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关于《金瓶梅词话》与崇祯本《金瓶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说法。
有认为是平行关系的，例如魏子云先生说：「这两种底本，委实是由两种意见不同的人，根据同一底本改写成的。」[1]
梅节先生的看法略异，虽然他也认为词话本和崇祯本是各自独立的，但他认为二书是传抄自不同的底本而非如魏子云先生说的「同一底本」。[2]
韩南先生的看法比较复杂，他认为崇祯本（他称为乙系的版本）乃是以类似词话本（他称为甲系）的版本为据加以改作的。[3]
因为甲系的53及54回比乙系为优，「有谁会用拙劣的乙系第五十三回及五十四回来取代甲系精彩多多的第五十三及五十四回呢？」[4]
所以他不认为崇祯本直接改写自词话本，而是另有接近词话本的「极类似」版本。
王汝梅先生的看法与上述学者不同，王先生提出的证据包括：改写者和欣欣子序的思想一致、崇祯本53及54回是陋儒所改、崇祯本避崇祯讳、词话本误刻处崇祯本相沿而误，以及崇祯本所做的删减修饰等等。
其结论为：「崇祯本刊印在后，词话本刊印在前。崇祯本以《新刻金瓶梅词话》为底本进行改写评点，它与词话本之间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姐妺关系。」[5]
黄霖先生则主张：「崇祯本当以已刊词话本（所谓『原本』）为底本，又参照了另一『元本』修改加评而成。」[6]
但黄先生后来又认为：现存最早的《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刻本，而「目前所见崇祯本必据目前所见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后成书。」[7]
关于53回及54回的问题，确实造成研究者相当大的困扰。因为整体说来，崇祯本无论遣词用字，或细节的处理，都要比词话本好一些，偏偏这两回的情况相反。
韩南先生的看法不错，谁会拿不好的来取代好的？然而，既然沈德符早已说「原本实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8]
可见这5回的内容已非原貌，而恰好崇祯本的53回和54回符合沈德符所形容的「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的情况，这似乎说明崇祯本所据以改写的，是沈德符所看到的杂有陋儒补写内容的《金瓶梅》，而不是之前完整的版本。
由于现存词话本的53、54回并没有血脉不贯串的情形，所以石昌渝先生认为：「由于《新刻金瓶梅词话》保留着原本的五十三回和五十四回，它是比沈德符所见的初刻本更接近原作的本子。」[9]
根据以上的推论，似乎现存词话本比沈德符所见的版本更早，而崇祯本根据的则是杂入了陋儒补写了五回的版本，这样就和黄霖先生：「目前所见崇祯本必据目前所见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后成书。」的主张略有不同。
不过不管如何，只要仔细比对二书，就不能不承认比起词话本，崇祯本是经过修整过的版本。随便举个例子，第11回有这么一段内容：
「看官听说：家中虽是吴月娘大娘子（崇祯本删「大娘子」三字，补「居大」二字），在正房居住，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看（崇祯本作「来」）往，出门走动（崇祯本删此四字），出入银钱，都在唱的（「唱的」二字崇祯本删）李娇儿手里。」[10]
崇祯本修正了词话本的错字（看往／来往），删去了多余的冗词（「大娘子」、「出门走动」、「唱的」），修改之后，文从字顺多了。
此外，日本学者荒木猛研究了崇祯本修改词话本文意，以及增补的部分，认为那些「补笔」使「情节展开更加自然」，并使得某些记述「保持连贯性」[11]。
可见，无论崇祯本是否改写自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或是另有底本，但二者的先后关系应是十分明确的。
郑振铎很早就对这两种版本的内容进行过扼要的比较[12]，后来更深入进行比对的学者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寺村政男，他比较了回目、冒头诗、「正是」、「看官听说」的运用方式等。[13]
胡衍南《金瓶梅到红楼梦》一书第四章也比较了二书的「回目」和「回首诗词」，又对「说唱文学」以及一些细节做了比对，其中对于「看官听说」的部分也做了讨论。[14]
但二文未对故事内外层不同「叙事者」的运用情形做讨论，因此本文特别针对此一方面进行比较。
至于崇祯本所表现的思想与词话本不同，不论主张平行说或母子关系说的学者，大概都是赞同的。
诚如阿部泰记所说，崇祯本「并没有沿承万历本的创作意图」[15]；王汝梅也说：「改写者对《金瓶梅》有自己的评价。」[16]胡衍南更认为词话本和崇祯本，「各有不同美学趣味的书写特色」[17]。
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乃是因为词话本和崇祯本的叙事者思想观念不同的缘故。
