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又称雕刻，是雕、刻、塑三种创制方法的总称。指用各种可塑材料（如石膏、树脂、粘土等）或可雕、可刻的硬质材料（如木材、石头、金属、玉块、玛瑙、铝、玻璃钢、砂岩等），创造出具有一定空间的可视、可触的艺术形象，借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感受、的一种视觉和触觉艺术。
雕塑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的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同时又受到各个时代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在人类还处于旧石器时代时，就出现了原始石雕、骨雕等。雕塑是一种相对永久性的艺术，传统的观念认为雕塑是静态的、可视的、可触的三维物体，通过雕塑诉诸视觉的空间形象来反映现实，因而被认为是最典型的造型艺术、静态艺术和空间艺术。
中国古代的雕塑主要有以下几种：
泥塑 即用粘土塑制成各种形象的一种雕塑，也是中国最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如天津以泥塑闻名的“泥人张”。它以泥土为原料，以手工捏制成形，或素或彩。古代的佛像、神道像、殉葬品如民间的陶俑，秦始皇墓兵马陶俑等皆是泥塑。泥塑经过烧制者称为陶塑。其起源也很古老，在原始社会末期，居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原始人，已经开始制作泥塑和陶塑了。1975年在陕西华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墓葬中就发掘出一件陶制鹰鼎。用特质的高岭土（即瓷土）烧制的则称为瓷器。中国古代的成窑、钧窑皆以生产质地优良、造型精美的瓷质雕塑闻名。
石雕 一般采用大理石、花冈石、惠安石、青田石、寿山石、贵翠石等作材料。花冈石、大理石适宜雕刻大型雕像；青田石、寿山石的颜色丰富，更适宜于小型石雕。石雕技法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立体石雕。包括立体人像、动物雕像、壁炉、雕刻柱头等；另一类为平面石雕。包括浮雕、镜框、画框、透雕窗格、刻字牌匾、石刻画、影雕和线雕等。至于石雕的种类则有以下十二类：
1、观赏、挂戴和收藏石制工艺饰品石雕。如各种观赏石及摆设件。这类石雕制品体积比较小。
2、石窟和摩崖石雕。如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佛雕和各种造像。
3、陵园石雕。各种陵墓石像、石棺椁、墓葬祭品等，如汉武帝茂陵石仲翁，唐太宗的昭陵六骏等。
4、宫殿、宅第和园林石雕。如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河北承德避署山庄内都装有非常精典的石雕制品。
5、寺庙神殿、经幢祭坛石雕。如北京雍和宫、山东孔庙中的石柱、石栏和神龛都是石雕制品。南越国御苑遗址，以石板作冰裂纹精工铺砌的石池、婉蜒曲折的石渠、巨大石板架设的石室以及多种石构件，为中国秦汉遗址所首见。
6、石桥石雕。如河北赵州桥的人物石雕、北京芦沟桥上的石狮等。
7、石阙和牌坊石雕。如孔庙石碑坊石雕。
8、塔建筑石雕。各种石塔如灵隐寺飞来峰石塔人物雕塑，六和塔佛像浮雕等。
9、碑书石雕。各种纪念碑、陵墓碑等，如武则天乾陵的无字碑和明十三陵的墓碑浮雕。
10、人物与动物石雕。如名人雕像、佛像、石狮等。
11、生活工艺用品石雕。如桌、椅、凳、茶几、灯具、墨砚等。
12、现代城市园林与纪念石雕。如大型城市雕塑、园林雕塑和纪念雕塑等，如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中国最早的大型石雕以西汉霍去病墓的16件动物石刻为代表。作为将军生前为国立功的战场——祁连山的象征，墓上散置各种现实生活中的野兽和神怪的幻想动物形象，与大自然环境结为一体，充溢着生命力。这些作品雕刻手法异常简练概括，利用了石材的自然形态，略加雕凿，便生动地呈现出不同动物的神态，形式博大、雄浑。其中马踏匈奴石刻具有象征意义和纪念碑的成分。南越王宫署遗址发现有多根四方基座八角棱柱形石栏杆，是中国建筑史上目前已知最早的石栏杆构件。南越国御苑遗址，以石板作冰裂纹精工铺砌的石池、婉蜒曲折的石渠、巨大石板架设的石室以及多种石构件，为中国秦汉遗址所首见。
青铜雕 为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具有雕塑性质的青铜礼器，以人和动物或神异动物形象铸为器形。在当时的贵族生活中，这类器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礼仪的意义，而不同时代又各具不同的时代特征。商代作品大多富于神秘、威慑的色彩，表现的是神化了的人与兽。如湖南出土的人面方鼎上的浮雕人面，虎食人卣、象尊、豕尊。等。西周以后，风格趋于写实，现实的、理性的因素有所增长。出现刖刑奴隶的“守门鬲”、“鸭尊”、“驹尊”等作品。春秋、战国时期，转向于繁缛华美，追求装饰性，如山西浑源出土的牺尊。陕西兴平出土的“犀尊”则表现了高超的写实技巧。犀牛的躯体特征、动态，以及雕塑的体量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还有一些青铜作品不是礼器而是以人或动物形态制作的器物支架或底座、灯座、车马器等，人与动物的动态得到了更为生动的表现。最成功的作品有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所出的各种动态的人型器座、河北平山中山国墓出土的“虎噬鹿器座”；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的6个钟铜人，均作武士装束，有彩绘，为战国时期人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四川广汉南兴镇出土的“三星堆纵目人面具”，为5000年前相当于商代早期的古蜀国青铜器。
木雕 木雕是从木工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工种常被称为“民间工艺”。木雕可以分为立体圆雕、根雕、浮雕三大类。有的还涂色施彩用以保护木质和美化。一般选用质地细密坚韧，不易变形的树种如楠木、紫檀、樟木、柏木、银杏、沉香、红木、龙眼等。采用自然形态的树根雕刻艺术品则为“树根雕刻”。
中国古代木雕的用途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供奉类，用来制作神像、菩萨像，如用紫檀木制作的观音像、达摩像、钟馗像、弥勒佛像、如来佛像等，供在庙宇、家中佛堂或店铺佛龛中；第二种是实用类，一是用在建筑上，如房屋的梁架雕刻（包括屋梁、瓜柱柁墩、藻井天花等）、檐下雕刻（包括斗拱、额枋·花板、雀替·撑拱、挂落垂花柱花牙子、栏杆、匾额等；门窗雕刻（包括门头门罩、门、雕窗等）二是室内摆设、家俱，如木质屏风、吊屏上的装饰；床、桌、椅、凳上的雕刻等；三是赏玩类，如各种根雕、案头用楠木、紫檀、黄杨木等珍贵木材做成的案头摆设等。
