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国医大师简介（三）
生平简介
巴黑·玉素甫，男，维吾尔族，1934年7月生，新疆人，中共党员，主任医师。他出生于维吾尔医世家，师承于父亲，为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维吾尔医药》的代表性传承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七届政协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医药学会第三、四届名誉会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维吾尔医药分会名誉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维吾尔药分册》编者，维吾尔医药学本科、专科统用教材《维吾尔医药学教材》编写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医适宜技术筛选推广专家组顾问，国家维吾尔医肺病、妇产科临床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维吾尔医妇科、肺病科、脾胃病科学术带头人，《中华医学百科全书·维吾尔医药学分卷》编委。
1986年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干部局评为优秀专业技术工作者，1993年被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5年被国家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人事部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1995年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评为自治区优秀专家，2009年被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中华中医药学会成就奖，2012年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民族医药管理局授予“名中医民族医”称号。
60余年来，他积极投身维吾尔医药事业。在新疆维吾尔医医院发展初期，主动提供自己持有的大量处方，医院生产的37种国药准字产品中，20余种是他提供的处方。同时他还以各种方式培养维吾尔医骨干50余名。
主要业绩
1. 临床经验丰富，学术思想独特
巴黑·玉素甫善于用维吾尔医独特的理论体系，诊治各种疑难杂症。他利用维吾尔医学基础理论体系中的“体液学说”和“气质学说”，根据“四种体液”的变化状态和个体“气质”的变化，在治疗异常黑胆质性疾病——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方面有独到的学术思想和临床验证特色，深受各族患者的青睐，在全疆乃至中亚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2. 献计献策，为维吾尔医药发展贡献力量
为使传统的维吾尔医学得到发扬光大，造福世人，60余年来，巴黑·玉素甫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投身到维吾尔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在新疆维吾尔医医院发展初期，巴黑·玉素甫主动提供了自己持有的大量处方，供医院研发和生产。医院与武汉人福药业共同研制开发了37种国药准字产品中，有20余种为他所提供的处方，包括“祖卡木冲剂”、“木尼孜其颗粒”等广受患者欢迎和认可的药品。
3. 无私传承，倾囊相授
作为医院的学术带头人，他在重点专科、重点学科建设及科研项目研究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是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目前已毕业继承人2名，正在培养继承人2名。与此同时，他还以各种方式培养了维吾尔医骨干人才50余名。
“十一五”期间，国家启动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民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示范研究”课题，确定了巴黑·玉素甫为民族医研究对象之一，巴黑·玉素甫积极配合课题组，按计划开展和完成了各项工作。
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共卫生资金项目——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及适宜技术筛选推广项目启动，巴黑·玉素甫担任了该项目的专家组顾问，并以他的维吾尔医药理论为指导，在长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以新疆地区常见病、多发病为研究对象，结合其维吾尔医药理论体系、诊疗规范、治疗方案及院内制剂和外治（非药物）疗法技术等规范化研究等关键问题，在区内开展以多中心联合进行临床基础研究、临床疗效评价研究、常用院内制剂规范化研究、外治（非药物）疗法技术操作规范研究，形成了能够体现维吾尔医药特色优势的外治（非药物）疗法技术，并使之成为学得会、用得起、成熟的规范化诊疗技术规范。
4. 医德高尚，患者第一
