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3日，中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图为周恩来与罗申大使步入中南海勤政殿
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从中央外事组到成立外交部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为了更好地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促进抗日战争胜利进行，1939年4月，南方局正式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改称外事组，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南方局外事组在宣传中共抗战立场和主张，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周恩来等多次会见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希望美国协助制止国民党反共降日活动。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外事组又利用各种机会同外国记者、外交官联系，公布事件真相。周恩来还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代表居里和英、美、苏等国大使，向他们提供国民党制造摩擦的具体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目前的反共分裂政策，将会导致中国内战的扩大，危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英、美、苏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对国民党政府施加了压力，迫使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有所收敛。
1944年，美国政府派遣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外国官方往来的开始，因为观察组的成员多是美国政府派出的军官，也有少数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外交官。一个时期以来，共产党只同外国记者和左派朋友交往。这次接待美国军事观察组是对以往做法的一次突破。
同年8月18日，周恩来草拟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发往中央各局、办。《指示》指出：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惧外和媚外几种错误。要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这可能是中共中央最早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共产党大队人马撤出延安，其中包括从南京、上海等地到延安的外事组和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过的外事干部。周恩来担心，好不容易聚拢的这批外事人才被打散，将来不好找，决定成立个机构，把人才留下来，以满足胜利后开展外交工作的需要。同年5月，周恩来在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外事组，组长是叶剑英，副组长是王炳南，成员有柯柏年、董越千、章文晋、张香山、凌青、韩叙、曹桂生等20多人，并设有研究、翻译、新闻三个处。
随着战局的发展，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1948年春，中央外事组随中央主要机关一起，转移到河北建屏县西柏坡村（今属平山县）。1949年1月，周恩来第一次给中央外事组作报告，长达两小时。除讲当时的战场形势外，其他都是讲进城后如何做好外事工作的问题。据凌青回忆，周恩来主要讲了两大问题：一是外事政策方面，强调进城后，涉外工作要为稳定局势服务。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要加以区分；对原帝国主义国家使、领馆外交官，在未和我建交前，均按侨民对待；对外国人的财产要保护，不没收；对外商企业可以允许营业，但要接受管理。二是外事干部本身应注意事项。周恩来特别强调纪律问题，称外事干部就是文装解放军。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后来发展为“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外事干部基本守则。
1949年9月，周恩来指示时任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的王炳南负责筹建外交部，提出两项急需办理的任务：一是筹划外交部的组织机构和选调部机关的工作班子；二是选择外交部的办公地点。
王炳南物色了三处办公地点：北洋政府时期的老外交部旧址（外交部街）、旧日本使馆馆址和六国饭店（东交民巷）。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亲自到三处看房。虽都不太理想，但为应急，还是选定了老外交部旧址，它由数座德式建筑组成，有东西两座大门。
关于组织机构和选调干部事，按周恩来指示，从军队和地方选调了一批文化水平较高，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其中包括不少刚刚走下战场的高级将领。王炳南迅速拟就了一份组织机构名单上报周恩来：副外长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阎宝航、董越千、赖亚力；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亚洲司司长夏衍（未到任，后由陈家康代），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美洲澳洲司司长柯柏年，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兼）、副司长龚普生，情报司司长龚澎；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兼）、副主任乔冠华，条约委员会主任章汉夫（兼）；办公厅下设秘书处、人事处、总务处、机要处、签证处和礼宾处。
9月30日，周恩来召集各有关单位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情况时宣布，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从此，我们的外交部就正式开始工作了。
迅速将新中国成立这件大事通知各国政府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勤政殿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下午3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泽东在公告中说：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开国大典一结束，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就指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马上派人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附周恩来外长签署的《公函》发出。《公函》全文如下：“径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于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需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此致×××，1949年10月1日。”
