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开周
李开周，专栏作家
著有《武侠物理》、《武侠化学》、《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等书。
朱元璋即位以后，颁布过这么一道圣旨：
“这文书各家见了呵，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怎么劝诫，教休做这等恶人，合着天理仁心了行，却不好？”
“有一等官人家，父母、妻子、兄弟一同害人，满家儿并无一个发仁心的，似这等全家坏了的，也好些个。”
“这文书说得明白，一件件开得分晓，若还再如此害军，便是自己犯了又犯这般。难说你不曾见文书？不知道这文书又不是吏员话，又不是秀才文，怕不省得呵！”
我敢赌一百块钱，凡是第一次读到上述圣旨的朋友，肯定都会感到奇怪：咦，皇帝颁布圣旨，难道不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然后紧跟着一大堆文绉绉的文言文吗？这朱元璋怎么满口大白话啊？莫非因为他是穷苦农民出身，上不起学，二十多岁才开始学文化，当皇帝时还没有达到用文言文表达的水平吗？
其实不然，朱元璋并不是没有颁布过那种文四骈六的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命运既终，海内疆土，豪杰分争。朕本淮甸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
您看，这道圣旨也是出自朱元璋之口，而且在时间上比前面那道大白话圣旨还要早，是他刚刚称帝、尚未将元朝推翻时颁布的。
我们得承认，朱元璋文化水平确实不高，但就算他完全不识字，也可以把圣旨弄成文言文啊！因为他是皇帝，皇帝手下还少得了帮助草拟和润色圣旨的文臣吗？
那么好，既然他有条件发布文言圣旨，那干嘛搞出一个白话圣旨来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好懂，为了让天下百姓更容易听明白。
朱元璋在他最著名的圣旨《大诰》中说过：“我这般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他直接用口语表达，目的就是让有文化的子民和没文化的子民都能听懂他的“圣意”。实在讲，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比只顾形式和面子，发布一通文辞典雅但文义晦涩，甚至还可能被受众曲解的政令，要好得多得多。
明朝人编撰过一部《皇明诏制》，收录了从洪武年间到嘉靖年间的大批圣旨，翻开瞧一瞧，白话圣旨还真不少。例如这部书第三卷朱元璋的《戒谕武臣敕》、《谕武臣恤军敕》、《诫谕管军官敕》、《御制军人护身敕》，以及第五卷朱棣的《谕天下武臣敕》，还有第二十一卷嘉靖皇帝的《宣谕承天府百姓》，都是大白话。
我们来看看嘉靖那道《宣谕承天府百姓》：
“说与故里众百姓每：我的父母昔在孝宗皇帝时封国在这里，积许大的德行，生我承受天位。我今为父母来到这里，你每也有旧老的，也有与我同后生的，但只是我却没德行，父母都天上去了，这苦情你们也见过么？我今事完回京，说与你每众百姓，各要为子的尽孝道，为父的教训子孙，长者扶那幼的，幼的敬那长的，勤生理，做好人，你每依我的言语。非我不能深文，以便那不知文理之人教他便省的。你每可记着。”
嘉靖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也是第十位皇帝明武宗的堂弟。明武宗荒淫无道，没留下子嗣，所以由他承继大统。他当上皇帝，衣锦还乡，回到早年的封地祭拜父母，给当地老百姓颁布了这道圣旨。
这道圣旨同样没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用“说与故里众百姓每”开头，意思是“说给老家的百姓们听”。他也没有称“朕”，直接称“我”，显得非常亲切。
在这道圣旨里，嘉靖先是表达了对父母在天之灵的怀念，对自己不能尽孝道的痛苦，接着又劝告百姓遵纪守法，恪守孝道，老老实实做人。最后他还解释道：
“非我不能深文，以便那不知文理之人教他便省的。”不是我不会写文言文，我之所以用大白话，是为了让那些没文化的人一听就懂啊！
