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兰西的新道德与卢梭
作者| （英）埃德蒙·柏克
翻译 | 蒋庆、王瑞昌、王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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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导演了7月14日事件的人，是有可能犯下罪孽的。他们虽没有因执行他们的计划而犯罪，但他们制定了可能犯罪的计划。不是事物的必然性，而是他们的本性，驱使着他们。他们是现代的哲人，当你说到这些哲人的时候，你是在说所有卑鄙、野蛮、冷酷的事情。
除了他们特殊的精神所发出的确切征兆以外，他们狂躁的专制主义的总政策中还有某些独特的气象，在我看来，这无疑表明了他们不希望在专制主义中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我指的是他们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的计划，指的是他们试图灌输的原则和他们希望在头脑最易于接受的阶段，使下一代在头脑中形成种种与他们一样的观念。他们不是让他们年青一代的头脑变得温顺和谦逊（温顺和谦逊是青年体面的魅力），从而能抵制任何近于傲慢、易怒和自大的事物（那段时光自然是绝对易于导致精神状态失常的），而是人为地挑起这些恶劣的情绪，甚至使恶劣的情绪化为行为的源泉。没有什么比公共机关推荐的书籍的性质更重要的了。由于推荐，这些书不久就造就了时代的性格。一种有德性的机构的效能诚然是不确定的，其覆盖面诚然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教育将邪恶收纳为其组成，邪恶必定会以十足的活力发生作用，达到不可估量的程度。行政司法官，如果认为自己必须宽容各种出版物以保障自由，他便比其他任何人有着更严格的责任，他应妥善考虑应该授权给什么样的作家，而且应该以所有认可中最强有力的认可——即公众给予的荣誉和赞赏来推举作家。他应当小心谨慎地识别道德驳杂或含混的作者，他应当害怕将纵容自己孤僻气质的作者放到年轻人手上，以免他们传授的是教授的性情，而非学科的原理。最要紧的是，他应当小心谨慎地辨析带着悟性错乱标记的理论，因为哪里没有健全的理性，哪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德性。因为疯狂无不是恶毒、邪祟的。
国民议会正好根据与此相反的原则行事。国民议会劝告青年学习道德上的大胆实验者。尽人皆知，在他们的领袖之中，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他们的领袖是他们中最像卢梭的人。确实，他们全部像卢梭。他的血液，注入到了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举止之中。他，他们研究。他，他们沉思。他，他们透彻探讨。在他们白日辛勤后的闲暇与晚上所有轻松的时光中，卢梭是他们的圣典，是他们的玻利克拉斯（Bolyctetus）准则，他是他们完美的模范。对于这个人和这个作家，作为作家们和法国人的榜样，巴黎的铸造厂正在竞相为之制造雕像，用的材料是他们富人的水壶和教堂的吊钟。假使一个作家像一位伟大的几何天才一样工作过，虽然其实际的和设想的德性极端邪恶，在投票赞成铸造雕像的时候，他们也许会给予几何学家荣耀。然而，卢梭要么是一位道德家，要么什么都不是。所以，将种种环境情况结合起来，是不可能误解他们在选择这样一位作家的意图的，他们已利用他来着手推荐一种学习课程。
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找到一个替代品，取代迄今为止一直被用来调整人们的意志与行为的全部原则。他们在由强力与品质构成的心灵中找到的情感，就他们国家的目的而言，可能更适合于人。这种情感比旧道德优越的强力与品质，在支撑他们的权力与摧毁他们的敌人时可以起到大得多的作用。故此，他们选择了一种自私、吹捧、诱骗、虚夸的恶习，来取代明显的义务。真正的谦卑，是基督体系的基础，是一切真正的德性深厚而稳固的基础。然而，这一点，因为在实践中非常苦痛，他们已彻底抛弃。他们的目标，是将一切自然的、一切社会的情感融入没有止境的虚荣之中。当虚荣轻微地表现在琐事上的时候，虚荣是无关紧要的，当虚荣充分膨胀的时候，它却是恶劣品质中最恶劣的。它使得整体虚假，它使虔诚或可信的品质荡然无存，人最优秀的种种品性也为它所毒害和败坏，因而它恰如最恶劣的品性一样发挥着作用。当他们的大人先生们中出现了很多像他们的雕塑对象那样不道德的作家（如伏尔泰和其他人）时，他们选择了卢梭，因为在他身上，他们希望树立为主要品性的特殊的恶劣品性，是迄今为止最昭著的。
