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人长久——苏轼的处世态度

朱　刚

苏轼的“天人之辨”

苏轼的文字中有时候会有一些偏激的话，因为他的人生道路比较曲折。比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说：“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这是给韩愈庙写的碑文，里面讲到天人之辨。不是哲学上的天人之辨，而是讲人和人之间沟通相处的困难。“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天有时候会降一些天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遭到毁灭。但是天不会做得太过分，而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一个人有智慧，可以把地位很高的王公欺骗过去，但是你欺骗不了那些小动物。“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有力量的人可以得到天下，但是让一个小人物真心地服从你是很难的。以韩愈为例来说，“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这是韩愈的一个故事，他从潮州回来路过衡山，很想看看衡山的祝融峰。那天正好有大雾，看不到。他默默地心里祈祷，难得路过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让我看看祝融峰的样子。在他的祈祷之下，雾散开了，祝融峰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说山神大概被感动了。但山神可以感动，皇帝无法感动，“而不能回宪宗之惑”，唐宪宗还是不原谅他。“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也是韩愈的故事。到潮州的时候当地人传说海边有一头鳄鱼经常害人，韩愈写了《祭鳄鱼文》，说鱼是鱼，人是人，我们互不相关，你还是到大海里面去吧。这篇文章投下去以后，鳄鱼从此不见了。鳄鱼是可以感动的，但是那两位奸臣是感动不了的，他们还是照样诽谤他。“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他得到了潮州人的喜爱，潮州人给他立庙，代代传下去，但他生前一天也不能安于朝廷之上，总是有人和他过不去。“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天是可以感动的，但是对人没有办法。这个天人之辨很有特点。

再看苏轼的《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陈直躬是个画家，画了两只鸟，让他题诗。他题的其中几句是：“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没人的时候，小鸟自由自在，很可爱，有人出现以后，鸟就有自我防卫的本能，随时准备飞走，它就不是完全自由自在的状态。画家也是人，怎么能看到小鸟的“无人态”，没人时的自在姿态呢？人在这里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这种意见非常偏激，苏轼有时候心理激愤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想法。

科举士大夫和门阀士大夫

但总的来说，苏轼的人生态度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考察他的具体人生态度之前，先明确一下他的社会身份。一个人在社会上存在总是和身份相符，苏轼的社会身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出仕的士大夫。

我讲科举士大夫是针对门阀士大夫而言。中国历史上官员身份的性质在唐宋之际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六朝时官员大都是由血统定的，那个社会是贵族社会。隋唐科举制度出现，到宋代以后就基本上以考试进入官员的行列了。

这两种士大夫的性质有很大不同。门阀士大夫是贵族，其经济基础是一个很大的庄园，占据某个地方。他当官不光代表自己，他身后有地域利益，有一部分的经济实力，甚至是军事实力，皇帝对他也要妥协。所以贵族的重要官员有一定的代表性，是一定的地域、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代表。科举上去的士大夫就没有这种明确的代表性。我们以前经常说，王安石代表中小地主，司马光代表大地主，这是按照他们的言论性质、行为方式分析出来的一种学说，不是事实上有人找他们做代表。科举士大夫是考试出来的，然后由皇帝任命他做官，并按照官僚制度逐级上升，他是朝廷命官，没有别人好叫他做代表。要代表的话，只能说，在老百姓面前代表皇帝，在皇帝面前代表全体老百姓。他不是某一个局部的实力集团的代表，他是公共性的代表，分享的是公共权利，对国家和皇帝负责。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对百姓负责，这是和以前贵族士大夫的不同。

这种性质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占据主流地位以后，与之相应的道德要求随之也会出现。比如你是国家官员，国家给你发俸禄，因此士大夫靠俸禄维持生活，最好不要经营私人产业。这一点在宋太祖时期强调得非常厉害，官员经商是要被杀的。因为你的性质是国家官员，不是以前那种贵族，只能为国家服务。又比如他要管理一些法律事务，需要判案，判案应该六亲不认。这是违反儒学的，以前的儒学不是这么说的，而是亲亲为大。这是以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为出发点的道德要求，而不是以家族制度为起点的道德了。

