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文体解读的盖头来

刚开始读《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时，会觉得挺新鲜，因为他的解读视野是高屋建瓴，给人带来观念、思想和精神上的冲击，能让人不自觉地将阅读行为向批判式的方向靠拢。读了几篇后会觉得很单调，因为他总是以在序言中所阐述的一些分析方法来解读各个作品，手法大同小异。这书看上去更像是工具类的书籍——为你解释每一个作品。但把这548页的书给囫囵吞了下来，却忽然发现能意外地收获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且将这“规律性的东西”概括为不同的作者运用语言进行个体创作时的一些共性特征。研究这种各类文体的共性特征对于语文教学中语言文字的实践运用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一、古代诗词。这类文本解读的落脚点，一般教学时都放在了意境的体悟，因为课标上是这么要求的，书后习题是这么布置的，往往以为学生能把一首高度浓缩的古典文言文用规范的白话文进行诗意地表达——释句、续写、改写、扩写，只要学生能实现古今语言的对接，就算是教学到位了。这样的教学仅是做好了表面功夫，语言文字此刻只能体现出工具性的特征，并不能让学生领悟语言人文性的魅力。　　

孙绍振在解读这类文体时，始终关注了两点：情感与形式。这一点和朱光潜在《诗论》中所谈的诗的“实质与形式”是一致的。孙绍振对情感的解读很侧重于科学的实用价值和艺术的审美价值的区分，在他看来用实用价值去解读诗这样的艺术是一种错误。只有站在艺术审美价值的角度，才能从诗词的语言中深刻领悟——情感有浓淡，想象有高下，诗人的气质有差异，而这一切都左右着诗人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建构读者自己的想象，努力还原诗人的想象，才能抵达诗人情感的核心。想象过程中的同类比较，异类比较，这是一般方法，选择合适的方法才能深刻体会古人所谓的“立象以尽意”。对诗词语义的理解仅是想象的序幕。深入实质的想象才能深入理解诗人用语的“不合情理”和“情理之趣”。　　

解读这类文体的形式，应看重诗词的结构，如绝句的三、四句结构，如律诗的对仗结构等等。能拉开诗人或读者的意象空间和时间距离的结构，是应该值得细品的，因为这样的结构不仅表达着语言节奏的动感，还表达着画面的动感，更体现了情感的动感。这种解读对不少老师喜欢抓诗眼、词眼来教学有一定的冲击力。诗是艺术，德国哲学家谢林说：艺术的整体美是第一要素。结构的功能大于字句之和，教学生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教师首先应该有整体审美、纵横捭阖的大气。　　

二、现代诗歌。解读诗歌，应先了解中国新诗的发展史，否则脱离了这样的文化背景解读现代诗，难免会一叶障目，流于肤浅。现代诗歌经历了浪漫派、象征派之间摩擦与兼容的过程。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等这些现代诗歌的先驱者们在突破中国古典诗歌旧式话语的遮蔽性上，进行了相当艰难的语言的探险，同时又是他们个体灵魂的探险。胡适领导的新诗白话文运动因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遭遇了最大的阻碍，但他的失败孕育了新诗的春天。郭沫若驾着凤凰的烈火高唱着抒情的华章，将浪漫主义的色彩注入了新诗的血液，直觉的想象，放纵的情感，激情地抒发，成了浪漫主义诗歌典型的表达特色，但也难免给滥情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徐志摩为郭沫若的语言探险助了一臂之力，抒情更讲究结构、构思和章法，不但善于强化激情，更善于冲淡，潇洒，飘逸，浪漫逐渐变得精致起来。而闻一多的浪漫更多了一份冷峻和深刻，格律、节奏在古典诗歌与新诗的交锋中涅槃，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逐渐向象征主义倾斜着，意象选择以丑为美成为象征派的典型。而戴望舒《雨巷》的华丽登场，又将象征派追求的以丑为美在中国古典诗歌土壤里进行了变异，审丑回归成审美，把象征派的艺术追求与浪漫精神进行了完美的互补。　　

这类文体的解读，一般说来，不管是浪漫派还是象征派的作品，意象的内涵，或象征意义，是比较固定的。现代诗歌的艺术生命力从实质看，表现在不是照着生活去反映，而是让想象摆脱生活原型的约束，超越生活，让情感自由飞翔——这和一般写作要求贴近生活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诗的形式看，不仅仅是在语言上要带给读者陌生化的惊异，更应从整体上把握诗的艺术之美——结构的完整，情绪的蕴藉，是赏析现代诗歌的切入点。到了现代诗的后期，诗歌的创作在原有审美的基础上更强调了抑制感情，如卞之琳的《断章》，把智性的东西，留在空白处让读者思考，使诗歌充满哲理的思辨价值，这是继浪漫派、象征派之后的现代派风格。纵观现代诗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诗人们生命体验的缩影，诗歌的言语形式阐述着他们心灵深处的密码，以及对文学艺术发展坚定的呐喊。　　

三、小说。环境、情节、人物，这是小说解读的通行法则，但不绝对。对于某些小说而言，尤其是人物情感关系复杂的，仅是抓住情节的曲折和发展是不够的，小说情节中的荒谬性、象征意义，以及抓住人物潜在的心理错位并使之适当强化等，都是较好的切入点。把握人物之间平衡的心理关系是否失去平衡，且逐步分化，是解读情节矛盾发展的根本所在。小说家们最爱做的事就是拉开人物的感知距离、心理距离，尤其是在关系越是亲密的人物之间，制造深邃的反差，就越容易让读者被人物深深吸引。因此，解读小说应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性语词上聚焦人物的情感因果，能在看似平常表达之处，看出人物情感走向的不合理因素，从而挖掘出人物的艺术形象。像平时热衷提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等，这种对人物贴标签式的阅读，显然是做的表面功夫。　　