我们英格兰已有了“虚荣哲学”的伟大的教授和创建者（1766—1767）。当我有机会知晓他日复一日的行为时，他在我头脑中留下的，无疑是不抱任何原则的态度，而左右其思想与心灵的只有虚荣。这种恶劣品性对他的支配，几近疯狂的程度。正是同样的错乱，极端的虚荣，国民议会之精神错乱的苏格拉底们，发表了疯狂而错误的忏悔，通过大胆暴露那些我们知道有时可能是与卓越的才智混杂在一起的不明确的粗俗与恶习，来尝试一种新的光荣。凡是不知道虚荣是杂食性的人，还没有注意到虚荣的性质——它是不择食的，他甚至乐于谈论自己的过错与劣迹，因为这样的举动将会激发惊讶、引起注意，至少可以冒充开放和坦诚。
正是此种由虚荣和伪善造成的滥用与歪曲，驱使卢梭将一种毫无美德，甚至连一个值得张扬的善行都没有的人生记录下来。那是一种他选定的主动唤起人类注意的人生，那是一种他以野蛮的不敬在其创造者面前抛掷的人生。所以，对生命创造者他只能承认需要勇敢地面对。你们的议会，知道榜样较之道德训诫力量大得多，所以选择了这个人（根据其没有一点德行的记录）作为一个楷模。他们为他树立第一个雕像，他们从他那里开始取得一系列的荣誉与声名。
正是你们的主人永久认可的那种新创的德性，使得他们的道德英雄不断地耗竭他雄辩的词藻库存，而他的心灵却不能容纳普遍的父爱之一点火光。对整个人类的慈爱，与缺乏关爱每个个人的感情，构成了这种新哲学的特质。他们这位虚荣的英雄摆出一副非社会化的独立架势，既拒绝富人给予天才的贡品，也拒绝普通劳动的公正价格，事后他便将他的穷困作为借口为犯罪行为辩解。他陶醉在以极其疏远的关系接触走近他的人的柔情之中，而不带丝毫自然的痛苦，将令人憎恶的爱情的产物，作为垃圾和粪便抛弃，并把他的孩子送进育婴堂。熊尚且爱抚、舔舐、育养它的幼子，但熊并不是哲学家。然而，虚荣在颠覆我们的天然感情之链上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成千上万的人景仰这位多愁善感的作家，而这位慈爱的父亲在其所在的贫民区却鲜为人知。
在这位虚荣伦理学的道德说教者的倡导下，他们在法国试图重建人的道德。像你们现在的统治者那样的政治家，其存在靠的是一切伪造、虚构和冒假，——将人从住所强拉出来，放到舞台上，——舞台将其打扮成一种人工动物，带着种种矫饰的、戏剧性的情绪，饰以烛光，有着可以在适当的距离被玄想的形状。虚荣太易于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和所有国家中占上风。就改进法国人而言，虚伪似乎绝对不需要系统地教授。不过，十分明显，眼前的叛乱使虚荣成为合法产儿，并且由那场叛乱每天给它救济并虔诚地喂养。
如果国民议会推崇的风俗体系是虚假的和戏剧性的，那是因为政府体系具有同样的性质，这种风俗体系严格服从于政府体系。要理解其中任何一边，我们必须将道德与立法者的政策联系起来。你们注重实际的哲学家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有系统的看法，机智地从本源上着眼。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世俗的自然的道德之首要因素，他们一般说来具有美好的感情，但你们却为野蛮、暴躁、思想卑鄙、心肠冷酷的人树立雕像，为这个爱其同类但恨其亲属的人树立雕像。你们的大人先生们拒绝这一世俗关系的诸般义务，认为它们悖逆自由，不是基于社会契约，根据人的权利不具有约束力，因为这种关系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当然不是，就子女一边而言从来不是，在父母方面也并非总是。
通过为卢梭塑像，卢梭与他们的关系马上发生了变化，卢梭马上变成了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教父。他们不同于那些将幼儿教师视为严肃和可敬角色的人，也不同于把父母看做是同盟的旧派思想家。黑暗时代的道学家Præceptorem sancti voluere parentis esse loco（会在父母的神圣地位中找到教师），在这个光明的时代，他们教给人民的是，导师应该取代骑士。他们系统地腐蚀了一个可以腐蚀的族类（某些时候是你们中间一群日益成长的令人厌恶的人）——一群无礼与易怒的墨客。他们不是将应然而严格的朴实义务赋予这些墨客，而是将机智快活与年轻好斗，以及在卫生间追逐女人的男人们最臭名昭著的恶习赋予这些墨客。他们号召法国正在成长的一代追求冒险和运气，并且力图在感情上接受那些背叛最可敬的家庭义务和败坏女学生道德的小学教师。他们教导人民说，败坏还在父母怀抱中的处女的那些人，在少女的房子中可能是安全的同居者，甚至是某些丈夫们之荣誉的适当守卫者。而这些丈夫们的合法位子，年轻的墨客们没有法律或良心的许可就完全占据了。
