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哉！法海寺

                  
　　每当星儿从大洋彼岸一头扎到北京，我就不亦乐乎了。可惜她的时间总也不够用，带着一堆工作加上在北京的朋友也多，只能是插空群享与星儿聊天的快乐。于是在邮件里抱怨“没有聊够”。星儿心软，硬挤出两天时间到北京来看我们，这到让我有些不忍，于是讨论到哪儿去玩，搜索一遍记忆竟然想不出哪个地方值得去，还是星儿提起北京有个寺庙里的壁画可以去看看，这下我也想起来了，对，就在京西。可不知道寺庙的名字，马上在电脑上打字：北京寺庙壁画。搜索一遍网页，没有找到。改搜索图片，嘿，一下就找到了——法海寺，靠谱。决定明日九点出发。

　　九点整，两个朋友加我和星儿正好装满一车，一路欢声笑语向石景山方向疾驰。到了八大处山脚下模式口，当车拐进一条小马路时，傻眼了，前面熙熙攘攘的五尺多厚——全是人，赶上周末的早市了。本来就不宽的马路边上摆满小摊，还有摩托车，小汽车停在路旁。别说开车就是走路也得侧身往前蹭，这回就看朋友的车技了，我们都祈祷千万别把哪个老头、老太太撞进药铺里去。几百米的路爬了老半天，待走出这段早市长长出一口气。太不容易了。

　　车拐进一条上山的小马路，人少多了，一些游客模样的人三三两两地往山上走。把车停在路边，我们一边在各种小摊前东张西望，一边慢慢地往上走。走过造型奇特、小巧玲珑的四柏一孔桥，就看到红墙碧瓦的山门了。
　　
　　法海寺在一个高高的台阶上，看门口的气派很平常，很冷清，游客们都从门口路过再往山上的森林公园去了。进了山门，里面的大殿上高悬着一块匾《法海禅寺》，是赵朴初题字。一看到法海二字，就想起许仙与白娘子,其实没有一毛钱关系，法海二字取自《佛学大辞典》上的“佛法广大难测，譬之以海”。几个工作人员十分闲在的聊天，看到我们，一个小伙子过来了。我问：想要看壁画，多少钱？答：100元。问：能拍照吗？答：不能。问：看看就一百？答：对。排出四张红票子：来四张。

　　进入里面的院子，看出这是个四进院落，依山势逐层升高，有护法金刚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和藏经阁，是座非常规矩的皇家寺庙。穿过前两个大殿都没啥可看的。卖票的小伙子兼了导游，让我们继续往前走，进到第三进的院落 ，来到《大雄宝殿》前，院子里有两棵巨大的白皮松，张开硕大的树冠，高达30多米，雪白的树干与大殿的金顶红墙交相辉映，像两条银龙守护了大殿560年。心里暗暗喝彩：威武——！大雄宝殿的门锁着，院子里只有我们四人，回身见小伙子拎着五个手电筒来了。

 

 

　　大殿里一派漆黑，不仅不能开灯，连窗帘都拉上了。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看到正中三座佛龛上三尊黑黢黢的佛像，虽然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轮廓，也看出做工极为粗糙。小伙子径直把我们引到西墙前，这面长11米，高3米多的墙上，上半截画的是五彩祥云，祥云上托着三拨菩萨和佛，下半截画的山石流水，松柏花木，整幅画面丰满炫丽，可惜手电筒光照到的地方太小了，尤其是上半截看不清楚，导游说那些是四菩萨、五方佛、六观音，他们聚在一起开会讲经参禅，还有飞天在旁边侍候。真是稀奇呵，观音有六个呀？星儿马上看出壁画的画工极好，山泉奔涌下山，浪花四溅的力度，河水翻滚，前浪推后浪的汹涌澎湃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各种奇花异草，一叶、一瓣、都精细描画出来。星儿说那浪花与云朵上用深色沟边便是明代画风。

 

 

 