同年和结义兄弟

由于官员性质变化，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状态都会有变化。在那种贵族和科举士大夫并存的时代，比如唐代的后期就会形成一些特殊的现象。我们知道贵族结婚必须门当户对，以此形成一个婚姻集团。婚姻集团在很长的时间里面牢固地掌握政权。但科举士大夫只有一个人，要和这些抱成团的贵族在政治上争夺，就出现了朋党政治。起初的朋党政治是对于贵族的父子兄弟关系的模仿，依靠师生和同年关系来结党，把师生同年模仿父子兄弟关系。所谓同年就是他们同一年考上的进士，唐代人一直把同年称为兄弟，那时候每年十几个人、二十个人，还记得住，后来人多了，就会编一个同年录。北宋最多的时候有八百来个，少的时候也有三四百个，他们就编同年录。同年录把每个人的家乡、父母和家里面的情况、年岁都记好，人手一册。这种同年兄弟在政治上从唐代后期到北宋的前期一直是抱团的。科举里面的师生和同年一定是政治上的同党。北宋寇准，有人拜访他，把名片投进来，他就拿出一本同年录对，对得上的请，对不上的就不提拔。寇准是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这一年的进士前前后后七八个人轮流当宰相，整个北宋有几十年的时间就是在一届进士的手上。同年兄弟一定抱成团，这样才可以在政界生存，和贵族集团争夺。

同时，在更低层的人那里，武将以及一些绿林好汉，他们也搞这种东西，就是结义。结义的现象在晚唐、五代的时候达到高潮，三国演义的小说就在那时逐渐形成，所以它说刘、关、张是结义兄弟。那个时候的社会流行这种东西，如果不结义就没有办法抱成一个团和人家争取资源。人家贵族都是父子兄弟，进士有同年兄弟，连和尚们都有师兄弟，武将怎么办？武将就搞结义兄弟。这种东西在五代时期非常显著，基本上几个节度使前后的武将都是结义的父子和兄弟。我们看欧阳修写《新五代史》就专门列了一个传来批判这种现象。他对此非常深恶痛绝，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莫过于父子兄弟，现在连父子兄弟居然还有假的，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是真的？欧阳修对于这一点非常痛恨，但是欧阳修自己的政治生涯当中，前前后后也不断得到科举考试同年兄弟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些同年兄弟支持，他做不成那么大的事业。

朋党之争

问题在于，等贵族衰落之后，这套假的父子兄弟关系就失去了对抗贵族的积极意义，于是就带来了很大的后果。北宋时候一直有朋党之争，北宋太祖、太宗朝的朋党之争还有一定的意义，功臣是一个党，新上来的进士是一个党，新上来的进士和功臣对抗，有一点政治意义。功臣和进士的争斗结束后，后来的两党之争，你看来看去这两党有什么不同？不同年份的进士，就好像学校里这一届和那一届的学生各自抱成一团，互相吵来吵去。再之后，到了王安石变法发生以后，同年兄弟的同党结束了，就变成支持新法的是一个党，反新法的是一个党了。同年兄弟里面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这是按照政治态度结党。处于那个时代的人感情上经历了很大的考验，原来同年像兄弟一样的，现在同年之间变得你死我活，对于人的心态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苏轼恰好撞上这个时代。

