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他是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严嵩为官专擅媚上，窃权罔利，并大力排除异已，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为明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
中文名：严嵩
别名：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480
职业：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
目录
1人物简介
2少年时期
3出仕官场
4退隐钤山
5重返仕途
6朝廷斗争展开
目录
1人物简介
2少年时期
3出仕官场
4退隐钤山
5重返仕途
6朝廷斗争
7大小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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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严嵩(公元 1480～1567年)，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严党首领。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旋病休归里，读书钤山十年，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还朝复官。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 (1536)，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嘉靖二十一年(公元 1542年)任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严嵩善于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从而受到皇帝的宠幸。他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九月，严嵩升任首辅，独揽国政，被称为“青词宰相”。他年过花甲，整天在西苑值庐，未曾归家洗沐，明世宗被其勤奋感动，更为信任于他，他其实是行政不作为。宫婢之变后，世宗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欲重修宫殿。严嵩可能考虑营建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因此，严嵩失去宠信。
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
严嵩素有贪名，时两京（北京、南京）都察院年年都把严嵩列为贪污第一名。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
编辑本段少年时期
严嵩，史载其“长身戍削，疏眉目，大音声。”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出生在分宜介溪一个寒士之家，祖父严骥，父亲严准是个穷秀才，在乡里课蒙童。
严嵩幼时聪慧，又是长房长孙，他父亲对他的学业格外关心，八岁时就书史成诵，能为文，属对有奇语．据《严氏族谱》，嵩读私塾时，曾与其老师及叔父对联语有曰：“手抱屋柱团团转，脚踏云梯步步高”；“一湾秀水足陶情，流珠溅玉四顾好山皆入望，削碧攒青；”“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因出语非凡，被人称为神童。
编辑本段出仕官场
经过多年苦读，严嵩在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进士，并随之以《雨后观芍药诗》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明制，选新进士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士，继续学习，并练习政事），这年严嵩刚刚二十六岁。正德二年（1507），严嵩庶吉士结业，被授为翰林院编修。
他出仕的时期正值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这个多事之秋。明世宗在位四十六年，他只关心两件事，即“大礼议”和玄修，而大臣们在这两件事上的态度则是他衡量人才的标准。严嵩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都恰到好处，因议礼而骤贵，赞玄修而得宠。
严嵩少年得志，但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
编辑本段退隐钤山
明武宗朱厚燳好逸乐，建豹房，游宣府，纵情享乐，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
严嵩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耻的。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南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大学士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因此，严嵩借丁忧之机，托辞称病。
正德三年，严嵩在钤山之麓修建“钤山堂”，过起了隐居生活，以诗文自娱。期间，严嵩“锐意名山大川，揽胜寻幽，著述日富”。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诗文有清雅之名。时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称：“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传说北京老字号酱菜店“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的墨宝。