本文将从「叙事者」的角度比较二种版本的不同：首先在形式上，从故事内及故事外叙事者的角度，观察二者在叙事者运用上的不同；其次，在「叙事者干预」的部分，主要以「看官听说」的内容加以比较，尝试就二者的差异加以分析，来分辨二位叙事者之间在思想观念上的异同。
二、不同层次叙事者运用技巧之比较
所谓「叙事者」，即讲述故事的人。
一个叙事文本可能有多个故事层次，叙事者可能处于故事之外进行叙事，也可能处于故事内进行叙事。
不论是处于故事外或故事内，如果叙事者不在他讲的故事中，法国学者热奈特称之为「异故事」，如果叙事者作为人物在他讲的故事中出现，则称之为「同故事」。
他依此将叙事者的地位分为四种：
（1）故事外－异故事：讲述与本人无关的故事；
（2）故事外－同故事：讲述本人的经历；
（3）故事内－异故事：第二层的叙事者，讲述一般与本人无关的故事；
（4）故事内－同故事：在第二层讲述本人的经历。[18]
故事外的的叙事者可以比较客观的讲述故事，故事内的叙事者则在叙事时往往带有感情，外、内叙事者的交错运用，可使故事更为生动。
词话本的故事是从武松打虎讲起的，这段改写自《水浒传》的打虎故事便是由故事外的叙事者来讲述。
崇祯本的故事是从西门庆「热结十兄弟」讲起的，武松打虎故事不止被简化了，更大的不同是叙事者也改变了。
在《金瓶梅》武松只是配角，不需要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因此简化打虎故事是必要的，但要如何简化才能够减少叙事，又能保有故事本身的神化色彩，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故事中的人物来叙述。
崇祯本首先由玉皇庙的吴道官在西门庆的众兄弟谈到赵元坛元帅身边画着的老虎时，顺口提及景阳岗出现那只让猎户们吃尽苦头的吊睛白额老虎，过了几天之后，才又从应伯爵口中说出：「前日吴道官所说的景阳冈上那只大虫，昨日被一个人一顿拳头打死了。」
西门庆说他不相信，应伯爵回说：「你听着，等我细说。」但又不是真的说，而是由故事外的叙事者告诉读者他如何手舞足蹈的诉说，「一五一十说来，就像是亲见的一般，又像是这只猛虎是他打的一般。」[19]
很显然的，应是由于武松打虎在当时已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作者认为不需要将内容再说一遍，因此把焦点集中在说话的人（应伯爵）身上，透过故事内叙事者的神态、口气，同样能带来令人「惊叹」的效果。
再看崇祯本55回对于西门庆前往东京为蔡太师上寿前因的补写，这段补写不只让西门庆前往东京这件事变得顺理成章，更巧妙的交代了来保上京为李桂姐说情这件事的结果。
让李桂姐出事的「王三官事件」出现在第51回，关于这个事件，词话本和崇祯本都运用了两种「故事内」的叙事者，即「异」叙事者（叙他人之事），和「同」叙事者（叙自己之事），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追叙事件，叙事效果极佳。
首先是应伯爵在帮李三、黄四向西门庆借完银子之后，问西门庆知不知道李桂姐出事，西门庆回说不知，于是应伯爵「因说起」王三官的娘子的出身，以及如何的标致，
而王三官却去梳笼妓女齐香儿，又如何当了他娘子的头面去嫖李桂姐，他娘子回东京时告状，老公公就将那些引女婿上妓院的帮闲，以及妓女的名字给了朱太尉，朱太尉便下令县里拿人。
又说起几个帮闲都被抓了，李桂姐逃到隔壁家躲避，还说李桂姐今天会来向西门庆求救，等等。
过不久，果然李桂姐来向西门庆叩头哭诉，说自己不认识王三官，却如何平白招来这场灾祸，王三官如何逃走，自己如何躲到隔壁，县里的皂隶今天又是如何来抓人。[20]
前段话，表现了应伯爵的消息灵通，还埋下西门庆因为觊觎王三官娘子而先与王三官母亲林太太私通的伏笔；后段话，则把李桂姐的虚假面目生动的刻划了出来。
李桂姐其实正和王三官打得火热，却说不认识王三官，还一付受尽委屈的样子，她言行之间的矛盾，透过叙事方式的变化，颇具有反讽的效果。
上述两段故事内叙事者所叙，崇祯本只删或改了几个字，内容几乎没什么差别。不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崇祯本把原来的「因说起」，改成「因说道」[21]。
「因说起」以下的内容一般都是间接引语，是叙事者转述人物的话；「因说道」以下才是直接引语，[22]直接引语的内容才可能是「故事内」叙事者的叙述。
就这段话的内容来看，应伯爵实际上是和西门庆直接对话，崇祯本改「说起」为「说道」是很正确的，就叙事的精确性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在吴月娘的说情下，西门庆答应救李桂姐，于是吩咐本来要去扬州办事的来保先去东京替她说情。
词话本写到来保起身前往东京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崇祯本则在55回了结了这件事。当初向西门庆提起的是应伯爵，这里也是由他来作回应。
应伯爵在帮李三、黄四催西门庆借银子之后，提到：「李桂姐还在这里住着哩？东京去的也该来了。」
