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教育 重新思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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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指导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认知，主要来自两种分裂的知识体系。一种是教育学的理论知识。从传统教育学的视角来看，技术只是一种工具，教育本质不变。另一种是信息技术专家知识。当技术专家面对人这个复杂对象的时候，在其他领域积累的知识和做法就不适用了，出现了很多过度的预言。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和实践的左右摇摆，就是受到了这两种专业思维的影响。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跟这种分裂的认知有密切的关系,急需开展对教育发展变革有实质、持久影响的新教育研究。

从人类认知的源头来看，ICT技术与7万年前的口头语言、公元前数千到数百年间产生的书写文字、500多年前的印刷机、100多年前出现的电报、广播电视等，属于同一类技术。这一类技术的主要作用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表达、交流、协作的传播生态环境。“人与人之间”意味着知识积累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认知”现象，应该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媒介技术对社会、知识产业、教育教学的影响。遗憾的是，当下关于教育信息化的研究，无论是教育学、还是技术专家倡导的学习科学、神经教育学等，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了“个体认知论”上。中国教育信息化要走出一条创新之路，就必须超越现有学科的狭窄视野，从跨学科的视角，建立全新理论认知体系。

基于这一判断，本文追根溯源，从社会认识论的视角，重新解读媒介技术与教育、人、社会、知识生产的关系，为教育信息化创新与探索，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框架。

一、重新定义教育和人

1、重新定义教育

在传统的教育理论中，技术似乎是一个外在的要素。“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这一表述本身也说明，信息“技术”是“课程”以外的要素，因此，“回归教育本质”这一口号在行动层面的落实，就是要求技术“融合”到课程中，而“教育本质”巍然不动。

什么是教育本质呢？真的存在一种不受媒介技术影响的、恒定不变的教育本质吗？本文抛开现有的“教育”定义，通过对一个文盲和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两者之间认知结构的比较，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教育。

通过比较发现，文盲和受教育者的第一层次的差别是，是否掌握了一套符号识读能力。这里的符号，指的是语言、文字、数字等，所谓读、写、算等基本素养，本质上就是符号识读能力。符号识读能力紧接着带来了第二层次的差别——头脑中关于世界的观念。文盲头脑中对世界的看法，主要来自于他/她的一手经验（即亲身经历），包括他/她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父母是谁，到过哪些地方，从事过什么工作，接触过什么样的人和事等。这些一手经验构成了他/她对世界的全部认知。相反，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人，头脑中关于世界的绝大多数看法并非来自“一手经验”，而是来自“二手阅读”。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地球是圆的”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有多少人亲眼看见过“地球是圆的”？不仅如此，人类是在接受“地球是圆的”这个常识之后，又过了数百年，才有能力把航天员送到外太空，亲眼见证了“地球是圆的”这个经验事实。由此可见，对于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人来说，头脑中关于世界的认知绝大多数不是来自“一手经验”，而是来自“二手阅读”。

这里的“二手”指的是“他人”所见、所思和所想的符号化表达。“他人”包括时间意义上的他人——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也包括空间意义上的他人——如当代的美国人、英国人、欧洲人等；“他人”还可以是一个群体，例如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伙伴们；还有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康德、黑格尔等科学家群体，他们通过跨时空的合作探究，建构关于世界的“超验”的真理和知识，大大拓展了普通人的认知空间。今天的人，我们可以到希腊去旅游，但是回不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的那个“古希腊”，我们只能从古人的记录中去“游历”2000多年前的那一个“希腊”。由此可见，“二手阅读”是让一个人超越生命的时、空局限，从“超我”视野审视“自我”生活意义的必由之路。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二手阅读”是一个人的“一手经验”和个人见解传播给了另一个人。第一个人把所见所思所想以某种形式“编码（encode）”——表达出来；这样的“表达”借助于特定的传播媒介技术，传播给不同范围的人群；第二个人有幸接触到这个符号文本，通过阅读去“解码（decode）”前者所描述的事实和洞见，从而增厚、延伸个人的经验和认知空间。人的认知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符号和载体在这两者之间提供了一个跨越时间、空间的信息传播通道，如图1所示。

人₁的观察思考——编码（encode）——传播信道——解码（decode）——人₂的知识见解

图1 教育传播模型

这里的符号、载体和通道，就是支撑人类教育发展的媒介技术（Media Technology）。

由此可见，从教育起源的第一天起，媒介技术就一直“居于”两者之间，负责把人₁和人₂连接起来，让“他人”的经验和智慧不会随死亡消失，照亮了后来者的生命历程。离开了“编码-传播-解码”这一套传播机制，人类“个体”的经验和智慧就无法积聚，就不可能形成“人类”整体的知识和经验，教育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没有“媒介技术”所构成的传播机制，就没有教育！

在人类历史上，支撑教育发展的媒介技术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变革，最早的口头语言，以及后来的手工书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参考文献1）。今天，一个人分享“他人”经验和智慧的方式，也混杂着看（实地观察）、听、读、观、浏览等多种媒介通道，可以用图2的公式，来描述一个人的受教育经验。K代表一个人脑内对世界的认知；φ代表一个人的认知计算函数，对他/她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信息进行认知加工。

