本外务省外交資料馆所藏1939年第738号机密函件成为重要的参考材料。该档案记载：根据在宪兵队拘留中，被逮捕的抗日锄奸团要人王文（人名极密）及26日在意大利租界捕获的抗日锄奸团巨头曾澈自供，获悉潜伏在天津英法租界有力抗日分子所在地点，9月28日凌晨5点半左右，在天津英法租界当局的同意协力下，天津日本宪兵队和英法租界警察当局共同行动，在维多利亚路142的居家搜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部下张某、周昆利用无线电搞抗日宣传。

   另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中也能发现告密者。据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田岛州平1939年10月19日给北平大使馆警务部长堀内干城和天津总领事馆武藤义雄二人的机密通函，即《宪兵队在英法租界检举抗日分子有关事宜》记载：“当地宪兵队在9月28日午前5点半在天津英法租界工部局协力下，实施租界内搜查行动，检举捕获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国民党天津党部主席等15名左右抗日分子。检举状况是在我宪兵队8月下旬检举的军统华北区要人抗日暗杀团团长王文及曾澈的自供下，我方把握了租界有力抗日分子的全貌及所在地点。在9月28日，我宪兵队的大田特高课长，于凌晨5点半率宪兵50人在预先英法工部局的同意下，共同行动，将潜伏于英法租界的国民党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及其多数部下抓获，关押在英法工部局。王若僖拘留在法工部局当局内，现在在审问中，大部是复兴社—蓝衣社、CC团、民先队成员”。

   以上日方资料中的王文是军统天津区行动组组长兼滦榆总部直属大队大队长，曾经参加过在天津租界刺杀一代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的行动。曾澈也是军统华北区要人、抗日杀奸团组织负责者。通过以上日本解密史料可看到，正是由于军统组织领导者王文、曾澈的叛变，华北区国民党军政及特务等地下组织遭受致命打击。尤其是在曾澈被捕后，日宪兵队迅速行动，逮捕了大量国民党地下组织成员。若王文、曾澈如国内所说坚贞不屈、慷慨就义，仅据裴级三所提供的军统内部情况，天津军统站也不会遭受如此大的破坏。

本文原载《纵横》2010年第3期，为与丁伟先生合作文章。转载请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