玉雕 玉的质地晶莹温润，历来受到人类喜爱。中国、新西兰、墨西哥是世界闻名的三大玉器生产国，尤以中国玉器工艺源远流长。早在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早期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玉璜、玉环、玉珠等玉雕工艺品。到了商朝的琢玉技艺就比较成熟了。玉雕的材料，有白玉、碧玉、青玉、墨玉、翡翠、水晶、玛瑙、黄玉、独玉、岫玉等几十种。因为玉本身性质细致、坚硬而温润，或白如凝脂，或碧绿苍翠，色泽光洁而可爱，适合制作名贵的物品，如随身佩戴的玉环、玉佩、玉带、扳指等，以及杯、盅、碗、筷、花瓶等用具；人物花鸟等室内装饰和案头清玩。也有大型玉雕，如乾隆年间苏州玉工朱永泰的玉雕作品《玉福海》，亦称《云龙玉瓮》原玉石重2500千克，连座高134.5厘米，宽135厘米，长60厘米，腹深34.5厘米，历时四年零四个月完成。现存故宫乐寿堂明间西侧与玉寿山相对。朱永泰的又一玉雕作品《大禹治水玉山》。玉重一万零七百多市斤，高244厘米，宽96厘米，嵌金丝烧古铜座，堪称“玉器之王”。奉旨按宋人画《大禹治水图》设计。玉山背面镌数百字御制诗文和玺文，亦由朱永泰篆刻。全部工期近10年。现仍在乐寿堂后间。
至于玉石的制作，一般人以为是用雕刀刻成的，其实不然。玉石的质地很坚硬，雕刀刻不进去，而是采取琢磨的方法，即在制作时，用各种形状的钻头、金钢砂和水，根据作品形状把多余部分琢磨掉。因此完成一件玉雕作品要花很长的时间。
漆雕 是一种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剔刻花纹的技法。也叫剔红，中国乃世界上最早发现且使用天然漆的国度。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漆器之实样器物，江南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木胎朱漆碗便是实证。商周起，人们用色漆装饰器物，到了唐宋时代，髹漆技艺渐趋成熟。将漆涂刷于各种胎骨制成的器物上，谓之“髹”，于是有了一门漆器工艺：雕漆。匠人在器物胎型上涂刷数十层朱色大漆，将干未干之时，以刀代笔雕刻纹样。工艺流程极其复杂。制漆、制胎、做胚、打磨、做、里退光等等，过程繁复，用时很长，因此大型漆雕也极其昂贵，在古代也一直是皇室贵胄的陈设品。
传世剔红器因保存不易，珍贵难得。唐代剔红至今未见传世实物，宋元时代，剔红技艺成熟、名家辈出，尤以江南匠师为上。杨茂与张成两位剔红名师皆为浙江嘉兴府人。杨茂颇得大宋院画风格，剔红常以锦纹做底，浮雕山水人物，剔工圆润、刀痕丝毫不露。张成则擅剔花葩，枝叶肥厚、舒卷自如。但传至今日，宋代的漆雕也仅故宫与全球几大博物馆悉藏数件。如故宫收藏的《宋剔红缠枝莲纹盘》。如今面世流转的多为明清两朝所出。
明代永宣年间，张成之子张德刚继承父业，入朝廷主持漆器制造，他承袭父辈风格，讲求藏锋不露、漆层肥厚，题材上亦延续前朝，多以花卉山水为多。这一时期，漆工革新不断、技艺突飞猛进，多种锦地纹样层出不穷，天锦纹、地锦纹、水锦纹……与山水花卉人物并生，细腻之处，甚至能从断面辨清施漆的层数，千文万华、剔红兴盛。
清代初期，宫廷仍任用大量前朝髹工，剔红水准不减，并在王室好尚的倾向下，更趋精工细巧，髹剔纤密繁复。乾隆极喜剔红器物，故而这一时期的剔红工艺亦最为繁荣，清宫造办处下设四十二作中，就专设有“漆作”，多种工艺并施，工种亦开始细化，由髹工负责逐层施漆，画工加以描画行纹，再由牙工以刀代笔、剔刻成器。元明早期，剔成的器物尚需以锉草打磨，方能尽显光泽，而到了雍乾两朝，娴熟的刀工已无需后道的打磨工序，全凭圆润刀法起转剔刻，花纹样式酣畅而成。剔红器物亦遍及宫廷各处，自碗、碟、盒、瓶到家具陈设，无所不包。
剔红一技，昌盛数朝，直至清代晚期，因外忧内乱，国运日促而渐向潦草，直至衰亡。
下面按历史时期分别介绍其雕塑的主要类别、特征及其代表作品：
一、上古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人和各类动物形象，神话传说的龙等神异形象也已出现。这类作品以陶塑居多，也有少量石、玉、牙、骨等材料的雕刻。有圆雕，也有浮雕、线刻。有的是独立的雕塑作品，有的则是附加于器物盖或口沿、肩部的装饰物。在原始社会末期，居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原始人，已经开始制作泥塑和陶塑了。1975年，在陕西华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墓葬中发掘出一件造型精美陶制鹰投壶。在湖北屈家岭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中，出土了一些手捏的只有数厘米大小的动物雕塑。从它们的形状来看，是经过特意烧制的陶制品，如陶鸟、陶猪、陶鱼之类，造型完整而有情趣。好像是当时在制作大体陶器之余，用剩下的泥巴即兴作出来的。不知是否专门为孩子制作的玩具，还是另有用途，总之，它们主要起娱悦性情的作用。在黄河中游早期的遗址中也有类似的动物陶塑发现。陶塑小动物都是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定居后普通饲养的猪、羊、狗、鸡等家畜家禽，反映了制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经过观察，发生兴趣才去加以表现的。原始陶塑的含义可能是多重的，也是比较模糊的，从而带有某种远古的神秘感和莫解的奇妙。其表现手法真实，朴实、自由、夸张、概括，一点也不雕琢，体现了一种随意美，稚拙美。它们为后来较大和较精细雕塑的制作，奠定了基础。
这些作品普遍出现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等南北各地古文化遗址之中。人物形象主要有立体的全身像、头像、浮雕人面，以及塑于壶、瓶、罐等容器口部的人头像，以小型作品居多。早期作品形态粗简、夸张，随意捏塑的成分居多。发现于中原和西北地区的一些人头形作品，以捏塑、贴塑和锥刺等手法制作而成，有的并加彩绘，开始了塑绘相结合的传统。眼、口镂空，造成深色阴影，看上去颇有神采。有些作品已注意到表现男女性别的明显差异。如同属仰韶文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寺嘴等地的彩陶瓶口上的人头像面部磨光，或披长发，是少女的脸型；陕西宝鸡北首岭的陶人头则是画了胡须的男子形象。辽宁喀左东山嘴所出红山文化的小型裸体女像，相当准确地表现了孕妇的体态特征，可能是生育神或农神。这些小型人像塑造的动机可能与巫术活动有关
陶塑
现在发现的我国早期陶器，是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得到的。其中以磁山和裴李岗为代表。裴李岗在河南新郑县，磁山位于河北武安县。两处遗存的年代皆在公元前六千多年，裴李岗要略早一些。已知最早的雕塑作品是发现于河南省密县沟的一件小型人头陶像，属于裴李岗文化遗物。
裴李岗和磁山遗址出土的陶器都是手制的，器壁厚薄不匀，器物也很简单。习见的有钵、盌（wǎn，碗）、壶、罐，以及一些三足、四足器皿。器物表面大都是素面，只有少数器表出现绳纹、划纹、蓖点纹、剔刺纹等。陶质松散，质地也较粗糙。但裴李岗出土的陶质羊头和猪头，磁山发现的一片简单的划红色曲折纹的彩陶，以及在河南省密县沟出土的属于裴李岗文化遗存的一件小型人头陶像，在陶塑艺术史上皆有奠基和发轫意义：