西门庆回说：「正是，我紧等着还要打发他往扬州去，敢怕也只在早晚到也。」隔天，果然来保回来了，在西门庆的询问下，来保开头便道：「小的亲见翟爹。」
然后叙述了他见了翟管家之后，翟如何叫长班拿帖去和朱太尉说，朱太尉又是如何回复的。[23]
来保以「故事内－同叙事者」的身分叙事，条理清楚，在言谈间充分表现出他的干练。然后话锋一转，说起翟管家问起西门庆是否要上京为太师上寿，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不得不代西门庆答应，于是西门庆乃有东京之行。而这一段追叙，又表现出来保在西门庆家中的份量。
再回头来看词话本的相关内容。前面说过，关于来保上东京为李桂姐说情这件事，词话本后来好像忘掉了，到了60回，忽然说「来保南京货船又到了」[24]，来保何时从东京回来？何时转往扬州又到了南京？都没有交代。
这应是词话本的疏漏，推想在沈德符「遍觅不得」的53至57回中，原应有这些情节才是。再回来看51回，会发现词话本关于西门庆上京这件事，也写得十分突兀。
文中只说西门庆「想起蔡太师寿诞已近」，又说：「先期曾差玳安往杭州买办龙袍、锦绣、金花宝贝上寿礼物，俱已完备，旬日要自往东京拜贺。」[25]
这些内容都由故事外的叙事者「告知」读者，前文中毫无铺陈，与崇祯本比起来，显得较为牵强而不自然。
崇祯本第81回开头一段写苗青买了一个名叫楚云的女子，要送给西门庆，隔一段又写楚云生病了，无法随韩道国和来保回清河。韩南认为：
「此两段之增补乃是编梓者有见于原作者把第77回苗青答应待开春将楚云送往西门庆处的一回事全忘了以致未再提及，所以才替他补上了那么两段，轻描淡写很技巧地就把楚云事交代清楚。」[26]
按词话本和崇祯本77回都有崔本从扬州回来，追述住在苗青家时，苗青花了十两银子买下楚云，打算送给西门庆这件事。[27]这件事在词话本中没有下文，崇祯本则在81回作了清楚的交代。
在77回，两个版本都是由故事内的叙事者（崔本）追叙事件，内容则大同小异。崇祯本81回的补写，则交错运用了故事外叙事者的叙述（楚云生病了），以及故事内叙事者（苗青）的预叙（苗青说：「等他病好了，我再差人送了来吧！」但后来西门庆就死了，此事自然就作罢了。）
正如韩南所说，崇祯本「轻描淡写很技巧地就把楚云事交代清楚。」
其实《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并非不懂得运用「故事内叙事者」交代事件的手法，除了前述51回的王三官事件外，第90回追述来旺的往事由来旺自述的安排也颇为巧妙。
当时来旺是「摇惊闺的」之打扮，却对着雪娥「眼上眼下看着」，在雪娥的追问下，才叙述自己（被西门庆设计陷害之后）被遣至徐州，如何先投一老爹，如何学作银器，并解释了为何一直不敢相认的原因。
这段经过亦可由故事外的叙事者来追叙（一般会加上「原来」二字），但总不如由事件当事人自述来得生动，尤其来旺说到自己「不敢来相认，恐怕蜇门瞭户的。」
曾经是西门庆家中的得力助手，如今却连与家人相认都不敢，更可表现出他的余悸犹存。
由以上分析可知，适时运用故事内叙事者，是一种颇为高明而有效的手法，此一手法崇祯本也沿用了。
来旺的这段追叙，除了删去了无关紧要的几个字外，崇祯本和词话本的内容完全相同。[28]
不过如果透过第1回、第55回、第81回等崇祯本在补写或改写的独有内容中多次运用来看，崇祯本显然更善于就故事内、外的叙事者做不同的运用；至于51回改「因说起」为「因说道」，也可见崇祯本的改写者对于故事内叙事者的运用，有更为清楚的自觉。
三、叙事者思想观念之比较
—以「看官听说」内容为主的考察
作者在讲述故事时，有时会现身评论人物或事件，此一介入或干预性叙事，在西方叙事学上，称为「叙事者干预」[29]。
叙事者干预往往是以与「隐含读者」对话的方式进行，所谓隐含读者，根据德国学者依瑟尔的说法，是活在作家心中时时缠绕并干顶、参与作者创作的读者。……是作家想象出来的他未来作品的可能的读者。[30]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看官」，即为作家预想的读者，与隐含读者的概念颇为相近。古代小说中「看官听说」的内容，可以说是叙事者干预的重要部分。
有时虽然没有出现「看官听说」四个字，但如果明显为叙事者现身发表议论，亦同样具有叙事者干预的性质。
另外「有诗为证」，以及诗后的议论，也往往代表了叙事者的观念。叙事者干预既然是叙事者现身说法，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现出他的思想观念。
因此，透过叙事者干预内容的比较，对于《金瓶梅词话》作者以及崇祯本《金瓶梅》改写者思想观念的异同，应该可以获得比较具体明确的认识。
本文并不打算全面处理词话本与崇祯本思想观念异同的问题，只就叙事者干预的部分作比较。
事实上亦不能够全面进行叙事者干预的比较，因为《金瓶梅词话》作者对于故事的干预极多，特别是诗词、小曲的引用，往往也代表了叙事者的讽谕或批判，但这些内容实在太多，不是这篇小文章能够处理的，本文只聚焦在「看官听说」的内容加以比较。
