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六大名著，研究者们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兴趣爱好，这是很正常的。鲁迅、毛泽东认为《红楼梦》写得最好，红学家们如俞平伯、冯其庸、蔡义江、胡文彬、张庆善、孙玉明、梅节等等先生也这样认为。但胡适认为《红楼梦》不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刘鹗的《老残游记》。其实《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都进入不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六大名著」。鲁迅对《红楼梦》《金瓶梅》评价很高，我在前面已经作过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他对《儒林外史》也有高度评价。例如，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中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敬梓多所见闻，又工于表现，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而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当时……士流中，八股而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事。敬梓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其变化多而趣味浓，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鲁迅说后来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两种书，比起《儒林外史》艺术的手段差得远；「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有顾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专家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以上他谈的是《儒林外史》的优点。但鲁迅也指出了《儒林外史》的缺点。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中说：「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这最后一句七个字「伟大也要有人懂」非常重要，特别重要！《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写作手段，并不在罗贯中之下，但《儒林外史》没有《三国演义》《水浒传》写得通俗易懂，所以没有《三国演义》《水浒传》流传得广远。在现在的很多书店里，《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销售量也比《儒林外史》的销售量大得多。《金瓶梅词话》从总体上来说，比《儒林外史》写得通俗易懂，这是前者优于后者之处，至少可以说是前者比起后者来的优点之一，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优点，我到后面再说。但现在中国内陆各书店中，《金瓶梅词话》、崇祯本《金瓶梅》、张评本《金瓶梅》的销售量，可能还比不上《儒林外史》的销售量。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认为之所以是这样的情况，主要是《金瓶梅词话》、张评本《金瓶梅》是删节本，广大读者一看书中的说明说是删节本，就不买了。再次，即便有一些读者能买得起，但排印的全是繁体字，而中国内陆的广大中青年是不大能读懂繁体字的，如果要不停地查繁体字与简化字对照的字典就太麻烦，就干脆不买了。我听到过一个笑话：中国内陆有一个名牌大学里有一位著名的中国古代史教授，带有几名博士生，有一天这位博导叫博士生们来上课时带上《后汉书》第一册，有一位博士生带着借书证到图书馆书库里去找，结果没找到，对博导说图书馆里没有这部书，教授说「不可能连《后汉书》都没有。」别的博士生叫他看手中的这本书，他看见封面上是繁体字「后汉书」三字，他说「书库里有，但我不认识封面上的这三个繁体字。」众人哄堂大笑。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博士生们如果读繁体字的《金瓶梅词话》全本或崇祯本全本都比较困难，那么文化水平低的广大读者就更难读懂繁体字的它们了，它们的销售量怎么能超过简化字的《儒林外史》呢？
《新刻金瓶梅词话》