K=φ（到的地方，接触的人，读的书，看的视频、浏览过的网页，网上交流等）

图2 一个人的受教育公式

这个公式把“一手经验”和“二手阅读”纳入了同一个公式；包含了口头对话、基于书本的学习，利用视频/网页/微信等多种技术环境；还包括了正规教育（Formal Education）、非正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非正规教育（Non-Formal Education）等不同的教育形态，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综合解释力，很好地定义了“教育”，并描述了教育与媒介技术的关系。

这个公式表明，从口头语言开始，作为一种表达、交流和沟通“中介”的媒介技术，就一直存在于人类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教育本质上就是通过“媒介”来学习；离开了媒介技术的支持，教育这种人类实践活动，就不可能产生、发展。

2、重新思考“人”

把媒介技术看作教育变革的“动因”，很可能被批判为“技术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相对立的观点是“人决定论”。持有后面一种论点者认为，既然连媒介技术都是人发明的，所以“人”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技术只能处于从属、工具的位置。这个观点粗看似乎很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推敲。核心问题在于：怎么定义“人”？

在教育学中，人是一个基础的核心概念，一个永恒的研究主题，但“人”也是一个没有经过严谨定义的概念。人是一个复杂概念。“人”可以指生物体的人（医学的研究对象），也可以指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人还可以指一个“人”，一群“人”，以及全“人”类。

一个“人”再伟大，也无法超越生命的局限。他/她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的所见所思，如果不以某种媒介记录下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这些识见和智慧也就烟消云散，消失在历史的风中。只有那些被记录的见闻和观点，才能汇入到人类智慧的洪流中。所以，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

一群“人”由若干个个体的“人”组成。个体的“人”借助于媒介技术所提供的表达和交流手段，相互沟通、相互协作，形成一个部落-社群。有了媒介技术提供的表达与交流机制，一群人可以分享生活经验，相互协作，从而提高群体中每一个个体“人”的生存概率。所谓的认知革命（参考文献2）描述的就是这一情景。人类教育就起源于这些琐碎生存智慧的交换和积累中，从而形成了一个社群（家族、部落）的共同知识。由个体的“人”到“社群”的建构过程中，离不开媒介技术所提供的这种交流机制！促成部落产生的最早的媒介技术就是口头语言。

借由口头语言、莎草卷/羊皮书、印刷书籍、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构成的这一套记录、汇集、整理和传播机制，一个个个体的“人”的经验和识见汇聚成了一群“人”的生存智慧；一群群“人”的生存智慧又通过代际传承，最终汇聚形成了全“人”类的知识财富。

综上分析，人类现有的这个知识系统建立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全“人”类观察、记录和思考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一个个“人”的观察和思考，知识没有来源；如果没有“媒介技术”的保存和传播，个体观察会随着生命的消逝而烟消云散。依赖媒介技术的接力传播，我们才能把个“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群“人”；把跨越不同时间、空间的很多个“一群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全“人”类。

由此可见，如果你只看到纸上的“文字和思想”，纸就只是一种工具；如果你看到由纸张和印刷技术所建构形成的社会传播生态结构，你就会发现知识依赖这一传播生态结构生产和传播；“民族”、“国家”这些群体概念，也是由交流媒介以及观念“粘合”而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参考文献3）。反过来，经历历史和时代的打磨形成的“群体观念”（所谓文化传统），又借助大众传播媒体影响着每一个个体“人”的观念和主观需求。在马斯洛的5层需求模型中，上层的“尊重”和“自我实现”都包含着社会对人“植入”的关于自我、自尊、成就等观念的影响。今天中国人对买房的欲念，关于成功标准的认知等，很多都来自于大众媒体的“植入”。

因此，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如果要建构一个个体“人”的模型的话，或许可以表达为：

人 = 生物属性（医学研究对象）+认知结构（教育学、心理学研究对象）

数千年来，个体“人”的生物属性变化缓慢，但是人的认知结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早期智人头脑中的认知主要来自看、听、闻、尝、舔、触摸等亲身体验（所谓“一手经验”），现代人的认知结构则既有来自个人的“一手经验”、也有通过系统教育获得的知识体系（纵向的人类认知积累）、还包括大众媒体带来的时代思潮的影响。如图3所示。

 

图3 早期智人与现代人的认知结构差别

从图3可以看出，早期智人头脑中的“认知”，主要来自一手经验；而现代人头脑中的“认知”，包含了一手经验、(基于书本等印刷媒介的)学校教育，还有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环境获得的知识和信息，受到外在的传播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

综上分析，我们重新定义了个体“人”的概念，并提出了一个人的受教育公式。对这两个概念的重新定义，明确支持了本文前面的论点：没有媒介技术，就没有人类教育！

 

参考文献： 

郭文革，教育的“技术”发展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3).137-157

[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23-24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