《金瓶梅》一书的「看官听说」部分，已有学者进行过考察。例如日本学者寺村政男<《金瓶梅词话》中的作者介入文——「看官听说」考>一文，即全面研究了词话本「看官听说」的数量与分布、形态、内容（又分「说明文字」以及「批判文字」二项）等，并且做出此书「批判性是缺乏的」[31]，这样的结论。
陈翠英在探讨《金瓶梅》一书的「两性世界」时，也参考了不少「看官听说」的内容，她认为书中「戒淫」的义旨，不止是一个幌子而已，而是「写出了生命的力度」，并认为：
「将《金瓶梅》书中的诗词劝谕纳入整体文本，与情节并观，自能肯定其作用，并非徒发滥调。在延续旧传统之外，更与全书具体情节互成血肉，而寓有深旨。二者构成《金瓶梅》的多重义旨，集体意识与作者个人的创发交融。」
更重要的一点是，她还处理了「其中的冲突矛盾及调和」。[32]其说实际上就是在强调叙事者干预的重要性，并注意到叙事与干预之间的张力，笔者对于这样的观点是十分认同的。
至于将词话本和崇祯本「看官听说」做了比较的，是本文前言中提到的寺村政男的文章。
他认为「看官听说」本来「大概颇能自由大胆地表现话话者的个性，但这作为读物写定下来的过程中，那种机能已经变得不实用了，而且进一步在故事情节的流动上渐渐成为障碍。」
因此在表现出「读物」特点的「改订本」中，相当部分都被删除了。[33]这话未必尽然，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寺村政男没有说明他所采用的版本，他统计词话本的「看官听说」为46处或45处[34]，笔者根据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的《金瓶梅词话》刻本加以统计，为50处。
他又说：「所谓改订本（即崇祯本）系统中有29处。」[35]但笔者根据王汝梅等四位先生的「会校本」统计，则为39处。
无论词话本或崇祯本，统计的数字和寺村政男的统计都有些出入。
依据笔者统计，词话本「看官听说」比崇祯本多11处，但并不是说崇祯本把原来词话本所有的「看官听说」删掉11个，实际情形要复杂多了。
如果单就「看官听说」四个字而言，词话本原有，而崇祯本删掉的有15处，然而其中有二处（第19回、24回）崇祯本虽然没有「看官听说」四个字，但其下的内容则大致上仍然保留。
真正完全删掉的为：第1回一处、第7回二处、第8回一处、第9回一处、第20回一处、第27回一处、第68回一处、第69回一处、第82回一处、第84回三处，共13处。
这13处中的第1回和84回情况比较特殊，第一回崇祯本把原属「水浒」故事的内容全部改掉，第84回也是把借用「水浒」故事的月娘和宋江相遇情节删掉，当然内含在其中的「看官听说」也自然消失了。
因此，从比较的观点看，我们不能说崇祯本将词话本原有的「看官听说」删掉，因为没有那些故事内容，自然也不会有那些议论了。
相反的，就「看官听说」四个字而言，崇祯本有而词话无的，也有四处，即：简化词话本57回关于薛姑子的介绍后加上「看官听说」、74回将词话本的一大段开场议论简化后加上「看官听说」、78回对西门庆之死所发的议论、97回解释为何周守备不认得陈经济。
以上四处就内容而言，其实只有97回那一处是新增，其他三处只是修改内容后再加上「看官听说」四字，其作用当在引起或加强读者的注意。
由上可知，崇祯本真正把词话本「看官听说」及其下内容全删的只有11处，但也新增了一处（指包含「看官听说」及以下内容者而言），换句话说，崇祯本不过比词话本少了五分之一而已，实在不能说是「大幅度的删削」[36]。
笔者认为，寺村政男或其他学者对于因为崇祯本「看官听说」少于词话本，便做出崇祯本近于「读物」的论断，理由并不够充分。
一来数量上差距并不算多，其次如果为了如寺村说的「表现读物的特点」，或如胡衍南说的「把说书先生藏起来」、「剔除所有说书遗迹」[37]，那么改写者又何必新增四个「看官听说」呢？
我们先来考察崇祯本删掉的「看官听说」内容有那些：
1.第1回删掉1处，内容为批评「世上惟有人心最歹」。
2.第7回删掉2处：一处批评媒人，一处评论钱财。
3.第8回删掉1处，内容在批评和尚。
4.第9回删掉1处，内容是批评妇女。
5.第20回删掉1处，内容是批评和尚、道士、歌妓。
6.第27回删掉1处，内容论「怕热」。
7.第68回删掉1处，内容是批评尼姑。
8.第69回删掉1处，内容在批评妇女。
9.第82回删掉1处，内容预告潘金莲将孟玉楼簪子给陈经济，后来经济将以此勾引玉楼，反而被玉楼所害。
10.第84回删掉3处：其一劝世人勿让儿女出家；其二论月娘不当把孝哥儿许给老和尚；其三预告将来宋江当上寨主，李逵杀死殷天锡事。
以上除了第1回1处以及84回第3处，本来崇祯本就没有这些情节内容之外，余下的11处中，有2处预告情节、3处批评僧尼（或加上道士）、2处批评妇女，其他是有关世态人情的批判。
由于所删以批评僧尼及妇女为多，以下我们即分就对出家人的态度，以及对妇女的态度这两方面，来对词话本和崇祯本的叙事者之思想观念进行比较。
《新刻绣像金瓶梅词话》影印本书影
（一）对出家人态度之比较
寺村政男认为崇祯本删削最多的之所以是与批判僧侣、道士有关的部分，乃因「考虑到这稍嫌武断，并且这些故事又当与结局处由普静和尚超度的情节照应。
在万历本中，随处可见对于僧侣的批判，正是万历时期佛教兴盛而产生弊害的反映。」[38]
词话本确实出现不少对僧侣的负面批评，此一负面批评是和小说中所描写的僧尼的负面形象一致的。
