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表法理结构的形成
中国历史上出现国家政权的治理形式，大概可追溯自夏朝的部落联盟阶段，历经商周之变，至西周建立分封制而初具规模。即周天子将王室宗亲或重要功臣派往封地建国，以血缘及亲密关系为杻带，形成诸侯拱卫王室、共治天下的统治策略。周人把君主德行视作天命转移的依据，确立嫡长子继承在内的宗法伦理政治秩序，制定礼乐作为核心价值的外在规范形式。周天子以享有天命自居，暗含了周政权为天下唯一共主的宣示。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年代，孔子号召克己复礼，实际上要求通过克制私欲的方式恢复周礼，在政治上重建大一统共主的权威。不过，孔子所谓的儒家仁政，注定只能是大一统政权的价值观和目标，而无法成为实现统一的方法论和工具。西陲秦国改行法家严刑峻法的方式，在统治范围内推行郡县制，进而发展为君主专制、对地方直接管理的中央集权统治策略。随着秦王嬴政指派大军席卷天下，自称始皇帝，以秦制作为大一统政权的基本框架，这种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的方法论，在漫长的政治实践中曲折前进，及至清政权的覆亡。
古代中国的运营系统存在了两千余年，取决于两个基本的前提。其一，东亚地区地理板块相对封闭的外部环境。即东方和南方面临大海，西南、西北分别为高原和大漠阻隔，东北森林连接着极寒之地。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是天下国家的思维，所谓普天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过天下真正的范围，主要限于东亚的儒家文化圈；其二，农业文明为其主要区域生产方式的内部环境。即汉民族为代表的农耕族群是这一区域的主体，包括部分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渔猎族群，南方少数民族的高原和山地族群等。
皇帝制度诞生后，古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经历了定型、完善到成熟、固化的过程。其中西汉政权中期，将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列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王道的价值观和法家霸道的方法论，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最本质的特征。西汉政权设计出察举制度推荐人才，将儒生士人引入组织体制。最高统治者以及成为组织体制主体的文官大大夫势力，通过自上而下各级行政司法合一的机构，釆用严密户籍控制的编户齐民制度，征发兵役和徭役，征收赋税，从而进行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动员。价值观、方法论、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首次高度统一，国家政权运营系统模型获得了稳定的结构。
最高统治者的作用
共有八位杰出的帝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秦汉时期的秦始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隋唐两宋时期的隋文帝、唐太宗和宋太祖，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明太祖和康熙帝。其中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和明太祖，分别为第一、第二和第三帝国治理制度的奠定者，而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康熙帝，又分别完善了这些制度，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秦汉帝国阶段。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是皇帝制度的发明者，把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的统治策略推至天下。国家以严密户籍控制的编户齐民制度，进行有效的资源动员。他没有釆纳部分儒生效法周天子分封诸侯的建议，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汉武帝刘彻开拓疆土，将儒家思想作为大一统国家的核心价值，通过察举、征辟等选才制度，把平民儒生引入组织体制。他创立了决策性的内廷牵制外朝，这成为历代统治者巩固君主专制权威的基本操作。
汉光武帝刘秀真正实践了以儒家教化凝聚人心，他要求体制内的文法吏学习儒家经术，儒生掌握吏治专业，促进了两者融合而成士大夫政治群体。在光武帝的主导下，士人、民众构建起忠于儒家精神、汉政权品牌和皇帝本人的三位一体信仰体系，发展为国家治理的巨大向心力量。
隋唐帝国及两宋、辽金对立阶段。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的局面，全面恢复汉制，确立了中央三省六部、地方州县两级的组织体制。他开创的以个人才学而不是以门第取才的科举考试制度，深刻影响了唐宋明清各代运营系统的政治结构。唐太宗李世民被北方各族尊推为天可汗，创立了帝制时期最为开放、最为自由的运营系统。他通过加强谏官、封驳等程序性制度措施，自我约束和管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为太子留下《帝范》十二篇，强调皇帝个人的君德修行，这成为后世帝王模仿的榜样。