既然白话圣旨有这种易懂易传播的好处，其他朝代的皇帝为什么不借鉴一下呢？为什么唐朝、宋朝和清朝皇帝颁布的那些圣旨都是那么文绉绉的呢？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清朝皇帝批复奏章，也写过“知道了”、“这样不好”、“朕就是这样的汉子”之类。是的，但此类批复只是针对大臣，并非针对百姓，清朝皇帝发给百姓的圣旨当中，绝对不会有连篇累牍的大白话。您想啊，清朝皇帝以异族入主中原，面对博大精深、光彩夺目的汉文化，他们缺乏自信，唯恐汉族士大夫小瞧了自己，唯恐汉儒在暗地里嘲笑他们“粗陋不文”。
明朝皇帝怎么就不怕嘲笑呢？这是因为前面有元朝皇帝帮他们挡枪——早在元朝时期，那些蒙古皇帝颁布的圣旨就经常用大白话，在蒙古皇帝治下的中国臣民早就习惯了这样奇葩的文风。
来，我们看一道元朝圣旨：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行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什么差发休着者，告天驻寿者。么道有来。如今呵，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彰德路有的善应储祥宫里住持的提点，保和显真大师陈道明，应有的宫观提调，着行者么道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里，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支应休与者，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水土、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不拣什么他每的，不拣谁休依气力者。更这陈道明倚着有圣旨么道，无体例勾当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什么。圣旨，虎儿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仓有时分写来。”
很明显，这道圣旨也是用白话文写的，是我从元朝几千道白话圣旨中挑出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道。
该白话圣旨非常难懂，比文言文都难懂。
第一，圣旨里充斥着大量蒙古语。
“达鲁花赤”、“月古台”、“薛禅”、“完者都”、“曲律”、“也里可温”，都是蒙古语。
达鲁花赤是安插到地方上的掌印官，通常由蒙古人担任。
月古台即窝阔台，是铁木真的第三个儿子，当过蒙古大汗。
薛禅即忽必烈，是拖雷的儿子、蒙哥的弟弟，也是元朝的第一个皇帝。
完者都即铁穆耳，是忽必烈的孙子，元朝的第二个皇帝。
也里可温则是波斯语对基督徒的称呼，蒙古人沿用了这一称呼，在这里表示传教士。
第二，圣旨的句式特别古怪，使用了蒙古语法。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杜撰了一部武学秘籍《九阴真经》，那是一部完全用汉语书写的秘籍，每个字你都认识，可是每句话你都不懂。后来郭靖阴差阳错，将《九阴真经》背给学贯中西的一灯大师听，才由一灯大师揭开谜团：原来那是一部梵文书，但却不用梵文书写，而是用汉字的读音去记录梵语。
我们阅读元朝圣旨，就有阅读《九阴真经》的感觉——虽用汉语来记录，但在语法上却完全是蒙古腔调，只有按照蒙古语的句式去读，才能搞懂确切的意思。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行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意思是这道圣旨由钦差（往来行的使臣每）宣布，宣布给军官们、军人们、各地掌印官们（管城子达鲁花赤每）。
“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什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和尚、传教士、道士们，无论任何劳役都不用承担，因为他们都是负责祈祷上天、帮皇帝延年益寿的人。结尾那句“么道有来”不用翻译，“么道”是蒙古语中的引语动词，表示引述、转述，相当于汉语中的引号，而“有来”则表示肯定，是对蒙古语气词的对译。
“彰德路有的善应储祥宫里住持的提点，保和显真大师陈道明，应有的宫观提调，着行者么道圣旨与了也。”这个陈道明肯定不是演艺圈里的那位陈道明老师，他是河南安阳（彰德路）善应储祥宫的住持，朝廷封号“保和显真大师”，作为当地道观的大当家（应有的宫观提调），皇帝让钦差把这道圣旨交给他（着行者么道圣旨与了也）。