　　
　　从惊讶中醒过来的我们，开始打听壁画的年代，小伙子自豪地说是明代的，明正统四年（1439年）创建，五年建成。弘治十七年（1504年）重修。明代的？！顿时肃然起敬。我是第一次看到明代壁画的真迹，还是如此的高大上。那么是谁建的这座寺庙？皇家？不是，小伙子回答，是个太监。啊？又一次友邦惊诧了，太监能有这样的财力和魄力？不可思议。回来后上网查到这个太监叫李童，从明成祖朱棣开始，历经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的五朝太监，死于1453年。想来是个权倾朝野的太监元老，不差钱。而且不用民间工匠，动用了专门负责皇家建筑营建和修缮，代表明王朝最高建筑水准的工部营建所的工匠、画师和画工修建这座法海寺。建成后，明英宗亲题“敕建法海禅寺”，据说那李童是明英宗的御前大太监，“道”深了。

　　我指着那三尊佛像问小伙子，那佛像呢？他说：原来的佛像也是遍体鎏金，早已被毁，这是近年重塑的，这就对了，看着不像原装的。大雄宝殿顶部的三个藻井是原装的，上面画的曼陀罗和菩提像，虽然日久，仍然能看出十分讲究。翠绿靛蓝色和描金制作，既华丽严谨又朴素大方。这藻井的进深有一米呢，听到小伙子的介绍，又一次把头向上仰起。

 

 

（复制品）

　　从西墙拐到北墙，这里的壁画更加精彩，北墙分西、东两大块壁画，画满了服饰奢华，宽袍大袖的佛与神仙，这两个壁画合称为帝释梵天图。西边的是帝释天率领一队男女佛神，东边的是梵天也率领一队男女佛神。帝释与梵天原来都是印度教里的神，后来也都成了佛教护法神。帝释为女神，梵天为男神。这佛教与印度教的关系大致和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相似，很多印度教的神仙都到佛教任职，名字改了，形象也改了。而当佛教的神仙来到中国以后便入乡随俗大换装，大变模样了。壁画上的人物服饰和装束华丽多彩，身着唐宋服饰，女神们梳着各种样式高高的发髻，插满了贵重首饰，身上佩戴缀满珠宝的璎珞、钏镯，俨然是皇家后妃。男神则穿戴不同式样冠冕、衣衫和盔甲，好似帝王将相。这由帝释、梵天和众神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礼佛护法行列里共有35位神仙，三五成组，发生联系，互相顾盼，前后呼应，而且宾主分明。仪表有庄重温雅的，有狰狞凛厉的，脚下有狮、豹、狐狸，背后是漫天飞舞的彩云。面对如此琳琅满目、多姿多彩的画面，拿着手电筒不知道该往哪儿照，怎一个眼花缭乱了得。
　

 

 

 

 

 

　　
　　壁画前立有一人多高的玻璃挡板，有几处装有放大镜，小伙子让我们透过放大镜去看，哇！居然看到了狐狸耳朵里的小毛细血管。再用手电筒去照那只金钱豹，那毛发根根凸起，丝丝分明，简直可以与苏绣比美。小伙子又指向豹子身体的后面，有一处被后人修补过，与原作有天壤之别，可见原来画师的功力之高，如高山仰止。这时候我们把手电筒凑近与眼睛平行的画面，才发现面对的是明代最高水平，也是世界顶级水平的绘画，不光是构图气势恢宏，画工更是了得，这些皇家第一流的画师在这里留下了让后人错愕的杰作，他们使用了多种线描手法准确逼真的表达不同的物质的质地，那些与真人一般大小的人物，身上长达九十厘米的衣纹线条往往一气呵成，中间毫无停滞犹豫的痕迹；而无论是大块衣袖还是空隙间露出不足方寸的地方都镂绣出间不容发的花纹，除了衣服上繁复的花纹，还能表现出衣料质地的特点，有丝绸的光泽与柔软，有麻布的小凸起，衣袖领口装饰的镶边是精致昂贵的绣品或锦缎，正如白居易在《缭绫》里形容的：“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还想起在南京看到的云锦，那云锦是自宋朝的彩锦演变而来的。由于在织造工艺里可以夹金织银，还可以织进各类鸟的羽毛，织物显得雍容华贵,金碧辉煌。云锦的高贵还在于至今还只能手工织造。定陵里发掘出的皇袍就是云锦的。这些明代顶级画师无论在刻画形象还是雕琢细节，都是得心应手，任意驰骋。挥洒自如地用不同的线条，不同的描法画出不同物体的质量感，逼真得让我们瞠目结舌。五百多年了，壁画上漂亮的颜色依然没有褪色，即使壁画上有雨水流淌的痕迹，星儿告诉我那是因为都是用最好的矿石颜料才有可能保存得这么好。