从磁山那片划有曲折纹的红色彩陶延续下来，相继出现的是新石器中晚期的仰韶文化中绚丽多姿的彩陶。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因第一个发掘地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仰韶村遗址而得名。距今大约7000-5000年。仰韶文化至今已发现上千处，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渭河、汾河流域，包括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区，以陕西省最多，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6000多年，，是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它包括大汶口马家窑、半坡、庙底沟、秦王寨等不同时期和类型。
其中半坡类型彩陶以各式盆、钵、壶、尖底瓶多见；彩绘基本为黑彩，常见鱼、鹿、蛙、羊等动物纹、人面纹以及三角、宽带、波折、网格等几何纹。鱼纹是半坡彩陶中相对比较多见的题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安半坡出土的几只鱼纹罐、人面渔网纹盆，以及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的八角星纹陶豆；从裴李岗出土的陶质羊头和猪头延续发展，相继出现半坡文化中的人头陶器盖，猪形陶哨、陶鸟；陕西华县太平庄的人头陶壶；甘肃秦安的人头彩陶瓶，浙江河姆渡的陶塑人形、猪形、陶羊、陶鱼，大汶口的猪形陶器，以及属于红山文化大型泥塑作品，如在辽宁牛河梁祭祀遗址发现有相当于真人头大小的女神残头像，面敷红彩，眼嵌青色玉片，神庙内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塑像，从一些残迹推知，最大的塑像约3倍于真人。体内以木架支撑，内外泥层有粗细之别。表明5000年前，已初步掌握了塑造大型泥塑的技能。除人像之外，还有形体很大的猪、龙与禽鸟等形象的塑造。
继“村落农业”高度发展的仰韶文化之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至3000年间属于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制陶工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龙山文化已普遍使用快轮旋制技术，选用的原料是一种可塑性大的黑土和黄粘土。常见的器形有杯、豆、鬶、壶、鼎等。器物上的流、把、盖一类附件也增加了，并且都是手制的。器表以素面为主，但也喜欢用镂孔作装饰。其中器壁厚底1.5毫米，薄如蛋壳的高柄杯是龙山文化高水平制陶工艺的代表之作。特别是在烧陶技术方面，已经学会控制陶瓷颜色的技法。往往在烧成将近结束时，采用熏烟的方法，将大量的碳渗入坯体，生产出一种表里墨黑、光亮如漆的黑陶。这种技法至今还在山东日照一带流传着。
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代表性作品除龙山高柄杯外，还有马家窑彩陶、半山彩陶、马厂彩陶和齐家彩陶等。
这个时段动物雕塑大都是小型作品，表现对象是当时人们所豢养的禽、畜和狩猎对象，以及神话性质的动物。在长期接触中发展了人的观察和表现能力。有些作品异常生动，如河姆渡文化的陶猪、湖北龙山文化的象、狗、鸟、兽等小陶塑，都能概括而传神地表现出对象的形体特征和活动情态。还有一些做成鸟兽形状的容器，可能具有礼器的性质，为商周青铜礼器之滥觞。这类器物既注意实用的功能，又生动地表现了动物的不同神态，艺术性很高。如陕西华县所出的陶鹰鼎，神态猛鸷，造型的体积感很强。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白陶并不表现为具体的动物形象，却能引发欣赏者对于鸡、鹅等动物动态的联想。年代较晚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还出现了很多玉石雕刻的鸟、龟、虎等动物形象作品。神话动物龙的形象已多有发现，并有不同的造型特征。红山文化的玉龙，被认为是由猪神化而形成的。河南濮阳仰韶文化墓葬中所发现的3组以蚌壳摆塑而成的龙虎图案中的龙与后代龙的形象相当接近。
新石器时代陶塑器皿往往与彩绘相结合。彩绘是我国最早的工艺类绘画。其彩陶大多是红色陶质的盆、瓶、盘、豆一类盛器，原始艺术家用一种刷笔，醮了黑色、白色以及红色画在器表上。制作的年代在大约距今3000年至5000年间。着色可分为单色装饰纹样和彩绘装饰纹样两样；彩绘内容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抽象的图案，一类是具象的人、动物或昆虫。其纹饰的种类也非常多。常见的有水波纹、旋转纹、圈纹、锯齿纹、网纹等十几种。线条画得规整流畅，图案的组织讲究对称、匀衡、变化，疏密得体，并有一定的程式和规则。这些图案匀称、流畅，十分精彩，比较集中的反映了中国原始时期陶器艺术的辉煌成就，也是现存的中国绘画中最原始图形。它们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最集中的地区是青海、甘肃，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
代表作品：
1、河姆渡猪纹钵
以浙江余姚河姆渡镇出土文物为标志的河姆渡文化，是已发现的长江中下游年代最早的一种原始文化，年代距今约7000年左右。河姆渡文化的陶器制作还处于较为原始的手制阶段。主要特点是陶质比较单一，绝大部分为夹炭黑陶，烧成温度低，胎质疏松，而且器壁较厚。这些特点，皆在这只猪纹钵上有所体现。
1973年余姚河姆渡出土的猪纹钵
猪纹钵是一件典型的盛食器，这类盛食器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这件典型的陶钵是在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整个器形呈长方形，四角弧圆，平底。夹炭黑陶制成。器高11.6厘米，长21.2厘米，宽17.2厘米。在钵外壁分别以写实的手法，均匀的线条刻绘了猪纹，该猪整个造型形态逼真，四足蹒跚而行，头向前垂，双目圆睁，正在寻觅食物。长条形的腹部微微发鼓，身刻圆圈纹和叶纹。猪的鬃毛簇立，小尾下卷与身腹上的图案混为一体，相当协调。这种艺术处理，充分反映了河姆渡人艺术构思的奇特和审美情趣的淳朴。从这个猪的刻绘造型，表明了河姆渡人在原始绘画艺术的技巧上已相当熟练，绘制的笔法也十分简练，不仅猪的形象逼真，而且神韵天真。所以说它是一件朴质的实用器，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致的艺术品。对研究河姆渡文化的陶器制作、原始绘画艺术和七千年时河姆渡人饲养猪的模样等提供了实物数据。
2、甘肃秦安人头彩陶雕塑
1973年甘肃秦安邵店大地湾出土的人头形红陶壶、1975年秦安寺嘴人头形彩陶瓶
仰韶文化的诸多人头陶塑中这两件最为精彩。
一件是人头形红陶壶，1973年甘肃秦安邵店大地湾出土。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细泥红陶。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器形为两头尖的长圆柱体，下部略内收，腹双耳已残。口做圆雕人头像，披发，前额短，发式刻画得很细致，短短的刘海垂于前额，左右和后面披短发，发整齐下垂。鼻呈蒜头形。鼻、眼均雕成空洞，目光深邃，口微张。两耳各有一小穿孔，可能原戴有耳坠头顶圆孔做器口，腹以上施浅淡红色陶衣。黑彩画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三组。造型以抽象的线条与人头像相结合，颇具特色。装饰以雕塑与彩饰构成一人头形彩陶瓶体，极其自然。是一件既具实用性又具有艺术性的古代艺术品。