从医60年来，巴黑·玉素甫坚持廉洁行医，恪守医生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他诊治的患者已有数万余例，其中近百例患者因为家境贫困，得到了免费诊治。如今，巴黑·玉素甫年事已高，身体远不如从前，但面对专程远道而来的患者，他仍然热心地为其看病诊治，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 “医者仁心”。
生平简介
石仰山，名锡煜，男，汉族，江苏无锡人。1950年高中毕业，从父石筱山学习中医伤科，针灸，外科，并师从黄文东医师攻读医学经典著作。1955年开业行医，1968年进上海市黄浦区崂山地段医院任伤科主治医师，1980年调入黄浦区中心医院，1987年任黄浦区中心医院副院长，伤科主任医师至今。同年被推荐为上海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伤科学会主任委员，聘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中医药大学首批兼职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名誉委员。1990年9月任黄浦区中医医院首届院长。1983年，1985年，1987年三次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1986年获全国卫生文明工作者，1991年首批享受国务院津贴的高级知识分子，1992年为黄浦增辉十佳个人，1995年评为上海市名中医。上海市继承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研究班指导老师。
他申请的颈椎病、腰腿痛、骨质疏松症等课题三项，均通过市区级科学成果鉴定，其中一项获上海市科度进步三等奖，两项获黄浦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主要业绩
1. 理伤原则
石氏理伤基本原则是按照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概念，在论治时注重内调气血，外理筋骨，损其有余，补其不足，顾及损伤兼邪。在掌握辨证论治的前提下，采用内治与外治结合方法进行具体施治。
（1）气血兼顾，以血为主，以气为先：气血兼顾是治伤的总则，但应分清气与血的病变。故一般损伤，多属气滞、血瘀兼而为病，治疗则宜活血化瘀为主，而佐以理气，其治更当“以血为主。”一般的内伤，其治多“以气为先”，而予顺气行气，佐以活血通络。总之“以血为主”是气血兼顾之常法，“以气为先”是气血兼顾之变法，间若出现脏腑功能失和者，则相应而调之。
（2）审虚实，施补泻：这是理伤内治所掌握的原则，其要是在流通气血，一般说来，损伤之初，何论内伤外伤，多数属气滞血瘀的实证。秉赋素弱而损伤者，属邪实正虚，虚中挟实之证。治疗当先调补虚怯之体，然后祛瘀，或攻补兼施，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而言，往往祛瘀在先，尔后调补肝肾以壮筋骨，扶助脾胃以资化源而养气血。“脱力劳伤”。在治疗上，注意先天与后天相互资益关系。
（3）重视损伤客邪的兼治：凡临床出现损伤兼及风寒、痰湿等邪气合而为病的一系列症状时，先生谓之“兼邪”。其症每每反复发作，善用麻桂温经汤以祛邪宣络，活血止痛，痛甚者亦可酌加草乌及虫类搜剔药用之。
损伤后所致的气滞血瘀，进而亦可耗伤气血，而使营卫不固，故筋骨损伤失于气血濡养，每易使风寒湿重者乘虚侵袭，乃为邪实正虚之疾。常运用黄芪五物汤或当归四逆汤等酌加党参、白术、姜黄、川芎、红花、鸡血藤等扶正达邪、活血通络。
痰湿入络，是一类常见“兼邪”，对这类“兼邪”常以牛蒡子合白蚕同用，发展至仰山先生辈成为牛蒡子汤，加减变化而广泛应用于临床。其主治病证也很广泛，但总不外乎“风”、“痰”、“湿”三字。
2. 手法特色
石氏说：“手法是医者用双手诊断和治疗损伤的一种方法。”手法首先是用于诊断的，比摸患处以了解伤情。摸法在历代文献中都曾提及，石氏则在运用摸法的过程中还注意比，与健侧比与正常情况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楚地通过手法获得诊断。以往，没有条件用x射线检查以辅助诊断，比摸是极为重要的。现在，x射线检查十分普遍，而比摸手法仍不可忽视，还是伤科医师应掌握的基本诊断方法。只有亲手比摸，才能具体了解伤情，有时还可使某些早期在x射线检查中难以明确的骨折得到临床诊断。
诊断后即要以“稳而有劲，柔而灵活”的手法施以治疗。石氏“一般常以十二字为用，即：拔，伸，捺，正，拽，搦，端，提，按，揉，摇，抖（亦作“转”）”。拔，伸，捺，正主要用于正骨。唐代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治疗骨折就是用这四种手法。拽，搦，端，提则主要用于上骱。拽是向前拉，搦是握住，《世医得效方》说“拽直”，“搦教归窠”。端为端托，提乃上提。这四种手法应用时往往两手并用，左右分工。如右手或端或提，相机而行，左手为辅，或拽或搦；或助手拽搦，医者端提，互相配合。按，揉，摇，抖多用于理筋。《伤科大成》用治伤筋说：“轻轻揉捏”，“摇动伸舒”。抖是用手抖动，也有舒筋的作用。
石氏就是这些手法还指出过两点：一是“这十二法在应用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无论正骨，理筋，上骱，随着需要可以互相换用。”因此，不宜机械地划分这是正骨手法，那是理筋手法。二是理筋手法不独用于伤筋，“接骨前后亦须注意理筋，使之活动顺和”，“骨折接续后期，亦应以理筋为辅助手法”。这一点，石氏在临证时极为重视，目前仍有必要予以强调。
石氏还认为：“用手绑扎固定的方法，似亦可附列于手法之内”。这主要是说明其重要性决不亚于正骨复位。尤其是骨折整复后，石氏必亲手绑扎，多在损伤部位外敷药物及棉花垫衬妥后，用绑带先绑三圈，并在以后的包扎中注意使该部稍紧而得固定确实，两端则较松，能使气血流通。要求绑扎固定后的外观是匀贴的，复诊时当不松动，不变样。这样既能使患处不致再移位，又无包扎不当带来的肢体肿胀，筋脉拘挛之弊。