有学者认为《金瓶梅》作者对僧尼腐败状况定有深切的体验，「所以他在《金瓶梅》中描写的僧尼形象，除普静师起全书结构作用未加褒贬外，其余的僧尼均不是好东西，他们的动机和追求都是为色、财所左右、所操纵。」[39]
词话本第8回：「看官听说：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怀不乱的少。古人有云：一个字便是僧，二个字便是和尚，三个字是个鬼乐官，四个字便是色中饿鬼。」
第20回：「看官听说：原来世上惟有和尚道士并唱的人家，这三行人不见钱眼不开，嫌贫取富，不说谎调诐也成不的。」
第68回：「看官听说：似这缁流之辈，最不该招惹他，脸虽是尼姑脸，心同淫妇心，只是他六根未净，本性欠明，戒行全无，廉耻已丧，假以慈悲为主，一味利欲是贪，不管堕业轮回，一味眼下快乐，哄了小门闺怨女，念了些大户动情妻，前门接施主檀那，后门丢胎卵湿化。姻缘成好事，到此会佳期，有诗为证：...。」[40]
叙事者说和尚是「色中恶鬼」、「见钱眼开」，尼姑则「心同淫妇心」，对僧尼的批判的确是十分强烈的。
崇祯本把上述内容都删掉，但并不代表崇祯本的叙事者肯定这些出家人。
崇祯本并没将词话本批评僧尼的言论全部删除，比如12回：「看官听说：但凡大小人家，师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记休招惹他，背地甚么事不干出来？」这一段，崇祯本就一字不漏的保留。[41]
词话本40回所说：「看官听说：但凡大人家似这样僧尼牙婆，决不可抬举在深宫大院相伴着妇女......。」崇祯本也同样保留，仅删去若干个字。[42]
将删去的和保留的内容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崇祯本的叙事者虽然对僧尼也没有好感，但他仅保留对于「大小人家」勿招惹僧尼的告诫，而把直接指斥僧尼的议论都去掉了。
可见崇祯本的叙事者对于僧尼的态度，比起词话本的叙事者要温和多了。观察一下崇祯本在57回新增的一处「看官听说」，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其实崇祯本此处的新增，只是加了一个「看官听说」这个头，就内容而言，反而比词话来得简约。
以下内容加底线的是崇祯本删去或修改的部分：
原来这薛姑子不是从幼出家的，少年间曾嫁丈夫，在广成寺前居住，卖蒸饼儿生理。不料生意浅薄，那薛姑子就有些不尴不尬，专一与寺里和尚、行童调嘴弄舌，眉来眼去，弄的那些和尚们的怀中个个是硬帮帮的，乘那丈夫出去了，茶前酒后，早与那些和尚们刮上了四五六个。也常有那火烧波波馒头栗子（崇祯本作：也常有些馒头斋供），拿来进奉他，又有那付应钱与他买花，开地狱的布，送与他做裹脚。他丈夫那里晓得！以后，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门情熟，这等就故了个姑子，专一在一些士夫人家往来，包揽经忏，又有那些不长进，要偷汉子的妇人，叫他牵引和尚进门，他就做个马八六儿，多得钱钞。闻得西门庆家里豪富，见他侍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频频往来，那西门庆也不晓的。三姑六婆，人家最忌出入，正是：...。[43]
以上是对「薛姑子」出身的说明，这段说明告诉我们薛姑子在出家之前已经是个不守本分的人，换句话说，并不是出家造成她的堕落。
虽然文中也提到了和尚、行童的行为不检，但显然出家前的薛姑子是有（物质）目的的引诱了他们，这样，对于僧尼的批评就减轻了不少力道。
崇祯本保留这段内容，且把许多个「和尚」字眼删除，而把批评的焦点放在薛姑子本身，这些细微的改变，显示崇祯本的叙事者对于僧尼的反感是不如词话本那样强烈的。
皋鹤堂本书影
（二）对妇女态度之比较
《金瓶梅》一书很受肯定的一点，是对女性的重视，黄霖先生等撰写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一书即称许《金瓶梅》一书说：
「小说以十分细腻的笔触展示了这些女性的情感、肉欲和物质需求，塑造了各具特色的人物性格，其中虽然带有以男性的要求和欲望歪曲女性形象的嫌疑，但它毕竟显示出一种对女性的重视。」[44]
这段话说得极为中肯，因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似乎想要同情女性，但终究摆脱不了内化了的父权文化的影响，对女性形象有许许多多的扭曲。
试看下面这一段常被引用的「看官听说」的内容：
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欲无穷。又曰，啫欲深者，其天机浅。西门庆自知贪淫乐色，更不知油枯灯尽，髓竭人亡。原来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时必有败，古人有几句格言道得好：花面金刚、玉体魔王，绮罗妆做豺狼。法场斗帐，狱牢牙床，柳眉刀、星眼剑、绛唇鎗，口美舌香，蛇蝎心肠，共他者无不遭殃，铁尘入水，片雪投汤，秦楚强、吴越壮，为他亡。早知色是伤人剑，杀尽世人人不防。（黑体字部分崇祯本删除，另增「正如起头所说」六个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45]
