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导致工业技术及与之相适应的、有助于管理社会发展过程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机制的形成。工业化生产、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和理性的自主个体是现代化的根本标志。社会转型全方位进行,尤其是政治现代化,是专制制度向立宪政体过渡,政治权力从传统精英向现代化精英转移。
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秉持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价值观及优先发展方向会出现分歧。在多民族国家,现代化易使民族问题激化。这一切几乎注定将加剧社会紧张程度和冲突。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现代化越顺利,社会冲突可能性越大。
现代化促进了俄国等级向阶级的转变,这是个进步过程。但是,大多数居民本身更倾向于等级结构。其原因在于,贵族想保留自己的特权，商人担心自己同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混在一起,尊严会受到损害;僧侣害怕竞争，而农民则很清楚，在任何非等级组织中自己都处在底层。
西化对社会上层的影响大于下层,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对城市的影响大于农村,对首都的影响大于其他城市。现代化过程伴随着附带的破坏性后果:社会和民族间紧张关系加剧,冲突、暴力和犯罪率上升等。这些导致城乡之间、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社会等级之间、地区、职业和民族群体之间发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使现代化过程充满艰辛和曲折。
社会文化分裂是俄国现代化造成的消极后果，社会真正分裂为少数接受西化思想的精英和大多数继续坚持俄国传统价值观的民众。同样,从价值观体系、政治取向和社会理想角度,精明的西化少数派并非一个统一体,而是分裂成自由派、激进派、保守派和守旧分子。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冲突和分裂逐渐累积，革命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革命的直接原因在于不同精英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自由激进社会团体领袖领导的新精英集团希望自己主导帝俄日益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借助革命浪潮从旧精英罗曼诺夫王朝和保守派官僚——手中夺取政权。
革命成功的关键，是自由民主群体与革命群体结成联盟以及旧官僚精英承认新秩序。多数旧官僚精英早就赞同反对派的思想倾向。然而，当俄国革命真正施行后，国家又开始面临了诸多新问题，这又给统治者带来了挑战。
改革后,起源于18世纪70年代的俄国公民社会发展迅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公民社会的许多结构性要素形成:大量的志愿性社会组织、持批判性思维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政权高度重视的社会舆论。1905年后出现自由报刊、政党等。
在俄国,原则上形成了确保社会向国家传递社会诉求的机制以及以立法机构和媒体为主要形式的监督制度。19-20世纪初俄国的政治过程经历了重大变化，其最关键职能的履行由政府部门、传统的等级管理机构过渡到公众媒介、志愿性协会、议会、政党等。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团体的变化。
其原因在于,第一,专制制度担心失去自己在国家管理中的主导地位;第二,社会团体希望沙皇和政府能够按照实际力量的对比同自己分享政权。基于权力之争,双方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有能力使俄国摆脱困境,因此希望获得国家拯救者的角色以及挽救和管理国家的权力。
利用战时政策的目的不是进行战争,而是革新政治制度和社会。专制制度的反对派倾向于将强有力的国家视为能够结束俄国落后状况的政治理想和具体手段,双方首先就如何以国家为主导改变俄国现状的问题展开斗争。
至少在战争期间,新旧精英结盟、反对派与沙皇结盟是解决政治纷争的最有效、最合理途径。而事实恰恰相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国内矛盾激化到顶点。反对派担心沙皇获胜将强化君主制度,相信自己能够使国家走向胜利。
这种情况下,利用沙皇政府短暂衰弱的时机,反对派推翻了君主制度。但是,临时政府没能阻止国内危机的加深以及革命的蔓延。十月革命爆发,随后俄国退出战争,盟国取得的全部胜利果实化为乌有。
新精英无力掌控革命,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成为自己所倡导的民主主义的认知。取得政权后,新精英不愿意,似乎也已经无法放弃自己提出的纲领——一旦尝试,就会失去平民的信任和支持。
问题在于,战争条件下依靠民主作为解决积弊的主要手段是严重失误。为应对战争挑战,所有参战国政府都强化了对生活各领域的干预,限制民主自由,尽管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相反,临时政府背离正常思维,推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自由化改革,包括分权制度和地方自治民主化,从而导致中央彻底失去对各省的控制。
在所有问题上,包括粮食、土地关系、地方管理、军队纪律、军需供给等,临时政府都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众。结果,临时政府无法落实自己面临的主要任务——动员一切资源战胜敌人。