3. 用药特色
配伍就是按照病情需要和药物性能，有选择地将两种以上的药物合在一起应用。从中草药的发展来看，在医药萌芽时期，治疗疾病一般都是采用单味药的；以后，由于药物的发现日益增多，对疾病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因此对于病情较重或者比较复杂的病症，用药也由简到繁，出现了多种药物配合应用的方法。在由单味药发展到几种药配合应用以及进一步将药物组成为方剂的漫长的过程中，人们通过大量的实践，掌握了丰富的配伍经验，了解到药物在配伍应用以后可以对较复杂的病症予以全面照顾，同时又能获得安全而更高的疗效。因此，药物的配伍对于临床处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配伍应用的情况下，由于药物与药物之间出现相互作用的关系，所以有些药物因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但是也有些药物却可能互相对抗而抵消、削弱原有的功效；有些药物因为相互配用而减轻或消除了毒性或副作用，但是也有些药物反而因为相互作用而使作用减弱或不利人体的作用等等。对于这些情况，古人曾将它总结归纳为七种情况，叫做药性“七情”，如：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
（1）单行就是单用一味药来治疗疾病。例如用一味马齿苋治疗痢疾；独参汤单用一味人参大补元气、治疗虚脱等。
（2）相须就是功用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后起到协同作用，加强了药物的疗效。如石膏、知母都能清热泄火，配合应用作用更强；大黄、芒硝都能泻下通便，配用后作用更为明显等。
（3）相使就是用一种药物作为主药，配合其他药物来提高主药的功效。如脾虚水肿用黄芪配合茯苓，可加强益气健脾利水的作用；胃火牙痛，用石膏清胃火，再配合牛膝引火下行，促使胃火牙痛更快地消除等。
（4）相畏就是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其它有害作用能被另一种药抑制或消除。如生半夏有毒性，可以用生姜来消除它的毒性。
（5）相杀就是一种药能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如防风能解砒霜毒、绿豆能减轻巴豆毒性等。
（6）相恶就是两种药配合应用以后，一种药可以减弱另一种药物的药效。如人参能大补元气，配合莱菔子同用，就会损失或减弱补气的功能等。
（7）相反就是两种药物配合应用后，可能发生剧烈的副作用。
以上药性“七情”，除了单行以外，都是说明药物配伍需要加以注意的。
相须、相使，是临床用药尽可能加以考虑的，以便使药物更好地发挥疗效，一般用药“当用相须、相使者良”。
相畏、相杀，是临床使用毒性药物或具有副作用药物时要加以注意的。“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
相恶、相反，是临床用药必须注意禁忌的配伍情况，所以“勿用相恶、相反者。”
从应用单味药，到用多种药配伍，这是医药史上的发展，可以对表里同病、寒热夹杂、
虚中带实等病情复杂的病症给予全面照顾；对毒性药物可以使毒性消除或减弱，从而保证药的安全。
4. 诊治经验
伤筋的诊治可以分为三类：
(1)不显著的伤筋：常因劳倦过度而形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的寒湿伤筋，外面虽无显著现象，但《庄子·齐物论》“民湿寝则腰疾偏死”，唐成玄瑛疏“言人湿地卧寝，则病腰跨偏枯而死。”偏死的描写，似是说患处局部初起暂时失去正常的活动能力，久而不愈，以致恢复困难。外象无青紫肿胀呈现，但觉酸痛麻木。治疗：用敷料或膏药外治及汤剂成药内服，并辅以按摩的手法和针灸治疗。
(2)不甚显著的伤筋：往往在腕、肘、膝、踝等骱位，因蹩扭或支撑所致。外象无显著的青肿，但患处旋转失常。治疗：主要用捺正筋位的手法，并辅以敷料或膏药外治及汤药成药内服，更可参用熏洗法，但治疗过程较慢，而且易成宿伤。
伤筋是伤科临床极为常见的损伤，筱山先生指出：“初受之际，当按揉筋络，理其所紊”，施以必要的手法，另一方面，又“加以节制活动为要”，作必要的固定，药物内服外治“则当以化瘀通络”。手法与固定两项，目前临床上仍未予充分的重视和认真的运用，仅以一纸药膏为治的并不鲜见。能按石氏所述而做，才体现了中医中药治疗伤筋的特长，疗效当能提高。石氏又述伤筋后各种变化的治疗原则及多种辅助治疗方法，强调“是故筋之有关人身岂浅鲜哉，而伤筋之为病，其可忽乎，其治之严，可不谨耶”。足见石氏对伤筋这一常见损伤的治疗是很重视的。俗语所谓“伤筋动骨，一百二十日”，也是把伤筋与伤骨等同看待。所以切不可以为伤筋而未及骨仅是损伤轻症。因而治疗及调摄较为疏忽，致使其症日久不愈，或遗患于后。
石氏说的“若耽延时日，则筋膜干而成萎缩者”，与《内经》中的类似提法有些不同。《素问·痿论》所谓：“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其涉及范围更广泛一些，当然也包括损伤以后治疗失时所致。在伤科范畴内，这一段经文所指的多数是积劳所致的慢性劳损，常见于腰背臀部的慢性劳损，而石氏所说的是损伤失治而局部功能失用，如膝部伤筋以后，治疗及锻炼不当以致膝酸痛弱，筋络却牵掣强硬。至于“创伤较深，破筋绝者”，石氏早年用化瘀清热内服，合祛腐生肌外用，如开放性骨折中提到的方药，目前则多以现代医学方法扩创缝合，但在有些情况下采用中药治疗仍有独特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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