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对话
鼎革与变迁
编者按：
最近，由百家讲坛引发的关于明清史的讨论屡屡见诸媒体和网络，关于明清易代的评价更是成为知识界乃至草根阶层关注的热点。为此，《历史研究》编辑部还专门组织了国内十余位明清历史专家举办了“明清对话：鼎革与变迁”的高峰论坛，以对话的方式，就明清易代之际的一些争议问题进行了辩驳。本刊特约三位学者做了关于明清易代评价问题的笔谈，旨在打破明清史研究的隔膜，搭建一个对话和交锋的平台，将讨论引向深入。这里，我们把三位学者的观点介绍出来，以期读者在阅读中各取所长，有一个更客观、更全面的心得。
清代“大一统”的新观念
李治亭
在我国历代王朝中，清朝是最值得重视的少数几个王朝之一。她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集历代之大成，取得了多方面远迈前人的成就。其中，最需要大书特书的业绩，就是提出“大一统”的新观念，破除千百年来“华夷之辨”的传统旧观念，成功地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一国多制的多民族国家。
“大一统”是孔子著《春秋》阐发的政治理念。如《礼记》为“大一统”做了最通俗的解读：“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此即大一统之义也。”据此可知，“大一统”的含义，即天下统于一个政权，一个政权统于一“主”。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西汉著名的儒家学者董仲舒高度评价“大一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强调“大一统”是社会运行的一条法则，古今通用的准则，“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上引见《汉书》）历代政治家们皆以“大一统”为其政治理想，以统一国家为己任。因此，不论国家分裂多久，迟早会归于一统。很可惜，迄今研究孔子及儒家学说，很少提及“大一统”，更谈不上研究。当然，清朝实践“大一统”也不被人们所认识，不能对清朝做出正确的评价。
应当指出，儒家所主及历代皆实践的“大一统”，存在严重缺欠，这就是把“四夷”的少数民族排除在外。春秋时期所倡“大一统”思想，可以概括为“尊（周）王攘夷”，正如汉代史学家班固所解释：“帅诸侯，朝天子，正天下文化，兴复中国，攘却夷狄。”这就把“夷狄”排斥在“大一统”之外，此即“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意，又有“内中国而外夷狄”之说，将华夏后来称汉族者视为“内”，周边少数民族为“外”。将两者严格区分内外，故其“大一统”，重在“诸夏”的统一，而“夷狄”则是“诸夏”的附庸。秦始皇筑长城，成为区分华夷的一道新的天然分界线。《汉书》称：“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长城即“为中国之竟（境）界也”。自秦以后，直至清以前（元除外），历代固守长城，成为千百年来“华夷”的分界线，“大一统”则止于长城脚下。但是，历代并不放弃“夷狄”，恰恰相反，他们将“夷狄”收为附属，实行朝贡制，与中央王朝保持臣属关系。从广义上说，居住在边疆地区——长城以外的民族也涵盖在“大一统”之内，却不是完全的、彻底的“大一统”，属于形式上的“大一统”。因此，历代“边患”不绝，征伐不断，战事不息，就在于这种形式上的“大一统”，并没有真正将边疆与民族实行如内陆郡县制的管辖制，每当中央衰落，或“夷狄”强盛之时，就会发生“内忧外患”。
可见，“大一统”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民族问题。直言之，唯有解决少数民族的真正统一，也就真正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在清以前，都没有解决这个困扰历代王朝千百年的“老大”难题。
在简要地概述“大一统”的起源、涵义及历代实践之后，我们才认识到清朝实践“大一统”的划时代的意义。
清朝“大一统”的思想，源起于清入关前时期。努尔哈赤创建后金政权，占据辽东，掠汉人为奴，“诛戮汉人，抚养满洲。”努尔哈赤严格区分满汉，排斥汉族。他是站在满族的立场上，视汉族“非吾族类，其心必异”，同样是“华夷之辨”的一种民族观念。皇太极即位后，明确地表达他的民族新观念。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无论是法律审判、承担差徭及公务，满汉人不得有差异。10年后，他进一步重申：“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即平等对待。他把他的民族新观念，皆付诸实践。如，改善汉人的生活状况，给汉人以新的社会地位，优礼汉官，吸收到国家各级政权，等等。后金转危为安。皇太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新的民族政策，反映了民族观念的重大变化。不仅壮大了后金的实力，而且也为未来建立“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开其端，奠定坚实的基础。实践很快证明：清入关后，他的子孙们承袭他的民族新观念，不断突破“华夷之辨”的旧传统，把民族“大一统”的新观念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顺治帝不只是继承了皇太极的皇位，更重要的是，继承其新的民族观，并把它发扬光大。他君临天下，面对远比东北地区更为广大的汉人，反复倡导“满汉一体”的新观念。他说：“历代帝王，大率专治汉人。朕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他指出历代“专治汉人”，排斥“四夷”，实际就是对“华夷之辨”的批判，引导“满汉官民，俱为一家。”
康熙帝又把前辈们的“大一统”事业推向前进，明确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他所说的“天下”，包括满、汉、蒙及其他各民族，视为“一家”，体现出“中华民族”为一体的大民族观。这就与历代汉族王朝所主的“汉人天下”观划清了界线。他的一项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就是于康熙三十年宣布废除长城：从此不再修长城，长城万里不再设防。废长城，也就撤除了分隔“华夷”2000年的一道藩篱，取消了分别“内外”的界线，也就使“华夷之辨”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实现了康熙帝的“中外一视”的政治理想！
从理论上批判“华夷之辨”，正确阐述“大一统”思想，当推雍正帝。《清世宗实录》、《大义觉迷录》等典籍已记录了他的精彩论述。这里，只摘引几句：清朝“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追根溯源，“华夷”各族，自尧舜以来，皆属“一家之人”，如“满、汉各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国）外之分别也。”各民族之人，只有“籍贯”之不同，不能分为“中外”。他痛斥著名学者王夫之、吕留良等人鼓吹“华夷之辨”，说：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是“逆天悖理”！他们指“夷狄为异类”即“禽兽”。雍正帝斥为谬言，指出：人与禽兽之分，在于能否行“伦常之理”，岂能以华夷——不同民族“而区别人禽”呢？
