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些内容，是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不会告诉你的：
二千多年前，秦国依据法家的精密设计，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控制体系。在严格的秦制之下，是不允许存在什么“社会力量”的，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有什么“自治”了。法家设计的专制权力体系，涵盖了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君王“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以及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制民”之术，用商鞅的话来说，就是“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
秦制（法家）的“制民”之术，概括之主要有三：
其一，消灭、削弱社会的自生力量与自发组织，包括：
1、穷民、愚民、弱民。商鞅认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贫则重赏”， 意思是说，臣民有了财产，就会不在乎国家的赏赐，不那么听国家的话；商鞅又说，“民愚则易治也”；“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总而言之，要防止臣民获得抵御国家权力的力量。
2、压制“五民”。五民为《诗》《书》谈说之士（儒生）、处士（隐逸）、勇士、技艺之士（手工业者）与商贾之士。这五类人是秦制社会的异己分子与不安定因素，如果受到器重，则会导致臣民“轻其君”、“非其上”、“轻其禁”、“议其上”，挑战国家权威，所以他们必须列为重点打击的对象。后来的韩非子也将儒家、游士、游侠、依附贵族私门之人及商人归纳为国家必除之而后快的“五蠹”，因为五蠹之民不容易控制。
3、排斥良民，任用奸人。商鞅说，“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是不是有些不可理喻？原来商鞅敏锐地观察到，“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意思是说，如果任用良民，则社会将产生和睦之家庭，成为妨碍国家权力进入的小堡垒，而任用奸民，民间的亲缘纽带就会被消解掉，人们会觉得爹亲娘亲，不如秦制亲。
4、限制贵族势力。商鞅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贵族无军功不授爵；又“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贵族丧失了对地方之控制权。后世论者多认为这是进步，体现了某种平等的精神。其实我们更应该注意，贵族恰恰是当时制约王权的最重要力量，贵族势力的弱化与消失，等于推倒了通往皇权专制路上的最大挡路石。
5、瓦解宗法组织。秦国强制推行分户析居的政策：臣民“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国家只允许小型家庭存在，其目的是摧毁周制下的宗法与家族，使社会高度原子化，个人直接暴露于国家权力控制网络之中。灭六国后，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将六国残余贵族与富商置于皇权的近距离监视之下。
其二，给臣民设定单一、划一的社会生活程序——“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凡不利于农战的社会生活尽可能删除掉，包括：
1、“声服无通于百县”。什么意思？就是说，禁止奇装异服与靡靡之音在各个郡县流行，这样，农民就不会受到诱惑，从而一心一意为国家种田。
2、“废逆旅”。即取缔私营旅店业，这样，“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衣食，则必农”，即老老实实呆在土地上为国家生产，不制造麻烦。
3、“无得取庸”。意思是说，臣民不准雇用佣工，这样，懒惰之人就无法偷懒，佣工也将找不到混饭的地方，于是他们就会去务农。
4、“贵酒肉之价”、“重关市之赋”、“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即提高酒肉的价钱，对商业课重税，取消粮食交易市场，这样，商人就会对前途失去信心，农人就不敢经商。
5、“壹山泽”。国家垄断矿产、铸铁、煮盐等工业，这样，不仅可以断了游手好闲之民除了务农之外的谋生路，而且国家也能坐收山泽之税。
其三，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国家权力无孔不入，包括：
1、废礼治，立“法治”，令“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有论者以为这是从人治到法治的进步，未免有自作多情之嫌，法家的“法治”，其目的是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将全体吏民纳入法网的控制之中；其实质是以严密的成文法取代“三代”以来的判例法与礼俗（习惯法）之治，如果说判例法与习惯法天然地有利于形成独立于王权的司法体系，法家推动的国家立法则摧毁了司法独立的可能性。