农民饱受土地不足之苦,要求没收属于非农民的私有土地,以此满足自己业已增长的物质需求。这些愿望得到主要政党,某种程度上包括最高政权的鼓励。国家提供的大量帮助，导致大俄罗斯省份农民滋生出依赖他人的心理。这些帮助主要包括各种补贴和减免欠税,农民称之为“沙皇配给品”。
1891-1908年,政府共免除债务和发放补贴五亿卢布左右。这笔数额根据各省土壤肥力和村社土地所有制推广程度按比例分配。18个接受补贴的中部黑土区、伏尔加河中下游以及乌拉尔山西部省份，几乎占全俄债务的90%和整个欧俄粮食债务的80%以上。
但是,1917年末到1918年实施的土地重新分配政策表明,不可能通过剥夺财产解决农民缺少土地和收入低的问题。从中期乃至长期看,只有耗时长、投资大的农业技术革命能够提高福利水平。沙皇政府从1906年起将斯托雷平农业改革作为自己政策的基石,它所实行的恰恰是农业技术革新方针。
工人希望工资能较快增长、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完整的社会性措施——医疗保险、失业保障、伤病保障等。在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下不可能完全满足这些要求,但沙皇政府努力通过法律途径改善工人的状况，这才使得工人权益得到保障。
俄国存在社会经济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加深了社会紧张程度。应该说,俄国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水平适中,略高于苏联时期,但明显低于欧洲发达国家。20世纪初俄国的贫富收入约相差6倍,而1990年为4-5倍,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这个数字很快攀升到15-17倍。
各个时代以及所有国家都有许多人对自己的物质状况不满,俄国当然不能例外。改革后,大部分领地贵族和白衣修士的福利水平下降,但未必可以说领地贵族普遍衰落。
20世纪初,工人抱怨的通常不是半饥饿的生活,而是其物质需求,尤其是迅速增长的精神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日益增强的个性和自尊感没有得到尊重。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不只限于集体抗议,而是经常带着讼状到民事法庭起诉。这些都显示出工人们渴望自己作为个体得到尊重。
1872年和1902年的两次大规模调查显示,针对废除农奴制以后农民的状况,同时代人存在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农奴解放后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农民的生活恶化。
但最令人不解的是,所有人都强调,农民的需求和收入出现增长,同改革前相比,他们的吃穿条件更好了。可见,大家普遍认为,从绝对意义上看,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改善幅度与民众的预期不一致,而且落后于需求的增长。因此,许多人觉得农民的生活状况不如以前。
军事上的失败应归为特殊因素。历史社会学家发现,统治阶级的地位随着战争胜负而变化。胜利总是伴随着国内爱国主义的高涨、统治阶级和国家威信及合法性的提高,失败则恰恰相反。
为使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发生实质性变化,通常需要三次连续的胜利或者失败。国家和统治阶级发起对外冲突的愿望与其希望的合法性水平，同实际合法性水平之间的差距成正比。
在俄国,沙皇代表着国家和统治阶级,因此,仅在1904-1917年的13年间两场战争中的连续几次惨败就严重损害了国家、统治精英以及沙皇本人的威信。正是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动摇了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所以才造成民众物质上的贫困。
同时，这也使战前勉强控制在一定范围的社会矛盾暴露无遗。为激进政党利用战争带来的困难和宣传革命创造了机遇。战争同样导致生态灾难。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帝国变成“逃难者的海洋”,这些人为了生存同生活更为安逸的阶层展开斗争。
现代化理论认为,20世纪初俄国革命的起源是18-20世纪初俄国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一解释更有说服力。俄国革命没有任何独特之处,但它并非必然发生。俄国现代化的发展失衡,对经济、社会、民族和地区的影响不同。社会紧张程度加深,异常行为、暴力和犯罪行为等破坏性副作用显现。
在此基础上,生产领域、社会阶层、地区集团和民族共同体之间发生严重矛盾和冲突。为解决这些问题,当局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而且主导方向总体上正确。正像反对派坚持的那样,在经济和财政资源短缺、居民文化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条件下,试图利用休克疗法迅速而激进地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是一种冒险。
但社会经济问题只是革命的先决条件，俄国革命的直接原因在于不同精英集团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充当了革命行动的领袖、鼓舞者和组织者,民众则为其巧妙的宣传所吸引。
个中原因有二:第一,离开民众的支持社会集团无力推翻君主制度和守住政权;第二,民众的参与保证了推翻政权行动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初革命的先决条件不是社会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革命并非注定不可避免,但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严重误判最终导致革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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