陈翠英分析词话本的这段内容说：「以兽比喻女人，...又以刀、剑、鎗等言词隐喻女人充满杀伤力。...正因传统男性恒以偏颇的观点对待女性，视女性为性工具，后者因此被冠以祸水罪名，在两性世界中落得不平等的定位。」[46]
其分析颇切合实情。而崇祯本虽然保留了这一处「看官听说」，却把那一大段充斥着将女性妖魔化字眼的部分删除了，只保留对于西门庆的议论。
至于那一首「二八佳人」诗，批判的是好色的「愚夫」，未必对女性带有贬义。
崇祯本第1回即引此作为开场诗之一，并于诗后议论「财色」的利害，再从财色的无常带出西门庆故事，所以79回西门庆死时，重提这首诗，显然具有点明「色空」题旨的作用。[47]
现在我们再来看崇祯本所删掉的词话本那两则批评妇女的「看官听说」：
第9回删掉的是：
「看官听说：世上妇人眼里火的极多，随你甚贤惠妇人，男子汉娶小，说不嗔，及到其间，见汉子往他房里同床共枕，欢乐去了，虽故性儿好杀，也有几分脸酸。」
第69回删掉的是：
「看官听说：水性下流最是女妇人，当日林氏被文嫂这篇话，说的心中迷留摸乱，情窦已开。」[48]
上列两则：前一则是以月娘为例，批评正室毕竟不能忍受丈夫纳小；后一则以林太太为例，直接指斥妇女「水性下流」。
小说中会出现对女性如此偏颇的批评，唯一能解释的，是叙事者预设的「隐含读者」，即其口中所说的「看官」绝大多数是男性，且那些男性读者恐怕也多半是三妻四妾的，因此也会害怕妻妾红杏出墙。
但无论如何，这些评论绝对有违其「重视女性」的初衷（如果有此初衷的话），崇祯本把它们删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再对照前引69回「看官听说」中删掉的部分，更可以证明，比起词话本的叙事者，崇祯本的叙事者才更有资格说是「重视女性」。
但不能否认，词话本有时也出现对女性较为公允的议论，比如第14回：
看官听说：大抵妇人更变，不与男子汉一心，随你咬折钉子般刚毅之夫，也难防（「防」字崇祯本删）测其暗地之事。自古男子治外而女治内，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妇人坏了者，为何？皆由御之不得其道故也。要之在乎夫唱妇随，容德相感，缘分相投（崇祯本「夫唱妇随」四字移此），男慕乎女，女慕乎男（崇祯本删去八个字），庶可以保其无咎，稍有微嫌，輙显厌恶（删去八个字）。若似花子虚终日落魄飘风，谩无纪律，而欲其内人不生他意，岂可得乎？」[49]
陈翠英对此也做了分析，她认为：
「前半段文字视女子为男性控驭之对象，女子一旦变节乃是男子失控所致，这话仍然贬抑女子。后段文字则似将男女置于比较对等的地位，甚至认为花子虚咎由自取。」[50]
此一分析笔者相当认同，花子虚确实是咎由自取。不过「稍有微嫌，輙显厌恶」这八个字，显然是针对李瓶儿而发，还是不大公平，好像花子虚犯的过错不够大似的。
其实以花子虚的所做所为，何止是「稍有微嫌」而已？崇祯本删掉这八个字，对李瓶儿红杏出墙的批判口气也就更为和缓了。
值得补充的是，崇祯本第四回在写西门庆勾搭上潘金莲并共枕同欢之后，比词话本多了这么一段内容：
「却说这妇人自从与张大户抅搭，这老儿是软如鼻涕脓如酱的一件东西，几时得个爽利？就是嫁了武大，看官试想，三寸丁的物事，能有多少力量？今番遇了西门庆，风月久惯，本事高强的，如何不喜？」[51]
此处的「看官试想」可以说是「看官听说」的变形，叙事者现身提醒读者设身处地，想想潘金莲之所以不安于室，实乃情欲得不到满足之故，并非她天生淫贱。
此一议论，显然也有替潘金莲缓颊之意。
上述的讨论也可以和胡衍南有关两种版本诗词运用的比较相印证，他说：
「绣像本（即崇祯本）其实藉高达五、六十首的回首抒情诗，以及为数也还不少的乐曲、戏曲，提醒读者正视女性处境的艰难，这在小说史上也是空前的！...绣像本《金瓶梅》早就开始珍惜女性了。」[52]
虽然词话本同样也有关心妇女的描写和评论，但一经与崇祯本比较，便觉得有许多不足之处。
本小节透过两种版本「看官听说」内容相比较，证明崇祯本叙事者对妇女更能关心与体谅，其态度与词话本的叙事者相比，是更加值得肯定的。
前文曾引寺村政男的话，说《金瓶梅词话》「看官听说」内容的「批判性是缺乏的」。
他所说的「批判性」，当是指政治方面的批判而言，确实这种批判，在两种版本的「看官听说」中都是看不到的。因此本小节只就「对出家人的态度」，以及「对妇女的态度」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研究结果发现：崇祯本的叙事者对出家人也有负面批评，但态度上比词话本宽和许多；至于在对待妇女的态度方面，则崇祯本的叙事者比起词话本，对女性有更多的体谅和关怀。
四、结语
日本学者小野忍说：「一比较那些地方（指二种版本内容的相异之处），不得不认为新刻本是词话本的修订本。」
但他也觉得「词话本里许多歌曲、戏曲的情景，尼僧的说教，道士、算命者、医生的言词、作者对于读者劝戒性的言语等，或许是因为这些同情节无关，但每每删节，这就不好了。」[53]
确实词话本保留了不少社会史料和说唱艺术，全部删掉有些可惜，不过就情节的需要而言，这些删改却也是必要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两种版本都能受到重视，并且继续流传下去。
