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磨万击主义真
早在五四运动前夕，黄日葵便与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到街头、工厂、农村，了解民众疾苦，宣传进步思想文化。从工人农民现实生活的苦难中，他看清了社会的不公与黑暗。经过五四运动洗礼，黄日葵的思想有了新觉醒。后来他曾分析，五四前夕学生方面有两大倾向：一是以新潮杂志社为代表，倾向哲学文学方面，致力于思想改造；一是以国民杂志社为代表，倾向政治社会问题方面，后来逐渐趋于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后，后者有一部分人更加明确地走到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上来。黄日葵就是其中的代表。
黄日葵（右二）与李大钊（右三）等合影
筹办《国民》的过程中，黄日葵与李大钊熟识，并经他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黄日葵担任学会机关刊物编辑部编译员和文牍股主任，以《国民》《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刊物为平台，宣传新思潮，研究现实社会问题，为工农、妇女发声。他撰写《日本之劳动运动》一文，介绍日本劳工组建的30多个工会，分析工人召开劳动大会、罢工的有关情况，提出中国工人阶级也要建立工会、组织罢工。《最近英美的劳动运动》则描述一战以后英美工人阶级状况，反映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提高觉悟、从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的情况。此外，他还撰写《我们劳动者的铁锁》《各国妇女运动史》《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小史》等文章。通过研究社会问题和各国工人运动经验，黄日葵深刻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必然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也进一步厘清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毅然决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3月，由李大钊指导，北大学生秘密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黄日葵是发起人和最早成员之一。
刊载于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的《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
学会成立之初，黄日葵和其他发起会员自行筹集120块银元，购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黄日葵更加自觉、系统地学习研读，每天时间安排得满满的。6月，他给友人写信，谈到了自己充实紧张的学习生活：“春假后，我要实行生活革命了。大概除正课外，上午致力英文（暑假后打算入英文系）及哲学、心理学……下午阅报、杂志，晚间研究社会主义，或家族问题、妇女问题。”他写了许多读书笔记，还经常参加有关马克思主义、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讨论会和讲演会。这时的黄日葵思想认识愈加成熟，已经成长为一名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年夏天，黄日葵两年预科毕业，进入英文系本科学习。暑假期间，他响应李大钊号召，到长辛店工厂和七里庄、大井村等地，向工人、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10月，李大钊领导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黄日葵参加大会，成为第一批近40名成员之一。其间，少年中国学会进行会员终身志业调查。黄日葵在调查表中写道：“终身欲从事之事业：著述、教育，并以之为工具，求达人类社会改造之目的。”黄日葵改造社会的志向，随着思想上的探索进一步明晰，并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实现途径。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会员合影（前排左六为黄日葵）。
1921年7月，黄日葵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会议讨论的焦点是学会宗旨及主义问题，会员们就要不要确定一个共同信仰的主义展开激烈争论。黄日葵认为，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改革中国社会，必须要有一种主义，少年中国学会也应确定一种主义，原因有三：一是受时代潮流影响所需；二是各位会员无法避免政治活动，需要一定的主义作为活动标准；三是会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时，因所持主义各异、是非各执一说，引起误会。“所以不可无共同的主义”。经过辩论，主张不要主义的6人，主张要主义的17人。黄日葵多次发言，主张学会应确立社会主义方向。
经过理论上的不懈追求和实践锤炼，黄日葵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1921年中共一大后，他由团员转为党员。
黄日葵雕像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风云人物》，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第139—145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