另一件是人头形彩陶瓶，1975年秦安寺嘴出土。属于马家窑文化前期。这个时期（包括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出土的陶塑人像，多数还是女性的形象，男性形象仅占少数。甘肃秦安寺嘴1975年出土人头形红陶瓶，属距今5100年前的石岭下类型遗物，瓶高26厘米，器表施橙黄色陶衣，瓶口塑一个额上有短发、耳垂有穿孔的人物。眼眶用泥条圈贴而成，显得炯炯有神。
人头形红陶壶现藏于西安半坡博物馆。
3、半坡人面鱼形彩陶盆
仰韶文化中的一种。仰韶文化因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而得名，其年代为公元前5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考古学界根据时间和地区的差异将陶器分为不同的类型，有半坡类型和庙地沟类型。
陕西半坡的人面鱼形彩陶盆
人面鱼形彩陶盆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陶塑，仰韶彩陶工艺的代表作之一。人面鱼形彩陶盆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是一种特制的葬具。仰韶文化流行一种瓮棺葬的习俗，把夭折的儿童置于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埋在房屋附近。这件陶盆上画有人面，人面两侧各有一条小鱼附于人的耳部。有的学者根据《山海经》中某些地方曾有巫师“珥两蛇”的说法，以为人面鱼纹表现的是巫师珥两鱼，寓意为巫师请鱼附体，进入冥界为夭折的儿童招魂。
这件人面鱼纹彩陶盆通高16.5厘米，口径39.5厘米，细泥红陶质地。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在器物内壁用用黑彩绘对称的人面纹和鱼纹各一组。构画手法大胆夸张。人面成圆形，头顶上三角形发髻高耸，额头涂黑，一侧留出弯镰形，双眼眯成“一”字，“┸”形鼻，嘴衔两鱼，人面两侧耳部亦有两条小鱼簇拥着。在人面之间还有两条大鱼同向追逐，鱼身及鱼头均成三角形，鱼眼呈圆形，大鱼的鱼身以斜方格为鳞。人面在鱼群之中显出悠然自得的神情。鱼纹刻画得十分生动：鱼头虽是寥寥数笔，却把鱼的形神勾画得具体而细微。鱼身上没有了鱼鳞，以对称的菱形图案装饰，富有律动感，充满了生气。整体图案显得古拙、简洁而又奇幻、怪异。
人面为圆形，额头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呈黑色半弧形，可能是当时的纹面习俗。人物眼睛细长，鼻梁挺直，神态安详，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配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制作者丰富的想像力。人像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髻，配以鱼鳍形的装饰，更显得威武华丽。
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人与鱼题材，可能与古代半坡人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这种鱼纹装饰正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也象征着人们期盼富足的美好愿望。人头上奇特的装饰，大概是在进行某种宗教活动时的化妆形象。而稍作变形的鱼纹很可能代表了”鱼神”的形象，表达出人们以鱼为图腾的崇拜主题。
同样内容的彩陶盆，半坡遗址中曾出土几件。此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4、庙底沟型彩陶：仰韶文化中的一种，因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发现而得名。它晚于半坡型彩陶。器型以大口鼓腹小平底钵为最典型。此外还有敛口浅腹盆、敛口罐、长颈罐、重唇尖底或平底瓶等。彩绘主要用黑或紫黑色，纹饰有几何形图案，如圆点、勾叶、弧线、三角带状纹、平行条纹、回旋钩连纹、网格纹等。同时也有仿生纹和植物纹等。
其中的黑陶鹰头壶造型和鹳鸟石斧图形彩陶瓮最为精美。
黑陶鹰头壶通高只有36厘米，但看上去显得威武而雄壮。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鹰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使这只鹰显得威风凛凛，桀骜雄猛的气势。这样一件体量并不算大的陶塑，竟产生出非凡的气魄和雄强的力量感。枭形壶是将壶的顶部作成猫头鹰的头面，其中可能含有某种图腾崇拜的意义。有些器物的盖纽或口嘴作成人头形或鸟兽形，则稚拙而有趣。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葬具。陶缸是用夹砂红陶土盘拉成型，彩绘烧成，总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有一副高37厘米的、宽44厘米的《鹳鱼石斧》彩陶饰图。图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整幅图内容分为两组：画面左侧为一只站立的白鹳，通身洁白，并用黑线条清晰描绘出鱼身的轮廓。鹳圆眼、长嘴、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衔着一条大鱼，面对画面右侧竖立一柄石斧。白鹳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有神，鹳身微微后仰，头颈高扬。鱼眼则画得很小，身体僵直，鱼鳍低垂，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与白鹳在神态上形成强烈的反差。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编织物缠绕并刻划符号等。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黑线条勾勒出来。
作者为表现鹤的轻柔白羽，把鹳身整个涂抹成白色，犹如后代中国画的“没”画法；石斧和鱼的外形则采用“勾线”画法，用简练、流畅的粗线勾勒出轮廓；斧、鱼身中填充色彩，犹如后代中国画的“填””画法。由于这幅画具备了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画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中国画的雏形。
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左：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的黑陶鹰鼎 右：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5、青海孙家寨舞蹈纹彩陶盆
