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我简单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并指出这一批判进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本期，我将介绍在中文互联网同样具有影响力的当代激进左翼的四位代表人物：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和阿甘本。由于我本人对阿甘本的思想不甚熟悉，特地邀请了我的一位好友撰写。他的原文有四千多字，我删改了许多，并将原版附在本期公众号第二篇文章，十分推荐对阿甘本思想感兴趣的朋友们一看（具体讨论了海德格尔和本雅明对阿甘本的影响，还谈到了杜尚和德波）。
严格来说，这四位哲学家并不是同一代学者，例如齐泽克有许多观点是直接继承自巴迪欧。但许多共性使得我们可以把他们放在一起讨论：其一，在新自由主义“告别革命”的时代依旧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和共产主义理想；其二，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命主体”这一总问题，在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之辩基础上进行理论突破，在理论特征上更偏向于政治哲学而非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将尽可能避免哲学的理论细节，分别介绍这四位学者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最后进行一个整体性的评价。
齐泽克：撕裂象征界，回到否定性
比起他繁杂的哲学-精神分析体系建构，齐泽克的理论立场是清晰的。除了反对右翼思想外，齐泽克坚决与“伪左翼”划清界线：既反对虚伪的白左式政治正确，也反对消极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举几例分析：
1、以LGBTQ为代表的性多元主义（流动性别）将性别压迫本身解构了，使得父权中心化的压迫隐而不见。以这类运动为代表的“身份政治”客观上起到的是分化无产阶级的作用。
2、环保主义预设了原本温馨和谐的、却被邪恶人类破坏的“自然“，但自然总已经是混乱的、“堕落”的。自然从不需要人类的拯救，环保主义不过是人类的傲慢。
3、所谓“后殖民理论”，摆出一副“我们对你们有亏欠”“我们有罪”的假惺惺的道德家姿态。其本质是居高临下的，是一种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
4、后现代主义拒绝宏大叙事、解构一切的态度，看似激进，实质上隐含了一种维持现状、回避现实矛盾的保守态度。
在齐泽克看来，这些“左翼”不过是通过避重就轻地自我检讨回避现代社会最核心的矛盾：阶级矛盾，和我们上一篇讲到的法兰克福学派一样，本质上是一种“后革命”“后政治”的伪批判。
与之相对的是齐泽克本人以激进革命为核心的哲学。齐泽克的理论体系中文互联网已有太多学习资料，我将核心概括为几组二元对立：理性主体和前主体的疯狂状态（黑格尔）、意识形态网络和革命行动（马克思）、超我-道德律法和本我-死亡驱力（弗洛伊德），这几组对立被统摄在了拉康的象征界和实在界二元中。齐泽克的哲学毋宁说是这样一种革命理论：通过精神分析透视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撕开象征界的缺口，使得实在界——即绝对的“无”被揭露出来，用一种绝对的否定性的行动（革命）颠覆现有秩序。而上述的“伪左翼”思潮，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
巴迪欧：忠诚于事件，坚执于真理
巴迪欧的哲学是极其晦涩的，他在《存在与事件》中用集合论建立起来的数学本体论基本只有专门的研究者才能读懂。但我们不妨从他的著作中找出两个关键词：“事件”和“真理”。
事件是什么？事件是无法预料的，是突破常规的，是难以归类的。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只能遵循“反向因果”的原则：我们无法从现状推导出事件，只能在事件发生后回溯性地建构事件发生的条件和原因。事件是断裂与新生，它不是当先秩序下的事情，相反，它打碎了原有的秩序框架，创造了新的秩序。在事件发生前，我们会说它是不可能发生的，或者甚至不知道有这个“它”存在。
巴迪欧说，要对事件保持忠诚，其现实指向十分明显，就是即使在国际共运遭到打击，“历史的终结”甚嚣尘上的时代，依然要保持对革命事件的忠诚，保持对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的，哪怕今天无数人已经从各种条件出发论述革命已是过去式，共产主义已不可能实现，但不要忘记，在十月革命前，也没几个人相信落后的沙俄能跨过资本主义建立起红色政权。这就是革命事件：不是条件充足革命才成功，而是革命成功了条件才回溯性地成为充足的。
巴迪欧哲学的另一个关键词是“真理”。在后现代思潮下，似乎一切都被解构，真理似乎成为了一个古老而过时的名词。在这个背景下，巴迪欧将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并着重分析数学、艺术、政治与爱这四个生成真理的场域，这本身就是一种“激进”的态度。
在这里不得不提《爱的多重奏》这本小册子。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本很“纯爱”的书：爱是一种坚持到底的冒险，爱是将偶然相遇上升为永恒的努力，爱是对无限差异化的“两”的坚执。但这本书同时在讲革命事业：这本书批判将爱情看作精致的利益计算或玩世不恭的游戏，实际上也是在批判理性计算的资本主义和物无不可的后现代主义。如果说爱的真理是“纯爱”，那么对巴迪欧来说，政治的真理就是共产主义，正如这本书最著名的那句话：“爱是最小的共产主义的最小单位”。