宋太祖赵匡胤釆取抑武重文、强干弱支的组织体制原则，弥补了隋唐运营系统的某些制度性缺陷。他规定不杀上书言事之人，对于民间的文化、经济活动不予干涉，为儒学的复兴以及平民士大夫势力崛起，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元明清帝国阶段。明太祖朱元璋将科举考试内容局限于忠君的朱子理学八股文上，公开廷杖大臣，剥夺士大夫以道统自居的优越感。他废除了丞相制度，有计划地屠杀功臣，设立锦衣卫监视臣民。一方面实行兵民合一低成本资源动员的卫所制度，一方面对大多数农民实行轻徭薄赋和免租的政策，将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发展到君主独大的形式。清圣祖康熙帝落实了对台湾、外蒙和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他在实施君主一个独裁统治策略的同时，一定程度推行了儒家价值的仁政，即一方面镇压不同的意见和思想，一方面尽量保证顺民能有饭吃的底线。
比较有意思的是，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和明太祖，四位帝制时期建立制度最具影响的帝王，都被传统史家评价为不折不扣的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将国家变成巨型的监狱和刑场；汉武帝穷兵黩武，人口大量出现非正常死亡，臣下发生极小过杀即可能被肉体清除；隋文帝刻薄寡恩，屠杀前北周皇族及功臣故交，不断出台收缴兵器等社会管制政策；明太祖嗜杀变态，残忍杀戮功臣、豪族和名士，恢复野蛮的殉葬制度等等。
四位帝王中，秦始皇、隋文帝和明太祖分别是大一统王朝的创立者。秦始皇和汉武帝还被后人称为大帝，这一称呼应该意味着对于统一国家、开疆拓土的特别贡献。四位所谓的暴君，在统一国家、开疆拓土和建立制度的作为，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在说明，在帝国的条件和逻辑下，建立制度和统一国家、开疆拓土情况相同，从来都是胜利者以暴力压迫的方式完成。
另一方面，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清康熙帝，四位完善制度、倡导文治的帝王，又被认为是內圣外王最优秀的最高統治者。即把儒家的價值和法家的方法完美地結合起來，在不改变暴力压迫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争取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满足民众最基础的生存需求。汉光武帝善待功臣，偃武修文、不事边功，薄徭役、省刑罚，不失儒生的本色；唐太宗强调国以民为本，尊重信仰自由，虚心接纳各种进谏；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优待功臣以及前朝皇室、割据势力的统治者；康熙帝饱读儒家经典，以较为宽容之心对待民众、大臣和诸皇子。
四位帝王中，汉光武帝、宋太祖重建或新创了统一的王朝，唐太宗和康熙帝被称为大帝。如果根据国家运营系统平衡的程度，以及最高统治者的能力、品德和治理业绩，对于皇帝制度下的四百余位君主综合打分，他们应该可列入最高分的前四位。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康熙帝创立的运营模式，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经典案例。
大一统王朝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上述的秦始皇、汉光武帝、隋文帝、宋太祖和明太祖之外，唐高祖李渊的光环被儿子唐太宗盖过，清太祖努尔哈赤局限东北一地，必须一提的还有汉高祖刘邦、晋武帝司马炎和元世祖忽必烈。
汉高祖本人在制度的开创性上并无特别的贡献，但他却是连接秦始皇和汉武帝之间最关键的人物。汉高祖保留了秦代的皇帝制度，选择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之后又清除异姓诸侯王，意味着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再无回头的可能。晋武帝一心追求儒家王道的合法性，忽视法家严刑峻法的方法论，对宗室、外戚、功臣和士族等各种势力过于优容，对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失于防范，确认缺乏统驭能力的接班人，是造成魏晋南北朝阶段治理体系崩溃的责任人之一。
元世祖忽必烈是第一位以少数民族身份统一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仅能列为过渡性的人物。他以武力和因俗而治的原则进行统治，治国缺乏明确的核心价值，继续扩张和敛财的早期目标，既实行某些汉制、又保留蒙古旧制，表现出蒙汉相杂的冲突和混乱。
大分裂时期，一些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天下重现统一和有效治理，作出了超越本民族利益的贡献。氐族前秦天王苻坚服膺儒学的核心价值，推崇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第一次主动进行了少数民族创建儒家国家运营系统的尝试；鲜卑族北魏皇帝元宏延续了均田制、租调制和三长制改革，全面推进激进的汉化政策，经过西魏政权宇文泰关中本位价值与府兵制的发展，为北朝重建天下大一统政权奠定了资源的基础。
契丹辽朝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光德等总结出南面官、北面官制度，即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针对汉民族和契丹等少数民族两种不同运营系统，创造了少数民族主导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性形式，为元朝、清朝的统一提供了制度先例。
大环境、价值观和方法论
