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虽然也曾经有人质疑过其真实性，但丝毫没有改变主流社会对大禹治水这一历史“事实”的接受和一般理解。认为禹大智大勇拯救中华民族于洪水，为降水大业，舍小家为大家，不辞辛劳，以身作则，兢兢业业，成为全体中国人敬业之楷模。但是，四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突然发现大禹所治根本不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洪水，而是人、是社会！不过，这并不影响大禹在中华民族心中的道德形象，也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大禹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而是更突显了大禹对中华民族文明进程关键时期的决定性的历史作用。
一、大禹的时代与气候环境
按当今考古学已经取得的成果，参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做的工作，从鲧治水到禹治水的时间段应该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根据古气象学的研究，在这个时间段的中原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升高，气候比较温暖，但天气变化剧烈，极端天气现象出现较多。尽管如此，大禹活动的核心区域没有持续降雨，更没有陷人民于洪水的证据，甚至完全相反，本来一直持续遭受大水困扰的豫东、鲁西、江淮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大水正在退去，许多地方时隔千年甚至更久后再次成陆，为中原和山东地区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的释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南方大水退去，大片原来一直处于水下的土地终于露出水面成陆。这在古籍中是有记载的，不过是以神话的面貌出现。即“息壤”说。说鲧窃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息壤就是指能自己生长的土壤。为此，许多年代以后，还在荆州古城外专门兴建了一处纪念性设施。遗憾的是后来被理解为神话，被认为土壤是可以自己生长的。
所以，说大禹时人们都处于洪水之中不符合历史事实。
二、大禹时代的地理环境
大禹一族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登封、新密、新郑、禹州一带。根据当时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程度，显然是选择了最适合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一带属浅山丘岭与小型平原过渡地带，山岭岩石与平原黄土共存。由于雨水不断冲刷，到大禹时期，地貌已经初现沟壑纵横，河流发达，尤其是河流交汇处多已开始形成大小不等的台地，又有茂密的植被覆盖，有丰富的水资源，还有肥沃的土地资源。独特的河流交汇台地对免受水害具有先天优势。这样的地理环境对连续暴雨所形成的水害可以说并不敏感。对于古人来说，在这一地区，无论下多大的雨都不会造成严重水害。至于《淮南子·修务训》中所说：“禹沐浴淫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等等，都是站在汉代地理地貌知识基础上的凭空想象而已。这些地方的地形地貌决定了这一带的河道在大禹时代已经基本稳定，而不会象黄、淮中下游的许多河流那样仍处于漂移不定中，也不会因为局部的堵塞而形成上游被淹没的情形。
三、大禹时代的社会环境
大禹的时代特点是什么？要弄清这一问题还必须先弄清大禹与“夏”朝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夏”的都城，找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大禹在历史上已经被称为“夏后氏”，二里头又在大禹之后，它怎么可以成为“夏朝”的都城？即便二里头是一个都城，它也不应该是“夏”的都城。如果说大禹是“夏后氏”，那么，“夏”一定在大禹之前，大禹之前的一种社会形态不应该是一个现在概念上的“朝代”，而是一个时代。
那么“夏”时代的社会形态是什么呢？在“夏”之前的社会形态是一种不分男女老幼，为追随食物的成熟不断迁徙，混居乱交的“群”社会。后来由于环境的变化，食物日益短缺，人类的各种复杂意识不断觉醒，上述原始群社会解体，人类不再追逐自然生长的食物，开始实施耕作农业，两性关系也逐步过渡到形式上的“一夫一妻”式家庭，进而发展成家族、大宗族群体构成的社会。
无论是少昊、太昊、颛顼、帝喾，还是尧、舜、鲧、禹，都是那个时代较大宗族中贡献较大而被后人记住的“头人”。他们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在各自的定居地经营着自己的家族或宗族，他们之间相互并无管辖、隶属关系。所以，《尚书》中所谓尧、舜领导鲧、禹是对历史的误读。所以说误读而不说杜撰是因为《尚书》的作者可能真还造不出来，他大概是对相隔将近二千年前古文字的误读。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相互独立的关系，他们在历史上的显耀只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自然轮替，就像后人把这种轮替现象误读为“禅让”和“选能任贤”，不是杜撰或伪造，而是对历史的误读和误解。这种社会发展的自然轮替的内在动力当然是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强大的领导力，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某人的选择，是历史不给其更多的机会，而不是他主动让贤。
四、大禹的业绩