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图为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交谈
这封公函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信封、信纸发出的。
10月2日，王炳南派韩叙和曹桂生负责发送《公告》和《公函》。韩叙负责发送在北京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多米尼加等8国外交机构。曹桂生专程去南京，将上述两个重要文件送达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埃及、缅甸、泰国、奥地利、葡萄牙、阿富汗和波兰等国驻南京的外交机构，并转送在上海的30个外交使团。
新中国第一份国书出台
10月2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10月3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复函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同意建交。同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约见王炳南，通报苏联已任命罗申为驻华大使。10月4日，外交部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任命已在莫斯科的戈宝权为中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并命他立即进行筹建使馆工作和接收原国民党使馆。10月5日，中苏双方同时宣布大使人选。中方确认王稼祥为首任驻苏大使，苏方确认罗申为首任驻华大使。
10月10日，罗申抵京，受到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以及董必武、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史良、张治中、邵力子、廖承志、政务院各部委领导和首都3000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接待一国驻华首任大使的最高规格。
10月20日，王稼祥赴任。由于当时来不及办理新中国外交护照，只能由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和副主任阎宝航共同签署了一封“证明信”，请苏联沿途关卡查验放行，并给予外交礼遇。
11月3日，王稼祥大使递交国书，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国书，编号为“国字第壹号”，封面为正红色，“国书”两个大字为隶书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周恩来外交部长副署，并在他们签名下方加盖了个人印章。
外交部召开成立大会
1949年10月5日，王炳南率领首批外交部工作人员从北京的御河桥和松树胡同搬进外交部街31号大院。当日，周恩来外长召集外交部负责同志开了首次外交部工作会议，决定：（1）成立联合办公室，由周恩来牵头，参与者有李克农、王炳南、伍修权、宦乡、柯柏年、龚澎、乔冠华等；（2）聘请何思敬、周鲠生、钱端升和梅汝璈为外交部的专门委员；（3）确定部内各单位的排列次序为办公厅、苏联东欧司、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情报司、条约委员会和政策委员会等；（4）决定11月8日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
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正式召开，新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外交部。在这座德式建筑物里，坐了170多位外交人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出席会议并讲话。周恩来阐述了国际形势和新中国外交任务后，接着讲了以下几点（据凌青回忆）：一、区别旧中国与新中国外交。他指出，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要改变这种局面，要有独立精神。二、要重视外交斗争，认真分析，仔细研究，对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三、强调纪律性。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做前请示，做后报告。四、强调对年轻干部要锻炼要磨炼，一切从学习出发，不骄不躁不气馁。五、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有相似的地方，不同的就是流血与不流血。将军队干部调到外交岗位上来，就因为他们有许多斗争经验，外交人员就是“文装解放军”。
从建立外交部起，周恩来就兼任外交部部长，一直到1958年陈毅接任外交部部长后，但上面主管还是周恩来。从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执行，到干部的培养使用和考察；从设立机构，建立制度，乃至礼宾、调研、翻译以及行政后勤等项工作，件件事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早提出者
1953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根据毛泽东关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以及对新中国外交方针的构想，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许多人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与印度两国共同倡导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原则的产生的确与中印关系有关。为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中国和印度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问题（简称西藏问题）的谈判说起。这次谈判的过程，也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的过程，而且也是运用这些原则解决中印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的过程。
1953年12月31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印度政府谈判代表团全体成员，中方代表团也参加了会见。周恩来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印关系的实际情况，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中印两国谈判在今天，1953年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关系会一天天地好起来。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成立时确定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上述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会见中双方一致同意，按照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进行谈判。