苏轼的同年进士

苏轼是嘉祐二年的进士。他这一年的进士，状元叫章衡，福建人。这一年进士里面有一些人物，如曾巩、苏辙、程颢、张载、章惇、曾布、吕惠卿等。曾巩，比苏轼大将近20岁。但是曾巩的考运不好，一直到这个时候才考上。曾巩是王安石的老朋友，但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并不支持，和王安石吵了一个晚上，马上离开了，在外面当地方官，不回朝廷了。他的弟弟曾布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后来宋徽宗的时候当宰相。苏辙和苏轼是同年进士。这一榜里还有哲学史上很有名的两个人物：张载和程颢。吕惠卿是王安石最得力的助手，新法大部分是他设计的，后来王安石搞《三经新义》，也是吕惠卿帮忙的。司马光反对变法，吕惠卿和司马光反复争论，王安石面临政治危机的时候，当时老宰相韩琦反新法，吕惠卿公开驳斥韩琦。但吕惠卿后来也和王安石闹翻了。章衡这个状元政治态度不是很明显。程颢开始也是帮王安石变法的，后来反对。曾布、吕惠卿是支持变法的新党。

因为变法的发生，同年进士有相当大的一批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政治上有几个人之间敌对得非常厉害。这样的事情，对于人的心理打击很大，所以苏轼会有一种“天人之辨”，有时候觉得人不好沟通，人难相处，和天好说，和人难弄。

苏轼和他的“敌人”们

苏轼如何对待人际关系，如何处世，我们后面一个个看他的“敌人”，他们和苏轼之间相处的关系。

苏轼最早结下的冤家叫做程之才。苏轼的母亲姓程，程之才是苏轼舅舅的儿子，娶了苏轼的姐姐苏八娘。苏八娘到了程家以后日子非常难过，矛盾非常尖锐。按照苏洵的说法是被程家迫害致死，很早就去世了。当时苏洵有一首自咎诗，就是责备自己，而且和程家绝交，苏程两家绝交几十年。苏轼贬去惠州的时候，当时的宰相章惇早年和苏轼是好朋友，清楚这个事情，于是故意派程之才到广东做提刑使，方便他给苏轼吃点苦头。没有想到，两个人见面后非常要好，一起游玩写诗，苏轼和程之才之间的通信，有几十封传了下来。

第二个就是胡宿，苏轼和胡宿没有太具体的政治对立，只是在苏辙考科举的时候有过一些事情。苏辙的那篇《对策》文章，激烈地攻击宋仁宗，说他花在后宫的时间太多，当时司马光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应该录取为第一名，但是胡宿坚决反对，认为“不逊”。对于胡宿，苏轼兄弟并未记仇，他们和胡宿的侄子胡宗愈结成政治上的同盟，关系很好。

当然讲苏轼的敌人，最大的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关于新法的争论。林希写了一个笔记叫做《野史》，他是替苏轼说话的，他讲王安石很不好，“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说王安石很恼火，苏轼总是反驳他的新法，想害他，但是又没有办法。“会诏近侍举谏官”，正好朝廷要推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劾，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被推荐的官员，把名单拿到我这里考核一下，如果这个人不合格，推举的人要连坐。这个话表面似乎有些道理，但人家怀疑谢景温要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目的？苏轼的同乡长辈范镇，推荐苏轼担任谏官。然后谢景温马上调查苏轼，发现有问题了。据说，以前苏洵死的时候，他们运送苏洵的灵柩回家，在四川和开封之间，来回带了很多的货物，货卖私盐。北宋的国家官员是不可以做这个生意的，当然有做的，一般都是以家人的名义做，自己不可以做的。王安石非常开心，“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讯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坐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巧抑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到八路查问，经过的州县都去查，询问有没有带货物卖。查下来以后，没有带盐，但是坐了官家的船，正好眉州有新的地方官任命，他们到外面接新上任的官，正好把苏轼一起送出来，这个算是苏轼利用了公家的交通，坐了公船。这个罪名很小，没有办法定一个很高的罪名。但是苏轼不愿意在朝廷里面，于是到外面当地方官。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苏轼本来应该留在京城继续争论新法的，但是有一次司马光见神宗的时候谈到苏轼，司马光讲到苏轼怎么好。神宗讲苏轼这个人不好。司马光搞不懂苏轼为什么不好，然后神宗和他讲这个事。虽然这个卖盐没有事实，但是总归坐了公家的船，不好。苏轼通过司马光知道了皇帝对他的印象坏了，就到外面当地方官去了。当时按照苏轼的资历是可以做知州的，但却让他去做杭州的通判。王安石用这么一个办法把苏轼赶出了首都。后来苏轼遭受“乌台诗案”，不但旧党的官员上书救他，他的同年进士章惇也为他说话。据说王安石也反对这样做，但没有确实的依据，当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是反复地给苏轼说话，认为不能够用这个罪名杀苏轼。可能王安礼的行为有利于缓解王、苏两家之间的矛盾。

