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人先生......去年事后，先生诸多分心，小儿葆华又蒙府上款待，如是之恩，何日能报！......乡间生活虽属有限，但大有不能维持之势，左右思之，无可救济，先生为昔者先生之挚友，故敢恳先生谋一法，以救儿女之教育，家人之生活。” 李大钊离世之时，5个儿女尚且年幼，仅大儿子李葆华到了独立生活的年纪，前往国外留学，最小的孩子却还不足一岁，遗孀赵纫兰对李大钊情深义重，付出诸多，得知李大钊死讯后几欲随之而去，但想到上有老下有小，都还需要照顾，赵纫兰又坚强了下来。
但赵纫兰毕竟只是一个力量薄弱的女子，李家又不是什么富裕之家，一家人的生活陷入窘迫之中，年幼的子女也无法上学，赵纫兰不得不写信向周作人求助。 很多人对周作人的了解是：鲁迅的弟弟、娶了个日本老婆、汉奸，周作人又怎么会和革命人士李大钊相识，并且交情匪浅？事实上周作人对李大钊十分敬仰，李大钊于1927年4月被捕后，周作人让李葆华住进了自己的家中，李大钊牺牲后，李葆华也是在周作人的帮助下化名杨震，出国留学。
周作人和李大钊相识是在北京大学，1918年周作人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李大钊则是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至中国，令李大钊受到了诸多鼓舞，因此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尽情讲述过自己的思想，以及对革命的看法，让周作人感到特别震撼，两人遂有过往来。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周作人收到赵纫兰的求助信，在第一时间里就告诉了北大的同事，于是在众人的帮助下，李大钊的子女得以复学，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则是提议大家集款买下李大钊的遗稿，收藏于北大图书馆，周作人、胡适等人也是倾囊相助。
1933年，李大钊牺牲6年后，在北大以及党的组织下，李大钊安葬于万安公墓，赵纫兰也赶至北京参加了李大钊的葬礼，此时，赵纫兰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好，丈夫得以安葬则是她的夙愿。 赵纫兰见自己的心愿已经达成，便也倒下了，1933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李大钊下葬的“五七”之日，赵纫兰闭上了双眼，而她的唯一遗愿便是埋在李大钊的墓旁。
赵纫兰确实是一个坚韧的女性，她出生于河北大黑坨村的一个富户家庭，与李大钊同村，她还要比李大钊大五岁，虽然古时讲究“女大三，抱金砖”，但赵家和李家是“老亲”关系，赵纫兰的父亲很乐意把女儿嫁到李家。 1899年，赵纫兰成了李家媳妇，当时赵纫兰还不足16周岁，之所以这么早嫁进李家，是因为李家当时特别缺人手，赵纫兰嫁过去后好帮衬一把，对此，赵纫兰也是没有怨言，只希望李大钊将来能够学有所成，李家再次兴旺。
1906年，赵纫兰的婆婆李如珍走了，她的遗愿则是丧事不要大办，留钱给李大钊读书，然而李大钊婚嫁在外的老姑却对李大钊这个过继孙子继承家产怀恨在心，奔丧时趁机谋夺了家产。 而为了李大钊能够继续学业，赵纫兰也是倾其所有，是李大钊的支柱，后来李大钊结束津门读书的生活，却没有急于谋差求职，当时接受了新思想的李大钊对于个人的荣华富贵没有多大的想法，而是想要改造社会，因此他决心出国留学。 赵纫兰原本是想着丈夫能够谋份好差事，帮她分担压力，不过李大钊的变化和决心，赵纫兰也没有拒绝，只是问李大钊家里要筹集多少钱，于是李大钊就出国留学去了。
对于赵纫兰，李大钊充满了感激，如果没有赵纫兰，他恐怕走不到这一步。1918年，为了不让赵纫兰为他日夜牵挂，李大钊携带妻儿一块迁居北京。待在北京时，赵纫兰也认识了不少有学识的才子和才女，眼界大开。
北京的生活对赵纫兰的思想影响不小，而赵纫兰待人诚恳，也得到了大家的称赞。1983年，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赵纫兰墓碑上的镌字则由“李夫人墓”改为了“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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