　　
　　在北墙的对面，佛龛的背面，是三幅巨大的菩萨画像；水月观音居中、西侧文殊，东侧普贤。这是我看到的最美丽，最雍容华贵，最精致的菩萨画像。小伙子把手电筒从玻璃挡板的下方伸进去贴着壁画往上照，我们惊愕的看到画面上菩萨身上的珠宝璎珞凸出画面，闪闪发光。小伙子说这叫“沥粉贴金”，是一种特殊的创作技艺。沥粉工艺的特殊之处在于高出物面，并在它的上面贴金、银箔，上色等，增加华贵和立体的感觉。那观音身上的璎珞串有1400多个，全部是蓝宝石、红宝石和祖母绿。用“沥粉贴金”的画法，这些宝石仿佛立体镶嵌在璎珞上，流光溢彩，目不暇接。在法海寺的壁画上，大量使用了“沥粉贴金”和描金，其金碧辉煌的程度是很难看到的。

 

 

 　

　　（文殊菩萨）

　　小伙子用手电筒光引导我们欣赏这三幅画像，三尊菩萨的脸面如满月，就像少女般纯净。身上衣袂璎珞随风飘起 ，仿佛能感觉微风拂面，听到珠宝玉珮碰撞的叮当声。更传神的是水月观音身上披着的白纱衣，要不是小伙子让我们把手电筒光打到白纱衣上，肯定会被忽略，因为它如此的轻薄透明，不夸张地说比蝉翼还薄。但它就在那里，轻柔地覆盖缠绕在水月观音曼妙的身姿上。纱衣的质地是由无数的小花呈现的，每朵小花六个花瓣、要画六十四条线，每一条都细致入微。远看是薄纱，近看绣满细细密密的小花。这件纱衣从观音头顶披下，缠绕过她浑圆雪白的臂膀，拖到地上还有很长一截，有人数过，仅这件纱衣须要画两万笔，这是什么功夫呀。画中除了用各种线条笔法勾画外，还使用了一种高端技巧“叠晕烘染”来画出色彩的微妙变化和渐进，这是用同一种颜色调出二至四种色阶再依次排列绘制的手法，按照一定的递变顺序，产生阶梯渐变效果，能使物象产生浑圆之感。有了这些高超的技法，才能使珠宝的质地和璀璨十分逼真，兵器和盔甲有金属感和重量感，而菩萨的皮肤粉嫩滋润，如花似玉。
　　

　　（普贤菩萨）

　　三尊佛像也是以水月观音画得最好，她宽肩袒胸、肩披轻纱，胸饰璎珞，表情温和安详，似乎在若有所思地俯察人间。左腿曲起，右腿盘坐，右手搭在膝上，左手拄触罗裙，体态潇洒风流又庄重大方给人以清新明净、和蔼祥瑞、出世超凡之感。

 

 　

　　
       水月观音身边有个镶满珠宝的瓶子，小伙子不知道是什么由来，星儿认出来，这是藏传佛教的神器。她对手印也了解，对有个菩萨的手印发出疑问，小伙子的解释很牵强，一定是不懂。

   东墙的壁画与西墙的差不多，都是众佛赴会讲经的场景。东西墙前原来是十八罗汉的位置，众罗汉与正中三个佛龛上的大佛的命运一样，惨遭文革的荼毒。我问那个小伙子：当初的法海寺的其他殿堂里是不是也有精美的佛像与壁画？小伙子苦笑着点点头。
  

 

 

   在黑暗中，窄窄的空间里，面对工笔重彩的辉煌巨制，我们惊奇地仰望着15世纪宫廷画师们的完美巨作，在众佛神的注视下，不知所措，震撼与神秘从头顶罩下。星儿叹道：站在它的面前，我们感到唯有渺小和苍白。

   星儿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很有研究，她一边看，一边与那个导游小伙子交流，她认为壁画融合了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而小伙子说壁画是融合了儒释道。回来查资料，星儿说对了。资料说“法海寺殿堂形制布局是汉藏两族僧俗官员共同设计，是明初汉藏文化交流的见证，显密兼容的理念在佛像设置、殿堂陈设、壁画内容乃至钟铭碑文等处处流露，这在北京寺院建筑史上独一无二”。而且“法海寺《帝释梵天图》(北墙)重大特点是继承了唐宋时期纯粹佛教内容的风格。”“但在绘画技法上，又有明代风格，表现了明代人物的气质，突破了以往对人物动物僵硬平板的表现模式”。 这些佛画都严格遵照佛教的仪轨，并没有儒道掺杂的痕迹。