王、苏的和解发生在苏轼从庐山下来，继续坐船经过石钟山以后到现在的南京金陵，当时王安石隐居在那里，两个人见了面。记载这件事情的笔记，一致地说苏轼和王安石相见甚欢，两个人非常要好。但是具体的情况，每个人的记载都不一样。陈师道的记载，因为他是苏轼的学生，应该还是有点儿可靠。他说：“苏公自黄移汝，过金陵，见王荆公。公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公。’”好一个翰林学士，我早就想你适合当翰林学士。这个话在宋朝是有典故的，据说是南唐的李后主被抓到开封，太祖皇帝善待李后主，拉着李后主的手说好一个翰林学士。王安石把这个话送给苏轼。苏轼听了这个话后给王安石讲了一个故事，说“抚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价购之”，淮南有一个有钱人出高价购买这个杖鼓鞚，有一个抚州人有一个杖鼓鞚，家传好几代了，不远千里，到淮南登门求售。淮南人打了下那个鼓，说无声，不买。“抚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声，熟视而叹曰：你早作声，我不至此。”这个话有点儿双关了，可能苏轼就是用类似的讲笑话的方式和王安石沟通。

苏轼遭受的文字狱最初的起源和沈括有关。苏轼的后辈王铚《元祐补录》里面讲到，“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他们年龄相差不大。“轼论事与时异”，他因为对于政治的见解和王安石不一样，“补外”，到杭州当地方官。“括察访两浙”，他到两浙地区出差，跟皇帝告辞的时候，“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苏轼在杭州，他很有才华。神宗知道苏轼有才华，跟沈括说你要对他好一点。沈括到了杭州，“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把苏轼写的诗抄了一通，回去发现了问题，“归则签贴以进”，把诗里面的有些话贴出来，注明他的意思，进献给神宗皇帝，“词皆讪怼”，这里面都是讽刺的话。这个时候新法的争论刚刚过去，神宗皇帝不愿意马上生事端，没有追究。“轼闻之”，苏轼听说了，“复寄诗刘恕”，他给他的朋友刘恕写诗的时候，“戏曰：‘不忧进了也。’”这回我不担心别人进给皇帝了，因为刘恕不会告发他的。“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开始指苏轼诗有讽刺意义告诉皇帝的人就是沈括。沈括告发苏轼也是有沈括的道理，苏轼的罪证很明确，当时杭州出版苏轼的诗集，李定等人就用出版的诗文集为罪证。东西一出版，影响就大，对当时政策的执行就会造成障碍。沈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告发。但是后来，“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他们的关系看来改善了。

对苏轼伤害最大的敌人是李定。李定字资深，在王安石变法那一年担任御史。当时所有的御史都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不得不清洗御史台，再找支持新法的人当御史，就提拔李定。他为王安石做了很大的贡献，不断弹劾反对新法的人。元丰二年王安石已经下台了，当时御史台的台长蔡确升任执政官，李定继任御史台的台长，然后马上弹劾苏轼。6月初弹劾，6月下旬发令去抓捕，苏轼这个时候在湖州，当场被逮捕。押到御史台，由李定负责审理。关于这件事有一个很可贵的资料，当时另外一个官员叫做苏颂，因为另一件事情也被押在御史台，他有一句诗写到“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说我北面一间房子，那个人惨了，又是骂又是侮辱，通宵不让他睡。那个人就是苏轼。但是也有资料说，李定因为审苏轼，而审得佩服起来，说苏轼“虽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