鲁迅在 1923年作的《中国小说史大略》中称赞《金瓶梅》是「同时说部，无以上之」的小说。稍后，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称赞《金瓶梅》是「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也就是说，它是明代最好的小说。那时他还没有读过 1932 年前后才发现的《金瓶梅词话》，他只读过《金瓶梅》明末崇祯本和清代康熙间的张竹坡评本。到 1933 年 5月 31日他才购到了新发现的《金瓶梅词话》影印本，他写作、翻译外国文学极忙，没有多余的时间认真细致地、逐字逐句地校勘《金瓶梅词话》与崇祯本、张评本的异同，1936年10 月 19日就病逝了。后来很多的金学家们基本上赞成鲁迅认为《金瓶梅词话》「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的说法，对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的小说文本进行过认真细致地比勘后，基本上认为祖本词话本优于后来的崇祯本、张评本的小说文本，所以中外的金学家们基本上都更重视祖本词话本，研究的也基本上多是词话本，尽管词话本在刻板时刻出了不少错别字等等错误，但它在总体上是优于崇祯本、张评本小说文本的。所以，词话本更当之无愧于「同时说部，无以上之」的美誉。《金瓶梅词话》既反贪官，又反皇帝，这就优于《水浒传》的只反对奸臣，不反对皇帝，用毛泽东批评的话来说，那就是「《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金瓶梅词话》第一回中就反皇帝和他宠信的高俅、杨戬、童贯、蔡京四大奸臣，写道：「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这因果关系归结得很好，很正确，由于「宋徽宗皇帝」昏庸，朝廷腐败，「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才造成了「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饶有几贯家资，年纪二十六七岁。这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把大眼光改成了小眼光，把宏观改成了微观，把大背景改成了小背景，不如祖本词话本。《金瓶梅词话》是反贪官、反皇帝的书，也是反贪污、行贿、受贿的书。任何一个朝廷、政府，如果皇帝是昏庸的，是荒淫无道的，是纵容贪官污吏的，权臣是贪污、受贿的，君臣是腐败的，就必然祸国殃民，就不可能使国泰民安。《金瓶梅词话》反皇帝昏庸腐败、荒淫无道、庇护贪官污吏，该书反官员贪污受贿、包庇杀人劫货凶犯、执法犯法，在这些方面揭露得很深刻，对后世也有长远的鉴戒意义，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在这些方面，优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名著，当然更优于那些非名著的长篇小说了。《金瓶梅词话》中揭露与抨击皇帝宋徽宗昏庸无道，姑息养奸。从第十七回开始，写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等人向他上本弹劾误国权奸蔡京、王黼、杨戬祸国殃民，他不能明辨是非，批示决定蔡京留下辅政。在他的「宽恩」之下，杨戬也没事了。有这样的昏君，也就难以抵抗异族入侵。杨戬的亲戚、党羽西门庆作恶多端，但因朝廷负责三法司会问的右相李邦彦受了西门庆行的重贿五百两金银，就把「西门庆」的名字改成了「贾庆」，将其开脱无罪（第十八回，崇祯本把「贾庆」修改为「贾廉」，大错，因为「庆」的繁体字很难改为「廉」字，只把「西门庆」改为「贾庆」就行了，没必要改为「贾廉」）。宋徽宗庇护误国的权奸蔡京、杨戬，又被权奸李邦彦所蒙骗，是小说中所鞭挞的无道昏君。词话本第三十回中写宋徽宗给权奸蔡京钦赏了几张空名诰身札付。因豪恶、大淫棍西门庆一再派人去东京给太师蔡京行重贿、送厚礼，蔡京受了西门庆行的重贿、厚礼，就把宋徽宗钦赏的一张空名诰身札付，赐给西门庆，填写上了西门庆的姓名，填注其列衔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官。豪恶西门庆做官，就与昏君宋徽宗钦赏权奸蔡京几张空名诰身札付密切相关。蔡京又赏西门庆派去的吴典恩、汤来保也做了官：一张札付上填写吴典恩任山东清河县驿丞；另一张札付上填写来保任山东郓王府校尉。这真是对宋徽宗、蔡京、西门庆等人丑恶行径的深刻揭露和绝妙嘲讽！作者在同回中骂皇帝、奸臣：「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词话本第四十八回中写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向皇帝上一本，参劾山东提刑所掌刑金吾卫正千户夏延龄、理刑副千户西门庆。其中说夏延龄有「贪鄙之行」，「复着狼贪」，「纵子」夏承恩，「冒籍武举，倩人代考，而士风扫地矣；信家人夏寿，监索班钱，被军腾詈」等等。