谈判持续了四个月，终于在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印双方代表团团长章汉夫和赖嘉文分别就印度在中国地方的武装卫队等问题互换了文件，换文也作为政府间的协定。《通商和交通协定》的第一段文字如下：“基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就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出现在中印两国正式签订的协定中，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两个月后，周恩来利用在日内瓦会议休会之际，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访问印度期间，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某些原则”（文中列出的五条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也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以才有了后来人们常说的，中国、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自此，无论在双边外交还是多边外交中，中国都始终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1954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由五大国外长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促成印支问题的解决作出了巨大贡献；在1955年召开的有29国参加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重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提出“求同存异”的原则，力挽狂澜，使濒临分裂危险的会议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会议最后通过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等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与发展；正是在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成功地与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通过谈判，友好协商，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与印度尼西亚解决了双重国籍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同美国、日本打开关系并最终建交过程中，中国同样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一切国家关系的准则。中国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也越来越深得人心，被世界广泛关注。
1955年6月，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胡志明
首脑外交的典范
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首次亮出首脑外交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举行。会期之长，讨论问题之复杂多变，皆属罕见。这次会议是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由苏联提出召开苏、中、美、英、法五大国外长会议的背景下召开的，也是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首次讨论亚洲两场战争的和平解决的一次会议。
1954年4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书面向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以下通知：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黄华等11人为代表团顾问。陈明、章文晋、浦山、熊向晖等20人为代表团秘书或助理秘书。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派如此庞大和高规格的代表团出席大型国际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利用这一国际舞台，充分展示了新中国外交的亲和力和他首脑外交的魅力，极大地轰动了西方世界。会议期间，他首先与英国外交大臣进行接触，并经常与苏联和越南外长密切接触，多次与法国外长举行会谈，全力推动越、老、柬三国代表直接接触；积极展开穿梭外交，利用休会，出访印度和缅甸，并专程去广西柳州，与正在那里访问的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会谈；还利用返日内瓦途中，抵莫斯科，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举行会谈；适时在多边场合与美国代表团进行非正式接触。
经过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日内瓦会议以签署印度支那三国停战协定和发表会议最后宣言而圆满结束。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会议内外展示的超强协调能力，得到了与会各国的肯定和称赞。不仅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还为确定新中国的大国地位，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首脑外交“舒广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不甘心失败，试图反扑。为了应对共同敌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新兴独立国家希望召开一次亚非会议，大家团结互助，以便一致对外。恰在此时，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得到印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积极响应。1954年12月底，五国总理在印尼举行会议，共同倡议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举行亚非会议。
中国接受了邀请，但面对的形势极为复杂：（一）参会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各不相同，有的友好，有的相互敌对，有的国家中立，有的参加美国主导的“马尼拉条约组织”；（二）参会国中，只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不少国家对中国不了解甚至反感；（三）西方不断用政治、经济手段，挑起争论，破坏团结，以期达到阻止或分裂会议的目的。就在亚非会议前夕，美国竟指使台湾派遣特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妄图谋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但机遇与挑战总是并存的，应当抓住这次机遇，扩大中国的影响。中国代表团确定了与会的总方针，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取得成功。