在苏轼和王安石和解以后，元丰八年到登州做知州，做了五天，马上进京，经过青州碰到李定，这个时候苏轼给他旧党的朋友写了一封信，里面讲到，“青州资深，相见极欢，今日赴其盛会也”。可见他们也和解了。

顺便讲到“乌台诗案”发生时的执政官蔡确，神宗死后，蔡确从宰相位置下来了，到安州做地方官，当时心里不舒服，去游安州一个叫车盖亭的地方，写了几首诗。诗里面贬低武则天，被人告发，说这是在讽刺太皇太后。这件事情把蔡确搞得很惨，后来被贬到现在的广东，一直没有放回来，死在那里。这叫“车盖亭诗案”，发生在元祐四年，苏轼正好离开朝廷去杭州，临行前给太皇太后写了一封《论行遣蔡确札子》，明确反对文字狱。他说蔡确可能确实有讽刺，但是人家写了两首诗，你把他贬到岭南，这样不对。可以让皇帝下命令追究，太后再下命令免予追究，这样表示皇帝对于讽刺太后是重视的，而太后又是宽容的。这个办法最好，但是太皇太后没有听他的。太皇太后恨死蔡确了，甚至说如果司马光在的话，一定不会允许这种人骂我。

苏轼的前半辈子和司马光的关系非常密切。司马光一做宰相马上起用苏轼，原因一方面他们政见相同，另外也别有用途。后来新党章惇说，当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够“鼓动四方”。朝廷的命令文书，需要苏轼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写文章，而且文章被大家所喜爱，这样才可以顺利改变新法的政策。司马光后来和苏轼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矛盾，当时苏轼给他的朋友杨绘写信诉说了这一点，“昔之君子，唯荆是师；今之君子，唯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以前大家都听王安石的，现在大家都听司马光的，这都不好，所以他和司马光经常唱反调。之后司马光生气了，想把他赶走，不过司马光马上去世了，所以苏轼又留下来了。

不管怎么样，苏轼和司马光的关系还是比王安石要好得多，司马光去世的时候，朝廷特意任命苏轼写《司马温公行状》，这个行状写得很长。苏轼之后的敌人是司马光的那些学生。司马光本人活着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可以和他争论沟通，他未必不能改变的。但是死了以后就麻烦了，那些继承他遗志的弟子完全照搬司马光这一套，一切东西都成了凝固不变的。这个时候苏轼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和司马光的继承者不断地闹。历史上叫做洛蜀党争，洛蜀党争其实名不副实的，洛蜀党争的意思是苏轼和苏辙是蜀党，因为他们都是四川人；而程颐是洛阳人，叫做洛党。程颐的官很小，和二苏不能比，真正和他们敌对的是当时刘安世、刘挚、朱光庭这些人。这些人主要继承司马光。至于所谓的蜀党是政敌给他们起的名称，叫他们蜀党，实际上苏轼的党羽里面没有四川人。苏门四学士没有一个四川人。同朝的四川人政见比较一致的是有的，范百禄、吕陶这两个比较明显，是四川人，支持苏轼。但是这两个人的资格都比苏轼老，不能说是党羽。和他非常铁的，意见非常一致的是常州人胡宗愈。因为苏轼算是半个常州人，可以算是老乡，胡宗愈和他的意见非常一致。胡宗愈当副宰相的时候，引起了刘安世的反对。刘安世有一个集子传下来的叫做《尽言集》，里面反对胡宗愈出任执政官的奏章连续地上，有二十几封。反正他每天上一封，只要太皇太后不批准就继续上，理由是胡宗愈是二苏的党羽。