因此，本文虽然透过「叙事者」的角度进行比较，证明无论在叙事者的多元运用，或在叙事者思想观念方面，崇祯本都要比词话本更胜一筹，但绝不敢否定词话本的价值。
词话本也好，崇祯本也好，应是各具擅场，两种版本都是中国小说史上值得珍惜的瑰宝。
本文作者 徐志平 教授
注 释：
[1] 魏子云：《金瓶梅的幽隐探照》，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页35。不过魏先生也曾经说过：「如今，可成公论的是，所谓『崇祯本』的『金瓶梅』，乃是由『金瓶梅词话』改写而来。」见所著《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页105。
[2] 见梅节：<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载《吉林大学学报》1988年第一期。
[3] 【美】韩南着，丁贞婉译：<《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载《韩南中国小说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186。
[4] 同上注，页195。
[5] 王汝梅：《金瓶梅探索》，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55。
[6] 黄霖：<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载中国金瓶梅学会编：《金瓶梅研究》第一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2。
[7] 黄霖：<《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6卷第1期，页4，2006年1月，。
[8]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页652。[9] 石昌渝：<《金瓶梅》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辨－《金瓶梅》版本系统再认识>，收入盛源、北婴选编：《名家解读《金瓶梅》》，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478。
[10] 见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词话本」），1963年，第十一回页3；闫昭典、王汝梅、孙言诚、赵炳南校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会校本．修讧版，以下简称「崇祯本」），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修订一版，页131。
[11] 【日】 荒木猛：<关于崇祯本《金瓶梅》的补笔>，载《徐州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4卷3期，页14、17，2008年5月。
[12] 见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载氏着《中国文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239-240。[13] 【日】寺村政男：<《金瓶梅》从词话本到改订本的转变>，文载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页226-243。
[14] 见胡衍南：《金瓶梅到红楼梦－明清长篇世情小说研究》第四章，台北：里仁书局，2009年。
[15] 【日】阿部泰记：<论《金瓶梅词话》叙述之混乱>，载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页290。
[16] 王汝梅：《金瓶梅探索》，页52、53。
[17] 胡衍南：《金瓶梅到红楼梦－明清长篇世情小说研究》，页174。
[18] 【法】热拉尔．热奈特着，王文融译：《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第172、17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9]「崇祯本」，页16。
[20] 「词话本」第五十一回，页5-7。
[21] 「崇祯本」页658。
[22] 托多罗夫引申热奈特对于话语的分析，将话语在作品中的插入按其层次分为三类：直接引语、间接引语，以及讲述式话语。所谓直接引语，「即话语不经过任何改变，这种语体有时也叫做『传达式话语』。」间接引语或「转述式话语」：对话的「内容」被保留下来，但在语法形式上却成了小说叙述者的讲述。见【俄】兹维坦．托多罗夫着，黄晓敏译：<文学作品分析>，载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页61。[23] 「崇祯本」，页716。