他们就这样处置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通过同一个教导者，他们败坏了道德，也败坏了趣味。趣味与优雅虽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被归于较小和较次要的道德之列，但对于调整生活的意义方面绝非微不足道。一种道德的趣味无力化邪恶为德性，却以某种类似于快乐之诱惑的东西使德性受人喜爱，而且不可估量地贬斥邪恶之罪孽。卢梭，一位有着巨大影响和活力的作家，全然缺乏趣味，从“趣味”这个词的任何意义讲都如此。你们的大人先生们，是属于卢梭的学者，以为一切精致均带着一种贵族特质。过去的时代竭尽全力将体面和高贵赋予我们，使我们的口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等级，比似乎是属于它们的适当层次和等级还高，而你们的大人先生们却决意通过卢梭来摧毁这些贵族的偏见。被称之为爱情的激情，有着如此普遍有力的影响，是如此重视享乐，在人生中决定终身性格方面占有如此重要的分量，所以，它据以唤来同情与激起想象力的方式和原则，对于每个社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你们的统治者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们改变你们的习俗使之适应他们的政策体系时，他们发现没有什么比卢梭更方便的了。他们通过卢梭教导人们仿照哲学家的方式去爱，也就是说，他们教给人们，教给法国人一种没有骑士精神的爱情——一种没有青春与文雅之漂亮花朵的爱情。那种漂亮花朵，即使没有将爱情置于德性的范围，也会将爱情列入生活的诸般装饰之中。他们灌输给青年的不是这样一种天然与体面和礼貌相伴的激情，而是一种充满学究气与淫荡、不入时、不精致、乖戾、暗淡、暴躁的混合物。这就是可以在他们的著名哲学家身上，在他的哲学淫荡名作——《新爱洛伊丝》中找到的东西。
当道德告诫者勇敢树起的防壁倒塌的时候，当你们的家庭不再受庄重的骄傲与适宜的内部偏见保护的时候，你们离一种可怕的败坏便仅有一步之遥了。国民议会中的统治者们满心希望法国一流家庭的女子，有可能成为舞蹈教师、游手好闲者、理发师、花样翻新者、男士随从及其他同类的活跃公民容易对付的猎物。这些人因为进入了你们的房子，而且由于他们的地位获得了你们一半家庭成员的身份，并且可能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关系与你们混杂在一起。他们已用一条法律使这些人成为与他们平等的人，他们由于采纳了卢梭的观点，还使这些人成为你们的竞争对手。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伟大的立法者完成了他们平等化的计划，将他们的人权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基础之上。
我确信，卢梭的著述会直接导致这种可耻的邪恶。我常常不得其解，他在大陆为什么会比在我们这里，得到远为广泛的羡慕和追随。或许，语言上的某种神秘魅力，可能有助于产生这样非凡的差异。在这位作家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了一种闪光，活泼，热情的风格，同时我们发现他的风格松懈，散乱，没有作文的最佳趣味——作品的所有部分都非常平均地制作和详述，没有适当优选或从属的篇章。一般说来，他总是十分紧张，而且他的方式也很少变化。我们不能信赖其著述的任何部分，尽管他的著述包含着一些观点，偶尔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然而，他的学说在整体上非常不适用于真实的生活与行为，因而我们绝不可能构想从中抽出法律或行为准则，或引用他的观点理解任何事情。他的学说于我们而言，有着昔日悖论的命运：
Cum ventum ad verumest, sensus moresquerepugnant, Atque ipsa utilitas, justi prope materet æqui.