而苏轼最后成功沟通的人，也是刘安世。刘安世后来也贬到岭南，而且不断地给他换地方，一会儿让他到英州，一会儿到梅州，一会儿到化州，移得刘安世日子非常难过，但是他顽强地活着，一直活到宋徽宗的时候，从南方把他放回来。这个时候苏轼也从海南岛回来，在江西碰到了。北宋的一个和尚写的《冷斋夜话》有一段记载，“东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余……尝要刘器之（刘安世）同参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闻见玉版，欣然从之。至廉泉寺，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问此笋何名，东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师善说法，要能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戏，为大笑。东坡亦悦。”这个时候他们前面的冤仇一笔勾销了，这是最成功的一次沟通。刘安世晚年有一个语录叫做《元城语录》。这本语录对于东坡评价很高，他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这个评价还是很公正的，这次沟通非常成功。

苏轼和章惇最后也和解了。章惇执政的时候把苏轼流放到海南岛。陆游《老学庵笔记》里面记到一条，他发现一个事情，绍圣中贬元祐大臣，苏子瞻贬到儋州，苏子由贬到雷州，刘莘老贬到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这个是章惇的恶作剧。陆游是新党的后代，他说这个话还是比较公正的。

宋徽宗上台后，章惇因为起初反对宋徽宗当皇帝，所以宋徽宗把他贬到苏辙贬过的那个地方（雷州），而当时苏轼从海南岛回来了。《云麓漫钞》有记载：“东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还次京口，时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书抵先生……先生得书大喜，顾谓其子叔党曰：‘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命从者伸楮和墨，书以答之：‘某顿首致平学士：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这里的“丞相”就是章惇，他的儿子叫章援，苏轼给章援回信，表达了对章惇的关心。

以上，像程之才、沈括、王安石、李定、刘安世、章惇，最后苏轼跟他们都和解了，他这个人沟通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处世态度。

苏轼和吕惠卿

新党的另外一些人比较难搞。吕惠卿，苏轼从来没有意图和他沟通过。吕惠卿是苏轼兄弟最憎恨的一个人。司马光当了宰相以后要改变王安石的政策。要改变内政，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外交方面先稳定下来，不要和外边有战争。吕惠卿这个时候在延安，知道司马光要干什么，为了阻止司马光改变内政，就擅自挑起战争，好让你去忙外患。当然西夏也不客气了，搞得司马光非常难过。当时司马光对于吕惠卿恼火得不得了，情愿对外割地赔款，也要搞掉吕惠卿。这样使司马光元祐更化要以屈辱外交为前提，当然恨透了吕惠卿。当时要起草贬谪吕惠卿的制书，那天苏轼不上班，但是苏轼听说后放出口风，说做了这么多年的刽子手，今天才有机会杀一个人。于是那天值班的人称病回家，把起草制书的机会让给苏轼，苏轼来顶班，马上起草贬谪吕惠卿的制书。“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蠧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这是苏轼一生骂人最厉害的一篇文章。苏轼被贬的时候，执政的章惇、蔡卞心里很清楚，吕惠卿是不能当广东地方官的，吕惠卿到广东去的话，二苏就没有活路了。吕惠卿申请当地方官，可以去北方和湖南，广东不能去，否则要出人命。所以吕惠卿是苏轼兄弟最大的一个仇人。

苏轼的人生态度

我们最后读一首东坡著名的词，这首词可以反映他处世的态度。“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他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人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要因为离别伤感，离别是人生本应该有的内容，就像月亮有阴晴圆缺一样。所以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就难全，不要埋怨人世的生活，更不要乘风归去。这也是东坡对于人生的态度，尽管这个人间不是很令他满意，尽管这里面有很多人对他造成的伤害很大，但他还是喜欢人间的。所以他能够不断地和政敌用轻松愉快的方式沟通，这即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态度。

陈劲松

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讲师

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戏剧戏曲学讲师。2006年3月—2007年3月，应韩国江陵大学之邀，作为访问学者教授中文一年，并从事相关学术活动。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戏剧戏曲学、民俗文化等。与导师翁敏华教授合作点评《长生殿》，并合作编写《“四大名剧”精讲》；曾多次参加有关《长生殿》和《牡丹亭》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