奏劾「理刑副千户西门庆，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纵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为之不清；携乐妇而酣饮市楼，官箴为之有玷。至于包养韩氏之妇，恣其欢淫，而行检不修；受苗青夜赂之金，曲为掩饰，而赃迹显著。此二臣者，皆贪鄙不职，久乖清议，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他请求皇上「将延龄等亟赐罢斥。」夏延龄、西门庆看了邸报后，吓得面面相觑，急忙差了家人夏寿、来保，带上银子、厚礼，去东京向蔡京的管家翟谦行重贿。结果翟谦对蔡京说了，蔡京就不向昏君奏明此事，翟谦差人拿帖儿，吩咐兵部尚书余深把曾孝序上的本压下来，不上奏于皇上。
第四十九回中写曾孝序见本上去不行，就知道夏延龄、西门庆二官打点了，心中忿怒。因蔡京所陈七事，内多乖方舛讹（崇祯本不该删「乖方」二字），皆损下益上之事，即赴京见朝复命，上了一道表章。极言天下之财贵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师，恐非太平之治……「臣闻民力殚矣，谁与守邦？」可见曾孝序是为国为民而言的。但蔡京大怒，奏明宋徽宗，说他大肆倡言，阻挠国事。竟然将曾孝序付吏部考察，黜为陕西庆州知州。陕西巡按御史宋圣宠，是学士蔡攸之妇兄也。蔡攸是蔡京的长子。蔡京阴令圣宠劾其（曾孝序）私事，逮其家人，锻炼成狱，将曾孝序除名，窜于岭表，以报其仇。可见宋徽宗与权奸蔡京共同迫害了为国为民的清官曾孝序。我在二十多年前编著书稿《金瓶梅人物大全》一书时，见戴鸿森校注本《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中写：「那时将曾公付吏部考察，黜为陕西庆州知州。陕西巡按御史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也。太史阴令盘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锻炼成狱，将孝序除名，窜于岭表……」觉得「宋盘」这个人物有问题。觉得第十七回中写的「张达残于太原」，也有问题。当年我住在成都，与马征共同编着此书，她也说这两个人物的词条（「张达」「宋盘」）写得有问题，应该再认真查阅史料，写得扎实一些。我那时住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就去该院图书馆查阅《宋史》《金史》等等。我在《金史‧卷七十九‧张中孚传》中查到了张达是张中孚之父。该传中说张中孚「父达，仕官至太师，封庆国公。中孚以父任补承节郎。宗翰围太原，其父战殁」。也就是说，在金军将领完颜宗翰围攻太原时，张中孚其父张达战殁了。《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写的「张达殁于太原」，「殁」是草书字，刻书的人不认识，把「殁」字误刻为「残」字了，崇祯本、张评本均误为「残」字。我又从《宋史‧卷四五三‧曾孝序传》中查出曾孝序在东京与蔡京争论过，曾孝序说「天下之财贵于流通，取民膏血以聚京师，恐非太平法。」蔡京衔恨之。当时蔡京方行结粜、俵籴之法，尽搜刮民财充数。曾孝序向宋徽宗上疏曰：「民力殚矣！民为邦本，一有逃移，谁与守邦？」蔡京益怒，「遣御史宋圣宠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锻炼无所得。但言约日出师，几误军期，削籍，窜岭表。」又查出《宋史‧卷四七二‧奸臣蔡攸传》，写蔡京的长子蔡攸「妻宋氏出入禁掖」，可证蔡攸的妇兄确实姓宋。《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在书稿中写的应是：「陕西巡按御史宋圣宠是学士蔡攸之妇兄也。太师阴令圣宠劾其私事，逮其家人」，因「宋圣宠」「圣宠」写的是草书字，刻工不认识两处草书的「圣宠」二字，共四个字，就两处都误刻为「盘就」二字，因为「圣」字草书像「盘」字，「宠」字草书像「就」字，因形近而误。「太史」是「太师」之误，音近而误，「太师」是指太师蔡京。刻工就误刻为「陕西巡按御史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也。太史阴令盘就劾其私事」等等。崇祯本把「太史」改订为「太师」。但词话本中的「宋盘就」是刻错了，应改正为「宋圣宠」；词话本中的「阴令盘就」还是刻错了，应改正为「阴令圣宠」。崇祯本沿袭了词话本中的这两处刻误，也刻错了。张评本中亦误。两处「圣宠」是，两处「盘就」非。在《金瓶梅词话》中，清官好官曾孝序及其家人的悲惨命运，都是由昏君宋徽宗决定的。他就是这样不辨忠奸与是非，包庇、纵容权奸蔡京，迫害忠良的无道君。第六十四回中写「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陆三镇。依着蔡京老贼，就要许他。」金军入侵，主降派蔡京等人，主张割地议和，内陆的人民百姓处于越加危难的境地。第六十五回中写宋徽宗却追求更奢侈、豪华、快乐的享受，要「营建艮岳」 「艮」音 gèn。「艮岳」是宋徽宗在汴京东北隅作的土山，搞得极其奢华。