青海孙家寨1973年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
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系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前3300—2050）的珍宝。
陶盆高14.1厘米，口径29厘米，底面直径10厘米，盆用细泥红陶制成。大口微敛，卷唇鼓腹，下腹内收成小平底，施黑彩。口沿及外壁上部采用了一些简单的线条装饰，作为主要装饰的舞蹈纹在内壁上部。陶器内壁内壁饰二组人物手拉手的舞蹈纹图案。构图生动，线条洗练。
舞蹈纹共分三组，每组有舞蹈者五人，手拉着手，踏歌而舞，面向一致。他们头上有发辫状饰物，身下也有飘动的饰物，似是裙摆。人物头饰与下部饰物分别向左右两边飘起，增添了舞蹈的动感。更奇妙的是，每组外侧两人的外侧手臂均画出两根线条，好像是为了表现空着的两臂舞蹈动作较大和摆动频繁。西方现代绘画中把在静止画面上表现事物的连续运动视为一种艺术创新，而在中国的原始艺术中就已出现了类似的表现手法，这种大胆的创造使人叹服。
这件陶盆的发现曾时使得考古学家们狂喜不已。因为舞蹈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先民们用舞蹈来庆祝丰收欢庆胜利祈求上苍或祭祀祖先，而这件陶塑则是首次发现的直接描绘新石器时代先民生活的图画，第一次以实物印证了原始舞蹈的产生时间
彩陶盆的设计制作，还体现了当时制陶工艺的熟练和审美思想的进步。舞蹈者的形象以单色平涂的手法绘成，造型简练明快，三列舞人绕盆沿形成圆圈，下有四道平行道纹，代表地面。盆中盛水时，舞人可与池中倒影相映成趣。小小水盆成了平静的池塘，池边欢乐的人群映在池水之上，舞蹈的韵味让人心醉。
不仅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先民们群舞的热烈场面，更形象地传达出他们生机勃勃的活力。
舞蹈纹彩陶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6、大汶口陶猪形鬶
1975年出土于山东省胶州三里河猪形灰陶鬶
鬶（gui）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典型器之一，起源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盛行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阶段。是一种造型精巧的器物，陶鬶有实足和袋足之别，实足鬶一般由流、腹和三个圆锥状实足组成，袋足鬶则以三个大袋足为腹。鬶的质地分夹砂和泥质两种。夹砂陶鬶一般较粗糙，出土时器底多有烟熏痕迹，有的器腹内还有灰黑色的残渣，当为残存的酒渣。这类夹砂鬶是专门用来煮酒温酒的泥质陶鬶质地细腻，制作也精致，可能是专作注酒用的。龙山文化晚期出现的平底鬶就是由泥质三足鬶发展而来，后世的酒注子、酒执壶等注酒器也可溯源于此。
这只猪形灰陶鬶则是一个特殊形状的陶鬶。1975年出土于山东省胶州三里河遗址。整器呈猪形，长21.5厘米、通高18.5厘米。四肢缺失，外表呈灰褐色，类似猪皮的颜色。头部粗短，双耳上翘，嘴两侧微露獠牙。猪身肥胖，脊背平直，圆臀上安有较高的器口，与猪的身体相通，口沿部斜出喙状流，背部有扁圆的横扳，臀部有上翘的小短尾巴。长21.5厘米、通高18.5厘米
猪是大汶口文化的主要家畜之一，并成为财富的象征，在很多遗址内都发现了丰富的猪骨骼。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生前以猪为主要肉食，死后也用猪随葬，以示富有。仅三里河遗址内用猪下颌作随葬的墓就有十八座，最少的两块，最多的达三十七块，随葬猪下颌多的墓葬中，其他随葬品也多，墓葬的规模也大。据专家研究，这件猪形灰陶鬶的造型是以家猪为其原型的。以猪的形象来制作酒器，也显示了大汶口人对酒的喜好。
猪形灰陶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7、大汶口彩陶
1953年在山东省滕县岗上村遗址出土，属于新石器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色彩主要有黑、白、红、褐、赭、黄等诸色。在烧制方面，已开始利用氧化焰、还原焰来赋予陶器以各种不同的色调。花纹图案主要以植物纹和几何形纹样为主，未见鱼、蛙等动物以及人物纹样。主要有花瓣纹、八角星纹、菱形纹、卷云纹、云雷纹、太阳纹、水波纹、辐射条纹、圆点纹、圆圈纹、宽带纹、折线纹、人字纹、斜线纹、平行线纹、网纹、三角纹、勾连纹、连栅纹、方格纹、连弧纹、母字编织纹、贝纹、涡漩纹、饕餮纹等。这些花纹图案，结构复杂巧妙，题材丰富多样，一般以平行线作界隔，中间绘三角纹。器形方面，主要器形有觚形杯、单把杯、尊形杯、单把杯、钵形鼎、豆、单把豆、罐、壶、背壶、釜、器座、盆、钵、单把钵、碗、鼓、鬶、盉等。
1953年在山东省滕县岗上村出土赭黄色三脚豆、造型别致的黄色酒器
8、马家窑彩陶
最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050年。它上承庙底沟文化，下启齐家文化。马家窑彩陶多为红陶，分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彩绘幅面很大，与其它彩陶比较，其画彩的部位更加广泛，不仅在许多细泥陶的外壁和口沿布满了花纹，而且在许多大口径器物的里面和其他夹砂的炊器上画上彩纹。还盛行内彩，纹饰绘于器物内壁。甚至一些作为炊器的夹砂陶也有彩绘，极为少见。其花纹繁缛瑰丽，富于变化而有规律。大多数的夹砂陶表面饰以绳纹，少数饰数道平行线、折线、三角或交错的附加堆纹。表明这一时期无论是陶器的烧制，还是绘彩的技术，都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器形有碗，钵，盆，罐，壶，瓶，杯等。
甘肃临洮马家窑出土的红陶罐 马家窑出土的同心圆圈波纹盆
9、半山彩陶：出土于甘肃广河（宁定）半山墓。半山类型的彩陶，是在马家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马家窑更丰富；她的繁荣昌盛、雍荣华贵的风格是由饱满器型上的旋动结构的纹饰，黑红相间的色彩，线条的粗细变化，及锯齿纹、三角纹的配合，大图案里套小图案形成的。旋转而连续的结构，使几个大圆圈一反一正，互相背靠，互相连结，有前呼后应、鱼贯而行、连绵不断的效果，显示一种融合、缠绵的气势。与器型共同构成一种雄伟宏大的气势。
甘肃广河半山墓出土的格纹双系壶、黑红相间、线条旋转连贯的双耳壶
10、马厂彩陶
出土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塬乡边墙村。192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1874—1960）在西北进行地质考察时发现，属于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彩陶图案以大圆圈纹、锯齿纹，漩涡纹、波浪纹等为最流行的纹样母题，显然有别于马家窑时期的彩陶艺术纹样及其所呈现的观念内涵