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和持续，首先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对于大环境、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洞察、掌控。其中运营系统的大环境，除了东亚大陆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外部环境，帝制时期国家内部的环境存在着基于农业文明的两种基本状态。王朝初建，往往是大规模的战乱结束之时，人口下降、田园荒芜，与民休养生息是社会上下普遍的心理；王朝通过瓶颈期后，社会恢复繁荣，国家掌握了充足的资源，对外征战又成为某些人群渴望建功立业的内心冲动。最高统治者如果不能深刻洞察这些社会需求的变化，国家推出的公共政策就会出现偏差。
秦朝、隋朝统一中国后，秦始皇、秦二世和隋炀帝继续滥用民力，兴建各种大型工程，不断对外发动战争，是造成系统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代之而起的西汉、唐王朝总结前朝教训，实行轻徭薄赋、减少扰民的政策，国家获得了安定发展的局面。
价值观是贯穿历代王朝统治国家的理论。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和法家等思想，对于帝制大一统政权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分别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儒家主张仁政和伦理秩序，可以改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却不能为夺取政权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法家总结严刑峻法、高度压迫的策略，将国家打造成战争机器，但无法形成汇集全民共同的理念。道家提倡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是王朝休养生息阶段的思想来源，难以成为支撑巨型国家的长久治理方案。
汉武帝抛弃了西汉早期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将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天人合一儒家学说，正式列为大一统国家的统治理论，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法家霸道的统治策略，披上了一件儒家王道的价值外衣。魏晋南北朝时代，士族名士转向道家的玄学清谈，外来的佛教兴起，成为某些统治者的宗教信仰，进而出现了儒释道合流的社会思潮，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儒家经学凝聚国家价值的功能。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韩愈等士大夫鼓吹恢复儒家学说的唯一权威性，发展了孟子道统论，两宋时代重现儒学的黄金岁月，至宋理宗时期，终于将程朱理学作为新儒学权威定于一尊。明清两代统治者强化了程朱理学中忠君的教条，明太祖朱元璋任意删改《孟子》相关内容，康熙帝、乾隆帝以道统的最高权威自居，这些将儒学彻底作为实现法家专制工具的措施，虽然压制了思想自由，社会出现某种停滞或僵化的现象，但系统仍然是稳定的。
对内压迫和对外扩张，体现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策略的法家内核，这是王朝运营系统保持循环反复的必要条件。尽管统治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宽仁政策，但这不能改变从上而下、层层控制的系统压迫性的本质。针对豪族、士人和平民等社会各种势力，最高统治者釆取了限制、利用和防范等多种措施。其中豪族指地方上拥有势力的家族，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不仅占有相当的土地，还控制了一定数量的依附人口。国家对于豪族势力的打击，其实是出自争夺资源控制能力的需要；
士人势力指处于在野地位的儒生知识群体，是组织体制中文官势力的主要来源。儒生士大夫有时候将坚持价值正确，放到比服从皇帝个人意志更为重要的位置。东汉、北宋、明朝和清朝的晚期，多次出现士人势力结党抗争皇权的事件；
平民势力是指豪族、士人势力以外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广大民众，又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为主体，是国家征发兵役、徭役和征发赋税的主要对象。秦统一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反映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深刻的矛盾。
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中原王朝对外政策无不以建立大一统秩序为己任。即使国力不足一时采取防守态势，本质上仍然坚持天下中心的扩张思维。这种对外关系的对象，包括割据的地方政权、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其他境外政权等化外对立势力。其中以汉民族为主的其他割据政权，历来被中原王朝视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价值的严重障碍。一旦各方面条件成熟，必将坚决予以铲除；