　　走出大雄宝殿，实在恋恋不舍；寺庙里的壁画看过一些，从来没有见到过艺术水平如此之高，面积有二百多平方米之巨的壁画。就是画在绢纸上，卷轴上的工笔画，也少见如此精致的。祖父曾留下一幅清代仿仇英的《汉宫春晓》，北大哲学系的美学老教授十分喜欢，啧啧赞赏，并再三要求转让。现与法海寺的壁画相比，虎与猫也。

 

 

　　从法海寺壁画中才了解一些中国古典艺术中那些大胆而鲜活的颜色和无以伦比的画技，从而对中国古代画师的审美、功力、甚至“静如处子，出如脱兔”的境界重新想象和审视。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画技炉火纯青的画师的名字被刻在碑上留下来了；从法海寺附近一块明正统九年(1444年)甲子冬日太监李福善等立的楞严经幢上发现，其上所题的助缘协力善人的题名中，除了瓦匠、石匠、雕花匠、妆艺匠、嵌金匠等各色工匠的名字外，还有捏塑官陆贵、许祥，画士官宛福清、王恕，画士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要等人的题名。他们名垂青史了。

　　除了这些创造者以外，还有一位老人也应该名垂青史，他就是吴效鲁老人。

　　建国后，法海寺成了北京市第九中学的校园，吴效鲁来到这里做校工，当他发现了这些壁画后，这位16岁就到荣宝斋学徒，在琉璃厂做工的人太知道这些壁画的价值非凡，就主动要求去看寺，从此大雄宝殿的钥匙就不离身了，除非是懂得古代艺术的人，一般人不让顺便进了。到了文革，寺里仅剩的四大天王、哼哈二将都被红卫兵给推倒砸毁了，就是文物部门也不敢哼一声。吴效鲁是宿舍管理员，凭着平日对学生们很照顾，遇到生病的或生活上有困难的都伸把手，人缘好，愣是把红卫兵挡在殿外。大殿的门始终紧锁着，吴效鲁成为法海寺壁画最后一道屏障。但在那个年代也是提心吊胆，他还被红卫兵打过，幸亏他的一个儿子正在当兵，一身军装赶回来，才使红卫兵罢手。就这样，吴效鲁拼尽全力保存了这五百年前的文化光彩，老人去世前留下遗愿：“活着我要看着法海寺壁画，死了你们把我埋在法海寺旁。”吴效鲁老人就葬在法海寺东北角的山坡上。

　　可敬的老人，功在千秋！

　　据说法海寺壁画位列中国古代三大壁画之列，那两个是山西永乐宫壁画与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的规模、气势比法海寺大，但在人物刻画、图案精微多变，多种用金方法等画工技巧方面，法海寺壁画略胜永乐宫一筹。

　　敦煌壁画受到印度影响更大，人物形象更接近印度神话的原貌，法海寺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大都已经改头换面汉化，身着华服。就连在印度神话中面目可憎的母夜叉也变得跟圣母似的和蔼可亲。在小伙子的办公室墙上有一幅敦煌壁画的模拟作品，显得粗狂随意得多了。法海寺壁画笔致上的精细程度完全超过敦煌壁画了。

 

（敦煌壁画的复制品）

 

 (母夜叉，又称鬼子母)

　　据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欧洲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名画媲美，先不说艺术水平各领风骚，不分伯仲。但就在壁画制作与保存技法上，欧洲15世纪的壁画多有不同程度的脱落和剥裂，而法海寺壁画基本完好如初，应该也算棋高一着了吧。

   　回家的路上，我们依然深陷在震撼中不能自拔，异常兴奋地回味看到的绝世壁画。

     我对星儿说，要不是她的提议，我们这些北京人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欣赏到这视觉的饕餮大餐呢。

   到了家赶紧翻开星儿送我的《法海寺壁画》画册过瘾，看了画册上的全图，更觉得留了很多遗憾，等星儿再来时，我们——

　　再去一次法海寺！
                                        
                                                                                           2014-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