1924年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塬乡发现的造型别致的大圆圈纹陶壶、锯齿纹陶罐
11、齐家彩陶
出土于甘肃广河齐家坪，192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此发现与仰韶文化截然不同的单色压花陶器，以及与古希腊、罗马的安佛拉瓶造型类似的双大耳罐，齐家文化彩陶便由此地而得名。
齐家文化兴起于马家窑文化衰退之时，是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一个过渡型文化。齐家文化陶器独具特色，种类繁多，有泥制红陶、橙黄陶、灰陶和夹砂红陶。多手制，轮制较少。陶质细腻，器型较小，多素陶，器型丰富，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是双大耳罐。彩陶极少，种类也不多，彩陶已显著衰落。所出现的彩陶，以红褐色为主，纹饰简单，以菱形网纹和三角纹及变化纹样为主，图案简单疏朗。
齐家彩陶代表作品双大耳罐，以菱形图案为主，简单疏朗
12、大汶口八角星纹陶豆
1978年出土于大汶口遗址八角星纹陶豆
豆为古代的一种盛食器皿，也是祭祀用的礼器。形似高足盘，或有盖，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盛行于商周。新石器时代的豆多为陶豆，并为许多文化类型的居民所通用。
此件八角星纹彩陶豆，1978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口径26厘米，足径14.5厘米，通高28厘米。材料为泥质红陶，豆盘为圆唇斜口、深腹，喇叭形高圈足；腹和圈足部位涂抹了一层深红色陶衣，斜口沿面绘白色彩地，其上用褐、红等彩色绘出半月形与若干竖线段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陶衣之上绘五个方心八角星状纹样，各八角星之间同样用两列白彩竖线段间隔。彩陶豆上的八角星纹，有学者认为这类纹饰有表现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射的八角也寓意着无际的天空。圈足部位绘两圈褐色彩带，彩带之上用白彩绘贝形纹样。纹饰构图对称，色彩对比强烈，堪称我国彩陶艺术珍品。
大汶口文化彩陶的纹样题材以自然界中植物的花叶纹样和各式几何图形为主，施彩技法有两种：一种是在塑制好的陶坯上直接施彩作画，叫作原地绘画，一般只绘红或黑色单色，纹样比较简单；另外一种是先在陶器需要作画的部位涂一层加了彩色的泥浆，叫作施陶衣，然后再行绘画。陶衣之上多绘白、褐、黄、黑等多种彩色，图案也比较复杂，讲究构图对称、色彩对比和层次效果。这件彩陶豆在纹样构图和施彩作画方面集中体现了大汶口文化彩陶艺术的较高水平。豆的色彩只有红、白、黑三色，但是作者已经懂得利用白底红彩和红底白彩可以取得两种不同的效果，并用这个原理将口沿与豆身区别开来。另外，同样都是红底上画白彩，是否用黑彩勾边，效果也截然不同。有黑彩勾边，黑白对比强烈，视觉感受也就强，所以我们看到的八角星纹和旁边的竖线就有主次之别。色彩还可以互相借用和互补，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效果。八角星纹中央的红色方块，便是作者在这方面的匠心独运。
八角星纹彩陶豆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
13、上海青浦宽鋬带流黑陶杯
1983年上海市青浦县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宽鋬带流黑陶杯
宽鋬（pàn）带流黑陶杯为良渚文化陶器中，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代表性器物之一，1983年上海市青浦县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中。此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饮水器。高15厘米，口径7.4厘米。容积曰500毫升，大小适中。基本造型为圆筒形，侈口、束颈、园肩、鼓腹、凹底。为便于倒水，在口沿一侧制成上翘的长流。在器身的另一侧附有一宽体扁环形鋬。宽鋬和长流彼此呼应，构成和谐的平衡和完美的器形。长流上翘外展，很像一只阔嘴的水禽，显得灵巧活泼。鋬和流作上下错位的对称格局，使陶杯具有十分突出的稳定感。整个造型饱满、轻盈、优美，既是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制作精巧的工艺品。堪称新时期晚期陶器中一件杰作。
陶杯为泥质灰胎黑陶，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通体饰针刻曲折条纹，纹样由单线和双线交错构成，作竖向排列，密密匝匝，一行紧挨一行，规整而毫不错乱重叠。在曲折条纹间，又刻几何形鸟纹。全器形制规整采用轮制工艺成型，这在当时是先进的制陶工艺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14、姚官庄陶鬶
1960年山东潍坊市姚官庄出土的陶鬶
1960年出土于山东潍坊市姚官庄，是龙山文化（前2400—前2000）代表性陶塑。
器高42厘米，材质为夹细砂黄陶，冲天长流，粗长颈，颈腹相连，下承锥形三实足，后足与前两足距离较远，且较前两个袋足更肥大。颈腹间置绳纹鋬，器身多处饰乳钉纹。，颈与后足之间附一个麻花状鋬手，足上饰两周凸弦纹，三周弦纹之间有四圈小泥饼。长流上翘呈鸟啄形，通体施黄色陶衣，器物造型雄伟生动，遒劲有力，很像一只雄鸡在引吭高歌，是一件相当完美的陶塑艺术品。
15、龙山蛋壳黑陶高柄杯
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龙山蛋壳黑陶高柄杯
蛋壳黑陶器皿是山东龙山文化特有的标志性陶器，也是我国古代制陶艺术的巅峰之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器皿不以色彩、纹饰为重，乃以造型和工艺见长，风格简洁爽利，应是当时人们审美观念的一种反映。蛋壳陶的首次发掘，是1930年，由当时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组成的科考队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发掘城子崖遗址时发现的。发掘报告称“其形式的轻巧、精雅、清纯之处，也只有宋代最优良的瓷器可以与之媲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山东姚官庄遗址中，考古学家门又一次发掘到蛋壳陶，蛋壳陶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典型龙山文化的特征性器物。
蛋壳黑陶高柄杯，属于礼器性质，可能是在祭祀等礼仪上使用的特殊酒器，蛋壳陶杯掌握在特殊身份的人手里。它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山东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制造蛋壳陶，对原料和技术要求都相当严格。已发现的蛋壳陶杯，平均厚度不足0.5毫米，最薄的仅有0.3毫米，有的全器重量只有40克左右，还不到一两。据测定，这种蛋壳陶杯的平均吸水率只有万分之四十三。制造此类器物，对原料和技术要求都相当严格。如此精美的酒器，竟出自四千多年前的东夷人手中，真让人惊叹不已！这类器物一般出土于墓葬中，且墓葬规模都很大，出土此蛋壳陶杯的墓葬就长三米余，宽近两米，墓内有二层台，墓坑内有一棺，其内埋葬的是一老年女性，随葬品有八件，其中有觯形杯、豆、碗、蚌片、獐牙和高柄杯。这件高柄杯是此墓随葬品中最精致的一件，亦应是墓主最喜欢的一件，可见墓主对酒具的珍视。