[24] 「词话本」第六十回页1。[25] 「词话本」第五十五回，页1。
[26] 【美】韩南着，丁贞婉译：<《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韩南中国小说论集》，页180。
[27] 「词话本」第七十七回，页17-18；「崇祯本」，页1105。
[28] 「词话本」第九十回，页3；「崇祯本」页131。
[29] 或称为「叙述者干预」，参见谭君强：《叙事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页72。
[30] 引自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页268。
[31] 【日】寺村政男<《金瓶梅词话》中的作者介入文－「看官听说」考>，载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页259。
[32] 陈翠英：《世情小说之价值观探论－以婚姻为定位的考察》第四章<贪欲．财色．权力：《金瓶梅》两性世界重探>，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6年，页96。
[33] 【日】寺村政男：<《金瓶梅》从词话本到改订本的转变>，载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页239。
[34] 在<《金瓶梅》从词话本到改订本的转变>一文中说有46处，见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页237；在<《金瓶梅词话》中的作者介入文－「看官听说」考>一文中则说有45处，见同书，页245。
[35] 同前注引书，页245。
[36]【日】寺村政男<《金瓶梅词话》中的作者介入文－「看官听说」考>，载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页247。
[37] 见胡衍南：《金瓶梅到红楼梦－明清长篇世情小说研究》，页171。按，胡衍南在本页中说崇祯本将词话本的「看官听说」删掉了三分之一，说法不够精确；又，注54说词话本第18回「看官听说」强调西门庆不该只听金莲枕边言语即疏远月娘，绣像本（按即本文所称之崇祯本）删去，似乎有误，崇祯本页229仍保留了「看官听说」四字及以下内容。
[38] 【日】寺村政男：<《金瓶梅》从词话本到改订本的转变>，载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页238。
[39] 尹恭弘：《《金瓶梅》与晚明文化》，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页57-58。
[40] 以上分别见「词话本」第八回页11、二十回页14、六十八回页3。
[41] 见「词话本」十二回，页18；「崇祯本」页157。
[42] 见「词话本」四十回，页4；「崇祯本」页520。
[43] 见「词话本」五十七回，页10；「崇祯本」页747。
[44] 黄霖、李桂奎、韩晓、邓百意着：《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页359。
[45]「词话本」七十九回，页9-10；「崇祯本」页1141。
[46] 陈翠英：《世情小说之价值观探论－以婚姻为定位的考察》第四章<贪欲．财色．权力：《金瓶梅》两性世界重探>，页98。
[47] 田晓菲认为：「绣像本（即崇祯本）所强调的，则是尘世万物之痛苦与空虚，并在这种富有佛教精神的思想背景下，唤醒读者对生命－－生与死本身的反思，从而对自己、对自己的同类，产生同情与慈悲。」其说更把「色空」扩大到「尘世万物」皆空，已富于哲学义蕴，见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前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6。胡衍南对她的说法提出了一点修正，他说：「绣像本欲藉『佛教』精神召唤人们的同情与慈悲，其实也是入世的、世俗化（非教义上）的佛教。」见胡衍南：《金瓶梅到红楼梦－明清长篇世情小说研究》，页74。
[48]「词话本」第九回，页2、第六十九回，页4。
[49]「词话本」第十四回，页7；「崇祯本」页176-177。
[50] 陈翠英：《世情小说之价值观探论－以婚姻为定位的考察》第四章<贪欲．财色．权力：《金瓶梅》两性世界重探>，页100。
[51] 「崇祯本」，页57。
[52] 胡衍南：《金瓶梅到红楼梦－明清长篇世情小说研究》，页173。
[53]【日】小野忍：<《金瓶梅》解说>，文载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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