「朝廷如今营建艮岳，敕旨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运船陆续打河道中来，头一运将次到淮上。又钦差殿前六黄太尉来迎取卿云万态奇峰，长二丈，阔数尺，都用黄毡盖覆，张打黄旗，费数号船只，由山东河道而来。况河中没水，起八郡民夫牵挽。官吏倒悬，民不聊生。」还写「州县不胜忧苦这件事。钦差若来，凡一应……公宴、器用、人夫，无不出于州县，必取之于民，公私困极，莫此为甚。」第六十八回中写：「况此民穷财尽之时，前者皇船载运花石，毁闸折坝，所过倒悬，公私困弊之极……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作者借书中一些人物之口，揭露皇帝追求更大的享乐，造成了人民更大的苦难。（武大郎）西门庆本身就是一个杀人犯，他和潘金莲、王婆共谋毒死了潘的丈夫武植，通过行重贿送厚礼使三人都得以逍遥法外。但他又通过给权奸蔡京行重贿送厚礼，间接从昏君宋徽宗那里、直接从权奸蔡京那里，得到了皇帝钦赐给蔡京的空名诰身札付，并由蔡京亲自填注，做了副千户、山东提刑所的理刑官。他受了杀人犯苗青的一千两银子重贿，与正千户、山东提刑所的掌刑官夏延龄均分，两个执法犯法、贪赃卖法的理刑官，就放走了杀人犯苗青。由于西门庆行重贿买通了权奸蔡京、朱勔等人，第七十回中写兵部一本，其中向皇上奏夏延龄、西门庆应升官。对于夏延龄是明升暗调，没有了实权；而对于西门庆则真正是升了官，掌了实权。「山东提刑所正千户夏延龄，资望既久，才练老成，昔视典牧而坊隅安静，今理齐刑而绰有政声，宜加奖励，以冀甄升，可备卤簿之选者也；贴刑副千户西门庆，才干有为，英伟素着，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果仰，宜加转正，以掌刑名者也。」西门庆本来杀人、行贿、贪污、受贿、包庇与开脱杀人犯等等坏事都干过，民愤极大，这里向皇帝的奏本中却称赞他「才干有为……在任不贪……齐民果仰」。昏君宋徽宗不察，居然下圣旨批准，使得他「转正，以掌刑名」。小说中写西门庆、夏延龄看了「升官邸报」，完全是不同的感受：「西门庆看了他转正千户掌刑，心中大悦；夏提刑见他升指挥管卤簿，大半日无言，面容失色。」因为西门庆「转正千户掌刑」，更可以为所欲为、作威作福、贪污受贿，得到更多的好处；而夏延龄虽升为指挥，但管的是卤簿，会失去很多经济上的利益，他请求蔡京以指挥职衔，再在任所掌刑三年，翟谦对主子蔡京说情，力挺西门庆掌刑（因西门庆给翟的好处极多），夏才失败。第七十回、七十一回中写何太监何沂想叫侄儿何永寿在山东理刑，转央皇上所宠的安妃刘娘娘向皇上请求。这何永寿，年纪不上二十岁，宋徽宗居然看在所宠的安妃刘娘娘的情分上，授予这十八九岁的何永寿做金吾卫左所副千户，在山东提刑所理刑。何太监对西门庆说：「舍侄儿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同僚之间，凡事教导他教导。」既然他「年幼，不知刑名」，岂能在山东提刑所做理刑官？其实西门庆也没有什么文化，识字不多，原是「市井棍徒」（曾孝序奏本中语）。昏君宋徽宗却批准西门庆与何永寿二人做了山东提刑所的掌刑与贴刑官，让他们执山东一省的司法大权，岂非荒唐绝伦，当作儿戏！小说中写宋徽宗重用权奸，宠溺妃嫔，奢侈腐化。作者借用《大宋宣和遗事》中的诗骂宋徽宗道：「深悲庸主事荒淫……稔乱无非近佞臣。」（崇祯本第七十一回回首改换成了一首诗；词话本此回回首是一首七律诗，刻工刻错了几个字。）作者骂他「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指五代后蜀国君孟昶）；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从十八岁登基，即位二十五年，倒改了五遭年号，先改建中靖国，后改崇宁，改大观，改政和。」后来又改重和，改宣和。
《新刻宣和遗事》
蔡京等权奸投其所好，极其肉麻地赞颂他，他喜欢听，而不喜欢听逆耳的忠言，所以就迫害忠良。小说第七十八回中写他命朝廷行下文书，天下十三省，每省要万两银子的古器；东平府坐派二万两。写「朝廷皇城内新盖的艮岳，改为寿岳（按《宋史‧徽宗纪》说『以金芝产于艮岳万寿峰，改名寿岳』），上面起盖许多亭台殿阁，又建上清宝箓宫、会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妆阁，都用着这珍禽奇兽，周彝商鼎，汉篆秦炉，宣王石鼓，历代铜鞮，仙人掌承露盘，并希世古董，玩器摆设，好不大兴工程，好少钱粮！」可以看出在异族侵略、兵荒马乱、人民逃难、流离失所的水深火热之境，皇帝与皇家却不顾国家的安定、人民的死活而在追求更奢华的享受！作者是在借宋骂明，骂的是宋朝的皇帝，实际上是在忠告明朝的万历皇帝，希望皇帝觉醒，不要宠溺郑贵妃，不要贪图享受，应该信用忠良，排除奸佞。所以第九十八回中写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众权奸，宋徽宗将蔡京、童贯、李邦彦、朱勔、高俅、李太监（李彦）六人永远充军，将蔡攸处斩，家产抄没入官。但宋徽宗并未完全觉醒，他对异族入侵实行的投降政策，远不能与抗金的人民和英雄们相比。「东京朝中徽宗天子，见大金人马犯边，抢至腹内陆方，声息十分紧急。