这两件出土于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遗址的高柄杯，均为黑陶，胎壁极薄。其中高者高22、6厘米，口径9厘米。为盘口，中腹与杯体相连，呈竹节状，共十一节。下为喇叭形圈足，圈足较高，上与杯腹相套接。器表乌黑光亮；宽斜口沿，深腹杯身，细管形高柄，圈足底座；杯腹中部装饰六道凹弦纹；细柄中部鼓出部位中空并装饰细密的镂孔，貌似笼状，其内放置一粒陶丸，将杯子拿在手中晃动时，陶丸碰撞笼壁会发出轻脆的响声，杯子站立时，陶丸落定能够起到稳定重心的作用，设计十分巧妙。造型体态轻盈，挺拔秀丽，制作技艺美妙，是一件古代艺术珍品。
较矮者高16.8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4.2厘米。亦为浅盘口，杯形腹较深，上饰数道弦纹，杯形腹底部通过一极短的管状物与圈足相接，圈足上有三周竖道镂空纹，下为喇叭形圈足口。
玉雕
中国玉器雕塑源远流长。早在七千多年前新石器时期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先民们在选择石料制作器械的过程中，就有意选择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中国玉雕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的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琢玉已从制石行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其中比较发达的地区有三处：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出土的玉器，最为引人注目。其中又以良渚和红山出土的玉器最为精彩。
良渚、红山玉器多出土于大、中型墓葬，由此可见，新石器时代的玉器除祭祀天地、陪葬敛尸、辟邪等功能外，还象征着财富、权力、身份贵贱等人身等级区分。
良渚文化玉器的种类很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三叉型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物等。特点是体型较大，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等美学原则得到充分运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是线刻技艺达到即使是后世也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玉琮和兽面羽人纹刻画。形式多样且数量众多。
红山文化分布在辽西的西辽河、西拉木伦河一带，距今大约五、六千年，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因而得名。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玉器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型和圆形玉器为其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型饰、玉箍型器等。红山玉器琢玉技艺最大特点是“传神”：工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像刻画的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红山玉器不以体型大、而以精巧见长。
代表作品
1、红山兽型玉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出土的一对兽型玉饰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和建平县牛梁河两地发现大型祭祀遗址和女神庙。在女神庙下方不远的山坡上，发现有大型的方形、圆形祭坛。祭坛周围有许多用石板砌成的石棺墓。死者身上及周围随葬着玉璧、玉环，玉箍和玉棒，尤其是死者胸前一对兽型玉饰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兽型玉饰以前也多有发现，皆被判定为商代玉器。直到在红山文化墓葬中这位一个死者胸的这对兽型玉饰，才被判定是红山文化的产品。
这种兽型玉饰为兽首虫身，卷曲呈环状。高7.8公分，宽5.65公分，厚2.1—2..6公分。从正面看，头部似猪，故有人称为“猪龙玉饰”。两耳竖起，两眼相对圆睁，以浑厚的大眼眶将两眼连在一起。吻部前突，口微张，嘴眼之间刻成许多道沟纹皱褶。除了嘴部用透雕外，其他部位都用细线浮雕。蜷曲的中心大圆孔和背上用来悬绳的小圆孔，都是用管加砂和水钻成，圆滑规整。从牛梁河石棺墓兽型玉饰出土位置判断，这种玉饰是悬挂在胸前，常常是一大一小相对佩戴。不仅起装饰作用，更主要是祈求吉祥和护身。这种兽首虫身动物可能是当时的崇拜吉祥物，有祥瑞镇邪作用。
这对兽型玉饰现收藏于辽宁博物馆。
2、红山玉龙
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玉龙 玉龙头部
（也译为“赛音他拉）红山文化遗址、时隔十六年以后的1987年10月，又在翁牛特旗广德公乡皇谷屯红山文化遗址，再次出土一件与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形状相同的玉龙。它们的平面形状皆像一个”C“字。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高26厘米，岫岩玉制成，蜷曲的玉龙截面为橢园形。通体都光素无纹，背上有一长鬣卷起，边缘打磨锐利。龙的头部用简单的棱线雕出眼角，上挑“丹凤眼”型双目。吻部向上噘起。正面有两个对称的园洞为鼻孔。下颚底部和额头刻有细方状网格纹。龙体正中有一小孔，供穿绳悬挂。据实验，若穿绳悬起，龙的首尾呈向下水平状态，可见绳洞的位置经过精密的测量。
两件玉龙皆藏于翁牛特旗博物馆。
3、良渚玉钺
1986年6月出土于浙江余姚反山12号墓的良渚玉钺
玉钺（yuè）是由石斧演变而成的一种制作精良但没有使用价值的礼器，在新石器时代，是特权贵族的权杖，表示拥有军事统帅权，作为军事首领的象征物，对外负责征战杀戮，对内有权统帅下属。到夏、商的奴隶社会，玉钺则为青铜钺所替代。这柄玉钺是1986年6月出土于浙江余姚反山良渚文化墓地12号墓，是良渚文化玉器中首屈一指的珍品。
玉钺由冠饰、钺身和端饰三件玉器作为主要部件，连接它们的木柄已腐朽不存，但在已腐朽的木柄位置上有朱砂痕迹，以及上下相对、错落镶嵌的百余颗正面弧突。底部平整的小玉粒。钺长80厘米，在墓内的位置偏于左侧，大致可以认定柄端握在墓主的左手，钺身在左肩部，冠饰在上端。过去在良渚文化墓葬中也多次发现玉钺，但未能将各部分联系起来。由于这次玉钺的发现，终于确认了玉钺的用途。