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存在，是帝制时期统治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无论战与和，都必须首先宣示自身的正统地位。蒙元、满清入主中原后，同样以天下正统自居，表现出比汉民族王朝更强的扩张性；
其他境外政权，包括部分位于当今中国之外的邻国，这些中原王朝的武力不足以征服的地方，和部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起，共同构成了朝贡体制之中的藩国。统治者自视为天下唯一正统的皇权治理体系，从不承认其他运营系统平等的存在。
组织与资源
最高统治者是帝制运营系统的中心，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和持续，还取决于皇帝驾驭组织体制内各方力量，调整各种机构，合理提升资源的控制与动员能力。组织体制内部统治集团大致由两部分力量组成，即依附皇权的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宫廷势力，以及功臣、武将和文官等朝廷官僚势力等。历朝宗室对于拱卫皇帝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产生了重大的弊端。西汉、西晋和南朝各代，以及元明两代期间，多次发生藩王作乱、自相残杀的事件。
外戚被作为宗室的替代而引入组织体制，统治者可能出于外戚缺乏取而代之合法性的考虑，但是，自两汉时期起外戚专政，不断出现了侵犯皇权、觊觎帝位的案例。最高统治者对于宗室、外戚势力的防范远甚于利用的一面。
宦官势力作为皇权的延伸而存在，统治者将宦官当作平衡宗室、外戚以及外朝官僚的工具。不过，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宦官势力反仆为主，东汉、唐朝和明朝的某些时期，一些宦官首领实际控制了朝局，造成统治集团内部极大的混乱。这些反过来又促使最高统治者，对于宦官的职责制定严格的限制措施。
朝廷官僚力量中的功臣势力，在夺取过程中贡献巨大，一旦新的王朝建立，反而成为皇帝必须加以防范和控制的对象。历朝开国君主格局不同，决定了功臣势力不同的命运，但是，不论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优容功臣，还是朱元璋有计划地大规模屠杀，本质上都是为了巩固皇权而预作的政治安排。
武将势力是各朝最高统治者猜忌的重点，大动荡的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武将势力篡立成为常态。宋朝的统治者实行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等军事制度改革后，这种现象基本上得到了制止。
文官士大夫势力是朝廷官僚力量的主体。汉武帝将体制外的士人势力引入统治集团，随着汉光武帝促成体制内的儒生、文法吏合流，士大夫文官政治演变为中国帝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组织特征。士大夫一度垄断儒家经学的解释权，部分儒学世家形成士族，控制了组织体制高层的大部分岗位，发展到东晋时期门阀家族专政。
隋唐时期建立科举考试取士制度，平民士大夫出现在组织体制的各个层面，这种制度至北宋时逐步成熟，贵族政治正式落幕，在保证最高统治者君主专制权威不可侵犯的前提下，形成了君主与文官士大夫共治的统治形式。
明清两代的皇帝通过思想控制、制度改变，将文官士大夫降至秘书和附属的地位。不过，明朝部分大臣为了坚持道统仍选择和统治者抗争，清朝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汉族士大夫势力重新进入体制中心。
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政权层面，最高统治者对于组织体制机构的调整，无不出自强化集权的考虑。秦汉时期丞相为外朝百官之长，在程序上对皇权形成某种制约。汉武帝创建中朝即内廷制度，将以丞相为首的外朝，转变为政令的执行机构。汉光武帝将内朝抑制外朝的做法制度化，权力交给仅中层官员负责的尚书台。
隋唐政权以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长官组成的集体宰相制度，取代秦汉丞相个人开府，相当于将前朝的内廷，正式固定为国家权力机关。宋朝中书省、枢密院和三司使分领行政、军事和财政，分别向皇帝直接汇报。
明太祖罢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六部直接统属于皇帝，之后设立内阁，实际地位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清朝沿袭了明代的内阁六部制度，又先后成立南书房、军机处等内廷机构，将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发挥到极致。
秦朝对于地方实行郡县两级治理，西汉武帝出台刺史制度，把全国划为十三个部，每年秋天巡视郡国。隋朝恢复秦汉两级治理，将地方政权佐官的任命权全部收归中央。
北宋将藩镇节度使的各项权力收归中央，实施秦汉、隋唐前期的两级治理，之后在州县之上安排路的单位，设立功能不同的平级管理机构，分别负责财政、司法和军政等事务，对应中央政权相关部门。这种对于地方政权组织体制进行分权制约的机构设置，成为元明清各代地方治理的基本模式。
对于人力、财力和其他物质资源的控制、动员，体现了帝制治理体系的国家能力。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确立了严密户籍控制的编户齐民制度，即国家根据掌握的民众户口，征收田赋和人头税，征发徭役和兵役。这种农业社会最基本的资源动员方式，贯穿帝制时期主要的朝代。
两汉皇帝打击豪族势力，即是为了限制其隐匿依附人口、兼并土地，从而保证国家税赋、徭役和兵役的基本盘。西晋短暂统一后，承认了士族地主占有附属人免除赋役的特权，这种妥协直接导致了东晋及南朝各代，国家控制的资源严重不足。隋唐起自北朝，北魏政权连续推出均田制、租调制和三长制的系列改革，实际上是编户齐民制度在北方汉区的恢复，随即西魏政权推出府兵制，部分实现了兵农合一的军事资源动员方式，从而奠定了统一国家的资源基础。
