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1894年10月，停泊于朝鲜大同江口的日本军舰。
参考消息网6月24日报道 甲午战争之前40年，以《日美和亲条约》为开端，日本德川幕府先后与英、俄、荷、法等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受到了严重损害。14年后，推翻幕府统治后的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德川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些不平等条约就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的起点，它充分展示出这个后发国家的鲜明特征。
如何尽快摆脱不平等条约，改变屈辱的国际地位，成为明治政权成立伊始就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日本究竟应该怎么办？确立什么样的国家目标？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这个目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的狂潮中，日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西方列强为样板、走强权之路、最终成为列强一员的发展目标。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表施政纲领，明确宣告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武力“开道”，打开“国运”
但是，这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像英国那样成为全球性的殖民帝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以金钱开道，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势力。因此，在列强争夺世界的角逐中，赤手空拳的日本提出的口号和目标是“东洋霸主”，选择的方法和手段是“武力扩张”。
明治政权的核心人物山县有朋提出，要想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国家目标，日本唯一能够依靠的手段只有“兵力”。只有兵强了，国才会真正富起来。如果“富国”和“强兵”二者发生矛盾，要毫不犹豫地把强兵摆在首位。这种“要富国必先强兵”的观点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占了上风，“武力扩张”被看作是弥补日本经济发展上先天不足的最好手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明治政权把武力扩张确定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企图以武力开道，砸碎不平等条约，打出“国威”，打开“国运”，实现其东洋霸主的美梦。
为了确保这一国策的贯彻落实，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在宪法体制建设中，把军权置于特殊地位。明治宪法在设计上将“军权”与“君权”直接连结在一起，使军权在权力层次内上升为一种至高无上和绝对的权力，一种高于议会、内阁、司法机构，且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特殊权力。这就是所谓“统率权独立”的原则，与之配套的还有“帷幄上奏权”，规定凡属军机军令之事，不需要经过内阁和议会，可以由军部直接上奏天皇，做出决定。这等于把国家命运攸关的战争机器放在了一个仅凭军人意愿就可以轻易启动的危险位置。
与特权地位相呼应的是，在政策层面上，军事预算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始终占有极高的比率，军事工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领头羊，扩军备战成为政府各部门都不敢怠慢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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