钺身系用带褐斑的软玉精磨抛光制成。高17.9厘米，上端宽14.4厘米，刃宽16.8厘米，厚仅0.8厘米。钺呈扁平“凤“字形。顶窄刃宽，刃部圆弧，有刃角，无锋口，无使用痕迹。后部因嵌入木柄内，未加磨光，略显粗糙。两侧边缘略成内弧，弧度。钺身后部偏上有一直径仅为0.5厘米对钻小圆孔。更为精致的是：钺正面、背面的刃部上角均有一个浅浮雕的神人兽面图像，刃部的下角均有浅浮雕的神鸟纹饰。人。兽、鸟图像在玉钺上出现意味着“神徽”形象，在玉钺上首次发现，具有更为重要的考古意义。
冠饰和端饰皆用白色带紫褐斑的软玉精制而成，系取自同一块玉。这是木柄上下两端的专用配件。冠饰素面无纹，外形如舰首，前端外伸略翘，后端平直，表面有一周弧脊线。前端高4.6厘米，，后端高3.6厘米，宽8.4厘米.底部中央稍微偏前有扁形卯眼，以插入木柄上的榫头。
端饰亦素面无纹，侧视为不规则“凸”字形，上视为扁橢园形，底面中部有橄榄形凸面，与木柄相接面琢磨出榫头，榫头中部又挖钻成扁卯眼，两侧中部各有一个与卯眼相通的插销小孔。这种榫卯合于一体，能插销加固的端饰，至今还用于钺柄位置的尾端。
这柄玉钺现藏于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
4、良渚玉琮
浙江余姚反山良渚文化墓地12号墓出土的良渚玉琮 琮身浮雕神人兽面纹
玉琮（Cóng）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是古代人们用于祭祀神只的一种礼器，距今约5100年。至新石器中晚期，玉琮在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广东石峡文化、山西陶寺文化中大量出现，尢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1986年6月在浙江余姚反山良渚文化墓地12号墓出土的玉琮，器形硕大，纹饰复杂，制作精致，堪为出土玉琮之首，被称为“琮王”。
该玉琮由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制成，呈黄白色带紫红色瑕斑，形状为矮方柱体，高8.8厘米，射径达17.1—17.6厘米，重达6500克，琮体内圆外方，上下对穿一直径仅4.9厘米的圆孔。从两头俯视近似玉璧形状，外表四面平整，每面以4.2厘米宽的竖槽一分为二，又以仅0.1厘米宽的三条横槽分为四节。全器制作规整，打磨精致。琮上还琢刻有精巧独特、典雅细致的纹饰，由竖槽内八组神人兽面图像、八组以转角为中轴线以及四角上下并列的简化人、兽、鸟组合纹构成，对称工整，匠心独运。
这具玉琮特殊在于四面竖槽内上下布列的神人兽面图像属首次发现。整个纹饰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面积约12平方厘米。上部神人的脸面作倒梯形，眼睛为重圈，两侧有短线表示眼角。鼻子宽阔，以弧线勾画鼻翼。嘴巴阔扁，内以一条横长线、七条竖短线勾出上下两排十六枚牙齿。头上所戴，内层为帽，刻八组细密的卷云纹；外层为高耸宽大的冠，刻二十二组单线、双线和短横线组成的放射状翎羽，可称为羽冠。脸面和冠帽均是微凸的浅浮雕。下部为肢体。上肢形态为耸肩、平臂、弯肘，五指平张叉向腰部。下肢作蹲踞状，脚为三爪的鸟足。四肢均为阴纹线刻。肢体上密布卷云纹、横竖短直线和弧线。在神人的胸腹部以浅浮雕凸出威严的兽面纹。重圈为眼，外圈为蛋形，表示眼眶和眼睑，刻满卷云纹和长短弧线。眼眶之间有短桥相连。宽鼻，鼻翼外张皆刻卷云纹和长短直线。阔嘴，嘴中间以小三角表示牙齿。两侧外伸两对獠牙。里侧獠牙向上，外侧獠牙向下。这一图案的线条细如毫发，肉眼极难辨认，堪称精细的微雕艺术。
至于神人兽面图像的含义，学术界尚有分歧。这件玉琮出土时，平正地端放在墓主头骨的左上方，可见对于墓主的重要性。
由于《周礼》上有“黄琮礼地”和“壁琮以敛尸”的记载。所以关于玉琮产生的时代皆定为三代（夏商周）之礼器，余姚反山12号墓玉琮的出土，将玉琮产生的年代确定到新石器后期的良渚文化中期。因此良渚玉琮不仅有巨大的工艺价值，也有极大的史学价值。
良渚玉琮现存于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
5、三叉型玉冠饰
浙江余姚瑶山祭坛墓地出土的三叉型玉冠饰 三叉型玉冠饰上的神兽纹
这件玉器出土于浙江余姚瑶山祭坛墓地。属于良渚文化中期，距今五千多年。
这是一件用青白色带褐斑的软玉制成的三叉形插在冠帽上的饰件。三叉型玉冠饰高5.2厘米，宽7.4厘米，厚1.3厘米.玉质精美，造型厚重。下端为圆弧，上端作三股分叉，三叉平齐，中叉有一贯穿的竖向直孔。正面琢刻精致的图案。三叉各饰三组羽翎纹，象征帽冠。下面用浅浮雕琢出兽面。眼睛为重圈，，又以交错流畅的线条勾出眼角、眼眶，并将两眼联系起来。嘴内有两对獠牙。里侧獠牙向上，外侧獠牙向下。内以两条横线、三条竖短线勾出十二个长方格，表示牙齿，与良渚玉琮上神人兽面图像构图近似。
以兽面纹为主体装饰图案，这是突出的一件。但由于兽面纹是以象征的手法来表现，因而无法确定指实具体动物。兽面威武庄严，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两对獠牙，与虎豹一类凶猛的动物有关，这与原始民族图腾崇拜有关。此件三叉型玉冠饰以兽面纹为主体，当为商周时代饕餮纹的滥觞。
这件玉器的制作技术采用了浅浮雕和阴线刻相结合的方法。其艺术表现为“三层花”法：以第一层阴线刻出羽翎纹和卷云纹，长短直线等附饰作为底纹；以第二层浅浮雕勾出兽面的眼、鼻、嘴的轮廓，又以阴线在浮雕凸面再刻出眼、鼻、嘴的细部以及唇齿。这种“三层花”的作法，是良渚玉器基本的表现方法，反映出良渚文化的独有特色。
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6、良渚玉项饰
左：江苏新沂县花厅新石器时代遗址16号墓出土的良渚玉项饰 右：示意图
这件玉项饰是1982年12月在江苏新沂县花厅新石器时代遗址16号墓出土。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中玉项饰类最完整、最精美的一串。
玉项饰有两个琮形管、两个扁平冠状佩，23颗喇叭形管，18颗鼓形珠穿缀而成。另有24颗鼓形小珠，分别缀连在两个扁平冠状佩上。玉项饰净重145克，选用透闪石软玉琢制。
琮形管呈黄白色，外方内圆，长6.8—6.9厘米，宽1.1—1.2厘米，孔径0.4—0.5厘米。分为上下两节，下节以四角为中线，由两面组成一个兽面纹，四面组成两个兽面纹。圆圈表示眼球，椭圆形凸面表示眼眶。扇面形凸面表示鼻子，下面转角处凸出的横条表示嘴巴。
扁平冠状佩长2.3厘米，宽3.3厘米，厚0.9—1厘米。也呈黄白色。中间和肩部有小孔相通。中间的圆孔用来与项链串联。肩部小孔用以单独串联14颗园径仅0.4—0.7厘米的鼓形珠，构成自成一组冠状佩饰。冠状佩上端作鸡心形，两面各有一组兽面纹图案，与鸡心形合成一个形象生动的兽头。
喇叭形管23颗，长1.7—2.7厘米，园径0.5—1厘米，孔径0.2—0.4厘米。18颗，长1.2—1.9厘米，园径1—1.4厘米，孔径0.3—0.6厘米。喇叭形管构成玉项饰的上半部。玉珠穿缀成玉项饰的下半部。
玉项饰最大的特点是由众多的小玉饰组合而成一个结构复杂的装饰物。其琮形管，过去一直认为是祭祀礼器，这件玉项饰的发现，证明小型玉琮，也可以用来做装饰佩戴。当然佩戴的主人必须是氏族显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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