毛泽东任命的代表团主要成员如下：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为代表，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达浦生为顾问，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倬如为秘书长。
4月17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开幕。苏加诺总统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发表了讲话。头两天，报名要在大会上发言的有23个国家的代表团。绝大多数都表达了亚非团结的良好愿望，但也夹杂一些对中国攻击、怀疑的论调，如称共产主义是“独裁”，是“新殖民主义”，对邻国“颠覆”等。
周恩来当即决定，将正式发言稿书面散发，并针对当时的会议情况，即席作了补充发言：“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不卑不亢地继续讲道：我们共产党人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接着，周恩来阐述了万隆会议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求同存异”。周恩来18分钟的发言如一阵清风，驱散了两天来笼罩在会场上空的阴霾，为会议指明了方向，从而使会议有可能绕过暗礁，沿着既定的正确航向前进。
在后来的会议中，周恩来趋利避害，广交深交朋友，在国际上树立了平等待人、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持的崇高形象。这不仅对亚非会议的成功提供了动力，也消除了某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和疑虑。黎巴嫩代表团团长马立克对周恩来说：“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我们同你们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你同亚洲和非洲的重要领袖们作了愉快的甚至是有收获的接触。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你们看来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你在会上获得了成功，比别人都大的成功。”应该说他的赞誉在相当程度上有代表性。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国先后和与会的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柬埔寨、伊拉克、苏丹、加纳和老挝等10个亚非国家建交。毋庸讳言，周恩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实事求是的作风，灵活机动的策略，善于解决难题的才干以及顾全大局、平等待人的精神等等，使他把首脑外交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寻求”之旅，首脑外交的宏大交响曲
周恩来曾于1956年末到1957年初、1960年和1964年三次出访亚非国家，第三次出访最具代表性。在陈毅副总理兼外长陪同下，这次访问以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和寻求知识的“三寻求”而著称。此访持续72天，行程十万八千里，是周恩来首脑外交的宏大交响曲。
在埃及，周恩来看到了一个觉醒的、战斗的次大陆。当专机降落的一刹那，尼罗河上轮船鸣笛，船员们奔上甲板高呼：“中国万岁！”在阿尔及利亚，为铭记新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他们将首都一条大街命名为“北京大道”，并请周恩来为通车剪彩。在摩洛哥，周恩来为摩提供种茶和制茶技术，中国则引进该国的蜜柑良种和种植技术。在突尼斯，布尔吉巴总统对中国外交政策有疑虑，周恩来则心平气和地予以解释，终于使布尔吉巴释怀，并于次日宣布与中国建交。在加纳，尽管恩克鲁玛总统险些遇刺，首都局势不稳，周恩来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亲临危城。为保证总统安全，周恩来主动建议，取消外交上的繁琐礼仪。这种种举动，深深感动了加纳朝野。
在马里、几内亚，民众倾城而出，穿红挂绿，夹道欢迎中国客人。在苏丹首都喀土穆，让人们想起了一段难忘的历史：英国人戈登，这个曾指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洗劫北京城的刽子手，后来难逃厄运，葬身在喀土穆。在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派出六架战机为周恩来专机护航。在索马里，这个郑和七下西洋多次在此抛锚落脚的国家，周恩来为他的非洲之行作了总结。他为非洲的苦难呼号，为非洲的觉醒呼号，为非洲各国反帝反殖民的斗争呼号。
周恩来的“三寻求”之旅获得了巨大成功。非洲首脑们对比西方官员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和动辄施压的种种手段，亲眼看到周恩来对非洲那种推己及人、顾全大局、谅解困难、热情相助的坦诚，包含拳拳爱心的谈吐以及平易近人、谦恭有礼的风度，无不由衷折服，引为知己。周恩来提出的援非八项原则以及支持非洲无核化的主张，成为中国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准则，其影响之深远，大大超出周恩来这次出访的国家。到20世纪60年代末，有20多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先后同中国建交。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上，超过2/3的国家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中绝大多数支持票来自非洲。“三寻求”之旅奏响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国家的首脑外交宏大交响曲，为中国赢得了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也为扩大对友好非洲的全面认识打开了思路。
1956年9月，周恩来会见以科里亚爵士（前排左二）为首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政府代表团，并与其一行合影
情义叠加的首脑之交
周恩来定义的首脑外交对象包括如下几方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交部长，特使或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顾问，议长和议会中的党团领袖，党派领袖，国际或地区组织负责人等。据统计，周恩来出访和在国内会见的外国首脑共有539人，占会见外宾总数的57%。其中有96位国家元首，87位国际或地区组织负责人。
周恩来同胡志明、西哈努克的交往，既有手足之情，又有战斗情谊。与大多数就事论事的西方首脑外交不同，周恩来的首脑外交增加了私人间的了解和友谊，其情如水，其义如山，情义叠加的首脑之交堪称楷模。
周恩来同胡志明是老朋友，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就在巴黎相识，一生交往甚密。1956年11月，在欢迎周恩来访问越南的国宴上，胡志明动情地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曾经在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的多年的亲密朋友。”胡志明经常来中国，或秘密或公开，几乎每次都同周恩来促膝长谈。1954年柳州会谈，他们谈有关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1956年河内会面，他们商讨越南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与和平统一问题；20世纪60年代，他们多次晤面，商讨抗美救国战争问题等。每次见面，他们都坦诚相待，推心置腹。胡志明称此友谊为“情义如山”。