天子慌了，与大臣计议，差官往北国讲和，情愿每年输纳岁币金银彩帛数百万。一面传位于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为靖康元年，宣帝号为钦宗。皇帝在位，徽宗自称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龙德宫。」第一百回中写「东京钦宗皇帝登基」，也就是「靖康皇帝」。写「大金人马抢了东京汴梁，太上皇帝与靖康皇帝都被虏上北地去了。中原无主，四下荒乱，兵戈匝地，人民逃窜。黎庶有涂炭之哭，百姓有倒悬之苦。」作者写道：「徽宗、钦宗两君北去，康王泥马度江，在建康即位，是为高宗皇帝。」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陶慕宁校注本《金瓶梅词话》页 1365注：「泥马度江─传说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金国作人质，后乘崔府君庙中泥马渡过夹江，逃至南方，做了南宋高宗皇帝。」「建康─南宋初拟为都城，后南逃杭州定都，名临安。建康即今南京市。」《金瓶梅词话》的作者虽然写了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但他在小说中鞭挞的皇帝是宋徽宗。也鞭挞了奸臣、贪官蔡京、童贯、李邦彦、夏延龄、西门庆等等许多人。鲁迅批评《水浒传》「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毛泽东批评「《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个人认为《金瓶梅词话》既反奸臣、贪官，又反皇帝，在这方面是优于《水浒传》的。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以汉室刘姓皇帝为正统，当然不反汉献帝刘协。但他主要赞颂的是刘备、诸葛亮、关羽，主要赞颂的不是刘协。他主要骂的是曹操。但他对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没有进行过认真细致地研究，不清楚曹操一生都没有篡汉称帝，他在建安五年（公元 200 年）的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军以后，他的军队就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军队，从公元 200年击败袁绍军到 220 年他去世，在将近二十年间，他的兵力最强大，他如果要废掉汉献帝而自己称帝，本来是很容易的事，但他一直到死都不篡汉称帝。汉献帝于建安十八年五月命曹操为魏公，并看上了曹操的三个女儿曹宪、曹节、曹华（曹操还有另外几个女儿），同年七月，汉献帝就聘曹宪、曹节、曹华为贵人。建安二十年正月（公元 215 年初），立曹节为皇后，非常恩爱。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汉天子进魏公曹操之爵为魏王。从汉献帝立曹节为皇后以来，就和岳父曹操的关系更亲密了。曹操病逝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公元 220 年 3 月），距汉献帝立曹节为皇后整整五年，这五年间孙权、陈群、桓阶、夏侯惇都劝曹操废掉汉献帝而称帝，曹操都拒绝了，他决心终生辅佐汉天子，自己绝不称帝。他死后不久，逆子曹丕就奸占了他昔日爱幸的所有的宫人，被母亲卞后所斥骂。曹操死后不满九个月，曹丕就篡汉称魏帝了。降汉献帝为山阳公，降妹妹曹节皇后为山阳公夫人，派使臣去向曹节逼讨皇后玺绶时，曹节哭着骂曹丕得不到天的保佑。一千多年来很多人认为曹丕篡汉就等于曹操篡汉，其实这样的认识大错特错！曹丕不等于曹操，曹丕篡汉不等于曹操篡汉。曹操到死都是忠于汉献帝的。汉献帝早年与曹操有矛盾，但从建安二十年正月立曹节为皇后到曹操病逝的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这五年之间他们在统一中国的大事业上，在君臣关系上，在翁婿关系上，他们都是特别亲密的。曹丕篡汉称帝是大罪过。汉献帝聪明睿智，对于北方的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等等，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并非曹操一人之功。他仅比曹丕大 6 岁，并非年老体衰，也不是弱智的幼童，曹丕称魏帝，降汉献帝为山阳公，毫无道理。即使是汉献帝要禅位，曹丕也应该像父亲曹操那样坚决不称帝，坚持秉忠心辅佐汉天子，坚决不僭位。只要坚决不篡汉称帝，怎么会落得个千秋的骂名？一千七百九十多年来，无数人骂曹丕篡汉称帝，包括鲁迅在内（鲁迅说曹丕「篡汉而即帝位」，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鲁迅全集》第 3 卷页 526）。但一千七百九十多年来很少有人注意到：曹丕于公元 220 年冬篡汉称帝，汉献帝刘协被降为山阳公，还活了十三四年，一直活到了公元 234 年夏。