四、散文。中国古代经典散文作品中多有游记之类，阅读此类散文，当“以特殊的情趣、独特的性灵为主脉，而不当以景物为主干。景物美则美矣，然人所见可略同。略同之景，难以为文；而不同之情与趣，方为文章之灵魂。”孙绍振的这段话让人很受用，现行教材中也有不少现代游记散文，但多数情况下，教师引导学生关注的是景物的特点，这样难免会减却散文的情趣。古人的散文不仅仅关注的是“情趣”，总是在叙述描绘的过程中，含蓄地表达出一种“理趣”，而非泛泛的写景抒情，使得文章耐人寻味。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在自己屡遭贬谪、打压的情况下仍能将自己的内心交付于山水，不滥情，不矫情，心仪美景却仍直言表达“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这种执着于现实的他，和诗歌中超越现实的他判若两人。都说“文以载道”，可古人写游记散文，往往能放下士大夫做文章的架子，不是为了追求自我精神的美化，反多有对自我的批判意识，文章中充满了内省的美感。　　

就古代散文的言语表达形式来看，其一，一点共性就是“最经济地写出了必要的东西”。有些文章叙事中不见一个形容词，全是名词、动词、代词，如《曹刿论战》，极简的语言为的是把目光和想象给所要表达的人物，把更多的空间留给读者。“不直接涉及内心世界的叙述包含着现实人生更多的复合性和多元性的内部关系，为读者提供了多种理解的可能。”这在孙绍振看来，如此含蓄的手法正是史学写作的传统，叫做“春秋笔法”；在西方文学理论看来，是海明威式的“电报文体”。　　

其二，散文表达的特色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如春秋战国时期，以故事抽象说理，擅长类比，夹叙夹议；南北朝时代，对仗被过多地用来作景观描绘，而散句，则往往用来叙事和抒情感慨。再之后，散文突破了对仗绘景这一固定的模式，多以散句来自由表达，如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　　

赘述古代散文的点滴特色，是为了便于在现代散文中寻找一脉相承的共性。如现代散文的阅读不光是为了读懂文字，而是为了读懂作者和人物的精神、情感和个性，而这一切并不是抽象的，也表现在非常具体、非常灵活的语言中。汉语言文字在时代的潮流中不断地演变、衍生，引申出丰富的意义，这也使得阅读现代散文多了更多品味语言的乐趣。孙绍振认为，解读现代散文一要找到关键词语，抓住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差异和矛盾，二要思考提出问题的方法，如还原，情感逻辑的还原，价值的还原，流派的还原，风格的还原等等。有一点和古代散文一样，现代散文创作不仅仅是驾驭语言，而且是在别人感觉不到情趣的地方，却感到情趣。文字是情趣的载体，没有情趣，凭空耍弄文字，是对语言文字运用的倒退。　　

现代散文中有不少写景的篇章，语言汲取了古典诗歌“诗中有画”的因素，纯粹、单调、死板的写景是应竭力避免的。写景的上策是叙事，应呈现出画面的流动感。在结构上要能体现出空间和时间的动感，使想象和情感极具张力，如唐敏的《云海》，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余光中在《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中指出写景应有丰富的色彩感，以间接描写来衬托感性，倒也不失为解读的切点。现代散文中的语言形式，还有赋体的演变，如徐迟的《黄山记》，也有骈体的巧用，如琦君的《故乡的桂花雨》。除表现情趣外，文中理趣与情趣的兼容并蓄也是现代散文的一大特色，如古代散文一样，少了内省的美感，现代散文也就少了灵魂。　　

有些散文不重情趣，而重理趣，这样的散文不以记叙、抒情为表达形式，论说漫谈，不拘一格，又不同于议论文那样论证严谨、结构严密，这样的散文称之为“随笔”，或是小品文。思辨色彩是此类文体的特色，或讽，或谬，或谐，或庄，恣意又内敛，乖张又厚重，雅俗共赏，充分表现出这类文体独特的表达魅力。这类文体不应简单地以道德标准来衡量它们的文艺标准。小品文并非简单的劝世文，从审美而非实用角度关注文体的风格，才能更好地把握作者的创作思想。　钱钟书　先生曾说：“刻薄人善做文章”，为什么这么说呢？刻薄人对现实常多不满，以挑剔的眼光看待事物，往往精密深刻，会有许多新异之见；性情和缓长厚的人通常容易适应生活，却很少能从平凡中发现惊奇新鲜的感觉，写出的文章容易流于平庸。古人也曾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所以，解读这类文体应站在“做人要谨慎持重，作文则要刻薄”两者辩证统一的哲学高度。

五、寓言·童话。这类文体多是借动物之口，来说人类之事，把人的思想和情感赋予动物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人进入想象的境界。而进入想象的境界就意味着超越现实的境界，这样会让读者自然而然地去除遮蔽在现实事物上的实用功利，而获得阅读的新异感和理性思考的愉悦感。寓言和童话，多是从动物性上来反思人性的浅薄深刻、善恶美丑，浅显的语言阐发了深刻的内涵，可用同类比较和异类比较来解密这类文体语言文字运用的秘诀。解读寓言和童话的角度，有一原则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而非功利的实用价值，否则跟简单的说教有什么区别呢？

孙绍振在这本书里还收录了几篇纪实文学的解读，点出了应关注这一文体中忠实于还原事实与作者个人情感加工之间不同的行文风格，不能一概而论。《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这本书囫囵吞枣完毕，理一理粗浅的思绪，是为了今后实践的再质疑。读这本书，还收获了文学基础的浅薄是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掀起文体解读的盖头来，也是揭开了自己浮华的表面，虔诚地在文学艺术面前面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