雍正帝的理论批判和阐述，这在300年前，实为前人所未发，为同时代人所未识。雍正帝不愧为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
雍正帝的论证，标志着清朝民族“大一统”新观念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是对儒家“大一统”理论的划时代的发展。清朝坚持“大一统”，为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清朝的民族新观念及其政治实践，在今天仍有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
关于清朝历史定位的思考
白新良
民国元年前后，出于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需要，革命党人和学术界进步人士皆对二百余年的清朝统治持否定态度。而今清朝灭亡已近百年，以客观态度重新审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便成为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我认为，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诸方面，较之于此前历代王朝，清朝均有超越。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早在入关之前，清朝统治者即树立了统一全国的勃勃雄心。明朝灭亡后，在摄政王多尔衮统率下，清朝统治者立即挥师入关，着手实现统一大业。历经数十年经营，不但将明朝旧有疆域悉收版图，还将长期割据的少数民族政权逐一清除并成功地抗拒了沙俄入侵，将广袤的边疆地区置于中央政权直接控制之下，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统一。这些成就，不但中国古代割据一隅的少数民族政权难于望其项背，也大大超越了所有统一过全国的汉族王朝。进入近代以后，面对西方列强入侵，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清朝政府又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尽管由于社会制度落后，这些抗争屡屡失败，但却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瓜分灭亡中国的野心和梦想，为数亿中国人民及其后代子孙保存了可供生息繁衍之地。就此而言，清朝政权功不可没。
此前，受儒家内华夏而外夷狄传统思想影响，中国历代汉族王朝皆将环据中原地区四周的少数民族视同犬羊禽兽，以致国内民族关系长期紧张并多次发生民族冲突和战争，给各族人民造成沉重的灾难。作为一个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体所建立的全国政权，早在入关之前，清朝政权即重用汉官并通过联姻方式与蒙古各部建立了牢固的关系。统一全国之后，又采取措施，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并将联姻推及准噶尔、回疆，吸收各族政要参与中央、地方政权管理，从而彻底改变了此前历代王朝通过军事征服实现民族融合的旧方式。这些措施，进一步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加快了境内各民族融和的进程。正是因此，进入近代之后，面对西方列强入侵，境内各民族志士仁人和数代先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前仆后继，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形成了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就增进民族团结、促成中华民族最后形成而言，清朝政府这些成就亦可圈可点，功在千秋。
还需指出，在实现中国古代向近现代过渡、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清朝亦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入关以后，为了统治人口逾亿的中原人民，数代清朝皇帝饱怀忧患意识，异常勤政。经过长期摸索，对旧有统治机构、制度、政策进行改革。其于机构改革如于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另设军机处，并将之作为政权中枢，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其于传位制度，则摒弃实施两千余年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而改行秘密建储，保持了政局长期安定。其于中枢决策则皆经多重机构反复商议而后付诸实施，从而避免盲目性、随意性，使之更加符合实际。其于文书运行则于原来渠道之外，另创廷寄、奏折，以使信息输送更加准确、及时。
对于民生，清朝历代统治者亦极为关注。雍正间推行地丁合一制度，最终取消了实施上千年的人头税，使得赋役负担更加合理。终清朝一代，长期推行劝垦政策，推广优良、高产品种、提倡改进耕作技术等项政策使得耕地面积增加、产量提高。对于兴修水利、治理黄河、修建江浙海塘工程，亦态度积极，认真负责。此外，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还多次大规模蠲免钱粮，赈济灾民，施行救荒政策。所有这些，使得社会长期安定，经济发展，人口激增，由明朝末年的一亿左右增至四亿以上，国民经济总产值一度雄居世界之首，具备了一个国际大国所必需的要素。同时，还重视教育，编修群籍，文化事业空前繁荣，社会文明程度较之前代大有提高，亦为后世保存了可贵的古代文化遗产。进入近代以后，在与西方列强的抗争过程中，又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洋务，创办近代工业，并进行变法维新，着手政治改革。正是这些，推动了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并最终完成了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过渡。
当然，由于清朝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中国又达二百余年，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亦不可忽视。其主要者，一是因其原来社会发展阶段颇为原始落后，入关之初，在一定范围内，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长期存在。二是封建专制制度加强，监察机构职能薄弱。尤其是雍正间实行台省合一，取消监察机构批评最高统治者的权利。凡此，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进步。虽然如此，作为一个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如此突出贡献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清朝仍占据着特殊的重要地位。