还值得注意的是：曹丕称帝还不到半年，刘备、诸葛亮等等人不认真打听汉献帝是否还活着，就宣布汉献帝已经被害死了，许靖、糜竺、诸葛亮等等人就急不可耐地劝刘备称帝，刘备居然于公元 221年夏也称帝了！其实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人忠的是刘备，并非真正忠于汉献帝刘协。孙权居然于公元229 年也称帝了，也不忠于汉献帝刘协。而刘协到西元 234年夏才死，魏明帝曹睿追谥山阳公刘协为汉孝献皇帝。在以上这些人中，只有曹操一人忠于汉献帝，一直到死都没有篡汉称帝；而曹丕、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睿、孙权等等人都不忠于汉献帝（山阳公）刘协。关羽、张飞、诸葛亮只忠于刘备。一千八百多年来，对曹操毁誉纷纷。在骂曹操的古书中，《三国演义》的影响最大。连京剧《捉放曹》等等都受有《三国演义》的影响。鲁迅说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鲁迅的这些文字下面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了着重线，表明他对鲁迅的观点是赞同的。毛泽东在 1957 年 4月 10 日的谈话中不同意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拥刘骂曹，说「小说上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他对曹操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代表进步一方面的，而刘备所要扶持后来又继承了汉则是没落的。」意思是刘备父子远不如曹操。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对胡乔木等十多名工作人员说：「……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19人很了不起。」 毛泽东于 1958 年 11月 20 日上午在武汉召集陶鲁笳、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 4名高级干部开座谈会，毛泽东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毛泽东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啰！」陶鲁笳回忆毛泽东在 1958年 11 月上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陶鲁笳回忆说：「毛主席说到这里，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他实事求是地评价曹操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一定要翻。』」见陶鲁笳：〈忆毛泽东同志教我们读书〉，载《党史文汇》1993年第9 期。显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对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歪曲历史骂曹操是奸臣，对曹操制造的错案、冤案，是愤愤不平的，提出了「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他说：「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是何等巨大的魄力！1959 年，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发表文章、作品为曹操翻案。事过了五十多年，到现在的2014 年，还有学问、见识、水平远不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翦伯赞、易中天的浮浅者深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违背历史、歪曲历史，大骂曹操。我赞成毛泽东等人的卓见，《三国演义》中违反历史、歪曲历史、不符合历史真实之处很多。我认为《三国演义》远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也远不如《红楼梦》《金瓶梅词话》。19 见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页 1388-1393。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收录于《鲁歌<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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