在归隐期间，严嵩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学问渊博，且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正德七年（1512），严嵩应袁州府太守之请，修《袁州府志》，于正德九年（1514）将《袁州府志》纂修完毕。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严嵩因之声望日隆。
钤山隐居的八年，对严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避居钤山，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严嵩潜心读书，埋头诗作，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
编辑本段重返仕途 正德后期，政局变化很大，刘瑾被诛，焦芳削官，朝廷中当政的主要是杨廷和、费宏等人。他们都是南人，也多属于正人君子，与严嵩还多少有些交情。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严嵩应诏复职，赴京重返仕途。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照驾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小皇帝继位时年方十五岁，却非常有主见。他为了追崇自己的本生父母，与廷臣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明世宗之所以掀起这场争斗，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为其父的封号、祭祀典礼和称宗入庙等问题，与大臣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礼议”之争的实质，首先在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追封没有做过皇帝的兴献王为皇帝，目的是维护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继承其堂兄武宗，而是来自他父亲这一脉的血缘关系，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明宪宗。“礼议”之争争论历时二十多年，以明世宗的胜利而结束，许多朝臣因为礼议之争，或丧命，或下狱，或遭贬，而严嵩却是“礼议”之争中的少数几个受惠者之一。
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多在翰林院、国子监等政治斗争相对较少的地方任职，而且还曾多年居官南京。在“大礼议”之争最激烈的前期，严嵩没有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得以自保。
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世宗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命下礼部集议。严嵩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世宗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明孝宗献皇帝称宗入庙。于是，严嵩顺从皇帝的意思，为世宗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严嵩从此平步青云。
编辑本段朝廷斗争
世宗热衷于炼制丹药和祈求长生，仪式中经常需要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由此就产生了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都非常奇特的青词宰相。
所谓青词，就是道教斋醮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世宗经常要求臣下进献青词，写得好的立即加官晋爵，甚至入内阁。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因进献青词而得宠，严嵩同榜的状元顾鼎臣就因青词得宠而入内阁。严嵩文笔颇佳，所作青词无不合乎世宗之意，嘉靖十八年（1539）正月，皇帝举行“尊天重典”，礼部尚书严嵩尽职尽责，作青词颂德，被特加太子太保。当时，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得幸”，时人讥为“青词宰相”。
夏言因在大礼议中站在皇帝一边而骤然受宠，曾在世宗朝前期担任过礼部尚书，后来又担任内阁首辅。他在严嵩的政治生涯中起过重要作用。他曾经是严嵩向上爬的阶梯，后又与严嵩相互倾轧。在经过了长达十余年惊心动魄的争斗后，他被严嵩陷害，惨遭弃市（弃市是古代的一种刑法，在闹市处以死刑，并将犯人暴尸街头）。
夏言是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才考中的进士，要比严嵩晚十多年，但是他升迁很快，职位比严嵩高。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入阁拜相，十八年（1539）升为首辅。严嵩在重返仕途的十多年里，一直担任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职，夏言与他是江西同乡，严嵩对夏言曲意奉承，得到夏言的信任，多次为他引荐。严嵩就是在他的提携下升任礼部尚书的。