在同西哈努克的交往中，可谓患难见真情。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废黜正在国外访问的西哈努克的国家元首职务，后来还宣布判处他死刑。此时，西哈努克正在准备飞往中国访问的途中。如何应对这一棘手问题，中央研究决定，仍按原计划以国家元首规格接待西哈努克访华。当得知西哈努克准备同朗诺集团斗争到底的决心后，周恩来第二天面见西哈努克，建议他准备讲话稿，在柬埔寨驻华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中方协助译成英文、中文散发给记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场录音，向全世界播发。这就是西哈努克著名的“三二三宣言”，后来成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行动纲领。
之后，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推动印支“三国四方”召开首脑会议，解决分歧，共同对敌。1970年4月24日，首脑会议在广州举行，参加者有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老挝爱国阵线党主席苏发努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和阵线政治局主席宾努。为协助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促使会议成功，周恩来于会议召开的当晚飞往广州，第二天分别会见了“三国四方”领导人，促进团结，化解分歧，联合声明很快达成一致，会议圆满成功。西哈努克返京后，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促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成立，正式拉开了柬民族解放斗争序幕。根据周恩来的部署，中国外交部选定西郊宾馆为柬政府办公地点。战争持续5年，1975年4月17日金边终于完全解放。西哈努克曾深情地放歌一首《我亲爱的第二祖国》（他自己谱曲，自己填词）。
1975年8月，西哈努克回国前，去医院看望周恩来，谁料想，这竟成了永别。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写道：世界上有两位知心朋友对我感情最深，也令我最为钦佩，一位是法国总统戴高乐，一位是中国总理周恩来。据统计，西哈努克流亡北京第一年，周恩来正式会见他27次。在中国的5年中，究竟会见多少次，尚无确切统计。当时中国正值“文革”期间，特别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使周恩来面临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和精神负担，而且他病情日益恶化，但他仍十分关注柬斗争形势发展，关注柬内部矛盾的起伏，关注西哈努克的生活。这林林总总，西哈努克心里明白。当他回国前最后一次探望周恩来时，周恩来抱病与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当走出医院时，西哈努克对乔森潘说，周恩来当着你和我的面说的话是中肯的教导，要我们团结一致，不要分裂，我们一定要牢记心中。
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同印支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呕心沥血，也谱写了一曲同西哈努克生死之交的友谊之歌。
首脑外交升华版——“视使如君”
周恩来从新中国成立到他逝世前的二十多年中，共会见外宾6620次，年均265次，几乎每天都有外事活动，其中接见驻华使节1077次。无论是以外长还是以政府首脑身份接见外国使节之多，在当代外交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中的原因就是他“视使如君”。
驻华使节举行国庆招待会，无论国家大小，无论关系亲疏，周恩来总是亲自出席。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往往为某个非洲国家元首访华而集体举行盛大招待会，以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周恩来总是乐于参加。而这类活动却是西方国家首脑所不屑一顾的。
至1972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03个，要求拜会的首任或离任大使为数众多。就在1972年9月30日晚，周恩来还接见了三国首任大使和一个换届大使，以便他们参加第二天的中国国庆活动。
周恩来还利用在机场迎接外宾的机会，同各国使节见面交谈。很多驻华使节都不愿错过这个有可能与周恩来见面的机会，而踊跃参加机场迎送活动。
周恩来习惯夜间工作，但他非常照顾使节的作息时间，尽量白天接见。但也有特例，1950年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通过印度政府转告美国：如果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因“山姆大叔”不懂这句话的分量，导致美国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是美国在对外战争中打的第一次败仗。
有些使节摸到周恩来有求必应的雅量，便想方设法求见。周恩来接见是为了做对方国家的工作，同时也做使节的工作。
周恩来见外国使节，就像会见他们的元首一样，郑重其事，从不敷衍。他彬彬有礼，不卑不亢，落落大方；他服饰朴素整洁，谈吐文雅，举止得体，态度真诚，给使节们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为对外交往注入了无尽的活力。
周恩来首脑外交影响之大也可以从外国的报刊及领导人的讲话中体现出来。
1946年，在南京与周恩来谈判过的美国前国务卿马歇尔，当时就对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外交对手”。后来，马歇尔又对顾维钧（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说，在他的经历中，“曾与各种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伦敦的一些非常狡猾的英国人，但是没有一位比周恩来更聪明”。
马里《发展报》称：“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第三世界的代表在历史上第一次占据了国际上的一个席位。从那时起，周恩来这颗明星不停地闪烁在外交天空里。”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回忆说：“我一生搞外交工作，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像周总理这样杰出的外交家。”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谈到中美上海公报时说：“谈判桌上机动灵活的本领，对国际政治基本原则了如指掌，以及由热忱思想和信仰而产生的道义上的正义感，再加上对世界各国有深刻了解，对历史有长远的洞察力，以及个人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合并起来，使周恩来成为我们当代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美国《时代周刊》载文说：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掌管人，他在毛泽东手下是外交政策的缔造者，为北京开辟了一条不依赖两个超级大国的航道。（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