“更这陈道明倚着有圣旨么道，无体例勾当休做者。”为了防止陈道明仗着圣旨横行不法，元朝皇帝在这里补充了一句：“无体例勾当休做者。”意思是不要做无法无天的勾当。
“做呵，他不怕那什么。”如果敢做的话，他难道不怕吗？“呵”在蒙古句式中表示“如果”，相当于英语里的If。
“虎儿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仓有时分写来。”公元1314年（虎儿年），在察罕仓这个地方写的这道圣旨。
汉语句式是谓语在前，宾语在后；蒙古句式则是宾语在前，谓语在后。汉语将修饰语放在前面，蒙古语则将修饰语放在后面。总而言之，与汉语相比，蒙古语来了个乾坤大挪移，而在元朝的白话圣旨里，那些看起来稀奇古怪的汉语大白话也是乾坤大挪移的汉语，是按照蒙古语法来表达的汉语，是被蒙古语同化了的汉语。
元朝皇帝大多不会讲汉语，即使号称精通汉学的那几位（例如元仁宗和元英宗），学到的汉语也是半吊子汉语。譬如前面引述的那道古怪难懂的白话圣旨，就是元仁宗颁布的。
当然，元仁宗身为皇帝，没必要自己去起草圣旨，他身边有的是汉族大臣和汉文老师。但是那些汉文老师和汉族大臣教给元朝皇帝的真是正宗汉语吗？恐怕不见得。
我们可以再看看汉文老师给元朝皇帝讲课时的讲义，通常都是这样的句式：
“天地内，人贵最有。”（贯云石《孝经直解》）
“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本有。”（同上）
“皇帝主着天下，要似山岳高大，要似日月光明，遮莫那里都照见有。”（吴澄之《经筵讲义》）
请问这些人每句话结尾为啥都要加个“有”字呢？
很简单，这些人在给元朝统治者讲课时，已经自觉地用上了蒙古语法。元朝蒙古人说话，结尾爱用“有”字来表达肯定的语气，就像韩国人说话爱在句尾加一个“思密达”那样。结果呢，上头皇帝天天思密达，下头汉臣也跟着思密达，汉人在教蒙古人说汉语的时候，自己的汉语也沾上了蒙古腔。
明清时期，朝鲜人修订汉语刻本《老乞大》，在书中加了一个注解：“元时语必于言中用有字，如语助而实非语助，今俗不用。”蒙元统治下的中国人说汉语，一定要加上“有”字的尾巴，这个尾巴看着像语气助词，实际上纯属多余，现在（指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已经不这样说话了。这个注解说明，蒙元时期沾上蒙古腔的汉人应该还是很多的。
元朝戏剧发达，剧中念白多用口语，那口语里其实也有蒙古腔。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在元杂剧《窦娥冤》当中，窦娥去刑场前有一句经典念白：“俺婆婆若见我披枷带锁，赴法场餐刀呵，枉将他气杀也么哥，枉将他气杀也么哥！”这句话里的“枉”和“也么哥”就带着蒙古腔。
元朝蒙古人飚脏话，常讲“枉的哥”（有女性生殖器的意思），后来讲的多了，在表达激动、惊讶、感叹、悲愤等等语气时，也会讲“枉的哥”。其实这很容易理解，现代汉语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例如“哇塞”本是很脏的脏话，讲的人多了，就演变成表达惊讶之情的语气词了。
元朝蒙古人等级高，汉人等级低，蒙古话成为语言里的“优势方言”，所以对其他语言的影响就比较大，汉人听蒙古人讲“枉的哥”，自然要有意无意地跟着学。但汉人未必懂得蒙古话的原意，结果就将“枉的哥”掐成两段，一段放在句子开头，一段放在句子结尾，再添上汉语中本来就有的语气词“也么”，成就了一个蒙汉夹杂的混合句式：“枉……也么哥”，或者“兀……也么哥”，或者“兀的……也么哥”。相信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句式在元杂剧中是随处可见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受蒙古话影响的结果。
到了明朝，异族统治消亡，蒙古语不再是优势方言了，汉语中的蒙古腔迅速减少，但在圣旨之中，仍能见到蒙古语法的遗迹。就拿本文开头朱元璋发布的那道白话圣旨来说吧，第一句“这文书各家见了呵”，这个“呵”字决非感叹词，而是“如果”的意思，是汉人对蒙古句式后置关联词的对译。
原载于网易历史频道
http://news.163.com/18/0321/09/DDDNST37000187U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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