然而二人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夏言对他又拉又打。在严嵩日渐宠信、欲入内阁之时，却因夏言的阻止未能如愿。严嵩表面上依旧对夏言恭谨和顺，背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开始谋划如何扳倒夏言。夏言“豪迈有俊才，纵横辨博，人莫能屈”，为官勇于扶正，但他仗着皇帝的宠信，有些骄横，有时在世宗面前也态度疏慢。当时在大臣中颇有微词，有“不睹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之语。严嵩就利用夏言性格上的弱点，大做文章，在言行上和夏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对世宗处处表现得谦卑忠勤；对同僚更加恭敬礼让，因而很得人心。
在一些具体事件上，严嵩某些如小丑般的表现，更是让世宗非常满意。按明朝冠服制度，皇帝戴的帽子是用乌纱折巾而成的，称为翼善冠。明世宗推崇道教，不戴自己应该戴的翼善冠而戴香叶冠，也就是道士帽。他还特制了五顶香叶冠分赐给夏言、严嵩等人。夏言认为这不是大臣的正式朝服，不应该戴，因此从来没有戴过，世宗对此非常生气。严嵩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在入值西苑、皇帝召对的日子，特意戴上香叶冠，还在冠上笼以青纱，以示庄重。世宗见了，果然龙心大悦。同时，世宗命大臣们入值西苑时，都按照道士的习惯骑马，不准坐轿。夏言根本不理会，依然是坐轿进出西苑。
夏言这些轻视道士的举动，也使皇帝身边的道士对他衔恨在心，少不了在皇帝面前借机诋毁他。众口铄金，夏言渐渐地失去了皇帝的恩宠。严嵩看时机成熟，就在一次世宗单独召见他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诉说夏言平时对他和其他大臣肆意欺凌。不久发生日食，严嵩又借上天警示之名趁机陷害夏言傲慢犯上。世宗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即罢了夏言的官职，把他赶回了家。天遂人愿，严嵩终于搬掉了自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补了夏言离去后的空缺，以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
这时，严嵩已经个六十多岁，但却精神矍铄，日夜在西苑侍值，常跟从在皇帝左右。世宗越发对他恩宠有加。严嵩没有因为入阁而满足，他为独揽朝政，千方百计打击异己，并结党纳贿，动辄以千万计。其间曾有多位言官对严嵩进行弹劾，都因皇帝的庇护，而对之奈何不得。
嘉靖二十四年（1545），世宗因听到一些有关严嵩骄横的传言，对他渐生厌恶之心。恰巧此时内阁缺人，世宗下诏再次起用夏言。夏言入阁后重任首辅，职位在严嵩之上。因上次去职的缘故，夏言对严嵩不但轻慢如前，还时时加以打击。夏言处理政事时根本就不征求严嵩的意见，并把严嵩安排的亲信尽数除去。没过多久，严嵩独子严世蕃借他父亲的权势做了尚宝司少卿，管理一些工程项目，大肆贪污受贿。夏言察知后，欲上疏弹劾。严嵩请求夏言宽大为怀，放过世蕃。夏言被说得心软了，答应不再追究。但严嵩对夏言的怨恨却与日俱增，表面上笑语周旋，暗地里却在伺机反攻。
夏言不把小太监放在眼里，忙于政务。而严嵩则对这些小太监多多礼让，还时常塞些金银进行贿赂。世宗听了小太监添枝加叶的汇报，对二人有了截然不同的印象。这时夏言已年迈倦怠，青词稿大多都是让他的幕客撰写，甚至有很多青词都是原来曾经进献过的，世宗非常生气，动辄就把他进献的青词丢弃到地上。严嵩在青词上却更下功夫，这样，严嵩的恩宠更加巩固，夏言的地位又岌岌可危了。
嘉靖二十五年（1546），兵部侍郎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提出收复被蒙古占领的河套地区的计划。河套地区就是今天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大片黄河沿岸地区。控制河套地区，对明代的边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世宗向大臣们征询意见，夏言表示赞同，严嵩则坚决反对。严嵩还趁机攻击夏言和曾铣是“擅权自用”、“好大喜功”。这时，恰巧内宫失火，皇后去世，这些变故让世宗惊惧不安。不久，蒙古军进扰延安、宁夏等地，严嵩趁机对世宗说，这些都是因为夏言、曾铣要收复河套造成的。世宗对此深信不疑，立即将曾铣缉拿处死，让夏言再次致仕。严嵩怕夏言他日东山再起，必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于是，他又诬蔑夏言是收受了曾铣的贿赂而支持收复河套的。大臣与边将勾结是大罪，于是夏言终于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惨遭弃市。
夏言惨死时，没有人为他喊冤。等到严嵩在政治上胡作非为、“祸及天下”的时候，人们才感到夏言死得可惜。有意思的是，日后代替严嵩的首辅徐阶恰恰是夏言所推崇赏识的人物。
编辑本段大小丞相
严嵩虽然在嘉靖朝权倾一时，位高权重，但他在家庭生活中却是一个好丈夫，与结发妻子欧阳氏的感情很好，没有其他姬妾，二人育有二女一子。严嵩柄政时，朝野上下流传着“大丞相”、“小丞相”的称呼，“大丞相”指的是严嵩，“小丞相”指的就是严嵩独子——严世蕃。
严世蕃，号东楼，生于正德八年(1513)，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因罪被斩，时年五十三岁。严世蕃不是经过科举走上仕途，而是借他父亲的光，先入国子监读书，后做官，累迁至尚宝司少卿和工部右侍郎。据说，严嵩长得又高又瘦，眉目疏疏，声音又大又尖，可是，严世蕃的长相和他爹却一点相似的地方都没有，“短项肥体”，果然是富家公子气象，只是可惜一目失明。严世蕃奸猾机灵，通晓时务，熟悉国典，颇会揣摩别人的心意。
嘉靖二十七年(1548)，严嵩再任首辅时，已经年近七旬，逐渐有些年迈体衰，精神倦怠。这时，他还要日夜随侍在皇帝左右，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政务。如遇事需要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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