朗西埃：为平等而政治，让无分者有分
朗西埃思想有且仅有一个核心：平等，如果要再补充一个关键词，就是感性。在朗西埃看来，“人人平等”不是应然的政治规范，而是政治的起点、基础（这种平等首先体现在智性上的平等，详见柏拉图VS朗西埃：两种教育观背后的两种政治哲学）。朗西埃区分了两种“政治”范畴：治安和政治。前者是理性统治的、不平等的政治；后者是感性分配的、平等的政治。
治安是自柏拉图以降到罗尔斯的西方政治哲学所讨论的“政治”，关注的是“达成集体的集结或共识的秩序、权力的组织、地方与角色的分配，以及正当化这一分配的体系”。这一政治观关注的是“秩序”，遵循的是理性原则。这种政治即使声称平等是自己的目标，它的起点也已经预设了不平等，因为这种原则首先意味着对“歧义”的合理化。歧义是双方在谈论同一件事，却对此有不同的感知，即对同一对象的异质性感知。真正的政治是歧义性的，它的落脚点放在“存异”之上。但治安的理性原则却将歧义当作错误认识，把落脚点放在“求同”上，尤其体现在自由民主国家追求的“共识”上（一个典型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话语理性”，会导致有些声音被当作非理性的噪音忽视）。在朗西埃看来，这非但不是政治，反而取消了政治。因为真正的政治不是在一个既定的理性框架内切蛋糕，而是这种框架本身的打破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原先被当作噪音的声音被听见，原先被当作余项忽视掉的部分被计算，原先被忽视的人被看见，这就是朗西埃政治哲学的核心：让无分之分成为政治主体。
那么，朗西埃的“让无分者有分”和上篇文章讲到的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有什么区别呢？显然，参加过68学生运动的朗西埃并不相信什么爱、团结和法律，他相信的是无分者的暴力斗争。朗西埃认为，政治意味着通过政治行动对治安秩序（及其支配的感性分配）的中断以及重构：“当平等的偶然性以人民的’自由’打断了统治者的自然秩序，当此中断制造了特定的配置时，政治便发生了。”
阿甘本：解放被装置捕获或分离的事物
阿甘本主要有三个思想来源：福柯考古学和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现象学（追问一个事件的原初发生）、本雅明的弥赛亚主义，而后两者的影响使得他的思想显著不同于其它三位左翼学者。
阿甘本思想的核心议题之一是“生命政治”，他区分了两种生命：bios是一种被各种机制所架构的政治化的生命，zoē则是一种纯粹的生物性生命。前者会因其所拥有的政治身份而受到某一机制（被阿甘本称为“装置”）的保障，而当前者被这一机制所排斥而被剥夺各种政治生活的权利时，就会沦为后者，成为homo sacer（神圣人/牲人）。对homo sacer的排斥并使其处于政治体制所拟制的法律之外的例外状态中，正是为了维护政治体制的稳定运转，换言之，这种排斥是一种政治机制的“包含性的排斥”。以往所有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都只会是作为主体的bios，而不会有非主体的zoē在场。
但阿甘本并不简单否定bios而支持zoē的反抗。在他看来，处于装置中的bios和被排除在装置外的zoē都不能获得完整的主体性存在。装置固然是枷锁，却也是脆弱如苇草的人所无法失去的保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决定zoē与bios区隔的社会权力装置不再起作用，从而打破装置的分离作用。
阿甘本提出了两点抵抗方式：第一种是“亵渎”，指的是以世俗化的实践将某种存在的价值从“神圣的名字”中解放出来，从而“恢复人类对这种事物的自由使用”。但这更多是一种游戏式的解构，却并不能获得现实性的长久。
第二种是“使用”，即到装置之外去寻找建立起人与物之间新的联系的可能，从而使原本的装置不再起作用。装置带来的困境在于：人自身存在的多样性必然在装置不断地划分作用下成为一种受到规训的同一性存在。为了对抗这种趋势，阿甘本反复强调“潜能”。人选择去做并不是他的能力，因为“做”就是指按装置的方式活动，潜能的要求即在于不去做，在对装置说“不”的不做中保留并打开人的无限可能。阿甘本最终所推崇的就是“生命-形式”（form-of-life）：“一种不可能与其形式相分离的生命，一种永无可能在其中离析出类似赤裸生命之类东西的生命”。建构这种生命形式，在阿甘本看来有赖于人的思想：在这种纯粹的思中，人不再受动于装置，也不会受动于装置中的生命存在所受的规定，从而既不成为顺从于装置运作而失去自身潜能的bios，也不成为被装置所排斥的如奥斯维辛中的“穆斯林”一般悲惨的赤裸生命。
在那些从来都是由大写的主体所陈述的历史中，那些被压抑、被忽视、被排斥的边缘存在被湮没了。阿甘本试图让这些无法言说的异在发声，因为他从中看到一种革命主体的潜能，他们的存在恰恰能让装置不再作用，从而终止今天一切暴力的发生。
结语：今天的回响
我们总喜欢在介绍完这些思想家的时候站在上帝视角分析一下“历史局限性”，诸如缺乏客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走向政治神学、哲学建构过于繁琐与现实政治运作脱节等等。但或许在那样的情势和发声环境之下，这已经是他们能做出的最优解。重要的或许不是他们说了什么，而是他们还在说，是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还愿意想象另一个世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