已经进入夏时代政治地域范围的区域推测有河南嵩山周边地区、陕西的渭河沿岸、山西的汾河沿岸，在豫东、豫南和山东的个别小范围地区可能也有形成，此外的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未进入夏政治时代。从郑州以东、以南一直到江淮一线，大部分还都处于狩猎和采集为生，整年追逐食物的迁徙运动中的人群。由于这片广大区域原本大多为河湖所占，这时水已经逐步退去，人们觅食的范围已经扩大许多，他们向西、向南运动的天然屏障也已经不复存在。尽管如此，食物的增长仍然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于是，他们分别从豫东、鲁西、淮河沿线向夏地域进发，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河南新密、新郑、禹州一线，一直到登封、巩义都受到了觅食饥民的困扰，当然也包括豫东及山东等夏文化零星分布的地方。于是，这一带的诸家族开始为保护自身利益，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郭。“鲧做城”就发生在这个时候。由于东方和南方涌来的饥民太多，而且越来越多，即使修筑城郭也无法安定生活，这一带的诸夏各族都非常痛苦。这时大禹出头，来安置这些四处游荡的饥民。让他们到南方无主的新土地“息壤”去定居，教他们学会耕作。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使社会安定了下来。不但大量游民有了着落，原来遭受严重侵扰的诸夏各族也都可以安居乐业。于是，这些受益的诸族为向大禹表示感谢，每年都会携带本地的土特产品来朝。这就是古籍中记载的“大夏有德，远方图物”。
五、社会治理是如何变成治水的
从考古发掘出来的远古遗迹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大禹治水的结论，因为非常清晰地反映出来的是对那一段混乱的人类社会的治理。那么它是如何变成治水的呢？
解开这个谜需要从历史和文字两方面下手。
根据考古发掘发现夏之前很久就有类文字出现，进入夏时代后不断有大宗族发展壮大，他们已经实施耕作农业，也已经定居很久，有产生文字的必然环境。
最早《尚书》中记载的是“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离洪水的理解最近的是《尚书·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昬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其中“禹敷土”一句就很清楚，他是分配土地，根据各地土地的情况和人群规模的大小进行分配，所以，才会在主要区域实施定居、农耕的夏文化。它与平水土，主名山川，实际上是一个意思，用的却是“平水土”。就是人们都分得一块土地。大禹说他自己做了哪些事。虽然开始就说“洪水滔天”，但与“下民昬垫”又无逻辑联系。他所做的事情也与洪水建立不起直接的逻辑关系。根据相关记载可以推断，本来夏时代大禹一族是有文字的，他们对大规模的“饥民洪流”的表达让后人误解为“洪水”了。其实，后世历代在形容大规模无序难民时也用“洪水”一词。
再到汉以后，以《淮南子》为代表的古籍对大禹治水进行了详细描述，绘声绘色，添油加醋，更容易使人接受他们的误读，终于变成了“史实”。
夏文字本来就是一个小众文字，可能只有“族长”等少数人使用。商代夏后，夏的后人因遭到不断的排挤、迫害，只能越躲越远，一蹶不振而使文字失传。直到周朝时可能还有部分存世，人们一知半解地理解远古，结果误解多多。
六、大禹的历史功绩
坦率地说，大禹治理社会的功绩要远远比治水更伟大。他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时代，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政治文明的萌发。在此之前对人类社会的管理还是以族为单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管理。从大禹开始真正地抛开了氏族血缘，以地域为单位管理社会。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次飞跃式发展。人们最早出自对大禹感激的礼品馈赠，逐步转型为对国家的贡赋。一系列对国家和社会管理的理念开始形成并得到系统化。《禹贡》就是对早期贡赋的描述。它记载了什么地方居住什么人，那里的特产是什么，他们的贡赋是通过什么路径、以什么方式送来，等等。《洪范》就提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说明大禹治理社会的理念是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所以夏的社会形态能持久。河南范县和山东平阴县洪范镇可能都与那次大禹平水土有关。洪范就是管理社会的基本原则和框架。
四千多年前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华文明从原始文明走向政治文明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虽然很少，但是考古发掘却给我们提供极为丰富的信息，足以让我们非常清晰地了解到我们的原始文明已经发展到多么高的水平。它让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进程更加活龙活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清晰地展示了三代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和内在动力。
这段历史的改写，或者说我们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为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为文明理论的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前景。中国人远古历史不再模糊，不再虚无，而是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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