唐朝中期之后，均田制度遭到破坏，府兵制军事资源动员方式无法为继，国家改行募兵制，后又推出两税法，这种方法被两宋政权全面延续，国家大为增加了养兵成本。明朝开国后曾实行类似府兵制的卫所制度，至中期后又逐步瓦解，不得不恢复历史上的募兵制。
相较之下，北方少数民族的金、元和清等政权，最高统治者分别实行猛安谋克、千夫长和八旗制度，均为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方式。这些既是围猎或放牧的生产单位，又是战时军事行动的战斗单位，还是国家基层的行政单位，一旦战争爆发，所有成年男子自备战马、兵器和粮食，其成本之低、效率之高，都是中原农耕政权难以模仿的。元明清帝国时期，天下政权运营系统大部分时间为少数民族统治集团掌控，这种资源动员上的优势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走出历史的循环
如果沒有发生鸦片战争，中国两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治理体系，将可能继续和发展下去。尽管运营系统可能爆发周期性的危机，以致发生王朝衰亡、朝代更迭，但只要新的王朝建立，统治者对于失衡的关系进行调整和恢复，运营系统将会得到重新地启动和延续，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匹配和平衡，从而进入下一轮的反复，形成了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及郡县制为统治策略的独特闭环和循环。
尽管通过丝绸之路或海上的航线，中原王朝与中东、欧洲等地发生过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但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上其他治理体系，至少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对于古代中国的运营系统并无影响。在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这片地球东方辽阔的土地上，无论是野蛮暴力造就的皇权系统，还是理性思辩孕育的文治体系，无论是长时期的分裂、对峙和战争，还是繁荣兴旺的大一统王朝，以汉人为主体的农耕民族，与其他部分游牧、渔猎民族相互碰撞、融合，始终是不曾改变的创造者。
黑格尔曾经评论，中国古代没有历史，只有王朝的循环，甚至连发生的事情都是重复的。这实际意味着古代中国治理体系顽强的生命力。在古代交通、通讯都较为落后的条件下，维持这样超大规模巨型国家的大一统政权，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
欧洲、中东等地出现过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多个政权，崩溃后再也没能获得重建。在古代中国治理体系成熟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聚全民共同价值的作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策略中的相关制度、法律和政策，士大夫文官政治为根本特征的组织体制，编户齐民的资源动员方式，等等，尽管存在着种种弊端，至少在相长的历史阶段是符合国情的。这种在独立环境中发展出来的治理经验与教训，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治理文明的重要贡献。
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古代中国治理体系存在的内外条件逐步发生了改变。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西方列强以贸易立国，这些殖民者远渡重洋，虽然尚未觊觎东方天朝，但是，已经在福建、广东和台湾等地造成骚扰。
十九世纪中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先进大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封闭的大门，强行将中国清政权带入西方主导现代民族国家治理体系。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俄国、日本和德国等工业化后发国家，更进一步侵略和肢解中国的领土、主权，将清政权的运营系统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在旷古未有之奇变面前，清政权的统治者从固步自封、掩耳盗铃、惊慌失措到屈膝投降，逐步失去了主导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原先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中的农业文明国家，突然被置身于完全不同的大环境中，在世界大舞台的博奕和竞争中，处在了落后和被主宰的位置上。中国社会在向工业文明的被动转型中，从统治理论到统治策略，从组织体制的团队视野、机构设置，到人力、财力资源动员的方式，都已无法适应现代国家系统运营的需求。历史呼唤着新的时期全局性的解决方案。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我们已经可以平静地探讨古代中国治理变迁中的得失成败，让历史从不同的维度告诉世界与未来。这既是作者数十年学习、研究的成果，也是身为炎黄子孙的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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