从明中后期到清前期
——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考察
毛佩琦
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逻辑发展线索。大一统的君主宗法制社会，经过了一千五百余年的发展，已经明显地开始了转型——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在没有受到外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野蛮扭曲的情况下，这种转型将会沿着自身的轨道迈向近代。但是明清易代改变了这一历史轨迹。我认为，清朝统治是推迟中国近代化的根本原因；清朝统治二百余年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下面，就让我们从明清对比，具体说就是从明中后期到清前期的对比中论证我的观点。
一
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大量涌现。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制度、黄册制度、赋役制度——与以前历朝大同小异——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明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明帝国在通海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逐步放开海禁。中国在海外贸易上显示出雄厚的实力。中国是当时东方海上贸易的重要角色。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在国内市场，白银已成为普遍的价值衡量标准，因为商业活动发展以致造成白银短缺，万历年间的采矿热正反映了这种深刻的社会背景。
但是，长期战乱和明清易代改变了这种局面。清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各地一片荒凉。河南地区“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江南各省“大兵所至，田舍一空”；湖南两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江西、福建、广东沿海由于迁海“尽夷其地空其人”清朝取代李自成入主中原后，满族贵族、官吏、满蒙汉八旗士兵及随从人员、奴仆大量涌入关内，为了他们的享乐生活需要和保证军事供给，他们开始大量圈占土地。以北京地区而言，皇帝圈占的内务府庄田，达到九千顷；各旗王公宗室的庄田达一万三千三百余顷；八旗官兵的旗地达到十四万余顷。这种圈地，在经济上与关内原有“经济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更为严重的是，在被圈占的土地上，生产方式倒退到农奴甚至奴隶制。大量的战争俘虏、被掠人口、罪犯家属沦为奴隶。一时间，人口买卖颇为盛行。与此对应，在世界的那一边，英国人也在圈地，但那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圈地却在向农奴至奴隶制倒退。这颇具讽刺意味。
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二
在科学技术上，明代同样也处于近代化的前沿，虽然明代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正向新的突破点的逼近。
耶稣会士利玛窦曾这样称赞明代中国的天文学水平，他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清楚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何况我们的成绩是与全世界人士通力合作而得到的。”清朝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李明参观过北京观象台后，说：“这些铜制机器已经制造七百年了……无论是存放地点的宏伟，还是机器设计制造的精美，远非欧洲人所能比。”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想方法上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有了这样的成就，在中国知识界中就有一种将其向前推进的动势，就能够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去接纳异质的但是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明末西学东渐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本身。中国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面临转型的边缘。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即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个中国学术与世界科技同步发展的机会。东西方经过长期各自独立的发展，一同走到了近代的边缘。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逆转。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在政治高压干预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由民间推动的，是自下而上并得到朝廷鼓励的。清朝顺治、康熙时期，清朝与对西方传教士的科技交往仅限于朝廷。他们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梅毂成、何国宗等在其编纂的介绍自晚明以来传入中国的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和算术知识的《数理精蕴》中宣称：这些西学“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也就是说，西学源于中学。“西学中源”说颇可使“天朝大国”的骄矜心理得到满足，但它却导致故步自封，导致对新事物蔑视和拒斥。
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爆发了汤若望教案。“徽州府县民杨光先”上书攻击汤若望，“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他甚至极端地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罗马教廷解散了耶稣会，由传教士传入西学的过程也就停止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耶稣会的活动得到了恢复，但西学东传却一直没有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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