2、编户齐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着，死者削”，即全体臣民必须登记户口，生了孩子或死了人，都必须向官府报告。
3、什伍连坐。“伍”指五家，“什”为五十家，什内“相牧司（举发）连坐”，人人有告奸之义务，“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4、“舍人无验者坐之”。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与店家一块治罪。这里顺便一提，商鞅后人被秦国通缉，逃亡至关下，欲投宿，店家不知他是商君，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长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就是成语“作法自毙”的来历。
5、设里亭制。郡县之下置乡，乡下置亭，亭下置里，“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皆秦制也。”这是一个可怕的社会控制系统：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伸入社会最底层——里，里是五十户家庭的编制单位，跟什伍制的“什”重合，换言之，在国家行政末端——里的下面，又以什伍连坐、编户齐民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置于国家法网的监视与控制之下。即使是个别脱离了户籍地控制网络的旅人，也将受到“投宿实名制”的监管。这种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的体制，我们不妨称之为“类极权”体制。
毋庸讳言，“类极权”体制的国家动员力是非常惊人的，秦人如同国家的生产机器与战争机器，在权力命令的驱使下，荡平六国；在统一海内之后，秦王朝不过2000万人口，却能役用40万人筑长城，50万人戍五岭，70万人建皇陵，70万人修阿房宫。不少论者认为古代专制统治技术不发达，所以才形成秦后社会“皇权不下县”的格局，但秦国在法家主持下建立起来“类极权”体制，却向我们展示了不可思议的统治技术：不是“不发达”，而是高度发达。
显而易见，秦制“类极权”体制，与自“三代”以来社会自发的、内在的礼俗秩序为敌，与国民的日常生活为敌，与人性中善的本能（人有四端）为敌，与人对结群（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对伦理（亲其亲）、对自由（帝力于我何有哉）的需求为敌，它注定是无法长久维持的。
要维持这个严厉的社会控制体系，必然是成本非常之高。秦制就像是一个开足马力的高功率机器，它力大无穷，但需要投入超量的燃油提供能源。这个“燃油”就是民脂民膏。《汉书》称，秦始皇统一天下，内兴土木，外征夷狄，老百姓要用收入的半数来交税，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秦制老百姓的税负，大约是先秦的二十倍——“既收田租，又出口赋（人头税），而官更夺盐铁之利，率计今人一岁之中，失其资产，二十倍于古也。”如此高强度的压榨，又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对秦制的离心离德。
于是，在看起来似乎平静、稳定的大秦帝国的地表下，地火涌动，等着从最薄弱的地方喷薄而出。这暗涌的地火，主要由两股力量组成，一是被秦制逼上绝路的平民。最典型者如陈胜、吴广，被征戍守渔阳，却遇上连日暴雨，道路被阻，无法如期抵达渔阳，而按照秦律，凡朝廷征戍卒，未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者，一律处斩。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这就暴发了大泽乡起义。陈胜振臂一呼：“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天下响应，可见，确实是“天下苦秦久矣”。
另一支反秦的重要势力来自六国残余贵族，他们跟秦王有灭国之仇，一直在伺机而动，如张良，本为韩国贵族后裔，其祖三代为韩相，秦灭韩后，张良以复国为己任，曾经刺杀秦始皇未遂。大泽乡起义暴发之后，六国贵族残余势力也收罗旧部，纷纷起兵反秦。张良率部投奔刘邦，并辅弼刘氏登上大位，建立汉朝。
汉承秦制，到武帝时代，儒家借“独尊儒术”之机，开始改造秦制。在社会治理方面，儒家推动形成了一个所谓“皇权不下县”的社会自治空间。之后二千年的时间里，这个自治空间虽然时有伸缩，却未曾消失过。
“皇权不下县”意味着国家权力在县以下的领域有所撤退（不是完全撤离），不同于国家对社会一竿子插到底（郡县—乡—亭—里—什伍连坐）的秦政制。汉代儒学的复兴，推动了国家权力的撤退，不仅体现在儒家对宗族组织的重新构建上，而且，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起点，儒家促使先秦的礼治在秦后得到部分恢复，礼俗作为习惯法的效力受到承认，成为与国家立法——刑律并存的规则体系。对于民众而言，地方的、民间的、自发的、传统久远的礼俗显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礼俗调节下，人们的合作、交易、纠纷仲裁，均可形成合理的制度、规则，而不需要国法出面干预。可以说，礼俗构成了一道有效隔离皇权渗透的屏障，有了这道屏障，社会的自治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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