（贺拉斯说：“那些乐于侵犯没有程度之分的人，当他们转向种种现实的时候，他们便发现自己身处真正的困境之中。他们站在思想共识、道德情感、甚至公众福利的对立面，而公众之福利，人们几乎可以称之为正义与平等之母。”贺拉斯：《讽刺集》第一卷第3章，第96—97页）
或许大胆的玄想对你们较我们更新鲜、更易被接受，而我们对大胆的玄想长期以来已厌腻了。我相信，与现在的欧洲大陆相比，我们更像过去的两个世纪一样，阅读十分古老的作品。这些作品占据着我们的大脑，它们给予我们的是另外一种趣味和趋向，不会让我们超出道德的范围。这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位作家全然缺乏恰当的观念，在他的诸般不正常中，必须承认他有时是道德的，而且以非常卓越的笔调表现道德。但是，其著作的一般精神和趋向是有害的，而且对于这种混合物而言越发有害，因为情感的完全堕落是无法与雄辩调和的，头脑会拒绝并厌恶地抛弃纯粹的邪恶之说教。这位作家甚至使德性成为罪恶之媒介。
然而，我对这位作家的考虑，不及国民议会体系用他的办法败坏道德考虑得多。这一点，我承认，使得我对于以推理、荣誉或良知，试图去影响追随者思想的任何努力，几乎绝望。你们专制者们的重大目标，是摧毁法国的绅士，为了这一目的，他们竭尽全力摧毁那些可能会使重要人物有力量维护社会稳定的各种关系。为了摧毁那种秩序，他们败坏整个社会。为了使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专制的任何手段都不可能起作用，他们力图以《新爱洛伊丝》的虚假同情来颠覆家庭的信任与忠诚原则，而这些原则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纲纪。他们宣传的是每个仆人都可以出卖主人，如果这不是仆人的义务，至少也是仆人的特权。根据这些原则，每一个显要的父亲都会失去家庭这个避难所。法律说，每个人的家都是避难所（Debet sua cuique domus esse perfugium tutissimum），而你们的立法者首先不遗余力地谴责这一法律，然后把它废除。他们摧毁家庭生活的一切宁静与安全，将家庭这个避难所变成幽暗的监狱。在那里，家庭的父亲必须苟延悲惨地生存，遭受与其表面的安全成正比的危险，在那里，他比孤单一人独处还要糟。他同仆人和同室而居的人相处时感到的不安，远远超过了他同嗜血成性的、将要被拉到断头台上的入室暴徒相处时感到的不安。
就这样，为了相同的目的，他们力图摧毁那个独立于赦诏和律令的良知法庭。畏惧上帝的人不畏惧其他任何东西，只畏惧自己的良心。因此，他们就利用伏尔泰、爱尔维修以及其他无名之辈的蛊惑强辩，从人们心中除掉了那种唯一能产生真正勇气的畏惧。他们的目标，是他们的同胞除了受他们的调查委员会和断头台的恐怖统治以外，不受其他恐怖的统治。
发现了谋杀在形成专制统治中的优点，他们就指望以谋杀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无论谁反对他们的进程，或涉嫌有反对的企图，都要以其生命或其妻儿的生命来抵偿。这种无耻、残忍、怯弱的谋杀行径，他们竟然有脸称之为仁慈。他们吹嘘说，他们用恐怖而不是武力实现了夺权，几起及时的谋杀便防止了许多
战争的流血。毫无疑问，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看到某个机会，他们都会扩大这种仁慈的行为。然而，他们试图以谋杀者的仁慈政策避免战争的罪孽，其结果实在是太可怕了。
——摘自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1791）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文章《论批评的功能》中，有以下一段评论：“还原柏克的本来面目，我认为是英国笔坛最美妙的事情之一，或者说确实是所有笔坛最美妙的事情之一。那就是我所称的靠思想活着。]
应该做些什么呢？如果我所做的超出了提供有利观点的范围，那可能是我的推测。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但是，由于像所有的政治措施一样，它们取决于性情、脾气和外在环境，其结果将如何，我对此并无确切把握。所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在这一问题上的推测。在我看来，邪恶是千真万确的，正如其普遍存在一样。我希望矫治的手段存在于力量、智慧、资讯与良好愿望的结合之中，而不存在于我单方面的努力中，我相信我已永远结束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如果一场巨变在人类发生，人们的思想将与之适应，普遍的观点与情感将会为之开出道路。每一种担忧，每一种希望，都将会促进它。那时，那些坚持反对这种大潮的人，看起来像是在抵制上帝的律令而不是他人的企划。他们的态度似乎不是果断和坚定，而是乖张和顽固。
——摘自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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